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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代表党中央到天津视察，着力纠正当时城市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倾向——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解除资本家担心共产党将发动工人对他们的剥削进行清算斗争的疑虑。他在同天津资本家座谈时，曾说过“剥削有功”的话。这曾是高岗用来散布流言；猛烈攻击刘少奇的一发重型炮弹。党内不少同志也曾认为这句话是少奇说“走了火”，“不够妥当”。
但是，历史档案表明，类似“剥削有功”的话，少奇在不同场合先后讲了多次：同年5月12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5月19日在北京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8月28日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直到1950年1月23日同安子文等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内难民到关外去，要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作为刘少奇这样一个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党中央领导人，这样不厌其烦地一再向党的各级干部解说这个道理，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并非一时脱口而出的失言。
为弄清历史的是非曲直，话还得从头说起。
进城后的当务之急
1949年初，平津战役胜利已成定局，党中央当即对接管平、津的工作作了部署。决定由彭真任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任市长。毛泽东指示平、津两市的接管工作统归华北局负责，并着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先赴北平，担负先遣任务。薄一波回忆说，他赴北平前曾专门到中央请示。毛泽东特别嘱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做好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还要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跟他们保持长期的统一战线；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向薄谈得较多的是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重点是怎样利用私营工商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这些重要思想，都写进了嗣后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诀议。
中国共产党虽然成立于中国现代工业的中心城市上海，它的阶级基础是工业无产阶级，但它终究长期处在农村环境，其成员又多出身于农民小生产者。长期民主革命的斗争，任务是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不能不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这些思想观点和做法，在进入城市以后，自觉不自觉地被带到城市工作中来。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收复山西的井陉、阳泉等工业区时，就曾发生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现象，使工业受到很大破坏。收复张家口时，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甚至贪污腐化。1947年11月攻克石家庄时，仍发生乱拿东西的现象。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发展到抢私人的财物，还鼓动城市贫民去拿，以至不得不实行戒严，甚至枪决了几个人来制止乱抢现象。再就是，进城以后，外地机关纷纷派人前去抢购物资，四乡农民也准备乘势涌进城市抢购。河北的邯郸、河南的焦作、山西的运城都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更为普遍的是，分不清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把打土豪分田地的经验搬到城市，造成对民族工商业的破坏。因此，1948年4月19日，薄一波曾专门为此向中央写了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批注，严肃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吏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凡此种种说明，取得城市以后，能否严格区分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切实执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乃是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事业的关键，也是共产党进入城市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验。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此曾有明确指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又说，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代工业经济中占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如果认为现在可以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主义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民族资本家的忧虑
