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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介绍了2019年4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功能）语言学融合与发展高端论坛”。6位主旨报告专家围绕“语言研究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语言学学科内部各理论、流派之间的互融互鉴”等议题展开研讨，齐商共谋语言研究的创新发展之路。本届论坛的举办顺应了当今交叉学科、跨学科以及超学科蓬勃发展的趋势，起到了助推语言研究和理论创新走向多元融合的作用。
〔关键词〕语言研究;多元融合;理论创新;功能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3-0030-06
引言
继“首届功能语言学融合与发展高端论坛暨韩礼德先生纪念研讨会”于2018年7月5日至6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功举办[1]后，由该校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及外研社外研在线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功能）语言学融合与发展高端论坛”于2019年4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再次举行。论坛邀请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沈家煊教授、北京大学胡壮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潘文国教授、华南农业大学黄国文教授、江苏师范大学杨亦鸣教授、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黄衍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文斌教授、中山大学常晨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于晖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杨炳钧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何伟教授12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语言研究多元融合与理论创新”展开主旨发言。来自国内100余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180多位学者、教师、研究生通过线下或线上方式参加了本届论坛。线上直播服务由外研社外研在线外语教师发展智慧平台“U讲堂”（ucourse.unipus.cn）提供。
本届论坛专辟“青年学者论坛”，为青年教师、硕博研究生搭建学术交流、思想碰撞的平台。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等院校的51名青年学者围绕“语言研究思想、原则及范式”“语言学理论的融合、借鉴与发展”“汉外对比研究和語言本质”“汉语句法、语义研究”“英语句法、语义研究”5个议题进行了展示，10位专家做了精彩的点评发言。
一、论坛主旨报告
近半个世纪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业已成为推动各学科理论创新发展的增长点与突破口。语言学学科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同样离不开语言学学科内部各理论、流派之间，以及同其他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互融与互鉴。有鉴于此，本文将从本届论坛“语言研究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和“语言学各内部学科、流派之间的互融互鉴”两个论坛议题出发，对关涉这两个议题的6个主旨报告进行综述，以期为学界同仁提供可资借鉴的启示。
（一）语言研究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
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在其报告“树立问题意识和未来意识，不断开拓语言学融合的新领域”中指出，从事探究“未知”的科学研究，研究者必须树立两种意识——问题意识和未来意识，和具备两种思考——开拓性思考和深层次思考。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时代，各学科的研究将不再囿于单纯的本学科领域，而是要跨多个学科、多个领域，这样才能将研究不断引向深入，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语言研究而言，陆教授认为，必须逐步走语言学内部各学科分支之间相互融合、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相互融合的“融合之路”，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局面。陆教授明确指出，当前语言学的“融合”适宜采取“语言学+”的模式。而采用这个模式则意味着首先要搞好语言自身的研究，要不断在研究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解释新现象。更重要的是，要深入探究语言学与其他不同学科间的“关联性和相互作用”，找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契合点、着力点和支撑点”[2]（32）。此外，还必须具备面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等不确定性和动态变化的思想准备，这样才能逐步形成众多的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分支，不断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陆教授通过检索后发现，国外的研究已经涉及38门具有交叉融合性质的语言学学科分支。