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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策实践与刚性执行
决策不是为了束之高阁，而是为了指导行为实践、取得既定的行为结果。可见，经过决策过程取得了决策方案只是完成决策活动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在决策方案的指导下进行决策实践、取得决策的硬结果。商鞅在发生价值冲突、信任危机之际，采取了“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刚性执行，厚赏重罚。变法就是变革传统政治体制，因而法立则绝不容许动摇退缩。
下令之前，“徙木立信”。《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令既具，未布，（鞅）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五十金合秦制黄金一千二百另四两。如此重赏，表明商鞅明白，取信于民，是令行禁止的首要条件。
下令之后，坚决执行。当时太子受挑唆犯法，商鞅明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虽不敢直接依法处罚太子，但“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从而收到了“明日，秦人皆趋令”效应。商鞅执法敢于不避贵势，震动颇大，这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但也为日后自己被车裂埋下了祸根。因而，《战国策·秦策一》评论说：“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就是说，商君治理秦国，法令雷厉风行，公平无私。惩罚不忌避威势强大的贵族，奖赏不偏私关系特别好的亲信，实施法令涉及到太子，依法处治太子的师傅，处以黥、劓之刑。一周年以后，路上没人敢拾取遗失的东西，百姓不敢乱取非分的财物，国力大大增强，诸侯个个畏惧。但刑罚严酷，缺少仁恩，只是用强力压服人而已。
商鞅主张用严刑“禁奸止过”，消除祸乱。并认为治国除靠刑的一手，还应用赏的一手。不仅如此，刑赏都要不避亲疏、职位高低，法令面前人人平等，打破了儒家主张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尊尊”的等级原则。这是一种残酷镇压的专制理论，而在当时却是一种进步的政治主张。
为了达到决策目标，可以看出，商鞅在实践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与手段，一是强调“立信”，一是依靠“赏罚”。关于重“信”的作用，史学巨匠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卷第二篇中，照录了《史记》关于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然后大发议论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纯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以史论为政论，重申了儒家“民无信不立”的思想。
关于商鞅刚性执法，历史上有不少正面的评价。如汉代桓宽《盐铁论》卷二《非鞅》说：“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地割，兵休而国富。孝公大说，封之于、商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世人不能为，是以相与嫉其能而疵其功也。”“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刘歆《新序论》说：“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全汉文》卷四十》）三国魏人刘邵《人物志·流业》说：“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北宋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赋《商鞅》诗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临川先生文集》卷32）指出只有“革法明教”“法令必行”“建法立制”“驱民在信诚”，才能“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才能“令政必行”。
三、几点启示
商鞅早已成为后人争议的历史问题，其变法效应和个人品格，出现了“评价”的二元对立，褒贬有时走向两个极端。司马迁肯定商鞅变法导致秦国富强，却否定商鞅的为人，说他“少恩”，“其天资刻薄人也”。《史记·李斯列传》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后人或责其为危害国计民生、强化专制主义的祸首，宋代的苏轼就声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皆是也”（《苏东坡全集》续集卷8《论商鞅》），或称他是“功如丘山”（汉代桑弘羊）、治国图强的楷模，见仁见智，必然还会沿续。笔者认为，对其“忠”与“功”的一面还是应当给予正面肯定与理解同情。这里不多论述。我们试图从中获得一点启发。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明确战略目标。商鞅争取到秦孝公的支持后，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实施军事立国策略。废除世袭，重视军功，提升了军队的战斗能力；重农抑商，发展经济，做好了战争的物质保障；改革户籍制，统一度量衡等，加强中央集权，形成了统一的指挥体系。这为秦国的强盛和今后的统一中国打下了制度性、根本性的基础。