1949年的天津，工商业将近有四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业就有上万家，有好几十万工人；北平大大小小的私营工厂也有三万工人。社会上很多的必需品，吃拐、穿的、用的……都靠他们供给。这些私营工业，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但是，天津解，放以后，资本家很恐慌，很消极，准备收场、关门不干了，或准备逃跑。原因是：从天津市军管会、市政府成立一连几个月，没有一个负责人理会资本家——接见他们，找他们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一些领导人认为，如果与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天津日报》天天宣传工人如何好，说到资本家，总是说不好；资本家跟国营公司打交道，不仅不赚钱，反而要赔本。唐山有个启新洋灰公司，解放后与国营贸易公司订了半年合同，收购它生产的洋灰，后来物价上涨，合同订的价格就明显太低，继续执行合同，资本家就得赔本。当地的华兴纱厂也跟国营贸易公司订了八个月的合同；贸易公司供给棉花，华兴将生产出来的纱布卖给贸易公司。后来纱价大涨，但合同价不变，这样贸易公司赚了很多钱，华兴虽未赔本，也没有赚多少钱。而税收部门收税，还得按市场价格收他们的税。又如，天津久大盐业公司的盐卖不掉，经与政府有关部门联系，说是可以运到山东临清去卖，于是久大公司就把盐运到了临清。临清的国营贸易公司看到来了一个作卖盐生意的，就想办法对付他。结果国营贸易公司把盐的价格一跌，使得资本家的盐卖不出去，舍了本。这些事都弄得天津地区的资本家叫苦不迭。有的工人组织只是教育工人怎样同资本家作斗争，叫工人要弄清谁剥削谁，怎样才能翻身。于是，资本家越来越恐慌。
就在平、津接收后不久，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向中央报告两市的财经情况说，两市每月要补贴15亿元人民币(旧币)。由于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报告说：“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4月，华北局向中央详细报告了平、津工业生产中的问题，指出：除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外，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也是存在的突出问题。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 一个月内，曾发生53起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30％。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扭转。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向工人、干部和资本家阐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城市政策，澄清工人中的模糊认识，消除民族资本家存在的疑惧心理，已经刻不容缓。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去天津视察，就地解决问题。
“剥削”的历史辩证说
为了解决好天津当时恢复生产中的各种问题，刘少奇到达天津以后，除了与干部、工人开会座谈外，专门接见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了解他们的思想顾虑，同他们谈心，摸清他们心里的疙瘩，好“对症下药”。参加座谈的有：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李烛尘、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柒卿、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支、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兼天津管辖行经理资耀华、仁立毛呢厂总经理朱继圣、恒源纺织厂董事长兼经理边洁清、寿丰面粉公司经理孙冰如、天津市商会理事长毕鸣岐以及劳笃文、王翰庭等在华北以至全国知名的天津工商界人士，也有一些中小工商业者。座谈中，资本家提出了不少问题：资方工商业者能不能让存在，中共的政策是什么?复工复业原材料不足，政府是否帮助解决?政府对劳资矛盾的基本政策，等等。
谈话中，刘少奇发现他们最关心两个问题：一是，中共中央过去在讲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时，讲了三种经济成分：第一是国营经济；第二是向着合作社道路走的小农经济；第三是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没有大的。李烛尘、宋棐卿说：现在我们不是大的，再过两年发展一下不就大了吗?大了，你们就不要我们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没有我们的份了。也就是说，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天就要把他们搞掉了，就要把他们的工厂没收了。
二是，他们承认自己是资本家，但害怕承认自己是剥削者。周叔弢说：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剥削，但是我也不想当资本家。我只想做到“工业建国”。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由于赚钱，又开了一个华兴纱厂，在大冶开了一个洋灰厂。现在有三个工厂，还准备再开第四个工厂，可是心里感到苦闷。如果我的厂子开得越多，剥削也就越多，剥削的工人也就越多，就成了大资产阶级了，我的罪恶也就更大，清算起来就该枪崩了。
总之，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出路何在。
资本家的顾虑，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注意看中央发布的文件，甚至还看了马列主义的本本。加上天津解放后，宜传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的工作没有跟上，在实际行动上又反映出不少“左”的情绪。这就使他们看不到前途。解开这样一些思想疙瘩，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剥削，无论是对工人、干部还是资本家，都是一个关键问题。
共产党做思想工作的诀窍，就是善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刘少奇正是从这“剥削”二字上做他们的文章的。他说：
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尽管你们开工厂有几千几百个股东，但你是代表股东，代表资方的，有义务有责任在工人身上剥削剩余价值，一块钱也是剥削。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是，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这种想法则是错误的。
为了说清楚这个道理，刘少奇不得不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说起。他说：
剥削不剥削，不是由你们决定，也不由工人决定。“剥削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你不剥削别人，别人就得剥削你，你不剥削也不行，你不被别人剥削也不行，这不是由人的意识决定，而是由社会的经济发展条件决定的。