他以“跨文化语用学”“生物语言学”和“宇宙语言学[3]”为例，说明了交叉学科形成的基础、研究任务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针对中国的语言学交叉学科研究，陆教授提出两点建议：其一，立足于汉语和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力争用20年乃至50年的时间，在学术观点、分析方法上取得较大突破，做到理论创新，在国际学界发出真正的中国声音;其二，学习、借鉴国外经验，有意识地以“语言学+”作为研究模式，努力探索、逐步加强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包括理科、工科以及各种人文社会学科的融合，建立起更多新的语言学交叉学科，使语言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社会以及全人类。
江苏师范大学杨亦鸣教授作了题为“语言与下一代人工智能”的主旨报告，报告强调要将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同开展语言脑机制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杨教授首先指出，当前，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上的诸多国家都在抓紧布局新一代人工智能，抢占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的制高点。要在下一代人工智能方面取得突破，离不开对语言、脑科学以及语言脑机制进行研究。而以往对人脑语言功能的研究存在诸多不足，如以动物而非以人作为研究模型，缺少真正研究语言脑功能学者的参与，仅把语言看作一种交流工具而忽视了语言是思维载体这一本质特征。与人脑相比，当前的人工智能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机器偏好“大数据”而人脑仅需依靠少量的语言接触即可生成无限的语言，深层次“概念语义”理解做得还不够好，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远不及人脑，降噪抗干扰能力和抑制无效信息能力较弱，以及能耗较高。面对人工智能研究和人脑语言功能研究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杨教授提出要开展“面向下一代人工智能的语言脑机制研究”。目前，可以借助神经电生理、脑成像和眼球追踪等技术手段，对自然口语理解、双语语言抑制、诗歌韵律加工等进行研究，并把语言脑机制研究的相关成果应用于人工智能领域。杨教授认为，只有贯通从分子到认知的解释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人工智能理论，才有可能带来重大变革。最后，杨教授提出，要领跑人工智能发展就需要提前布局，持续革新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建立以人脑实际计算为基础的下一代人工智能，同时他呼吁设立“人工智能+语言学”相关专业，培育具有前瞻眼光、贯通语言学以及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先进方法的复合型人才。 （二）语言学各内部学科、流派之间的互融互鉴
中国社会科学院沈家煊教授在其报告“谈谈功能语言学各流派的融合”中首先系统梳理了功能语言学的各家各派。沈教授认为，狭义上的功能语言学包括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力的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4][5][6][7]、荷兰语言学家Dik的功能语法[8]和美国语言学家Givón的功能语法[9][10][11][12]，三个主要功能语言学流派理应融会贯通，并就汉语的实际情况提出有待解决的问题，将研究深入下去。广义上的功能语言学则包括狭义的功能语法、语用学、语言类型学、语法化研究、认知语法以及互动语言学，就如何结合这些学科分支进行汉语研究，沈教授做了富有洞见的阐释。接下来，沈教授指出，从事功能语言学研究的人也要接受结构主义的“洗礼”，因为语言是形式和意义的统一体，语言研究不能只讲功能和意义而忽略形式。在近些年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沈教授以现代语言学的眼光，对汉语实现“传情达意”的5种形式手段——回文、重言、联语、互文和韵语，进行了重新审视和阐释，并指出，我们需要一个“超越主谓结构和动词中心主义”的“大语法”框架来“套住”汉语的种种语言现象和形式特点。最后，沈教授特别强调，叩问是科学发展的动力，融合研究要把“以理论为导向”变为“以问题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就可以在理论上钻进去又跳出来，将各家各派加以融会贯通，然后加上自己的创新。我们归根结底是研究语言而不是语言理论，研究语言理论也是为了研究语言，是为了认识语言的本质。沈教授坚信，只要我们既跟国际接轨对话，又跟中国传统接轨对话，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然后加上自己的创新，就一定可以为人类的语言学事业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华东师范大学潘文国教授作了题为“总体语言学到对比语言学”的主旨报告，报告包含“语言研究的交流与融合”和“谈谈对比语言学”两部分。潘教授认为，普通语言学的本质是总体语言学，而总体语言学与种种“语言学”如按地域划分的汉语语言学、英语语言学和按视域划分的社会语言学（本体论视角）、语料库语学（方法论视角）的关系，类似语言与方言的关系。不同的语言学流派之所以能够融合，就在于它们拥有共同的基础即总体语言学、共同的对象即人类的语言以及共同的终极目标即揭示人类语言的本质。不同流派秉持不同的语言观，是因受到主客观条件以及人类认知的限制。