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重庆綦江垮塌的虹桥到山崩地裂的汶川，从多哥首都的暴乱到奥巴马连任的芝加哥庆祝之夜，从漫漫黄沙的苏丹达尔富尔到新中国成立60周年辉煌庆典，从乞力马扎罗积雪的山顶到刹那闪耀的日食贝利珠（日食期间，日光透过月球凹陷处形成的看似珍珠的明亮光点—编者注），从北京奥运会到南非世界杯……新华社摄影记者杨磊总是用镜头记录下眼前每一个珍贵的时刻，却很少为自己留影。用他的话说：“我的照片已经记录了我自己。”
闯荡非洲二十国
2004年4月至2006年5月，杨磊作为新华社派驻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唯—名摄影记者，常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当年摄影记者的驻外名额非常少，为了争取向新华社非洲总分社派驻一名摄影记者，总社摄影部做了很大努力。当时摄影部有意派杨磊去，为此他准备了一个月参加英语考试，之后不久，就被派往内罗毕。
在一个不太了解的国家工作，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语言，走在街上，总会有很多双好奇的眼睛注视你—这种成为“老外”的感受非常奇特，也让杨磊感到不安。在一开始的工作阶段，他总有束手束脚之感。初来乍到，杨磊为了听懂“非洲英语”就花费了不少时间，直到逐渐熟悉了当地环境，才越来越主动和自信。
新华社虽然在非洲派驻记者，却极少到战乱或者形势不稳定的地区采访—“确保安全”一直是新华社驻外记者采访的首要原则。内罗毕的治安状况并不好，记者们除了必须的外出采访或集体活动，晚7点之后是不允许外出的。到第三国采访也必须得到北京总社的签批，到不稳定的国家采访更是难上加难。
虽说纪律和限制是如此之多，但杨磊在驻内罗毕的两年期间，还是到近20个非洲国家做了采访。他曾端着相机在枪声如麻的多哥首都洛美街头战战兢兢地走过，也曾坐着只有十几个木头座椅的小飞机降落在索马里临时首府乔哈尔高低不平的黄土机场，还眼睁睁看着津巴布韦反对派用大棒击打自己的汽车……
因为杨磊从不满足于被动等待分配任务，而是擅于主动创造和抓住各种机会。
1991年索马里内战爆发，时至今日，战争还没有结束。2004至2005年，索马里临时过渡政府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逐步建立。杨磊坚持采访、拍摄了过渡政府在内罗毕的所有活动后，终于和政府高官们有了一些“交情”。2005年6月底的一天晚上，他与索马里过渡政府的外长在内罗毕一家咖啡厅聊天，得知第二天他们将回索马里参加独立日活动，就提出和他们一起进入索马里。外长犹豫了一阵，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是新华社记者在索马里内战14年后第一次进入这个“非洲之角”。
2006年1月，非洲联盟第六届首脑会议召开前夕，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吕国增应苏丹政府的邀请访问苏丹达尔富尔。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近年来，随着石油等矿产资源不断被开发，此地部族之间为争夺资源的斗争日趋激烈，一些毗邻的国家也以各种形式卷入其中。由于长期以来达尔富尔地区部族间的武装冲突不断，致使该地区的许多地方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随行的杨磊也因此成为第一个进入达尔富尔采访的中国摄影记者。
向前迈一步
在非洲的诸多采访经历里，杨磊最难忘的就是多哥暴乱。
多哥是西非小国家，2006年初，多哥举行总统大选，结果势力强大的反对党仍然输给了执政党，两方立刻在首都洛美发生武装冲突。反对派在全城的主要街道上堆放轮胎放火燃烧，阻断了交通，洛美全城浓烟滚滚。而早已做好应变准备的武装部队迅即冲进城内进行镇压，街道上枪声大作。杨磊不顾危险，在总统府附近采访、拍照，在交通完全阻断前赶回分社及时发稿。给总社发了一组大选结果的照片后，杨磊背着相机又走出了洛美分社的铁门。政府军在全城实行戒严，四处抓捕戴黄头巾的反对党分子。反对党不甘示弱，用砍倒的树木封锁了通往其大本营“绿区”的街道，在马路上和政府军对峙。处在“绿区”内的中国驻多哥使馆也遭到了冲击，就连大使也受了轻伤。