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代替了封建主义的剥削方式，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在青年时期是有历史功绩的。资本主义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短时期内，把生产力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可以说是有很大功劳的。
至于现在是不是就应该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那要看是否具备了消灭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从中国今天的具体情况来说，中国共产党有这个力量，可以随时废除掉资本家的剥削，但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
为使资本家明确私人资本主义在现实中国的地位，刘少奇向他们转述了不久前毛泽东与上海资本家的谈话。上海资本家向毛泽东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他们把自己叫做“产业家”、“工业资本家”。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产业家、资本家在新中国的地位里，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他们问：“那么谁是大哥?”毛泽东说：“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
针对当时工人失业、经济凋敝的现状和资本家担心剥削越多罪恶越大的思想，刘少奇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发展的必要性。由此说了现时资本主义剥削不是有“罪”而是有“功”的话。具体说的是：
现在有很多失业工人要求资本家复工，也就是要求你们剥削他们一下。“就是说你收他们做工，给工资，剥削他们，他们倒有工作可做，不失业了。”少奇指着宋棐卿说，你“现在只剥削一千多工人，如果你能剥削两千甚至两万工人那就更好。现在的工人是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剥削他更痛苦。有人剥削他虽然痛苦，但总比较好一点，不会失业，有饭吃(虽然只能吃半饱，但总比没有饭吃好)。”又对周叔弢说：“你能开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工厂对社会更有好处，功劳就越大。”因为，“你们把工厂建立起来，用全力把工厂管好，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有功劳的。”总之，“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
其实，刘少奇的谈话并未到此止步。他进而对他们说，当然，新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要限制的。如：“公私兼顾”就是限制政策，国家经济要照顾私人经济，私人经济也要照顾国家经济；“劳资两利”也是限制政策，照顾到发展私人资本，同时不能不照顾到工人的生活；税收政策，也是一种限制。至于搞社会主义，那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妨碍将来搞社会主义；相反，在有了更多的私人资本主义以后，实行社会主义就会更快一些。
资本家最害怕社会主义。他们问：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不搞?少奇说，社会主义一定要搞。不搞不行，这是肯定了的。
他们接着问：怎么样搞法?刘少奇回答说，马克思列宁的书上说，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打倒资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将来 中国搞社会主义，可以不革你们的命，可以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用和平的办法走到社会主义。
他们又问，具体怎么个搞法?刘少奇说：那很难讲，那是十年十几年后的事情。一定要具体讲，那我举宋棐卿先生为例，他工厂管理得很好。20年后，他已发展到8个工厂。我们搞社会主义，就要把这8个工厂收归国有，由国家来办。只要你不反动，这8个工厂还叫你当厂长。因为你工厂管得好，很能干，国家还可以再给你管8个工厂，让你管16个厂子，那时候，你的薪水还要增加。你干不干?宋高兴地说：我为什么不干呢y刘少奇说：“这就叫和平转变。”
可见，剥削在历史上的作用，由进步到反动是一个发展过程；绝不能不分时间、地点、条件，抽象地反对一切剥削；在1949年的中国强调要欢迎剥削，正是为了创造最后和平地消灭剥削所必需的前提和条件。这才是刘少奇在天津同资本家谈话的全部内容，也是他对于剥削的历史辩证解说。高岗抓住“剥削有功”一词对刘少奇大加鞑伐，完全是一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阴谋伎俩。
经过刘少奇一番有针对性的、耐心的教育和开导，尤其是他对资本主义剥削所作的精辟入微的辩证解说，使在座资本家，b里的一块沉重石头落了地。他们不无兴奋地说：从前共产党的底一点也摸不到，现在摸到一点底了。他们中不少人感到，长期怀抱的实业建国的大志，终于有了可以实现的机会，因而纷纷筹划恢复生产，扩大生产，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兴办实业的积极性。宋棐卿可谓是其中的一个代表。1949年4月30日，宋致信刘少奇称：
阁下惠临训话(注：4月21日，刘少奇参观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毛纺织厂，并对职工代表讲话，阐明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以及社会发展规律和前途)后，全厂职工对于政府之工业政策有了新的了解及新的希望与新生命，至为愉快，因此已决定每人皆尽最大之努力以完成此伟大为人群服务之使命，而副政府及阁下关垂训示之至意。今将敝厂决定发展之计划奉陈如后：
一、敝麻厂决于最近期内加开夜班。
二、敝毛厂决再添购原毛增加生产。
三、敝化学厂虽已停工将近一年，今已计划即行开工。
四、敝公司并正筹划再开设麻袋第二厂，以增加生产。
以上各项知关廑注，谨先将此概要奉闻，以后进行至何程度，亦必随时报告，聆受指导也。
宋柒卿的信，如实地反映了刘少奇在天津向资本家作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辩证解说的确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当时最怕的是“左”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高岗攻击刘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语，作了尖锐的批评，对刘少奇为顾全大局而在全会上作的自我批评，说了一席公道话。他说：
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