以结构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所秉持的“自足系统说”“交际工具说”和“世界观说”为例，这些语言观源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不同学科，是在强调语言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等不同属性，这些属性则分别对应于“自然”、“社会”和“人类”三个进化的世界。三大语言观中，潘教授更倾向于选择“语言世界观说”，他把语言看成“人类认知世界并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13]（106）。在他看来，文化、历史和心理视角下的语言观更有助于揭示语言的本质。关于对比语言学，潘教授从“对比语言学的性质”、“对比语言学的历史和目标”和“对比语言学的研究体系”三个方面阐释了其最新的认识与思考。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文斌教授作了题为“汉语会意字与汉语表征”的主旨报告，报告从英汉语的文字系统出发，通过对比语言表征方式的差异，进而揭示英汉民族在时间性和空间性思维上的差异[14]。王教授指出，作为纪录语言的工具，英汉文字属于不同的体系，英语属于典型的借源文字、字母文字、表音文字，而汉语则属于典型的自源文字、象形文字、表意文字，汉字主要通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六书”）等原理构造而成。汉语的造字方式浸透着汉民族的物象思维、空间思维。借助空间手段，汉民族可以轻而易举地构造出具有会意性质的两叠字、三叠字、四叠字，物象的可视性使得该类字具有较高的语义透明度，即便不知其音，也能大致猜出其意。接下来，王教授阐释说，语言与文字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优选关系”[15]（43），文字须适合语言的特点。英语以表音的字母文字作为其书写系统，是“以行为动作作为核心”的优选结果，借以适配其时间性的线序结构;汉语以表意的象形文字作为其书写系统，则是“以名物作为核心”的优选结果，借以适配其空间性的离散结构。换言之，以行为动作作为核心意涵着对“时间性”的偏重，以名物作为核心内蕴着对“空间性”的偏爱。最后，王教授從语言文字与民族思维之间关系的角度论述到，语言文字负载着民族文化、民族思维，因而英汉文字之间的差异以及语言表征方式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英汉民族在时空性思维上的差异。了解英汉语言文字的差异、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英汉两种语言、两个民族的特质。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黄衍教授作了题为“‘Ilikeyou’mayactuallyimplicate‘Iloveyou’：Areconsiderationofsomescalarimplicatures”的主旨报告，报告从三个非典型案例出发，探讨了荷恩级差（HornScale）理论[16]的解释力及适用性，并在新格莱斯理论框架下，结合列文森（Levinson）的Q-原则（QuantityPrinciple，量原则）和I-原则（InformationPrinciple，信息原则）[17]就此类问题做出了全新解释。根据荷恩的级差理论，同一语义场的多个词语可按照语义信息强弱排成一个等级序列，说话人说出的包含强项的句子一定会蕴含弱项的意义，而包含弱项的句子则一定会否定或排斥强项的意义。在面对“标记性/非典型”案例时，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语境下的“我喜欢你”实际上可能蕴含“我爱你”，该理论的会话含义推导机制就难以行通。为解决这一问题，黄教授提出，应在保留荷恩级差和Q-原则的基础上，将<喜欢，爱>置于阿特拉斯-列文森级差（Atlas-LevinsonScale）之下，使之受制于I-原则。
二、“青年学者论坛”发言
在本届论坛专设的“青年学者论坛”上，共有51名青年学者进行了汇报发言。如下将对关涉“语言研究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和“语言学各内部学科、流派之间的互融互鉴”议题的发言进行简要概述。 论坛发言中，数位青年学者的研究已经跨越和关联包括社会学、传播学、计算科学、脑科学、心理学在内的多个学科领域。上海交通大学赖良涛从社会学、符号学视角出发，基于在江西省上犹县收集的310副客家姓氏门匾，分析了姓氏门匾话语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进而揭示了姓氏门匾话语所蕴含的身份意识。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景珍对60年以来的语言传播研究进行了追踪和溯源，以期能为研究者把握语言传播研究的脉络和动向提供参考。南京师范大学李斌基于抽象语义表示（AMR，AbstractMeaningRepresentation）理论和框架，针对汉语句子的特点提出融合概念对齐的汉语抽象语义表示（CAMR，ChineseAbstractMeaningRepresentation）框架和规范，采用单根的有向无环图来表示汉语句子中的概念以及概念间的关系，为汉语AMR理论的未来发展以及汉语自动语义分析研究的推进铺垫了基础。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王严从影响失语症患者命名的因素入手，结合语义场理论和大脑词库研究成果，对失语症患者的词汇语义提取障碍进行了分析，以期能为脑损伤患者语言障碍的诊断、治疗和康复提供启发。广西大学瞿叶童对抑郁症患者的话语进行了功能分析，探寻该类话语的特点、个体化取向，以期能为抑郁症的诊断与治疗提供帮助。
除关涉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外，多位青年学者的研究还聚焦于语言学学科内不同分支之间的融会贯通，如功能语言学与对比语言学、功能语言学与生态语言学、功能语言学与翻译学、功能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等。北京外国语大学王连柱、耿芳分别对比研究了英语和印地语的及物性系统、语气系统;北京外国语大学郭笑甜、高然分别对比分析了汉语和英语的主位系统、性质词组。北京科技大学张瑞杰讨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系统基础上的生态话语分析框架的建构。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存玉和中华女子学院张娇分别探讨了翻译中的经验意义等效、翻译中的话语基调等论题。中央民族大学古丽加玛丽·尔肯研究了维吾尔语及物性系统网络中动作过程的20种语义配置结构。
