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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由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大民族組成，它于1918年在奥匈帝国解体的废墟上宣告成立，“二战”前它是世界上10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简称“捷共”）于1921年建立，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是合法政党之一，“二战”期间曾领导人民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法西斯斗争。
1945年苏军解放捷克斯洛伐克。1946年5月通过议会选举，捷共获得38%的选票，在300个议会席位中占有114席，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被任命为总理。
上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国际上冷战席卷全球，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斯大林下令在东欧各国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并把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强加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任何不同于苏联的主张和做法，都被看作是离经叛道而遭到批判和镇压。哥特瓦尔德从1950年起，开始在国家的各个领域全面照搬苏联的做法，并且在党内大抓“铁托分子”、“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叛徒”、“特务”等，不仅一大批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战士以“间谍”的罪名被投入监狱，就连1945年5月领导布拉格人民发动反对德国法西斯起义的约·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也身陷囹圄。在斯大林的坚决要求下，曾长期担任捷共中央总书记，是哥特瓦尔德的亲密战友的鲁·斯兰斯基也被逮捕。
据统计，遭受打击和迫害的人有近10万，近15万人被开除出党。从1948年10月到1952年年底共判处死刑233人，其中178人被处决。最大的一起是以鲁·斯兰斯基为首的所谓“反国家中心案”。斯兰斯基等11名副部长以上的捷共高级领导干部被判处死刑，另外3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1953年哥特瓦尔德逝世后，诺沃提尼出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又兼任总统职务，独揽党政大权。他以“肃反”有功起家，执政后，变本加厉地推行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度，民主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困难加剧，斯洛伐克民族要求享有平等地位的呼声受到压制。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并，赫鲁晓夫在会上揭露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改革思潮在捷共内部兴起。改革政治经济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以诺沃提尼为首的捷共领导依然为其在所谓肃反方面的错误辩护，压制群众的呼声，拖延对50年代冤案的平反工作。1961年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掀起了第二次批判斯大林错误的运动，这在捷克斯洛伐克引发了新的反抗诺沃提尼统治的热潮。
捷克斯洛伐克于1960年7月，在东欧国家中第一个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在“积聚力量向共产主义过渡”，国名也改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却与诺沃提尼的愿望背道而驰。财政收入紧张，市场商品短缺，职工的生活水平大大落后于西欧国家。在这种形势下，整个“第三个五年计划”遭到破产。在1966年5月31日至6月4日举行捷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期间，改革派向诺沃提尼发起猛烈的进攻。在1967年10月30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围绕如何改善党的领导体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两派激烈争论的过程中，当时任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杜布切克，对诺沃提尼的错误进行了尖锐批评。诺沃提尼进行反击，他说杜布切克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并成立专门小组调查杜布切克的民族主义问题。因会议分歧太大，无法统一，全会决定休会，12月继续举行。
诺沃提尼为了保住自身的地位，向苏联求救，请接替赫鲁晓夫的勃列日涅夫尽快到布拉格来为他保驾。但勃列日涅夫在12月9日晚捷共中央主席团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却说：“你们之间的斗争，这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苏联不干涉。”
诺沃提尼不甘心失败，企图动用武力来压制党内的改革派。但阴谋败露，形势急转直下。原来支持诺沃提尼的保守派阵营发生分化，反对诺沃提尼、要求改革的力量迅速扩大，在中央委员会中占了上风。1968年1月3至5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决定：撤销诺沃提尼的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只留任总统职务，选举杜布切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从而拉开了“布拉格之春”的序幕。捷共中央在1月全会上通过的重大决议被称为“一月道路”。
