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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际体质”和“日本品质”,是日本企业应对日元升值的有效途径
齐藤小姐10月份刚刚举办过婚礼,准备和先生于12月去夏威夷度蜜月。夏威夷吸引她的不只是美丽的风光,还有她在蒂凡尼店里预订的钻戒。
由于日元汇率持续走高,从美国购买这只戒指,换算成日元再加上免税优惠,比日本国内的300万日元要便宜100万日元。齐藤相信,到12月时,日元还会进一步走高,由此省下来的钱还可以再买一条中意的项链。
不过,在三菱重工工作的沈小姐可没时间计划这些。她正为公司的合同签订和价格计算忙得一塌糊涂。自从日元走高以后,公司要求在一部分与国外企业签订的合同中加上“以日元结算”的条款。对方又往往不希望承担汇率风险,这使本来简单的合同程序变得困难重重。
沈小姐说,不管是签合同,计算成本,还是假定汇率,现在公司的人都绷着“日元走高”这根弦。2006年,三菱重工和香港一家公司以美元结算方式签了6年的长期合同,当时日元兑美元是115:1的水平,但是现在已上涨到80:1,还好公司当初在签订合同时详细写明了条款,确定在日元兑美元在每个不同区间都有不同的计算公式,不然公司就要负担巨大的中间差价。沈小姐说,她刚刚计算过一个售后服务的价格,应用公式计算后,为公司挽回了200万日元的损失,而这个服务的总价格才2000万日元。
现实与担忧的反差
日元近期升值势头“迅猛”。在10月份,日元兑美元汇率5次刷新15年以来新高。日本电视节目也铺天盖地报道日元走高对日本企业产生的危害。日媒最常援引的例子就是,日元对美元每升值1个日元,丰田和本田的年利润就将分别蒸发掉250亿和120亿日元。沉重的分析加上屏幕上频频出现的汇率显示牌触目惊心的特写,使人觉得日元上涨已把日本出口企业逼上绝境。
然而,截至10月29日的统计显示,刚刚发表第三季度财报的475家日本企业(占上市公司数量的30%,上市股票总值的56%)中,“经常利润”(即“经常项目项下的利润”,不包括本期临时发生的利润或亏损,不等于“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6%。尤其是以出口为主的汽车和电机等行业增长更为明显,汽车行业利润是去年同期的3倍,电机行业利润是去年同期的4倍,这两种行业增收利润占到了全体的35%。尽管日元从8月以来进入快速走高阶段,但由于销售量增加等因素,所有行业的第三季度经常利润比第二季度还要增加14%。
日产汽车公司11月4日发布的财报显示,第三季度纯利润是去年同期的4倍。即使考虑到以后日元可能进一步走高等因素,日产还是调高了对未来盈利的预期。财报发布后其股价大幅飙升约6%,哪里看得出什么濒临绝境的迹象。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实和担忧之间的反差呢?
《日本经济新闻》将其简单概括为“收益体质的合理化改善”和“新兴市场的支持”。“收益体质”这个词用得非常形象,日本企业的体质已经不是一个典型纯粹的日本人,而是留着全世界血液的“国际人”。而这种体质改善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
“广场协议”生效后,日元兑美元汇率在不到3个月时间就快速升值达20%,对日本出口企业造成巨大打击,以出口为主的日本大企业不得不开始谋求向海外扩张。日本企业1986~1988年三年间海外直接投资额就超过1951~1985年34年间的累计总额,整个90年代海外生产比例也保持持续增长,逐渐实现了从“日本体质”向“国际体质”的转变。
“国际体质”的好处是,如果日元走高,从日本供应零件会减少利润,企业可以选择从海外当地供应,从该区域内的自家工厂供应,或者从区域内的供货商处供应等,这些供应点连接起来形成了一整套供应配送的网络,减少了汇率变动带来的损失。
有人说“广场协议”是造成日本“失落的十年”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日本企业在这种阵痛中已经完成战略转型,培养出抵抗汇率危机的体质。今天的日本制造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已经把生产重心移向海外,在海外的产量超过50%的企业已经非常普遍。日本汽车厂商现在在海外的产量要远远高于在日本的产量。从这个角度来说,日元走高情况下,把在海外生产的产品引入日本国内销售,反而会增加利润。
体质之外,在新兴国家的产量大幅增加也是支持日本企业向好的原因之一。几乎所有日本大型企业的利润贡献率中都少不了中国的一大块。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手中的钱充实了日本企业的账面,是因为“国际体质”上印着已经得到信赖的“日本制造”。从上世纪80年代起,在应对日元汇率走高过程中,日本企业也将重点放在开发高科技、通信等高附加值产品上,领先的技术加上严谨的生产让“日本制造”成为一个隐形品牌。
政府与企业的应对
除去靠日本企业自身“体质”抵御汇率风险外,日本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日本政府和央行在9月15日入市干预日元汇率,抛售日元规模为2.1249万亿,创下了单日抛售额最高纪录。但是不是介入市场就能使日元下跌呢?目前日元兑美元依然处于80:1高位的现实已经给出答案。