邓小平着重指出：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听到的那些流育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盲就不是这样的。
邓小平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为少奇说的这一席话，不只是对高岗的揭霹，在党内主持了公道，更重要的是分清了党内的重大政策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而且阐明了一条真理，即：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各项政策的正确、错误，利弊得失，其基本立足点，就是看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当时，突出反映在是否有利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工业生产。
天津效应在上海
上海解放前夕，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多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80％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工业产值74％的轻纺工业，缺原料无销路，陷于半瘫痪状态。上海产业工人有83万，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尽快恢复生产。上海纺织厂的纱锭229万，占全国40％；贸易额占全国一半。上海工厂的烟囱若不冒烟，全国经济就将垮掉一半；上海市场一混乱；全国财经就会失去控制。全市私营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76％，较大的工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1．7万余人。他们数量集中，国。内外经济联系广，政治影响大。解放前夕，他们有的因国民党搜刮太甚而濒于破产，有的将资金抽出外逃，有的停产观望。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任第一任上海市长。当时，陈毅和华东局、上海市委一致认为，当务之急首先是稳定人心，尽快恢复生产。陈毅认准一条，就是坚决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办：集中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各党派，稳步前进。在接管初期日理万机的紧张日子里，陈毅坚持从这个大前提出发，吸取了天津在接管后的经验和刘少奇天津讲话的精神，接二连三地亲自会见各界各方代表，进行政治“亮相”，政策交底。
83万产业工人大军，是迅速恢复生产和建设新上海的主力。新市长参加的第一个集会，就是上海工人纪念“五卅”运动的大会。陈毅对他们表示敬意和寄于希望。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对资本家及他们的资产将如何处置?许多人拭目以待。6月2日下午，90多位上海最知名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拿着有陈毅署名的请柬，到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四楼大厅出席“产业界人士座谈会”。这时，资本家们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共产党会不会没收他们的厂店资产，革他们的命?当他们听到脚蹬布鞋线袜、身着土布军衣、曾威震淮海战场的陈毅将军的第一句话——“工商界的朋友们”时，紧张气氛顿时消失。陈毅说：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我们的工商政策早 已有言在先，就是十六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让我们共同努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
资本家们听得字字真切，又惊又喜。拥有申新系统九个纱厂的老板荣毅仁先生高兴地回到家里，对满屋等候消息的人高声宜布：“明天就开工”。
1950年8月，正是敌人封锁、物价波动、劳资纠纷迭起的困难阶段，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荣毅仁和刘靖基两人提出要请陈市长去家里吃饭。当时，荣氏企业处境很不妙：在国民党搜刮下企业损失惨重；海口被封锁，原料涨价；企业大部分资金被家族成员抽出带走；工人不断要求资方发放欠薪……。他们对政府是否真心帮助解决困难，抱有疑问，现在资本家请吃饭，去，还是不去?陈市长请干部们讨论，有的主张去，有人担心去了影响不好，会犯错误。陈毅看出荣毅仁请吃饭，用意是“投石问路”。他爽朗地笑着说：吃饭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错误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于是，他不只带几位领导干部同去，而且将夫人张茜和孩子们也带去，目的是去“交朋友”。陈老总摇着一把大葵扇，欣然到荣家赴宴，拉家常，问情况，亲切坦率，谈笑风生，虽未讲政治道理，但疏通了彼此感情，影响很大。
看到人民政府真心扶持私营企业发展生产，看到陈市长常请企业家到办公室去征询意见商讨政策，长期在竞争吞噬的浪涛中挣扎的民族资本家们看到了出路和希望。消息传出，一些出走香港、欧美的企业家萌生了回归之念。10月初，著名的化工企业大资本家吴蕴初先生从美国回来了，陈毅市长热情欢迎。见面那天，昔日的“味精大王”脱去了西服，换上了蓝色中山装。陈老总高兴地对他说道：吴蕴老，过两天厂里工人要开会欢迎你回来，你就穿这身新衣裳去吧，这才叫面目一新呢！请吃饭时，吴蕴初惭愧地提及当年曾任伪“国大代表”一事，陈老总毫不介意地说：那有什么了不起呢?过去在四大家族统治下，你们要发展民族工商业，不能不多方面应付。你们都是组织工业生产很有学识很有经验的人，政府殷切希望你们回来做出更大的贡献！不久，前国民党招商局局长、企业遍布半个中国、号称“火柴大王”的大资本家刘鸿生也从香港回到了上海。
这桩桩件件，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坚决纠正和防止“左”倾的成效。它如实地反映了刘少奇天津讲话所起的“很大很好的作用”。
长时间里，由于教条式地把社会主义简单地看成就是消灭剥削，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常识：一种生产关系当它还没有最终束缚生产力发展以前，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也是消灭不掉的。因此，不顾我国社会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总想要使资本主义绝种，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搞得“纯”而又“纯”，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由衷地感到高兴；但也有不少人对私营经济、外资企业的发展忧心忡忡。在刘少奇100周年诞辰的今天，弄清“剥削有功”说的原委，不只是为了还历史一个公正，而且对人们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仍然是会有启迪的。