杜布切克（1921～1992年）为斯洛伐克人。他出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迅速采取措施，推动改革向前发展。1968年3月底、4月初，捷共中央召开全会，选举了新的党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通过了《行动纲领》。接着推举卢·斯沃博达担任共和国总统。5月底举行的捷共中央全会，决定于当年9月9日召开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章，以完成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制定新宪法，以推动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与此同时，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也在加速进行。
“布拉格之春”期间，社会秩序稳定，既未发生反革命骚乱，也未出现无政府状态。
随着捷共新领导的改革纲领主张越来越明确，苏联的不满日益加深。它以捷克斯洛伐克“复辟资本主义”为名，打着“保卫社会主义”的旗号，纠集波兰、匈牙利、民德、保加利亚4国，向杜布切克施加压力，威逼其放弃改革措施，并且加紧策划武装干涉。3月份，苏联领导人召集除罗马尼亚以外的华约国家领导人到东德的德累斯顿，讨论捷克斯洛伐克局势问题，对捷共改革派发出警告。
5月初，捷共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就捷克斯洛伐克局势问题向苏联领导人做出解释。会谈一结束，苏联领导人立即召集民德、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领导人，举行5国首脑会议，研究对付“布拉格之春”的办法。
6月，苏联纠集上述4国军队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演习，以各种借口迟迟不撤走演习部队。
7月8日，杜布切克收到勃列日涅夫等人的信件，要求他到华沙参加华沙条约国最高领导人会议。捷共中央主席团开会对此进行讨论，以多数票决定拒绝参加这一会议。但苏联领导人又迫不及待地向捷共领导人发出到华沙参加共产党最高级会谈的邀请，也被捷共中央主席团拒绝。
7月14日，苏联、波、民德、匈、保5党的领导人举行会谈。15日，5党向捷共发出联名信，称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正在使捷克斯洛伐克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而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大家庭的安全是大家庭各国的共同责任。联名信以最后通牒的口气要求捷共“停止—切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活动，控制报刊电视，并且在党内向以行动帮助敌对势力的人开展斗争”，联名信还直接向捷共内的所谓健康力量发出呼吁，要他们动员起来，同反革命势力做斗争。 面对对捷克斯洛伐克内政如此粗暴的干涉，捷共的改革派在7月17日以“主席团”名义发出、后又得到中央全会批准的复信中，捍卫了改革运动的原则，强调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政不容干涉。杜布切克7月18日发表电视讲话，再次反驳对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反革命活动”的指责，强调捷共决不从“一月道路”后退。捷共中央于7月19日举行的中央全会批准了复信的立场。
就在捷共举行中央全会的当天，莫斯科又在两条战线上发动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攻势。当天的《真理报》报道说，在捷克西部靠近西德处发现了一个埋藏美国武器的地方；另一篇报道称，发现了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文件”，这些文件暴露了推翻布拉格当局的阴谋计划。苏联另一方面的行动是把捷共要求举行双边会谈的建议接了过去，邀请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于7月22～23日在苏联同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谈。捷共在答复中拒绝到苏联赴会，并坚持只有在参加军事演习的部队从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全部撤离后才会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会谈。他们明白，他们要是去苏联就再也回不来了。
据西方侦察到的材料，当时华约已有40万大军部署在捷德边境，在波兰和东德机场上至少集中了300架苏联军用飞机。
8月20日午夜，苏联纠集民德、保、匈、波4国军队，约60万大军，6000辆坦克，在巴甫洛夫斯基将军的指挥下分18路侵入捷克斯洛伐克，24小时内占领了这个国家。
面对残酷的现实，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采取了军事上不抵抗、政治上不投降的做法。8月21日清晨，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声明，指出5国军队在未通知捷克斯洛伐克党政机构的情况下，非法越过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谴责这一行动不仅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所有准则，而且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政府也相继发表声明，谴责和抗议5国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略，宣布不承认占领军委派的任何机构。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的工作人员在枪林弹雨下坚持战斗，把党中央、國民议会和政府谴责入侵的声明反复播出，告知全国人民，直至侵略军攻占了电台。
党中央和政府的声明，在全国点燃了反抗侵略的怒火。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同侵略者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布拉格市民聚集在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和老城广场，怒斥侵略军。数百人用身体阻挡侵略军的坦克开往广播电台。一些青年面对坦克高呼：“你们有坦克，我们有真理！”
8月20日深夜，占领军逮捕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以及总理切尔尼克等人，把他们押往莫斯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中，只有代表国家的总统斯沃博达尚在布拉格的总统府中，侵略军没有逮捕他，他们不是出于仁慈，而是打算假借总统的名义，任命一个由通敌分子组成的伪政府，为它披上合法的外衣。