三、几点思考：从中国语言学成果
首次登上《自然》杂志谈起
2019年4月24日，《自然》杂志以在线形式发表了复旦大学金力院士团队揭示汉藏语系起源及分化时间和地点的研究成果[18]。这是中国语言学领域“首次”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科研成果[19]（11）。通过对109种汉藏语系语言的949个词汇词根-语义组合进行谱系建模，并借助贝叶斯系统发育方法进行数学分析，该研究证实了东亚地区汉藏语系诸多语言的同源关系，支持了关于汉藏语系源流与分化的“北方起源假说”，估计了汉语和藏缅语族的分化时间和地点，即距今约5900年前的中国北方。虽然该研究成果还无法解答所有的疑惑，还遗留下一些尚不能定性的问题，但该研究成果的发表表明，融合创新可以让现代语言学研究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如下将结合这一案例及本届论坛，谈谈有关语言研究融合创新的几点认识和思考：
其一，融合创新、协同创新，语言研究需要大学科平台
如今的语言研究已经具有了跨语种、跨学科的属性，并不断走向超学科。超学科是学科融合的“最高层次”[20]（407），它强调以问题或主题为导向，通过社会和学界在不同层面的合作，共同解决复杂问题。建设大学科平台就是要通过凝聚语言学、计算科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人才，形成合力，共同提出和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实现创新发展。金力院士团队所取得成果就是現代语言学大学科平台建设的典型案例。
其二，从“语言学+”走向“+语言学”，语言研究不再仅是语言学家的分内之事
按照传统观念，语言学家的责任和义务就是研究语言。但是，如果把这种观念放在跨学科、超学科蓬勃发展的当今时代场景下，它似乎充满着狭隘色彩，因为语言学家不能仅局限于研究语言本身，研究语言的也不能仅局限于语言学家。首先，语言学家可以从事跨学科的语言研究，即陆俭明教授所谈论的“语言学+”，可以通过研究语言来辅助解决社会问题如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生态问题如物种灭绝、心理问题如抑郁症等;其次，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可以进行语言研究，即“+语言学”，如杨亦鸣教授呼吁设立的“人工智能+语言学”专业，通过借助两个学科甚至更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攻关前沿课题如人工智能中的自然语言理解等;再者，语言学家与其他学科的专家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金力院士的团队中不仅有语言学家潘悟云教授，还有遗传学家金力院士、人类学家及语言学家张梦翰博士和生物学家严实博士等。
其三，跨界与整合：语言研究融合创新之路径
“融合”首先意味着要调动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资源或者同一学科、同一领域内不同方向的资源，重构人们对某个问题的认识，进而提出更合理、更优化的解决之道。对语言研究而言，就是要调动语言学学科以及其他学科的资源，来解决与语言相关的各种前沿问题。但是，这也仅仅是完成了语言研究融合创新中的“跨界”这一步。更重要的是，要把不同学科的资源真正“整合”起来，实现从理论到思想，再到方法和应用上的高度“调和”。只有顺利完成从“跨界”到“整合”的蜕变，才能更好地踏上语言研究的融合创新之路。
四、结语
本届论坛的举办顺应了当今交叉学科、跨学科以及超学科蓬勃发展的趋势，起到了助推语言研究和理论创新走向多元融合的作用。总结6位专家的主旨报告以及数位青年学者的展示发言可以看出，本届论坛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其一，专家阵容强大，横跨外汉学界。论坛汇聚了长期活跃于国内外语学界和汉语学界的学术权威，如陆俭明教授、沈家煊教授、杨亦鸣教授都是汉语学界的知名学者，潘文国教授、王文斌教授则是横跨汉外学界、致力于汉外对比研究的专家，黄衍教授是知名语用学家及回指研究专家。其二，报告内容前沿，反映了学界目前的新思考。报告内容不仅关涉语言学各内部学科、流派之间的互融互鉴，如沈家煊教授、潘文国教授、王文斌教授和黄衍教授的报告，而且触及语言研究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如陆俭明教授和杨亦鸣教授的报告。有的报告高屋建瓴，富有前瞻性;有的报告切中事实，富有深刻性;总的来说，它们都反映了学界对“语言研究多元融合与理论创新”这一主题的当前思考。其三，“专家+青年”，同平台、共交流、互促进。论坛专辟“青年学者论坛”，为青年教师、硕博研究生搭建交流思想、展示自我的平台，他们的展示发言不仅论及功能语言学与对比语言学、生态语言学、翻译学、语言类型学等语言学学科内部不同分支之间的融会贯通，而且论及语言研究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关联。 本届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示了学界在语言研究融合创新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而且为未来的融合创新研究指明了方向，即陆俭明教授所说的“树立问题意识和未来意识，不断开拓语言学融合的新领域”。语言研究新领域的不断开拓，要求建立起现代语言学大学科平台;语言研究也将不再仅是语言学家的分内之事，是包括语言学家在内的诸多学科专家和衷共济的事业。随着跨学科、超学科研究的不断推进，语言研究的融合创新之路将更趋明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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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李颖，冯志伟.计算语言学的超学科研究[J].现代外语，2015，（3）：407-415.
