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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难得一见的图文述说。读者从中可以发现，历代城市的性质、功能、结构，以及整个城市体系的空间拓展形态和分布，竟是中国文明的演进及其在空间拓展过程的写照。
本书亦系作者累积三十年教研经验的一次专题总结。他精心研制的百余帧历代城市地图，是全书内容的精髓所在。读者只要图文互相参照，自能领悟中国的历史、文明和城市发展在世界文明之林中，所透露出来的独特个性。
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
薛凤旋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978-7-5100-8638-0
2015-03
39.80元
唐代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
城市作为行政中心以及为农业地区服务的中地，自然也随着人口南迁和南方农业的扩张而在南方长足发展。在中国的西部、北部和西北边区，节度使的设置以及羁縻府、州的建立亦促使当地城市化。我们可以通过汉、唐两代南方城市的数目和密度的比较体会出来（比较图7.2和图8.2）。表8.3亦将东汉和中唐的城市空间分布作了相应比较：
中唐的城市比东汉时增加了约五百座，新增城市主要集中在南方的长江和珠江流域，特别是在剑南道，即现今的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在公元740年时，该处共有314座城市，是北方总额的一半。唐代的城市化显示出如下的新规律：
一、南方涌现新型大都会
它们即建康（南京）、江陵（荆州）和益州（成都）三大都会，及京口（镇江）、广陵（扬州）、寿春（睢阳）和番禺（广州）等港口城市。中唐时，益州和广陵的税收，包括盐、茶等专利收益占了全国岁入的九成。
二、运河城市
自隋统一中国后，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迁回北方，隋唐的人口增长也随之以北方为重。运河的兴建，特别是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解决了南北之间人口与农业生产地域不协调的矛盾。大运河亦成为延至清代而不衰的新增长带，使两岸的城市都繁盛了起来。在中唐，这些城市包括了四大都会：楚州（淮安）、广陵（扬州）、苏州和杭州，七大商贸城市：华州（华县）、陕州（陕县）、汴州（开封）、宋州（商丘）、泗州（盱眙）、润州（镇江）、常州，以及28个州治（图8.3）。
三、长江沿岸城市
水利和灌溉之利是长江沿岸重要城市发展的主因，特别是在长江与大运河交汇的那一段。中唐时，这些重要城市包括十大城市和二十座州治。较出名的有江陵、益州、建康、广陵和润州。
四、东南的海港城市
自六朝以来，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港城市因应与东南亚的贸易发展而兴起。中唐时，吐蕃与突厥一度阻断了丝绸之路，印度及中亚商人被迫由海路而来，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使东南沿海城市如广州、潮州、泉州、福州、温州和明州（宁波）发展为海港城市。一位阿拉伯商人于公元879年记载：广州城内有12万名阿拉伯人、犹太人以及基督教和祅教人士。
在长江口的北岸，也有重要海港城市如广陵、蓬莱（德州）、明州、卢州和平州。
五、行政及军事重镇
正如前述，大部分城市都是各级行政区域的治所。但在边区，却设有具行政和军事功能的11个镇。唐代的省级区域府和州约等于汉代的郡。这个最高层次的区域的总数在唐代有明显的增加，特别是在淮河以南（图8.3）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边区，一些较低的聚落被提升为羁縻府或州以强化边区的防卫，因此它们的数目很多，甚至比一般的府和州多。如在公元740年，后者只有317个，而前者却有856个。
中唐以后，一些在城市之外或农村地区的贩卖农、林、牧产品的“草市”，由于贸易和人口较大而被提升为县，并成为县治。政府在这些地方设有管理机构。这是中国最早的基于交通便利地区商贸发展而形成的城市。因而商贸活动首次成为城市化以及建市的新动力，并且使这类活动不受城中官市的限制，而在大街两旁设栏店，甚或离开城的局限而沿大道、运河和大河的两旁伸延。后面的案例，即唐末的扬州，见证了这些新发展。
本书亦系作者累积三十年教研经验的一次专题总结。他精心研制的百余帧历代城市地图，是全书内容的精髓所在。读者只要图文互相参照，自能领悟中国的历史、文明和城市发展在世界文明之林中，所透露出来的独特个性。
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
薛凤旋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978-7-5100-8638-0
2015-03
39.80元
唐代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
城市作为行政中心以及为农业地区服务的中地，自然也随着人口南迁和南方农业的扩张而在南方长足发展。在中国的西部、北部和西北边区，节度使的设置以及羁縻府、州的建立亦促使当地城市化。我们可以通过汉、唐两代南方城市的数目和密度的比较体会出来（比较图7.2和图8.2）。表8.3亦将东汉和中唐的城市空间分布作了相应比较：
中唐的城市比东汉时增加了约五百座，新增城市主要集中在南方的长江和珠江流域，特别是在剑南道，即现今的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在公元740年时，该处共有314座城市，是北方总额的一半。唐代的城市化显示出如下的新规律：
一、南方涌现新型大都会
它们即建康（南京）、江陵（荆州）和益州（成都）三大都会，及京口（镇江）、广陵（扬州）、寿春（睢阳）和番禺（广州）等港口城市。中唐时，益州和广陵的税收，包括盐、茶等专利收益占了全国岁入的九成。
二、运河城市
自隋统一中国后，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迁回北方，隋唐的人口增长也随之以北方为重。运河的兴建，特别是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解决了南北之间人口与农业生产地域不协调的矛盾。大运河亦成为延至清代而不衰的新增长带，使两岸的城市都繁盛了起来。在中唐，这些城市包括了四大都会：楚州（淮安）、广陵（扬州）、苏州和杭州，七大商贸城市：华州（华县）、陕州（陕县）、汴州（开封）、宋州（商丘）、泗州（盱眙）、润州（镇江）、常州，以及28个州治（图8.3）。
三、长江沿岸城市
水利和灌溉之利是长江沿岸重要城市发展的主因，特别是在长江与大运河交汇的那一段。中唐时，这些重要城市包括十大城市和二十座州治。较出名的有江陵、益州、建康、广陵和润州。
四、东南的海港城市
自六朝以来，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港城市因应与东南亚的贸易发展而兴起。中唐时，吐蕃与突厥一度阻断了丝绸之路，印度及中亚商人被迫由海路而来，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使东南沿海城市如广州、潮州、泉州、福州、温州和明州（宁波）发展为海港城市。一位阿拉伯商人于公元879年记载：广州城内有12万名阿拉伯人、犹太人以及基督教和祅教人士。
在长江口的北岸，也有重要海港城市如广陵、蓬莱（德州）、明州、卢州和平州。
五、行政及军事重镇
正如前述，大部分城市都是各级行政区域的治所。但在边区，却设有具行政和军事功能的11个镇。唐代的省级区域府和州约等于汉代的郡。这个最高层次的区域的总数在唐代有明显的增加，特别是在淮河以南（图8.3）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边区，一些较低的聚落被提升为羁縻府或州以强化边区的防卫，因此它们的数目很多，甚至比一般的府和州多。如在公元740年，后者只有317个，而前者却有856个。
中唐以后，一些在城市之外或农村地区的贩卖农、林、牧产品的“草市”，由于贸易和人口较大而被提升为县，并成为县治。政府在这些地方设有管理机构。这是中国最早的基于交通便利地区商贸发展而形成的城市。因而商贸活动首次成为城市化以及建市的新动力，并且使这类活动不受城中官市的限制，而在大街两旁设栏店，甚或离开城的局限而沿大道、运河和大河的两旁伸延。后面的案例，即唐末的扬州，见证了这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