黄牧甫崛起广州的文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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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而言,黄士陵被公认为篆刻巨擘,与吴昌硕南北并峙,不过近三十年间事。正当缶翁流风稍歇,黟山派以广州为据点,辐射全国,日益得到现代印家赞赏、模仿、学习,并尝试从牧甫精湛印艺中吸取养份,光其余绪。试观今日印坛名家,取镜秦汉之余受牧甫启迪者触目皆是,大有非儒即墨之概,他已是传统经典,供后人借古开今。
  黄士陵,字牧甫,亦作穆甫、穆父,别署黟山人,晚号倦叟、倦游窠主。安徽黟山人。幼失怙恃,但少年劬学,工铁笔,闻名乡里。其弟志甫序黄牧甫客南昌时所作《心经印谱》云:“兄八九岁时,诗礼之暇,旁及篆刻,自乌迹虫篆,以及商盘周鼎、秦碑汉碣,无不广为临摹。至今积二十年,酷暑严寒,未尝暂废,其嗜之之笃,至于如此。天下事未有嗜之而不工者,其所造亦可想矣。”而牧甫印艺之有所成就,却在光绪八年(1882)移寓广州及赴北京国子监入学之后。羊石是黄牧甫长久驻足的艺术舞台,不妨如此说,其书画篆刻在黟山孕育,在南昌发展,在广州成熟,果实累累;牧甫在岭南开枝散叶,其篆刻艺术至今在广东仍极具影响力,其他流派难以企及。有论者以黄牧甫发轫岭海,号为粤派。如钱君匐、叶潞渊合著《中国鉥印源流》即系一例。或以接牧甫余风非止于粤人,相较之下,不若以其本籍黟山派视之较恰当,但牧甫在故里所受尊崇远不及在侨寓之五羊,则可断言。时至今日,粤人仍以广州孕育一位篆刻巨擘而自豪。
  细数近世南北名家,多有受到牧甫印艺熏陶或服膺其篆刻观念,指不胜屈,如齐白石、张樾丞、寿石工、乔大壮、傅抱石、吴仲垧、金禹民、钱君匋、曾绍杰、蒋维崧、孙龙父、罗叔子……。岭南脉,李尹桑、易大厂有幸亲炙,若邓尔雅、简经纶、罗叔重、冯康侯、余仲嘉、张祥凝、黄文宽……,无不接受黟山法乳,影响既深且广,流风迄今笼罩南粤印坛,自有其艺术魅力在焉。
  黄牧甫本皖人,以“末伎游食之民”迁居他方,青年时代寓江西南昌,以摄影术谋食,其印艺始发黟山、南昌,成功于广州,并非偶然,有客观因素。先是笃志向学,勤奋治艺,识见过人;其次得力于广州当时具有浓厚文化氛围,名士云集,嘤鸣相求,这方土壤显然要比作为江西省会的南昌为佳,安徽黟山地方偏僻,更无论矣。
  广东地处秦岭以南,广州接近沿海,四方辐辏,商贸发达,惟学风不逮江南远甚,但自清中叶翁覃溪三任广东学政,提倡风雅,士风丕变,学人辈出,如张维屏、黄培芳、谭敬昭,人称“粤东三子”。迨道光间阮芸台总督两江,主持风会,道光四年(1824)沿杭州诂经精舍之例,在粤秀山创建学海堂,用课粤省举人、贡生、监生,于经史之外倡实学。阮芸台任内又开局延聘学人重纂《广东通志》,质量之高为历次之冠;又大量刻书,重刊《国朝汉学师承记》、《通志堂经解》、《十三经注疏》等诸经总义,推动学术;辑刻《皇清经解》,都一千四百余卷,卷帙浩繁,为广东刻书历史前所未有。扭转乾隆中叶“粤东书贾向系贩自江浙,不过通行文籍,并无刊刻新书”(见《两广总督李侍尧奏查访遗书情形及现无购得缘由折》,载《纂修四库全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的局面。
  阮芸台于广东文教多有发扬,鼓舞来学,致稍后出现陈东塾、朱九江等名儒,士风不坠,广东学术因此兴旺一时,金石自然不会例外。直至光绪十年(1884)张香涛督粤,以“兴学为求才治国之首务”,十四年复于广州建成广雅书院。与阮芸台相同,张亦力倡刻书,在广雅书院之侧设广雅书局,仅《广雅书局丛书》九十三种,已达1771卷;累计刻书5746卷,3096册,量多质高,人称善本。为广东书院中刻书最多者。