（责任编辑：高生文）
〔关键词〕语言研究;多元融合;理论创新;功能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3-0030-06
引言
继“首届功能语言学融合与发展高端论坛暨韩礼德先生纪念研讨会”于2018年7月5日至6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功举办[1]后，由该校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及外研社外研在线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功能）语言学融合与发展高端论坛”于2019年4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再次举行。论坛邀请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沈家煊教授、北京大学胡壮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潘文国教授、华南农业大学黄国文教授、江苏师范大学杨亦鸣教授、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黄衍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文斌教授、中山大学常晨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于晖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杨炳钧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何伟教授12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语言研究多元融合与理论创新”展开主旨发言。来自国内100余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180多位学者、教师、研究生通过线下或线上方式参加了本届论坛。线上直播服务由外研社外研在线外语教师发展智慧平台“U讲堂”（ucourse.unipus.cn）提供。
本届论坛专辟“青年学者论坛”，为青年教师、硕博研究生搭建学术交流、思想碰撞的平台。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等院校的51名青年学者围绕“语言研究思想、原则及范式”“语言学理论的融合、借鉴与发展”“汉外对比研究和語言本质”“汉语句法、语义研究”“英语句法、语义研究”5个议题进行了展示，10位专家做了精彩的点评发言。
一、论坛主旨报告
近半个世纪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业已成为推动各学科理论创新发展的增长点与突破口。语言学学科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同样离不开语言学学科内部各理论、流派之间，以及同其他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互融与互鉴。有鉴于此，本文将从本届论坛“语言研究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和“语言学各内部学科、流派之间的互融互鉴”两个论坛议题出发，对关涉这两个议题的6个主旨报告进行综述，以期为学界同仁提供可资借鉴的启示。
（一）语言研究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
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在其报告“树立问题意识和未来意识，不断开拓语言学融合的新领域”中指出，从事探究“未知”的科学研究，研究者必须树立两种意识——问题意识和未来意识，和具备两种思考——开拓性思考和深层次思考。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时代，各学科的研究将不再囿于单纯的本学科领域，而是要跨多个学科、多个领域，这样才能将研究不断引向深入，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语言研究而言，陆教授认为，必须逐步走语言学内部各学科分支之间相互融合、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相互融合的“融合之路”，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局面。陆教授明确指出，当前语言学的“融合”适宜采取“语言学+”的模式。而采用这个模式则意味着首先要搞好语言自身的研究，要不断在研究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解释新现象。更重要的是，要深入探究语言学与其他不同学科间的“关联性和相互作用”，找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契合点、着力点和支撑点”[2]（32）。此外，还必须具备面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等不确定性和动态变化的思想准备，这样才能逐步形成众多的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分支，不断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陆教授通过检索后发现，国外的研究已经涉及38门具有交叉融合性质的语言学学科分支。他以“跨文化语用学”“生物语言学”和“宇宙语言学[3]”为例，说明了交叉学科形成的基础、研究任务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针对中国的语言学交叉学科研究，陆教授提出两点建议：其一，立足于汉语和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力争用20年乃至50年的时间，在学术观点、分析方法上取得较大突破，做到理论创新，在国际学界发出真正的中国声音;其二，学习、借鉴国外经验，有意识地以“语言学+”作为研究模式，努力探索、逐步加强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包括理科、工科以及各种人文社会学科的融合，建立起更多新的语言学交叉学科，使语言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社会以及全人类。