但是，历史档案表明，类似“剥削有功”的话，少奇在不同场合先后讲了多次：同年5月12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5月19日在北京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8月28日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直到1950年1月23日同安子文等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内难民到关外去，要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作为刘少奇这样一个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党中央领导人，这样不厌其烦地一再向党的各级干部解说这个道理，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并非一时脱口而出的失言。
为弄清历史的是非曲直，话还得从头说起。
进城后的当务之急
1949年初，平津战役胜利已成定局，党中央当即对接管平、津的工作作了部署。决定由彭真任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任市长。毛泽东指示平、津两市的接管工作统归华北局负责，并着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先赴北平，担负先遣任务。薄一波回忆说，他赴北平前曾专门到中央请示。毛泽东特别嘱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做好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还要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跟他们保持长期的统一战线；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向薄谈得较多的是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重点是怎样利用私营工商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这些重要思想，都写进了嗣后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诀议。
中国共产党虽然成立于中国现代工业的中心城市上海，它的阶级基础是工业无产阶级，但它终究长期处在农村环境，其成员又多出身于农民小生产者。长期民主革命的斗争，任务是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不能不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这些思想观点和做法，在进入城市以后，自觉不自觉地被带到城市工作中来。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收复山西的井陉、阳泉等工业区时，就曾发生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现象，使工业受到很大破坏。收复张家口时，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甚至贪污腐化。1947年11月攻克石家庄时，仍发生乱拿东西的现象。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发展到抢私人的财物，还鼓动城市贫民去拿，以至不得不实行戒严，甚至枪决了几个人来制止乱抢现象。再就是，进城以后，外地机关纷纷派人前去抢购物资，四乡农民也准备乘势涌进城市抢购。河北的邯郸、河南的焦作、山西的运城都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更为普遍的是，分不清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把打土豪分田地的经验搬到城市，造成对民族工商业的破坏。因此，1948年4月19日，薄一波曾专门为此向中央写了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批注，严肃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吏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凡此种种说明，取得城市以后，能否严格区分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切实执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乃是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事业的关键，也是共产党进入城市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验。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此曾有明确指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又说，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代工业经济中占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如果认为现在可以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主义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民族资本家的忧虑
1949年的天津，工商业将近有四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业就有上万家，有好几十万工人；北平大大小小的私营工厂也有三万工人。社会上很多的必需品，吃拐、穿的、用的……都靠他们供给。这些私营工业，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但是，天津解，放以后，资本家很恐慌，很消极，准备收场、关门不干了，或准备逃跑。原因是：从天津市军管会、市政府成立一连几个月，没有一个负责人理会资本家——接见他们，找他们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一些领导人认为，如果与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天津日报》天天宣传工人如何好，说到资本家，总是说不好；资本家跟国营公司打交道，不仅不赚钱，反而要赔本。唐山有个启新洋灰公司，解放后与国营贸易公司订了半年合同，收购它生产的洋灰，后来物价上涨，合同订的价格就明显太低，继续执行合同，资本家就得赔本。当地的华兴纱厂也跟国营贸易公司订了八个月的合同；贸易公司供给棉花，华兴将生产出来的纱布卖给贸易公司。后来纱价大涨，但合同价不变，这样贸易公司赚了很多钱，华兴虽未赔本，也没有赚多少钱。而税收部门收税，还得按市场价格收他们的税。又如，天津久大盐业公司的盐卖不掉，经与政府有关部门联系，说是可以运到山东临清去卖，于是久大公司就把盐运到了临清。临清的国营贸易公司看到来了一个作卖盐生意的，就想办法对付他。结果国营贸易公司把盐的价格一跌，使得资本家的盐卖不出去，舍了本。这些事都弄得天津地区的资本家叫苦不迭。有的工人组织只是教育工人怎样同资本家作斗争，叫工人要弄清谁剥削谁，怎样才能翻身。于是，资本家越来越恐慌。