二是兼顾大众利益，提升改革动力。实行军功制、“开阡陌封疆”等让下层人士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也让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激发了活力。尤其是“军功”制激起了广大将士对爵禄、田宅等物质利益的巨大欲望，起到了增加军队战斗力的作用，获得了更多下层人士的支持。这些措施都提升了改革的动力。历史又有吊诡的一面，正确的行为不一定总能带来期望的结果。关于王安石变法，《京本通俗小说·拗相公》写道：“王安石微服赴江宁，遇一老妪喂鸡豕，唤‘啰，啰，啰，王安石来！’鸡豕俱来就食。问其故，老妪曰：自王安石为相公，立新法扰民。妾孀居二十年，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钱，钱既出而差役如故。妾本以桑麻为业，……今桑麻失利，只得蓄猪养鸡，等候吏胥里保来征役钱，或准与他，或烹来款待他，自家不曾尝一块肉。故此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尽管不免小说家言，但道出了变法需要得到管理系统配合、普通民众支持的重要性。 三是依法刚性执行，重视决策实践。重视诚信，依法办事，并严格执行，让所有人不敢心存侥幸。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讲，“治吏”主要治“奸臣”，即“招敌兵以内除，举外事以眩主”的臣吏，并强调“法”的锋芒所向是“烛重人（指贵重之臣）之阴情”“矫重人之奸行”（《韩非子·孤愤》）。中国的改革常是渐进式的，解决各种重要问题的方法是依靠时间的流逝。让时间解决问题终究是一种消极方式，如果为决策者采纳，势必带来懒政。当前倡导实施增量式制度调整，重点在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实现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政策制度之间的有机衔接，尽可能地减少政策转变、制度转化过程中出现的“空挡”“遗漏”，通过分阶段、分类型解决问题，最终实现政策和制度的全覆盖。改革实践中，依法刚性执行尤为重要。而在实践中还需要加强宣传解释，争取民众由“知情”转而支持。毛泽东19岁在一篇作文中评论“徙木立信”这段故事时指出：“商鞅之法，良法也……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
四是以德治国，长治久安。在商鞅被五马分尸以后七十二年，荀况自秦返赵，与赵孝成王及临武君“议兵”，陈述在秦国的观感，便说出了对秦昭王及其相范雎没有直说的话，以为秦国不足畏，理由是，秦国由孝公到昭王四世，君臣唯知“以力兼人”，受害的首先是秦国士民，普遍畏惧权威，尽管人人都有“离心”，却听从当局驱使，充当对外攻城掠地的工具，“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愈弱。”因而荀况便说出那段千古传诵的名言：“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荀子·议兵》）大意是说，依靠德行兼并别国的君主称王，依靠强力兼并别国的君主衰弱，依靠财富兼并别国的君主贫穷，古今相同。司马迁《商君列传》概述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苏轼评论说：“商君之法，使民务本力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食足兵强，以成帝业。然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东坡志林》卷3）可见，只有以德治国，才能长治久安。
五是重视组织建设，选好人才。中国史家常常悲叹“人亡政息”，商鞅在秦孝公死后，立即由叱咤风云的权相化作了自己炮制体制的最大牺牲，但“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韩非子·定法》）：“商君车裂于秦……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和氏》）秦人仍沿用商君之法。由此可见，改革的关键之一仍在“出令”与“所任”。《史记·楚元王世家》“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国家的安危存亡在于所制定的法令如何，所任用的官员怎么样。这简简单单的十个字，十分精辟地说明了国家的立法和用人政策对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
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未来发展要遵循五大理念，那些推诿塞责的“驼鸟型”干部、自吹自擂的“孔雀型”干部、“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的“病猫型”干部，已很难有立足之地了，“敢于担当负责、做事雷厉风行、勇于攻坚克难、善于团结协作、为人公道正派”的“狮子型”干部（见《人民日报》2013年5月8日社论）将越来越受到重视。改革的重点不在于敢不敢调整利益关系，而在于是否善于调整、优化调整，获得更多人的支持，这就需要决策者的智慧，需要决策系统发挥智囊作用，做出精准的科学决策。商鞅是否符合当代“狮子型”干部的特征，我们不作讨论，而其“不惜贾怨以种后祸”（梁启超语）、力行变法，对秦国富强和统一中国的不世之功，应无可置疑。而商鞅的战略决策与刚性执行等举措，应当是变法成功的重要保障。