最惊险的是，杨磊的相机一天之内被政府军士兵抢夺了三次，而杨磊凭着自己的勇气和机智，一次次保住了手中的相机。第一次他正拍摄在路边巡逻的士兵，一个黑大个上来就抓住杨磊的相机，杨磊赶紧把相机带套在脖子上不松手，与黑人士兵厮扭在一起，眼镜也掉了。这个士兵竟然还解下腰带高高举起，想抽杨磊，幸好被另一个士兵跑过来推开，杨磊这才保住了自己的相机。第二次，杨磊正在拍执政党的支持者和政府军士兵拦截一辆美国使馆的越野车，这时士兵们发现了他，便喊叫着冲过来。杨磊急中生智，瞬间向别的地方连拍了十几张照片，然后向过来查问的士兵展示了几张街景照，成功蒙混过关。第三次，杨磊有了经验，动作也快，士兵还没来得及说第二句话，他就掏出10美元塞过去，避免了一次盘查。
杨磊认为，做摄影记者，一定要有“再向前迈一步的勇气”，不论是正常采访还是突发事件，有勇气才会主动出击，才能争取到采访机会。
好照片的两要素
杨磊的父母都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专业，一生从事新闻。受父母影响，杨磊也希望成为一名新闻从业者，多累积一些经历。
杨磊回忆，当年父母的书柜中多是文学、历史、新闻类的书籍。耳濡目染，杨磊也自小喜欢读书读报。当年杨磊的父亲其实一直希望儿子可以学医，甚至高二分科时还逼着他进了理科班。但杨磊始终坚持自己的追求，终于在高三时又转到文科班。高考之后，他报考了口碑很好的兰州大学新闻系。
1997年7月，杨磊大学毕业，适逢刚成立的新华社重庆分社招文字记者，他顺利被录取。分社组建之初亟待成立摄影采访室，杨磊借这个机会向分社领导申请转为专职摄影记者。
杨磊当上摄影记者不久，来总社参加新入社记者培训。培训结束那天，新记者们每个人都领到两台尼康FM2相机。杨磊接过相机摆弄了一会儿，马上报告说：“老师，我的相机坏了……”管器材的人拿过来一看，笑了，原来相机还没有装电池。
当年还是对摄影一无所知的“菜鸟”，在摄影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来，成了今天的摄影记者杨磊。 在杨磊看来，成为一名合格的摄影记者首先需要洞悉新闻内涵，而摄影只是一种表达手段，要准确地用影像把新闻用最合理的方式记录和表现出来，同时使其具有感染力。
在平时的工作中，“责任心”是驱使杨磊用心拍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作为国家通讯社的摄影记者，采访机遇相对更多 ，如果不用心拍摄，实在对不起自己的职业，每一幅作品，都会面向媒体和受众，所以必须要经得起受众检验。此外，能不能找到与众不同的拍摄角度，能不能坚持到事件的最后一分钟，这些都体现着一名摄影记者的用心程度。时代特征和画面的独特性，这是杨磊认为好的新闻作品必须具备的两个要素，两者不可或缺。
在实践中成长
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国庆60周年、2010南非世界杯、广州亚运会等等重要的新闻现场，都留下了杨磊的身影。杨磊也在这些重大事件的报道中，拍出了一些佳作。
1999年中国足球甲A联赛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假球案件—“渝沈之战”，主场比赛的重庆隆鑫队与沈阳海狮队在这场比赛中被判定为踢假球。赛后，杨磊在球员休息室外拍下了一群武警护卫“铁帅”—重庆队韩籍主教练李章洙—的照片，为这场假球和当年中国足球联赛中极其猖狂的假球和黑哨现象作了耐人寻味的注脚。这张照片被《人民摄影报》评为当年最佳体育和最佳人物照片，同时获当年中国新闻奖铜奖。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杨磊租车从重庆开进四川灾区，于当晚进入都江堰并发回报道。他是新华社除四川分社以外第一个进入灾区核心地带的其他分社记者。杨磊在现场拍摄了《还有谁是孩子的亲人？》，当时医护人员都认为孩子的父母已经遇难。照片发布后，刊登照片的多家报社不断接到社会各界要求领养灾难遗孤的电话。人们把这张照片张贴在灾区，所幸三天后，孩子的父母又通过这张照片找回了孩子。