日本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会长寺岛实郎认为,政府和央行介入市场的效果十分有限,因为日本是单独介入,如果不与欧美等国家一起介入市场,效果只能“像是向太平洋里滴眼药水”一样有限。
此外,日本政府还采取了降低利率等量化宽松政策。寺岛实郎对此也不抱积极态度。他说,即使调低利率,对于十三四年来一直实行低利率、努力拉动内需的日本经济来说,已经没有更大努力空间。寺岛认为,希望通过政府或者日本央行采取措施而使日元下跌,是不太现实的期待。
或许日本企业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比起等待政府政策,日本企业已经接受日元走高的事实,开始“自救”。
三菱重工开始要求客户以日元支付,本田加大了从海外进口汽车零件的数量,丰田从设在美国的工厂向日本“进口”发动机,索尼已经开始考虑在欧美市场提高部分计算机价格。
日本电产的永守重信社长说,日本电产已经加大了以欧元和人民币交易的比例。希望通过建立包括日元、美元等主要货币的均衡货币交易系统,“在2015年实现汇率影响为零的目标”。TDK社长上釜健宏说,TDK正在推进以美元采购、以日元销售的经营方式,在目前形势下,“不得不建立能抗住日元兑美元到达75:1水平的体制”。
当然,对于日本企业来说,日元走高不仅仅是要抵御的风险,他们也和齐藤小姐一样看到了“海外购物”的好处。截至2010年9月,日本企业海外并购数量同比创下10年来最多,日本企业购买海外矿产等重要资源也呈现大幅上升趋势。在这场“汇率折扣”中,日本企业可算是买得精明。
人民币升值也已成为中国企业要面对的问题,日本一家证券公司的分析师何红云说,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国内竞争激烈,难以提高销售价格,而人民币汇率走高使出口困难加剧,企业要想占领更多的市场,在生产成本已经越来越平均化的今天,提高核心竞争力,像日本当年一样走出去,建立一个国际化的产品网络,是必然之路。
资金富余的大企业,如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等,可以利用手头资金和汇率优势,进行海外投资或者资产收购;另一部分在多年的发展中积极研究开发,已经在技术水平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企业,如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通讯,以及在技术上与世界先进企业并肩齐驱的领域,如海洋石油采掘,机床制造等方面的企业,应该积极地走出去,借鉴当年日本企业的做法,到世界上去夺取市场份额,扩大海外生产比率;而现在还没有多少优势的企业,则必须利用汇率高涨前的有限时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及自身竞争力。
齐藤小姐10月份刚刚举办过婚礼,准备和先生于12月去夏威夷度蜜月。夏威夷吸引她的不只是美丽的风光,还有她在蒂凡尼店里预订的钻戒。
由于日元汇率持续走高,从美国购买这只戒指,换算成日元再加上免税优惠,比日本国内的300万日元要便宜100万日元。齐藤相信,到12月时,日元还会进一步走高,由此省下来的钱还可以再买一条中意的项链。
不过,在三菱重工工作的沈小姐可没时间计划这些。她正为公司的合同签订和价格计算忙得一塌糊涂。自从日元走高以后,公司要求在一部分与国外企业签订的合同中加上“以日元结算”的条款。对方又往往不希望承担汇率风险,这使本来简单的合同程序变得困难重重。
沈小姐说,不管是签合同,计算成本,还是假定汇率,现在公司的人都绷着“日元走高”这根弦。2006年,三菱重工和香港一家公司以美元结算方式签了6年的长期合同,当时日元兑美元是115:1的水平,但是现在已上涨到80:1,还好公司当初在签订合同时详细写明了条款,确定在日元兑美元在每个不同区间都有不同的计算公式,不然公司就要负担巨大的中间差价。沈小姐说,她刚刚计算过一个售后服务的价格,应用公式计算后,为公司挽回了200万日元的损失,而这个服务的总价格才2000万日元。
现实与担忧的反差
日元近期升值势头“迅猛”。在10月份,日元兑美元汇率5次刷新15年以来新高。日本电视节目也铺天盖地报道日元走高对日本企业产生的危害。日媒最常援引的例子就是,日元对美元每升值1个日元,丰田和本田的年利润就将分别蒸发掉250亿和120亿日元。沉重的分析加上屏幕上频频出现的汇率显示牌触目惊心的特写,使人觉得日元上涨已把日本出口企业逼上绝境。
然而,截至10月29日的统计显示,刚刚发表第三季度财报的475家日本企业(占上市公司数量的30%,上市股票总值的56%)中,“经常利润”(即“经常项目项下的利润”,不包括本期临时发生的利润或亏损,不等于“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6%。尤其是以出口为主的汽车和电机等行业增长更为明显,汽车行业利润是去年同期的3倍,电机行业利润是去年同期的4倍,这两种行业增收利润占到了全体的35%。尽管日元从8月以来进入快速走高阶段,但由于销售量增加等因素,所有行业的第三季度经常利润比第二季度还要增加14%。
日产汽车公司11月4日发布的财报显示,第三季度纯利润是去年同期的4倍。即使考虑到以后日元可能进一步走高等因素,日产还是调高了对未来盈利的预期。财报发布后其股价大幅飙升约6%,哪里看得出什么濒临绝境的迹象。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实和担忧之间的反差呢?