决策不是为了束之高阁，而是为了指导行为实践、取得既定的行为结果。可见，经过决策过程取得了决策方案只是完成决策活动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在决策方案的指导下进行决策实践、取得决策的硬结果。商鞅在发生价值冲突、信任危机之际，采取了“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刚性执行，厚赏重罚。变法就是变革传统政治体制，因而法立则绝不容许动摇退缩。
下令之前，“徙木立信”。《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令既具，未布，（鞅）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五十金合秦制黄金一千二百另四两。如此重赏，表明商鞅明白，取信于民，是令行禁止的首要条件。
下令之后，坚决执行。当时太子受挑唆犯法，商鞅明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虽不敢直接依法处罚太子，但“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从而收到了“明日，秦人皆趋令”效应。商鞅执法敢于不避贵势，震动颇大，这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但也为日后自己被车裂埋下了祸根。因而，《战国策·秦策一》评论说：“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就是说，商君治理秦国，法令雷厉风行，公平无私。惩罚不忌避威势强大的贵族，奖赏不偏私关系特别好的亲信，实施法令涉及到太子，依法处治太子的师傅，处以黥、劓之刑。一周年以后，路上没人敢拾取遗失的东西，百姓不敢乱取非分的财物，国力大大增强，诸侯个个畏惧。但刑罚严酷，缺少仁恩，只是用强力压服人而已。
商鞅主张用严刑“禁奸止过”，消除祸乱。并认为治国除靠刑的一手，还应用赏的一手。不仅如此，刑赏都要不避亲疏、职位高低，法令面前人人平等，打破了儒家主张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尊尊”的等级原则。这是一种残酷镇压的专制理论，而在当时却是一种进步的政治主张。
为了达到决策目标，可以看出，商鞅在实践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与手段，一是强调“立信”，一是依靠“赏罚”。关于重“信”的作用，史学巨匠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卷第二篇中，照录了《史记》关于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然后大发议论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纯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以史论为政论，重申了儒家“民无信不立”的思想。
关于商鞅刚性执法，历史上有不少正面的评价。如汉代桓宽《盐铁论》卷二《非鞅》说：“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地割，兵休而国富。孝公大说，封之于、商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世人不能为，是以相与嫉其能而疵其功也。”“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刘歆《新序论》说：“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全汉文》卷四十》）三国魏人刘邵《人物志·流业》说：“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北宋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赋《商鞅》诗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临川先生文集》卷32）指出只有“革法明教”“法令必行”“建法立制”“驱民在信诚”，才能“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才能“令政必行”。
三、几点启示
商鞅早已成为后人争议的历史问题，其变法效应和个人品格，出现了“评价”的二元对立，褒贬有时走向两个极端。司马迁肯定商鞅变法导致秦国富强，却否定商鞅的为人，说他“少恩”，“其天资刻薄人也”。《史记·李斯列传》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后人或责其为危害国计民生、强化专制主义的祸首，宋代的苏轼就声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皆是也”（《苏东坡全集》续集卷8《论商鞅》），或称他是“功如丘山”（汉代桑弘羊）、治国图强的楷模，见仁见智，必然还会沿续。笔者认为，对其“忠”与“功”的一面还是应当给予正面肯定与理解同情。这里不多论述。我们试图从中获得一点启发。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明确战略目标。商鞅争取到秦孝公的支持后，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实施军事立国策略。废除世袭，重视军功，提升了军队的战斗能力；重农抑商，发展经济，做好了战争的物质保障；改革户籍制，统一度量衡等，加强中央集权，形成了统一的指挥体系。这为秦国的强盛和今后的统一中国打下了制度性、根本性的基础。