2008年的北京残奥会，杨磊主要负责拍摄举重项目，他遇到了一个难题：残疾人的举重是躺着做仰卧推举，在场内拍摄席上很难拍到运动员的脸。他查阅了之前残奥会的照片，拍摄效果也欠佳。在仔细了解和熟悉体育场环境之后，他决定在体育场楼顶正对运动员的地方架设了两台遥控相机，加上自己在记者席上的一台，三机同步拍摄，做到了运动员的精彩画面基本不漏。
2009年的60周年国庆报道，杨磊被指定在天安门广场的最高点拍摄大全景，需要在45米高的消防云梯车上工作。45米的高度比人民大会堂还要高出一截，细长的云梯支架把他“顶”到了天上，狭小的工作台随风晃动，一不小心就要摔下去。这样的工作环境更考验摄影师的专心与意志。杨磊通过接片的方式，将阅兵和庆典的宏大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他的作品《和谐盛世》成为新华社国庆图片展览中的首幅照片，另外一幅《世纪大阅兵》也被评为社级好稿。
杨磊对于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报道，几乎可以出一部关于南非世界杯的“百科全书”。除了精彩的比赛画面，赛事环境和风土人情等等细枝末节也都汇聚在杨磊的相机里。最特别的是，他还在世界杯主办城市之一开普敦进行了航拍，这是其他各大通讯社都没有选择的拍摄角度。
2012年杨磊被派驻新华社洛杉矶分社。在美国，他感触最深刻的就是面对各种采访机会，记者的坚持是至关重要的。
一次在盐湖城的世界杯短道速滑比赛，杨磊先后写了5封邮件申请采访，直到比赛开始前3天才得到采访资格。刘翔在尤金的世界田联钻石赛，他也是多次申请才得到采访机会，最终拍到了刘翔夺冠的精彩瞬间，还拿到了社级好稿。2012年奥斯卡颁奖典礼，记者名额锐减，已经拍了十几年奥斯卡颁奖的新华社也差点被组委会拒于门外。洛杉矶分社写了多封邮件申请，反复申述，最终争取到了报道机会。
遗憾与展望
说到经历的遗憾之事，杨磊特别有感触。
2002年，亚洲议长年会在重庆召开，杨磊的任务是拍摄主会场。在会场里拍了半小时后，他溜出会议厅拍摄场外花絮，而参加会议的朝鲜和韩国的议长就在此时在会场内进行了一次握手。由于擅离职守，杨磊没有拍到朝韩议长握手的珍贵画面。正是通过这次遗憾，杨磊明白了坚守现场的重要性。
在2006年多哥暴乱后的第二天，杨磊只身开车去拍摄大使馆被砸的照片，回来的路上，他看见不远处的一座加油站旁，一名士兵正在鞭打一名跪在地上的年轻人。杨磊犹豫片刻，最终没敢下车拍摄。让他事后懊悔不已的是，当年“荷赛”（WPP，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的一幅获奖照片拍的就是这个画面。提起此事，杨磊说自己“为胆怯付出了代价”。
伴随着工作中的这些遗憾，杨磊也在一步步成长。“新闻发生的瞬间无法复制，没有人能永远不错过精彩的镜头。这种遗憾总是伴随着我，我能做到的只是让这种概率减到最小。”
说到目前的局限和未来发展，杨磊希望自己能得到更多的勇气，更持久的耐心和更灵动的智慧。
“我的计划分两方面，一是走更多的路，见识更广阔的世界。作为通讯社的记者，我有机会走进更多的新闻现场，但同时也失去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领域。一个摄影者应该有宽广的视野，我的视线也许受媒体的局限多，跳出一个框架，也许视线所及会有更多美景。”
“我的另一个计划是，掌握更全面和前沿的图像处理方法，探索图片多媒体化的制作，让我的照片不再仅仅是照片，不再仅仅是一种平面的存在。”
其实在图片多媒体化方面，杨磊已经开始有过一些尝试。杨磊特别建议摄影的同行们，不要轻易删掉暂时用不着的照片，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高清影像就是制作多媒体作品的绝佳素材。
在工作之余，看画册和网络照片已经成为杨磊的职业习惯。“摄影始于模仿，又在模仿中突破，如果没有相当的影像积累，是很难有想象力的。作为摄影者，失去想象力就不会有进步了。”
杨磊认为，随着技术进步，摄影出现大众化趋势，但在后期处理方面，却有着专业化的特点。摄影不仅仅是还原真实，还要传达创作意图，并通过照片拍摄和后期处理的方式体现摄影人的个性。