就在平、津接收后不久，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向中央报告两市的财经情况说，两市每月要补贴15亿元人民币(旧币)。由于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报告说：“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4月，华北局向中央详细报告了平、津工业生产中的问题，指出：除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外，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也是存在的突出问题。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 一个月内，曾发生53起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30％。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扭转。
以上种种情况说明：向工人、干部和资本家阐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城市政策，澄清工人中的模糊认识，消除民族资本家存在的疑惧心理，已经刻不容缓。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去天津视察，就地解决问题。
“剥削”的历史辩证说
为了解决好天津当时恢复生产中的各种问题，刘少奇到达天津以后，除了与干部、工人开会座谈外，专门接见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了解他们的思想顾虑，同他们谈心，摸清他们心里的疙瘩，好“对症下药”。参加座谈的有：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李烛尘、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柒卿、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支、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兼天津管辖行经理资耀华、仁立毛呢厂总经理朱继圣、恒源纺织厂董事长兼经理边洁清、寿丰面粉公司经理孙冰如、天津市商会理事长毕鸣岐以及劳笃文、王翰庭等在华北以至全国知名的天津工商界人士，也有一些中小工商业者。座谈中，资本家提出了不少问题：资方工商业者能不能让存在，中共的政策是什么?复工复业原材料不足，政府是否帮助解决?政府对劳资矛盾的基本政策，等等。
谈话中，刘少奇发现他们最关心两个问题：一是，中共中央过去在讲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时，讲了三种经济成分：第一是国营经济；第二是向着合作社道路走的小农经济；第三是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没有大的。李烛尘、宋棐卿说：现在我们不是大的，再过两年发展一下不就大了吗?大了，你们就不要我们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没有我们的份了。也就是说，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天就要把他们搞掉了，就要把他们的工厂没收了。
二是，他们承认自己是资本家，但害怕承认自己是剥削者。周叔弢说：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剥削，但是我也不想当资本家。我只想做到“工业建国”。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由于赚钱，又开了一个华兴纱厂，在大冶开了一个洋灰厂。现在有三个工厂，还准备再开第四个工厂，可是心里感到苦闷。如果我的厂子开得越多，剥削也就越多，剥削的工人也就越多，就成了大资产阶级了，我的罪恶也就更大，清算起来就该枪崩了。
总之，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出路何在。
资本家的顾虑，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注意看中央发布的文件，甚至还看了马列主义的本本。加上天津解放后，宜传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的工作没有跟上，在实际行动上又反映出不少“左”的情绪。这就使他们看不到前途。解开这样一些思想疙瘩，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剥削，无论是对工人、干部还是资本家，都是一个关键问题。
共产党做思想工作的诀窍，就是善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刘少奇正是从这“剥削”二字上做他们的文章的。他说：
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尽管你们开工厂有几千几百个股东，但你是代表股东，代表资方的，有义务有责任在工人身上剥削剩余价值，一块钱也是剥削。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是，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这种想法则是错误的。
为了说清楚这个道理，刘少奇不得不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说起。他说：
剥削不剥削，不是由你们决定，也不由工人决定。“剥削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你不剥削别人，别人就得剥削你，你不剥削也不行，你不被别人剥削也不行，这不是由人的意识决定，而是由社会的经济发展条件决定的。
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代替了封建主义的剥削方式，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在青年时期是有历史功绩的。资本主义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短时期内，把生产力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可以说是有很大功劳的。