二是兼顾大众利益，提升改革动力。实行军功制、“开阡陌封疆”等让下层人士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也让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激发了活力。尤其是“军功”制激起了广大将士对爵禄、田宅等物质利益的巨大欲望，起到了增加军队战斗力的作用，获得了更多下层人士的支持。这些措施都提升了改革的动力。历史又有吊诡的一面，正确的行为不一定总能带来期望的结果。关于王安石变法，《京本通俗小说·拗相公》写道：“王安石微服赴江宁，遇一老妪喂鸡豕，唤‘啰，啰，啰，王安石来！’鸡豕俱来就食。问其故，老妪曰：自王安石为相公，立新法扰民。妾孀居二十年，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钱，钱既出而差役如故。妾本以桑麻为业，……今桑麻失利，只得蓄猪养鸡，等候吏胥里保来征役钱，或准与他，或烹来款待他，自家不曾尝一块肉。故此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尽管不免小说家言，但道出了变法需要得到管理系统配合、普通民众支持的重要性。 三是依法刚性执行，重视决策实践。重视诚信，依法办事，并严格执行，让所有人不敢心存侥幸。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讲，“治吏”主要治“奸臣”，即“招敌兵以内除，举外事以眩主”的臣吏，并强调“法”的锋芒所向是“烛重人（指贵重之臣）之阴情”“矫重人之奸行”（《韩非子·孤愤》）。中国的改革常是渐进式的，解决各种重要问题的方法是依靠时间的流逝。让时间解决问题终究是一种消极方式，如果为决策者采纳，势必带来懒政。当前倡导实施增量式制度调整，重点在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实现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政策制度之间的有机衔接，尽可能地减少政策转变、制度转化过程中出现的“空挡”“遗漏”，通过分阶段、分类型解决问题，最终实现政策和制度的全覆盖。改革实践中，依法刚性执行尤为重要。而在实践中还需要加强宣传解释，争取民众由“知情”转而支持。毛泽东19岁在一篇作文中评论“徙木立信”这段故事时指出：“商鞅之法，良法也……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
四是以德治国，长治久安。在商鞅被五马分尸以后七十二年，荀况自秦返赵，与赵孝成王及临武君“议兵”，陈述在秦国的观感，便说出了对秦昭王及其相范雎没有直说的话，以为秦国不足畏，理由是，秦国由孝公到昭王四世，君臣唯知“以力兼人”，受害的首先是秦国士民，普遍畏惧权威，尽管人人都有“离心”，却听从当局驱使，充当对外攻城掠地的工具，“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愈弱。”因而荀况便说出那段千古传诵的名言：“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荀子·议兵》）大意是说，依靠德行兼并别国的君主称王，依靠强力兼并别国的君主衰弱，依靠财富兼并别国的君主贫穷，古今相同。司马迁《商君列传》概述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苏轼评论说：“商君之法，使民务本力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食足兵强，以成帝业。然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东坡志林》卷3）可见，只有以德治国，才能长治久安。
五是重视组织建设，选好人才。中国史家常常悲叹“人亡政息”，商鞅在秦孝公死后，立即由叱咤风云的权相化作了自己炮制体制的最大牺牲，但“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韩非子·定法》）：“商君车裂于秦……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和氏》）秦人仍沿用商君之法。由此可见，改革的关键之一仍在“出令”与“所任”。《史记·楚元王世家》“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国家的安危存亡在于所制定的法令如何，所任用的官员怎么样。这简简单单的十个字，十分精辟地说明了国家的立法和用人政策对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
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未来发展要遵循五大理念，那些推诿塞责的“驼鸟型”干部、自吹自擂的“孔雀型”干部、“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的“病猫型”干部，已很难有立足之地了，“敢于担当负责、做事雷厉风行、勇于攻坚克难、善于团结协作、为人公道正派”的“狮子型”干部（见《人民日报》2013年5月8日社论）将越来越受到重视。改革的重点不在于敢不敢调整利益关系，而在于是否善于调整、优化调整，获得更多人的支持，这就需要决策者的智慧，需要决策系统发挥智囊作用，做出精准的科学决策。商鞅是否符合当代“狮子型”干部的特征，我们不作讨论，而其“不惜贾怨以种后祸”（梁启超语）、力行变法，对秦国富强和统一中国的不世之功，应无可置疑。而商鞅的战略决策与刚性执行等举措，应当是变法成功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