“心有多大，照片就有多大。”杨磊常这么说。他知道，心灵决定图片的深度，技术决定图片的品质；技术的不断发展使数码图片的精度不断提高，影像层次更加丰富；图片处理技术也在不断进步，接片技术、3D技术、HDR和流媒体技术，不断冲击和更新着传统的摄影理念。一个优秀的摄影师必须具备不断学习的能力，不断更新自己的拍摄技巧和摄影知识结构。不进则退，不进，就会被时代遗弃。
闯荡非洲二十国
2004年4月至2006年5月，杨磊作为新华社派驻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唯—名摄影记者，常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当年摄影记者的驻外名额非常少，为了争取向新华社非洲总分社派驻一名摄影记者，总社摄影部做了很大努力。当时摄影部有意派杨磊去，为此他准备了一个月参加英语考试，之后不久，就被派往内罗毕。
在一个不太了解的国家工作，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语言，走在街上，总会有很多双好奇的眼睛注视你—这种成为“老外”的感受非常奇特，也让杨磊感到不安。在一开始的工作阶段，他总有束手束脚之感。初来乍到，杨磊为了听懂“非洲英语”就花费了不少时间，直到逐渐熟悉了当地环境，才越来越主动和自信。
新华社虽然在非洲派驻记者，却极少到战乱或者形势不稳定的地区采访—“确保安全”一直是新华社驻外记者采访的首要原则。内罗毕的治安状况并不好，记者们除了必须的外出采访或集体活动，晚7点之后是不允许外出的。到第三国采访也必须得到北京总社的签批，到不稳定的国家采访更是难上加难。
虽说纪律和限制是如此之多，但杨磊在驻内罗毕的两年期间，还是到近20个非洲国家做了采访。他曾端着相机在枪声如麻的多哥首都洛美街头战战兢兢地走过，也曾坐着只有十几个木头座椅的小飞机降落在索马里临时首府乔哈尔高低不平的黄土机场，还眼睁睁看着津巴布韦反对派用大棒击打自己的汽车……
因为杨磊从不满足于被动等待分配任务，而是擅于主动创造和抓住各种机会。
1991年索马里内战爆发，时至今日，战争还没有结束。2004至2005年，索马里临时过渡政府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逐步建立。杨磊坚持采访、拍摄了过渡政府在内罗毕的所有活动后，终于和政府高官们有了一些“交情”。2005年6月底的一天晚上，他与索马里过渡政府的外长在内罗毕一家咖啡厅聊天，得知第二天他们将回索马里参加独立日活动，就提出和他们一起进入索马里。外长犹豫了一阵，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是新华社记者在索马里内战14年后第一次进入这个“非洲之角”。
2006年1月，非洲联盟第六届首脑会议召开前夕，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吕国增应苏丹政府的邀请访问苏丹达尔富尔。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近年来，随着石油等矿产资源不断被开发，此地部族之间为争夺资源的斗争日趋激烈，一些毗邻的国家也以各种形式卷入其中。由于长期以来达尔富尔地区部族间的武装冲突不断，致使该地区的许多地方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随行的杨磊也因此成为第一个进入达尔富尔采访的中国摄影记者。
向前迈一步
在非洲的诸多采访经历里，杨磊最难忘的就是多哥暴乱。
多哥是西非小国家，2006年初，多哥举行总统大选，结果势力强大的反对党仍然输给了执政党，两方立刻在首都洛美发生武装冲突。反对派在全城的主要街道上堆放轮胎放火燃烧，阻断了交通，洛美全城浓烟滚滚。而早已做好应变准备的武装部队迅即冲进城内进行镇压，街道上枪声大作。杨磊不顾危险，在总统府附近采访、拍照，在交通完全阻断前赶回分社及时发稿。给总社发了一组大选结果的照片后，杨磊背着相机又走出了洛美分社的铁门。政府军在全城实行戒严，四处抓捕戴黄头巾的反对党分子。反对党不甘示弱，用砍倒的树木封锁了通往其大本营“绿区”的街道，在马路上和政府军对峙。处在“绿区”内的中国驻多哥使馆也遭到了冲击，就连大使也受了轻伤。