至于现在是不是就应该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那要看是否具备了消灭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从中国今天的具体情况来说，中国共产党有这个力量，可以随时废除掉资本家的剥削，但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
为使资本家明确私人资本主义在现实中国的地位，刘少奇向他们转述了不久前毛泽东与上海资本家的谈话。上海资本家向毛泽东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他们把自己叫做“产业家”、“工业资本家”。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产业家、资本家在新中国的地位里，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他们问：“那么谁是大哥?”毛泽东说：“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
针对当时工人失业、经济凋敝的现状和资本家担心剥削越多罪恶越大的思想，刘少奇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发展的必要性。由此说了现时资本主义剥削不是有“罪”而是有“功”的话。具体说的是：
现在有很多失业工人要求资本家复工，也就是要求你们剥削他们一下。“就是说你收他们做工，给工资，剥削他们，他们倒有工作可做，不失业了。”少奇指着宋棐卿说，你“现在只剥削一千多工人，如果你能剥削两千甚至两万工人那就更好。现在的工人是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剥削他更痛苦。有人剥削他虽然痛苦，但总比较好一点，不会失业，有饭吃(虽然只能吃半饱，但总比没有饭吃好)。”又对周叔弢说：“你能开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工厂对社会更有好处，功劳就越大。”因为，“你们把工厂建立起来，用全力把工厂管好，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有功劳的。”总之，“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
其实，刘少奇的谈话并未到此止步。他进而对他们说，当然，新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要限制的。如：“公私兼顾”就是限制政策，国家经济要照顾私人经济，私人经济也要照顾国家经济；“劳资两利”也是限制政策，照顾到发展私人资本，同时不能不照顾到工人的生活；税收政策，也是一种限制。至于搞社会主义，那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妨碍将来搞社会主义；相反，在有了更多的私人资本主义以后，实行社会主义就会更快一些。
资本家最害怕社会主义。他们问：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不搞?少奇说，社会主义一定要搞。不搞不行，这是肯定了的。
他们接着问：怎么样搞法?刘少奇回答说，马克思列宁的书上说，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打倒资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将来 中国搞社会主义，可以不革你们的命，可以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用和平的办法走到社会主义。
他们又问，具体怎么个搞法?刘少奇说：那很难讲，那是十年十几年后的事情。一定要具体讲，那我举宋棐卿先生为例，他工厂管理得很好。20年后，他已发展到8个工厂。我们搞社会主义，就要把这8个工厂收归国有，由国家来办。只要你不反动，这8个工厂还叫你当厂长。因为你工厂管得好，很能干，国家还可以再给你管8个工厂，让你管16个厂子，那时候，你的薪水还要增加。你干不干?宋高兴地说：我为什么不干呢y刘少奇说：“这就叫和平转变。”
可见，剥削在历史上的作用，由进步到反动是一个发展过程；绝不能不分时间、地点、条件，抽象地反对一切剥削；在1949年的中国强调要欢迎剥削，正是为了创造最后和平地消灭剥削所必需的前提和条件。这才是刘少奇在天津同资本家谈话的全部内容，也是他对于剥削的历史辩证解说。高岗抓住“剥削有功”一词对刘少奇大加鞑伐，完全是一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阴谋伎俩。
经过刘少奇一番有针对性的、耐心的教育和开导，尤其是他对资本主义剥削所作的精辟入微的辩证解说，使在座资本家，b里的一块沉重石头落了地。他们不无兴奋地说：从前共产党的底一点也摸不到，现在摸到一点底了。他们中不少人感到，长期怀抱的实业建国的大志，终于有了可以实现的机会，因而纷纷筹划恢复生产，扩大生产，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兴办实业的积极性。宋棐卿可谓是其中的一个代表。1949年4月30日，宋致信刘少奇称：
阁下惠临训话(注：4月21日，刘少奇参观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毛纺织厂，并对职工代表讲话，阐明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以及社会发展规律和前途)后，全厂职工对于政府之工业政策有了新的了解及新的希望与新生命，至为愉快，因此已决定每人皆尽最大之努力以完成此伟大为人群服务之使命，而副政府及阁下关垂训示之至意。今将敝厂决定发展之计划奉陈如后：
一、敝麻厂决于最近期内加开夜班。
二、敝毛厂决再添购原毛增加生产。
三、敝化学厂虽已停工将近一年，今已计划即行开工。
四、敝公司并正筹划再开设麻袋第二厂，以增加生产。
以上各项知关廑注，谨先将此概要奉闻，以后进行至何程度，亦必随时报告，聆受指导也。
宋柒卿的信，如实地反映了刘少奇在天津向资本家作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辩证解说的确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当时最怕的是“左”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高岗攻击刘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语，作了尖锐的批评，对刘少奇为顾全大局而在全会上作的自我批评，说了一席公道话。他说：
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
邓小平着重指出：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听到的那些流育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盲就不是这样的。