江苏师范大学杨亦鸣教授作了题为“语言与下一代人工智能”的主旨报告，报告强调要将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同开展语言脑机制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杨教授首先指出，当前，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上的诸多国家都在抓紧布局新一代人工智能，抢占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的制高点。要在下一代人工智能方面取得突破，离不开对语言、脑科学以及语言脑机制进行研究。而以往对人脑语言功能的研究存在诸多不足，如以动物而非以人作为研究模型，缺少真正研究语言脑功能学者的参与，仅把语言看作一种交流工具而忽视了语言是思维载体这一本质特征。与人脑相比，当前的人工智能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机器偏好“大数据”而人脑仅需依靠少量的语言接触即可生成无限的语言，深层次“概念语义”理解做得还不够好，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远不及人脑，降噪抗干扰能力和抑制无效信息能力较弱，以及能耗较高。面对人工智能研究和人脑语言功能研究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杨教授提出要开展“面向下一代人工智能的语言脑机制研究”。目前，可以借助神经电生理、脑成像和眼球追踪等技术手段，对自然口语理解、双语语言抑制、诗歌韵律加工等进行研究，并把语言脑机制研究的相关成果应用于人工智能领域。杨教授认为，只有贯通从分子到认知的解释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人工智能理论，才有可能带来重大变革。最后，杨教授提出，要领跑人工智能发展就需要提前布局，持续革新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建立以人脑实际计算为基础的下一代人工智能，同时他呼吁设立“人工智能+语言学”相关专业，培育具有前瞻眼光、贯通语言学以及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先进方法的复合型人才。 （二）语言学各内部学科、流派之间的互融互鉴
中国社会科学院沈家煊教授在其报告“谈谈功能语言学各流派的融合”中首先系统梳理了功能语言学的各家各派。沈教授认为，狭义上的功能语言学包括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力的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4][5][6][7]、荷兰语言学家Dik的功能语法[8]和美国语言学家Givón的功能语法[9][10][11][12]，三个主要功能语言学流派理应融会贯通，并就汉语的实际情况提出有待解决的问题，将研究深入下去。广义上的功能语言学则包括狭义的功能语法、语用学、语言类型学、语法化研究、认知语法以及互动语言学，就如何结合这些学科分支进行汉语研究，沈教授做了富有洞见的阐释。接下来，沈教授指出，从事功能语言学研究的人也要接受结构主义的“洗礼”，因为语言是形式和意义的统一体，语言研究不能只讲功能和意义而忽略形式。在近些年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沈教授以现代语言学的眼光，对汉语实现“传情达意”的5种形式手段——回文、重言、联语、互文和韵语，进行了重新审视和阐释，并指出，我们需要一个“超越主谓结构和动词中心主义”的“大语法”框架来“套住”汉语的种种语言现象和形式特点。最后，沈教授特别强调，叩问是科学发展的动力，融合研究要把“以理论为导向”变为“以问题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就可以在理论上钻进去又跳出来，将各家各派加以融会贯通，然后加上自己的创新。我们归根结底是研究语言而不是语言理论，研究语言理论也是为了研究语言，是为了认识语言的本质。沈教授坚信，只要我们既跟国际接轨对话，又跟中国传统接轨对话，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然后加上自己的创新，就一定可以为人类的语言学事业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华东师范大学潘文国教授作了题为“总体语言学到对比语言学”的主旨报告，报告包含“语言研究的交流与融合”和“谈谈对比语言学”两部分。潘教授认为，普通语言学的本质是总体语言学，而总体语言学与种种“语言学”如按地域划分的汉语语言学、英语语言学和按视域划分的社会语言学（本体论视角）、语料库语学（方法论视角）的关系，类似语言与方言的关系。不同的语言学流派之所以能够融合，就在于它们拥有共同的基础即总体语言学、共同的对象即人类的语言以及共同的终极目标即揭示人类语言的本质。不同流派秉持不同的语言观，是因受到主客观条件以及人类认知的限制。以结构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所秉持的“自足系统说”“交际工具说”和“世界观说”为例，这些语言观源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不同学科，是在强调语言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等不同属性，这些属性则分别对应于“自然”、“社会”和“人类”三个进化的世界。