最惊险的是，杨磊的相机一天之内被政府军士兵抢夺了三次，而杨磊凭着自己的勇气和机智，一次次保住了手中的相机。第一次他正拍摄在路边巡逻的士兵，一个黑大个上来就抓住杨磊的相机，杨磊赶紧把相机带套在脖子上不松手，与黑人士兵厮扭在一起，眼镜也掉了。这个士兵竟然还解下腰带高高举起，想抽杨磊，幸好被另一个士兵跑过来推开，杨磊这才保住了自己的相机。第二次，杨磊正在拍执政党的支持者和政府军士兵拦截一辆美国使馆的越野车，这时士兵们发现了他，便喊叫着冲过来。杨磊急中生智，瞬间向别的地方连拍了十几张照片，然后向过来查问的士兵展示了几张街景照，成功蒙混过关。第三次，杨磊有了经验，动作也快，士兵还没来得及说第二句话，他就掏出10美元塞过去，避免了一次盘查。
杨磊认为，做摄影记者，一定要有“再向前迈一步的勇气”，不论是正常采访还是突发事件，有勇气才会主动出击，才能争取到采访机会。
好照片的两要素
杨磊的父母都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专业，一生从事新闻。受父母影响，杨磊也希望成为一名新闻从业者，多累积一些经历。
杨磊回忆，当年父母的书柜中多是文学、历史、新闻类的书籍。耳濡目染，杨磊也自小喜欢读书读报。当年杨磊的父亲其实一直希望儿子可以学医，甚至高二分科时还逼着他进了理科班。但杨磊始终坚持自己的追求，终于在高三时又转到文科班。高考之后，他报考了口碑很好的兰州大学新闻系。
1997年7月，杨磊大学毕业，适逢刚成立的新华社重庆分社招文字记者，他顺利被录取。分社组建之初亟待成立摄影采访室，杨磊借这个机会向分社领导申请转为专职摄影记者。
杨磊当上摄影记者不久，来总社参加新入社记者培训。培训结束那天，新记者们每个人都领到两台尼康FM2相机。杨磊接过相机摆弄了一会儿，马上报告说：“老师，我的相机坏了……”管器材的人拿过来一看，笑了，原来相机还没有装电池。
当年还是对摄影一无所知的“菜鸟”，在摄影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来，成了今天的摄影记者杨磊。 在杨磊看来，成为一名合格的摄影记者首先需要洞悉新闻内涵，而摄影只是一种表达手段，要准确地用影像把新闻用最合理的方式记录和表现出来，同时使其具有感染力。
在平时的工作中，“责任心”是驱使杨磊用心拍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作为国家通讯社的摄影记者，采访机遇相对更多 ，如果不用心拍摄，实在对不起自己的职业，每一幅作品，都会面向媒体和受众，所以必须要经得起受众检验。此外，能不能找到与众不同的拍摄角度，能不能坚持到事件的最后一分钟，这些都体现着一名摄影记者的用心程度。时代特征和画面的独特性，这是杨磊认为好的新闻作品必须具备的两个要素，两者不可或缺。
在实践中成长
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国庆60周年、2010南非世界杯、广州亚运会等等重要的新闻现场，都留下了杨磊的身影。杨磊也在这些重大事件的报道中，拍出了一些佳作。
1999年中国足球甲A联赛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假球案件—“渝沈之战”，主场比赛的重庆隆鑫队与沈阳海狮队在这场比赛中被判定为踢假球。赛后，杨磊在球员休息室外拍下了一群武警护卫“铁帅”—重庆队韩籍主教练李章洙—的照片，为这场假球和当年中国足球联赛中极其猖狂的假球和黑哨现象作了耐人寻味的注脚。这张照片被《人民摄影报》评为当年最佳体育和最佳人物照片，同时获当年中国新闻奖铜奖。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杨磊租车从重庆开进四川灾区，于当晚进入都江堰并发回报道。他是新华社除四川分社以外第一个进入灾区核心地带的其他分社记者。杨磊在现场拍摄了《还有谁是孩子的亲人？》，当时医护人员都认为孩子的父母已经遇难。照片发布后，刊登照片的多家报社不断接到社会各界要求领养灾难遗孤的电话。人们把这张照片张贴在灾区，所幸三天后，孩子的父母又通过这张照片找回了孩子。
2008年的北京残奥会，杨磊主要负责拍摄举重项目，他遇到了一个难题：残疾人的举重是躺着做仰卧推举，在场内拍摄席上很难拍到运动员的脸。他查阅了之前残奥会的照片，拍摄效果也欠佳。在仔细了解和熟悉体育场环境之后，他决定在体育场楼顶正对运动员的地方架设了两台遥控相机，加上自己在记者席上的一台，三机同步拍摄，做到了运动员的精彩画面基本不漏。