邓小平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为少奇说的这一席话，不只是对高岗的揭霹，在党内主持了公道，更重要的是分清了党内的重大政策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而且阐明了一条真理，即：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各项政策的正确、错误，利弊得失，其基本立足点，就是看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当时，突出反映在是否有利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工业生产。
天津效应在上海
上海解放前夕，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多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80％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工业产值74％的轻纺工业，缺原料无销路，陷于半瘫痪状态。上海产业工人有83万，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尽快恢复生产。上海纺织厂的纱锭229万，占全国40％；贸易额占全国一半。上海工厂的烟囱若不冒烟，全国经济就将垮掉一半；上海市场一混乱；全国财经就会失去控制。全市私营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76％，较大的工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1．7万余人。他们数量集中，国。内外经济联系广，政治影响大。解放前夕，他们有的因国民党搜刮太甚而濒于破产，有的将资金抽出外逃，有的停产观望。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任第一任上海市长。当时，陈毅和华东局、上海市委一致认为，当务之急首先是稳定人心，尽快恢复生产。陈毅认准一条，就是坚决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办：集中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各党派，稳步前进。在接管初期日理万机的紧张日子里，陈毅坚持从这个大前提出发，吸取了天津在接管后的经验和刘少奇天津讲话的精神，接二连三地亲自会见各界各方代表，进行政治“亮相”，政策交底。
83万产业工人大军，是迅速恢复生产和建设新上海的主力。新市长参加的第一个集会，就是上海工人纪念“五卅”运动的大会。陈毅对他们表示敬意和寄于希望。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对资本家及他们的资产将如何处置?许多人拭目以待。6月2日下午，90多位上海最知名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拿着有陈毅署名的请柬，到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四楼大厅出席“产业界人士座谈会”。这时，资本家们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共产党会不会没收他们的厂店资产，革他们的命?当他们听到脚蹬布鞋线袜、身着土布军衣、曾威震淮海战场的陈毅将军的第一句话——“工商界的朋友们”时，紧张气氛顿时消失。陈毅说：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我们的工商政策早 已有言在先，就是十六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让我们共同努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
资本家们听得字字真切，又惊又喜。拥有申新系统九个纱厂的老板荣毅仁先生高兴地回到家里，对满屋等候消息的人高声宜布：“明天就开工”。
1950年8月，正是敌人封锁、物价波动、劳资纠纷迭起的困难阶段，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荣毅仁和刘靖基两人提出要请陈市长去家里吃饭。当时，荣氏企业处境很不妙：在国民党搜刮下企业损失惨重；海口被封锁，原料涨价；企业大部分资金被家族成员抽出带走；工人不断要求资方发放欠薪……。他们对政府是否真心帮助解决困难，抱有疑问，现在资本家请吃饭，去，还是不去?陈市长请干部们讨论，有的主张去，有人担心去了影响不好，会犯错误。陈毅看出荣毅仁请吃饭，用意是“投石问路”。他爽朗地笑着说：吃饭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错误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于是，他不只带几位领导干部同去，而且将夫人张茜和孩子们也带去，目的是去“交朋友”。陈老总摇着一把大葵扇，欣然到荣家赴宴，拉家常，问情况，亲切坦率，谈笑风生，虽未讲政治道理，但疏通了彼此感情，影响很大。
看到人民政府真心扶持私营企业发展生产，看到陈市长常请企业家到办公室去征询意见商讨政策，长期在竞争吞噬的浪涛中挣扎的民族资本家们看到了出路和希望。消息传出，一些出走香港、欧美的企业家萌生了回归之念。10月初，著名的化工企业大资本家吴蕴初先生从美国回来了，陈毅市长热情欢迎。见面那天，昔日的“味精大王”脱去了西服，换上了蓝色中山装。陈老总高兴地对他说道：吴蕴老，过两天厂里工人要开会欢迎你回来，你就穿这身新衣裳去吧，这才叫面目一新呢！请吃饭时，吴蕴初惭愧地提及当年曾任伪“国大代表”一事，陈老总毫不介意地说：那有什么了不起呢?过去在四大家族统治下，你们要发展民族工商业，不能不多方面应付。你们都是组织工业生产很有学识很有经验的人，政府殷切希望你们回来做出更大的贡献！不久，前国民党招商局局长、企业遍布半个中国、号称“火柴大王”的大资本家刘鸿生也从香港回到了上海。
这桩桩件件，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坚决纠正和防止“左”倾的成效。它如实地反映了刘少奇天津讲话所起的“很大很好的作用”。
长时间里，由于教条式地把社会主义简单地看成就是消灭剥削，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常识：一种生产关系当它还没有最终束缚生产力发展以前，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也是消灭不掉的。因此，不顾我国社会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总想要使资本主义绝种，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搞得“纯”而又“纯”，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由衷地感到高兴；但也有不少人对私营经济、外资企业的发展忧心忡忡。在刘少奇100周年诞辰的今天，弄清“剥削有功”说的原委，不只是为了还历史一个公正，而且对人们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仍然是会有启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