《日本经济新闻》将其简单概括为“收益体质的合理化改善”和“新兴市场的支持”。“收益体质”这个词用得非常形象,日本企业的体质已经不是一个典型纯粹的日本人,而是留着全世界血液的“国际人”。而这种体质改善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
“广场协议”生效后,日元兑美元汇率在不到3个月时间就快速升值达20%,对日本出口企业造成巨大打击,以出口为主的日本大企业不得不开始谋求向海外扩张。日本企业1986~1988年三年间海外直接投资额就超过1951~1985年34年间的累计总额,整个90年代海外生产比例也保持持续增长,逐渐实现了从“日本体质”向“国际体质”的转变。
“国际体质”的好处是,如果日元走高,从日本供应零件会减少利润,企业可以选择从海外当地供应,从该区域内的自家工厂供应,或者从区域内的供货商处供应等,这些供应点连接起来形成了一整套供应配送的网络,减少了汇率变动带来的损失。
有人说“广场协议”是造成日本“失落的十年”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日本企业在这种阵痛中已经完成战略转型,培养出抵抗汇率危机的体质。今天的日本制造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已经把生产重心移向海外,在海外的产量超过50%的企业已经非常普遍。日本汽车厂商现在在海外的产量要远远高于在日本的产量。从这个角度来说,日元走高情况下,把在海外生产的产品引入日本国内销售,反而会增加利润。
体质之外,在新兴国家的产量大幅增加也是支持日本企业向好的原因之一。几乎所有日本大型企业的利润贡献率中都少不了中国的一大块。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手中的钱充实了日本企业的账面,是因为“国际体质”上印着已经得到信赖的“日本制造”。从上世纪80年代起,在应对日元汇率走高过程中,日本企业也将重点放在开发高科技、通信等高附加值产品上,领先的技术加上严谨的生产让“日本制造”成为一个隐形品牌。
政府与企业的应对
除去靠日本企业自身“体质”抵御汇率风险外,日本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日本政府和央行在9月15日入市干预日元汇率,抛售日元规模为2.1249万亿,创下了单日抛售额最高纪录。但是不是介入市场就能使日元下跌呢?目前日元兑美元依然处于80:1高位的现实已经给出答案。
日本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会长寺岛实郎认为,政府和央行介入市场的效果十分有限,因为日本是单独介入,如果不与欧美等国家一起介入市场,效果只能“像是向太平洋里滴眼药水”一样有限。
此外,日本政府还采取了降低利率等量化宽松政策。寺岛实郎对此也不抱积极态度。他说,即使调低利率,对于十三四年来一直实行低利率、努力拉动内需的日本经济来说,已经没有更大努力空间。寺岛认为,希望通过政府或者日本央行采取措施而使日元下跌,是不太现实的期待。
或许日本企业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比起等待政府政策,日本企业已经接受日元走高的事实,开始“自救”。
三菱重工开始要求客户以日元支付,本田加大了从海外进口汽车零件的数量,丰田从设在美国的工厂向日本“进口”发动机,索尼已经开始考虑在欧美市场提高部分计算机价格。
日本电产的永守重信社长说,日本电产已经加大了以欧元和人民币交易的比例。希望通过建立包括日元、美元等主要货币的均衡货币交易系统,“在2015年实现汇率影响为零的目标”。TDK社长上釜健宏说,TDK正在推进以美元采购、以日元销售的经营方式,在目前形势下,“不得不建立能抗住日元兑美元到达75:1水平的体制”。
当然,对于日本企业来说,日元走高不仅仅是要抵御的风险,他们也和齐藤小姐一样看到了“海外购物”的好处。截至2010年9月,日本企业海外并购数量同比创下10年来最多,日本企业购买海外矿产等重要资源也呈现大幅上升趋势。在这场“汇率折扣”中,日本企业可算是买得精明。
人民币升值也已成为中国企业要面对的问题,日本一家证券公司的分析师何红云说,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国内竞争激烈,难以提高销售价格,而人民币汇率走高使出口困难加剧,企业要想占领更多的市场,在生产成本已经越来越平均化的今天,提高核心竞争力,像日本当年一样走出去,建立一个国际化的产品网络,是必然之路。
资金富余的大企业,如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等,可以利用手头资金和汇率优势,进行海外投资或者资产收购;另一部分在多年的发展中积极研究开发,已经在技术水平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企业,如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通讯,以及在技术上与世界先进企业并肩齐驱的领域,如海洋石油采掘,机床制造等方面的企业,应该积极地走出去,借鉴当年日本企业的做法,到世界上去夺取市场份额,扩大海外生产比率;而现在还没有多少优势的企业,则必须利用汇率高涨前的有限时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及自身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