  由道光四年至光绪十年六十年间及尔后一段时间,是广东文化史上一个黄金时期,张香涛虽为洋务派首领,然发扬文教用心不在阮氏之下,即于编订《书目答问》以利士子可见端。黄牧甫最初由赣来粤,正值张香涛总督两广前夕,期间得志锐之助,赴京入国子监就学,得从吴意斋大激、盛伯羲昱、王廉生懿荣研习金石,所诣益广。又为祭酒盛伯羲摹阮氏覆宋本石鼓文刻石,置于韩文公祠壁。愙斋工篆籀,庋藏宏富,牧甫随侍左右,得饱览珍藏,眼界大开。是以意斋接任粤抚,牧甫亦随同前往,又与尹伯圜、王同愈助其钤拓《十六金符斋印谱》稿本三十册。2001年,前临时澳门市政局举办之“看似寻常最奇崛——黄士陵书画篆刻艺术展”中有范甲先生所藏愙斋藏器拓本四屏,其上有牧甫释文及题跋,若无吴大激、盛昱、王懿荣等身兼学者、鉴家之显宦,决计成就不了黄牧甫。意斋劝其纳粟为官,然牧甫无心仕进,有“末伎游食之民”一印明志,其钟情于艺术如此。
  在粤期间,牧甫曾应聘在广雅书局充校勘之役,图书牌记多出其手,至今可见。牧甫尝致书刘世珩云:“陵书局行校,自惭空疏,砚田所入,仅供饱暖。所幸未为同人见恶,惟此可为知己一言。”(信札为彭长卿所藏,见彭撰《篆刻大师黄士陵》,刊《岭南书艺》1988年第一期)有说牧甫在穗鬻艺所得甚丰,恐非事实。惟在粤得交梁鼎芬、潘飞声、龙凤镳、黄公度、陶浚宣、王秉恩、黄绍宪、伍德彝等,或为名士,或为学人,或为鉴家,或为同道,治艺当有启发。后来移驻武昌入端方幕,得睹匐斋金石,颇乐于得此“贤东道主”,已是后话。
  黄牧甫于光绪八年(1882)初次赴粤,寓居广州三年;十一年入北京国子监为生员;十三年返穗;二十六年年底回里。二十八年应端方之聘赴武昌,协助纂辑《訇斋吉金录》,三十年(1904)返里定居。以牧甫道光二十九年(1849)生,光绪三十四年(1908)卒,享年六十,寄寓广州为时十七年,此外曾借居南昌、北京、武昌,所得均不若居粤之多,若非考虑叶落归根,他不会于中岁返回黟山,虽不至局处乡里寂寂无闻,但黟山不如广州文化兴旺,中外交通方便,则可断言。
  综上所述,这亦间接解释了黄牧甫虽然印艺超群,于邓顽伯、吴让之、赵捣叔之后辟一新境,开宗立派,“武汉、广州一带操刀之士,受黄士陵影响最多”(见《印学史》,沙孟海著,西泠印社1987年6月第1版),却无法同时与吴昌硕颉颃,缶庐固然较牧甫长寿,然前者长居沪渎,为文化枢纽,中外揄扬,不可同日而语。至于牧甫死因,茗屋宗兄曾访其遗属,撰文介绍,于此不赘。印友孙慰祖兄尝语笔者,审视牧甫晚岁篆刻,无一懈作,当系急病致死。按牧甫早年自刊李白句“自称臣是酒中仙”,其子少牧于印侧署款云:“先公善饮,故有此刻。”是征黄牧甫平素嗜好杯中物,或因此在花甲之年遇房产纠纷引发心脑血管疾病遽尔去世亦未可知。
  回顾黄牧甫在广州鬻艺历史,最终成为金石篆刻巨擘,固然其本人服古力学,但和当时广东文教发达,学术兴旺,特别是显宦宏奖风雅有莫大关系,乃得以潜心艺事,一展所长。“南天金石贫”,光绪年间广东孕育出黄牧甫如此光照印史的篆刻巨擘,直接、间接培植李尹桑、易大厂、邓尔雅、冯康侯、张祥凝等名手,国内知名,今日南国印坛沉寂,无以抗衡江南,从回顾清中叶阮芸台督粤以还,张香涛继之主持风会这段历史,广东学风兴盛,人才辈出,少不得因为一方大员提携,为学人创造治学条件。由历史观照现实,我们是否可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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