三大语言观中，潘教授更倾向于选择“语言世界观说”，他把语言看成“人类认知世界并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13]（106）。在他看来，文化、历史和心理视角下的语言观更有助于揭示语言的本质。关于对比语言学，潘教授从“对比语言学的性质”、“对比语言学的历史和目标”和“对比语言学的研究体系”三个方面阐释了其最新的认识与思考。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文斌教授作了题为“汉语会意字与汉语表征”的主旨报告，报告从英汉语的文字系统出发，通过对比语言表征方式的差异，进而揭示英汉民族在时间性和空间性思维上的差异[14]。王教授指出，作为纪录语言的工具，英汉文字属于不同的体系，英语属于典型的借源文字、字母文字、表音文字，而汉语则属于典型的自源文字、象形文字、表意文字，汉字主要通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六书”）等原理构造而成。汉语的造字方式浸透着汉民族的物象思维、空间思维。借助空间手段，汉民族可以轻而易举地构造出具有会意性质的两叠字、三叠字、四叠字，物象的可视性使得该类字具有较高的语义透明度，即便不知其音，也能大致猜出其意。接下来，王教授阐释说，语言与文字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优选关系”[15]（43），文字须适合语言的特点。英语以表音的字母文字作为其书写系统，是“以行为动作作为核心”的优选结果，借以适配其时间性的线序结构;汉语以表意的象形文字作为其书写系统，则是“以名物作为核心”的优选结果，借以适配其空间性的离散结构。换言之，以行为动作作为核心意涵着对“时间性”的偏重，以名物作为核心内蕴着对“空间性”的偏爱。最后，王教授從语言文字与民族思维之间关系的角度论述到，语言文字负载着民族文化、民族思维，因而英汉文字之间的差异以及语言表征方式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英汉民族在时空性思维上的差异。了解英汉语言文字的差异、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英汉两种语言、两个民族的特质。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黄衍教授作了题为“‘Ilikeyou’mayactuallyimplicate‘Iloveyou’：Areconsiderationofsomescalarimplicatures”的主旨报告，报告从三个非典型案例出发，探讨了荷恩级差（HornScale）理论[16]的解释力及适用性，并在新格莱斯理论框架下，结合列文森（Levinson）的Q-原则（QuantityPrinciple，量原则）和I-原则（InformationPrinciple，信息原则）[17]就此类问题做出了全新解释。根据荷恩的级差理论，同一语义场的多个词语可按照语义信息强弱排成一个等级序列，说话人说出的包含强项的句子一定会蕴含弱项的意义，而包含弱项的句子则一定会否定或排斥强项的意义。在面对“标记性/非典型”案例时，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语境下的“我喜欢你”实际上可能蕴含“我爱你”，该理论的会话含义推导机制就难以行通。为解决这一问题，黄教授提出，应在保留荷恩级差和Q-原则的基础上，将<喜欢，爱>置于阿特拉斯-列文森级差（Atlas-LevinsonScale）之下，使之受制于I-原则。
二、“青年学者论坛”发言
在本届论坛专设的“青年学者论坛”上，共有51名青年学者进行了汇报发言。如下将对关涉“语言研究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和“语言学各内部学科、流派之间的互融互鉴”议题的发言进行简要概述。 论坛发言中，数位青年学者的研究已经跨越和关联包括社会学、传播学、计算科学、脑科学、心理学在内的多个学科领域。上海交通大学赖良涛从社会学、符号学视角出发，基于在江西省上犹县收集的310副客家姓氏门匾，分析了姓氏门匾话语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进而揭示了姓氏门匾话语所蕴含的身份意识。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景珍对60年以来的语言传播研究进行了追踪和溯源，以期能为研究者把握语言传播研究的脉络和动向提供参考。南京师范大学李斌基于抽象语义表示（AMR，AbstractMeaningRepresentation）理论和框架，针对汉语句子的特点提出融合概念对齐的汉语抽象语义表示（CAMR，ChineseAbstractMeaningRepresentation）框架和规范，采用单根的有向无环图来表示汉语句子中的概念以及概念间的关系，为汉语AMR理论的未来发展以及汉语自动语义分析研究的推进铺垫了基础。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王严从影响失语症患者命名的因素入手，结合语义场理论和大脑词库研究成果，对失语症患者的词汇语义提取障碍进行了分析，以期能为脑损伤患者语言障碍的诊断、治疗和康复提供启发。广西大学瞿叶童对抑郁症患者的话语进行了功能分析，探寻该类话语的特点、个体化取向，以期能为抑郁症的诊断与治疗提供帮助。
除关涉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外，多位青年学者的研究还聚焦于语言学学科内不同分支之间的融会贯通，如功能语言学与对比语言学、功能语言学与生态语言学、功能语言学与翻译学、功能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等。北京外国语大学王连柱、耿芳分别对比研究了英语和印地语的及物性系统、语气系统;北京外国语大学郭笑甜、高然分别对比分析了汉语和英语的主位系统、性质词组。北京科技大学张瑞杰讨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系统基础上的生态话语分析框架的建构。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存玉和中华女子学院张娇分别探讨了翻译中的经验意义等效、翻译中的话语基调等论题。中央民族大学古丽加玛丽·尔肯研究了维吾尔语及物性系统网络中动作过程的20种语义配置结构。