面对占领者，斯沃博达没有屈服，他告诉苏联人，只要杜布切克和其他几位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仍被囚禁，就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如果这些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不能获释，他就无法控制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了。
当晚斯沃博达被告知，8月23日他将赴苏联谈判。斯沃博达抵达莫斯科后，围绕捷克斯洛伐克4位领导人的命运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坚持只要4位领导人仍在关押，只要他们不参加谈判，他不会同苏联领导人谈任何问题。他告诉苏联领导人，8月22日在布拉袼举行的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致拥护杜布切克等领导人。经过斯沃博达顽强不屈的斗争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国内对占领军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反抗，勃列日涅夫宣布：“为了苏捷友谊”，释放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和克里格尔4人。8月24日凌晨，杜布切克等人被带到克里姆林宫。为了在世界舆论面前掩盖侵略面目，勃列日涅夫集团不得不把这些阶下囚“请出来”谈判。
在会谈中，苏方提出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如按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方向，宣布捷共非常十四大无效，苏军留驻捷克斯洛伐克，不得要求联合国讨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实行书报检查制度，将哈耶克外长、副总理希克、内务部长帕维尔、中央书记齐萨日等撤职。杜布切克等改革派虽然在苏联的逼迫下做了很多让步，但仍不承认入侵和占领合法，并坚持“一月道路”和《行动纲领》。
10月4日，杜布切克等又被招到莫斯科，在刺刀威迫下签署了《苏军暂驻捷克斯洛伐克条约》。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后，前苏联公布的撤军人数，在捷克斯洛伐克12.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西到东在数十个城市中驻扎有苏联7.3万军队，近4.5万名文职人员和家属，100多架飞机，1200多辆坦克，30多个战术导弹发射装置。这些武器准备随时用来屠杀反抗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
面对强权，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反抗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10月28日，即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国庆日，布拉格群众举行大规模示威，高喊“俄国佬滚回去！”“打倒勃列曰涅夫！”
1969年1月，布拉格查理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大学生帕拉赫为抗议苏军占领而自焚，引发全国对苏联的抗议热潮。1969年4月，杜布切克被解除第一书记职务，由胡萨克取代，开始了所谓“正常化过程”。其他改革派人士也遭到和杜布切克同样的命运。全国共有50万党员遭到清洗。“布拉格之春”被来自莫斯科的严寒摧残。但它播种下的火种仍在这个不屈的民族心中燃烧，搏击严寒，孕育春天。
（摘自《炎黄春秋》 本文作者：刘天白）
1945年苏军解放捷克斯洛伐克。1946年5月通过议会选举，捷共获得38%的选票，在300个议会席位中占有114席，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被任命为总理。
上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国际上冷战席卷全球，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斯大林下令在东欧各国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并把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强加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任何不同于苏联的主张和做法，都被看作是离经叛道而遭到批判和镇压。哥特瓦尔德从1950年起，开始在国家的各个领域全面照搬苏联的做法，并且在党内大抓“铁托分子”、“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叛徒”、“特务”等，不仅一大批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战士以“间谍”的罪名被投入监狱，就连1945年5月领导布拉格人民发动反对德国法西斯起义的约·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也身陷囹圄。在斯大林的坚决要求下，曾长期担任捷共中央总书记，是哥特瓦尔德的亲密战友的鲁·斯兰斯基也被逮捕。
据统计，遭受打击和迫害的人有近10万，近15万人被开除出党。从1948年10月到1952年年底共判处死刑233人，其中178人被处决。最大的一起是以鲁·斯兰斯基为首的所谓“反国家中心案”。斯兰斯基等11名副部长以上的捷共高级领导干部被判处死刑，另外3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1953年哥特瓦尔德逝世后，诺沃提尼出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又兼任总统职务，独揽党政大权。他以“肃反”有功起家，执政后，变本加厉地推行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度，民主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困难加剧，斯洛伐克民族要求享有平等地位的呼声受到压制。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并，赫鲁晓夫在会上揭露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改革思潮在捷共内部兴起。改革政治经济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以诺沃提尼为首的捷共领导依然为其在所谓肃反方面的错误辩护，压制群众的呼声，拖延对50年代冤案的平反工作。1961年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掀起了第二次批判斯大林错误的运动，这在捷克斯洛伐克引发了新的反抗诺沃提尼统治的热潮。