2009年的60周年国庆报道，杨磊被指定在天安门广场的最高点拍摄大全景，需要在45米高的消防云梯车上工作。45米的高度比人民大会堂还要高出一截，细长的云梯支架把他“顶”到了天上，狭小的工作台随风晃动，一不小心就要摔下去。这样的工作环境更考验摄影师的专心与意志。杨磊通过接片的方式，将阅兵和庆典的宏大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他的作品《和谐盛世》成为新华社国庆图片展览中的首幅照片，另外一幅《世纪大阅兵》也被评为社级好稿。
杨磊对于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报道，几乎可以出一部关于南非世界杯的“百科全书”。除了精彩的比赛画面，赛事环境和风土人情等等细枝末节也都汇聚在杨磊的相机里。最特别的是，他还在世界杯主办城市之一开普敦进行了航拍，这是其他各大通讯社都没有选择的拍摄角度。
2012年杨磊被派驻新华社洛杉矶分社。在美国，他感触最深刻的就是面对各种采访机会，记者的坚持是至关重要的。
一次在盐湖城的世界杯短道速滑比赛，杨磊先后写了5封邮件申请采访，直到比赛开始前3天才得到采访资格。刘翔在尤金的世界田联钻石赛，他也是多次申请才得到采访机会，最终拍到了刘翔夺冠的精彩瞬间，还拿到了社级好稿。2012年奥斯卡颁奖典礼，记者名额锐减，已经拍了十几年奥斯卡颁奖的新华社也差点被组委会拒于门外。洛杉矶分社写了多封邮件申请，反复申述，最终争取到了报道机会。
遗憾与展望
说到经历的遗憾之事，杨磊特别有感触。
2002年，亚洲议长年会在重庆召开，杨磊的任务是拍摄主会场。在会场里拍了半小时后，他溜出会议厅拍摄场外花絮，而参加会议的朝鲜和韩国的议长就在此时在会场内进行了一次握手。由于擅离职守，杨磊没有拍到朝韩议长握手的珍贵画面。正是通过这次遗憾，杨磊明白了坚守现场的重要性。
在2006年多哥暴乱后的第二天，杨磊只身开车去拍摄大使馆被砸的照片，回来的路上，他看见不远处的一座加油站旁，一名士兵正在鞭打一名跪在地上的年轻人。杨磊犹豫片刻，最终没敢下车拍摄。让他事后懊悔不已的是，当年“荷赛”（WPP，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的一幅获奖照片拍的就是这个画面。提起此事，杨磊说自己“为胆怯付出了代价”。
伴随着工作中的这些遗憾，杨磊也在一步步成长。“新闻发生的瞬间无法复制，没有人能永远不错过精彩的镜头。这种遗憾总是伴随着我，我能做到的只是让这种概率减到最小。”
说到目前的局限和未来发展，杨磊希望自己能得到更多的勇气，更持久的耐心和更灵动的智慧。
“我的计划分两方面，一是走更多的路，见识更广阔的世界。作为通讯社的记者，我有机会走进更多的新闻现场，但同时也失去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领域。一个摄影者应该有宽广的视野，我的视线也许受媒体的局限多，跳出一个框架，也许视线所及会有更多美景。”
“我的另一个计划是，掌握更全面和前沿的图像处理方法，探索图片多媒体化的制作，让我的照片不再仅仅是照片，不再仅仅是一种平面的存在。”
其实在图片多媒体化方面，杨磊已经开始有过一些尝试。杨磊特别建议摄影的同行们，不要轻易删掉暂时用不着的照片，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高清影像就是制作多媒体作品的绝佳素材。
在工作之余，看画册和网络照片已经成为杨磊的职业习惯。“摄影始于模仿，又在模仿中突破，如果没有相当的影像积累，是很难有想象力的。作为摄影者，失去想象力就不会有进步了。”
杨磊认为，随着技术进步，摄影出现大众化趋势，但在后期处理方面，却有着专业化的特点。摄影不仅仅是还原真实，还要传达创作意图，并通过照片拍摄和后期处理的方式体现摄影人的个性。
“心有多大，照片就有多大。”杨磊常这么说。他知道，心灵决定图片的深度，技术决定图片的品质；技术的不断发展使数码图片的精度不断提高，影像层次更加丰富；图片处理技术也在不断进步，接片技术、3D技术、HDR和流媒体技术，不断冲击和更新着传统的摄影理念。一个优秀的摄影师必须具备不断学习的能力，不断更新自己的拍摄技巧和摄影知识结构。不进则退，不进，就会被时代遗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