三、几点思考：从中国语言学成果
首次登上《自然》杂志谈起
2019年4月24日，《自然》杂志以在线形式发表了复旦大学金力院士团队揭示汉藏语系起源及分化时间和地点的研究成果[18]。这是中国语言学领域“首次”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科研成果[19]（11）。通过对109种汉藏语系语言的949个词汇词根-语义组合进行谱系建模，并借助贝叶斯系统发育方法进行数学分析，该研究证实了东亚地区汉藏语系诸多语言的同源关系，支持了关于汉藏语系源流与分化的“北方起源假说”，估计了汉语和藏缅语族的分化时间和地点，即距今约5900年前的中国北方。虽然该研究成果还无法解答所有的疑惑，还遗留下一些尚不能定性的问题，但该研究成果的发表表明，融合创新可以让现代语言学研究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如下将结合这一案例及本届论坛，谈谈有关语言研究融合创新的几点认识和思考：
其一，融合创新、协同创新，语言研究需要大学科平台
如今的语言研究已经具有了跨语种、跨学科的属性，并不断走向超学科。超学科是学科融合的“最高层次”[20]（407），它强调以问题或主题为导向，通过社会和学界在不同层面的合作，共同解决复杂问题。建设大学科平台就是要通过凝聚语言学、计算科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人才，形成合力，共同提出和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实现创新发展。金力院士团队所取得成果就是現代语言学大学科平台建设的典型案例。
其二，从“语言学+”走向“+语言学”，语言研究不再仅是语言学家的分内之事
按照传统观念，语言学家的责任和义务就是研究语言。但是，如果把这种观念放在跨学科、超学科蓬勃发展的当今时代场景下，它似乎充满着狭隘色彩，因为语言学家不能仅局限于研究语言本身，研究语言的也不能仅局限于语言学家。首先，语言学家可以从事跨学科的语言研究，即陆俭明教授所谈论的“语言学+”，可以通过研究语言来辅助解决社会问题如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生态问题如物种灭绝、心理问题如抑郁症等;其次，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可以进行语言研究，即“+语言学”，如杨亦鸣教授呼吁设立的“人工智能+语言学”专业，通过借助两个学科甚至更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攻关前沿课题如人工智能中的自然语言理解等;再者，语言学家与其他学科的专家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金力院士的团队中不仅有语言学家潘悟云教授，还有遗传学家金力院士、人类学家及语言学家张梦翰博士和生物学家严实博士等。
其三，跨界与整合：语言研究融合创新之路径
“融合”首先意味着要调动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资源或者同一学科、同一领域内不同方向的资源，重构人们对某个问题的认识，进而提出更合理、更优化的解决之道。对语言研究而言，就是要调动语言学学科以及其他学科的资源，来解决与语言相关的各种前沿问题。但是，这也仅仅是完成了语言研究融合创新中的“跨界”这一步。更重要的是，要把不同学科的资源真正“整合”起来，实现从理论到思想，再到方法和应用上的高度“调和”。只有顺利完成从“跨界”到“整合”的蜕变，才能更好地踏上语言研究的融合创新之路。
四、结语
本届论坛的举办顺应了当今交叉学科、跨学科以及超学科蓬勃发展的趋势，起到了助推语言研究和理论创新走向多元融合的作用。总结6位专家的主旨报告以及数位青年学者的展示发言可以看出，本届论坛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其一，专家阵容强大，横跨外汉学界。论坛汇聚了长期活跃于国内外语学界和汉语学界的学术权威，如陆俭明教授、沈家煊教授、杨亦鸣教授都是汉语学界的知名学者，潘文国教授、王文斌教授则是横跨汉外学界、致力于汉外对比研究的专家，黄衍教授是知名语用学家及回指研究专家。其二，报告内容前沿，反映了学界目前的新思考。报告内容不仅关涉语言学各内部学科、流派之间的互融互鉴，如沈家煊教授、潘文国教授、王文斌教授和黄衍教授的报告，而且触及语言研究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如陆俭明教授和杨亦鸣教授的报告。有的报告高屋建瓴，富有前瞻性;有的报告切中事实，富有深刻性;总的来说，它们都反映了学界对“语言研究多元融合与理论创新”这一主题的当前思考。其三，“专家+青年”，同平台、共交流、互促进。论坛专辟“青年学者论坛”，为青年教师、硕博研究生搭建交流思想、展示自我的平台，他们的展示发言不仅论及功能语言学与对比语言学、生态语言学、翻译学、语言类型学等语言学学科内部不同分支之间的融会贯通，而且论及语言研究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关联。 本届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示了学界在语言研究融合创新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而且为未来的融合创新研究指明了方向，即陆俭明教授所说的“树立问题意识和未来意识，不断开拓语言学融合的新领域”。语言研究新领域的不断开拓，要求建立起现代语言学大学科平台;语言研究也将不再仅是语言学家的分内之事，是包括语言学家在内的诸多学科专家和衷共济的事业。随着跨学科、超学科研究的不断推进，语言研究的融合创新之路将更趋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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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