捷克斯洛伐克于1960年7月，在东欧国家中第一个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在“积聚力量向共产主义过渡”，国名也改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却与诺沃提尼的愿望背道而驰。财政收入紧张，市场商品短缺，职工的生活水平大大落后于西欧国家。在这种形势下，整个“第三个五年计划”遭到破产。在1966年5月31日至6月4日举行捷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期间，改革派向诺沃提尼发起猛烈的进攻。在1967年10月30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围绕如何改善党的领导体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两派激烈争论的过程中，当时任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杜布切克，对诺沃提尼的错误进行了尖锐批评。诺沃提尼进行反击，他说杜布切克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并成立专门小组调查杜布切克的民族主义问题。因会议分歧太大，无法统一，全会决定休会，12月继续举行。
诺沃提尼为了保住自身的地位，向苏联求救，请接替赫鲁晓夫的勃列日涅夫尽快到布拉格来为他保驾。但勃列日涅夫在12月9日晚捷共中央主席团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却说：“你们之间的斗争，这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苏联不干涉。”
诺沃提尼不甘心失败，企图动用武力来压制党内的改革派。但阴谋败露，形势急转直下。原来支持诺沃提尼的保守派阵营发生分化，反对诺沃提尼、要求改革的力量迅速扩大，在中央委员会中占了上风。1968年1月3至5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决定：撤销诺沃提尼的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只留任总统职务，选举杜布切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从而拉开了“布拉格之春”的序幕。捷共中央在1月全会上通过的重大决议被称为“一月道路”。
杜布切克（1921～1992年）为斯洛伐克人。他出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迅速采取措施，推动改革向前发展。1968年3月底、4月初，捷共中央召开全会，选举了新的党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通过了《行动纲领》。接着推举卢·斯沃博达担任共和国总统。5月底举行的捷共中央全会，决定于当年9月9日召开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章，以完成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制定新宪法，以推动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与此同时，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也在加速进行。
“布拉格之春”期间，社会秩序稳定，既未发生反革命骚乱，也未出现无政府状态。
随着捷共新领导的改革纲领主张越来越明确，苏联的不满日益加深。它以捷克斯洛伐克“复辟资本主义”为名，打着“保卫社会主义”的旗号，纠集波兰、匈牙利、民德、保加利亚4国，向杜布切克施加压力，威逼其放弃改革措施，并且加紧策划武装干涉。3月份，苏联领导人召集除罗马尼亚以外的华约国家领导人到东德的德累斯顿，讨论捷克斯洛伐克局势问题，对捷共改革派发出警告。
5月初，捷共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就捷克斯洛伐克局势问题向苏联领导人做出解释。会谈一结束，苏联领导人立即召集民德、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领导人，举行5国首脑会议，研究对付“布拉格之春”的办法。
6月，苏联纠集上述4国军队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演习，以各种借口迟迟不撤走演习部队。
7月8日，杜布切克收到勃列日涅夫等人的信件，要求他到华沙参加华沙条约国最高领导人会议。捷共中央主席团开会对此进行讨论，以多数票决定拒绝参加这一会议。但苏联领导人又迫不及待地向捷共领导人发出到华沙参加共产党最高级会谈的邀请，也被捷共中央主席团拒绝。
7月14日，苏联、波、民德、匈、保5党的领导人举行会谈。15日，5党向捷共发出联名信，称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正在使捷克斯洛伐克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而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大家庭的安全是大家庭各国的共同责任。联名信以最后通牒的口气要求捷共“停止—切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活动，控制报刊电视，并且在党内向以行动帮助敌对势力的人开展斗争”，联名信还直接向捷共内的所谓健康力量发出呼吁，要他们动员起来，同反革命势力做斗争。 面对对捷克斯洛伐克内政如此粗暴的干涉，捷共的改革派在7月17日以“主席团”名义发出、后又得到中央全会批准的复信中，捍卫了改革运动的原则，强调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政不容干涉。杜布切克7月18日发表电视讲话，再次反驳对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反革命活动”的指责，强调捷共决不从“一月道路”后退。捷共中央于7月19日举行的中央全会批准了复信的立场。
就在捷共举行中央全会的当天，莫斯科又在两条战线上发动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攻势。当天的《真理报》报道说，在捷克西部靠近西德处发现了一个埋藏美国武器的地方；另一篇报道称，发现了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文件”，这些文件暴露了推翻布拉格当局的阴谋计划。苏联另一方面的行动是把捷共要求举行双边会谈的建议接了过去，邀请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于7月22～23日在苏联同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谈。捷共在答复中拒绝到苏联赴会，并坚持只有在参加军事演习的部队从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全部撤离后才会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会谈。他们明白，他们要是去苏联就再也回不来了。
据西方侦察到的材料，当时华约已有40万大军部署在捷德边境，在波兰和东德机场上至少集中了300架苏联军用飞机。
8月20日午夜，苏联纠集民德、保、匈、波4国军队，约60万大军，6000辆坦克，在巴甫洛夫斯基将军的指挥下分18路侵入捷克斯洛伐克，24小时内占领了这个国家。
面对残酷的现实，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采取了军事上不抵抗、政治上不投降的做法。8月21日清晨，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声明，指出5国军队在未通知捷克斯洛伐克党政机构的情况下，非法越过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谴责这一行动不仅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所有准则，而且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政府也相继发表声明，谴责和抗议5国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略，宣布不承认占领军委派的任何机构。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的工作人员在枪林弹雨下坚持战斗，把党中央、國民议会和政府谴责入侵的声明反复播出，告知全国人民，直至侵略军攻占了电台。
党中央和政府的声明，在全国点燃了反抗侵略的怒火。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同侵略者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布拉格市民聚集在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和老城广场，怒斥侵略军。数百人用身体阻挡侵略军的坦克开往广播电台。一些青年面对坦克高呼：“你们有坦克，我们有真理！”
8月20日深夜，占领军逮捕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以及总理切尔尼克等人，把他们押往莫斯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中，只有代表国家的总统斯沃博达尚在布拉格的总统府中，侵略军没有逮捕他，他们不是出于仁慈，而是打算假借总统的名义，任命一个由通敌分子组成的伪政府，为它披上合法的外衣。
面对占领者，斯沃博达没有屈服，他告诉苏联人，只要杜布切克和其他几位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仍被囚禁，就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如果这些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不能获释，他就无法控制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了。
当晚斯沃博达被告知，8月23日他将赴苏联谈判。斯沃博达抵达莫斯科后，围绕捷克斯洛伐克4位领导人的命运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坚持只要4位领导人仍在关押，只要他们不参加谈判，他不会同苏联领导人谈任何问题。他告诉苏联领导人，8月22日在布拉袼举行的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致拥护杜布切克等领导人。经过斯沃博达顽强不屈的斗争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国内对占领军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反抗，勃列日涅夫宣布：“为了苏捷友谊”，释放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和克里格尔4人。8月24日凌晨，杜布切克等人被带到克里姆林宫。为了在世界舆论面前掩盖侵略面目，勃列日涅夫集团不得不把这些阶下囚“请出来”谈判。
在会谈中，苏方提出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如按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方向，宣布捷共非常十四大无效，苏军留驻捷克斯洛伐克，不得要求联合国讨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实行书报检查制度，将哈耶克外长、副总理希克、内务部长帕维尔、中央书记齐萨日等撤职。杜布切克等改革派虽然在苏联的逼迫下做了很多让步，但仍不承认入侵和占领合法，并坚持“一月道路”和《行动纲领》。
10月4日，杜布切克等又被招到莫斯科，在刺刀威迫下签署了《苏军暂驻捷克斯洛伐克条约》。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后，前苏联公布的撤军人数，在捷克斯洛伐克12.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西到东在数十个城市中驻扎有苏联7.3万军队，近4.5万名文职人员和家属，100多架飞机，1200多辆坦克，30多个战术导弹发射装置。这些武器准备随时用来屠杀反抗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
面对强权，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反抗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10月28日，即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国庆日，布拉格群众举行大规模示威，高喊“俄国佬滚回去！”“打倒勃列曰涅夫！”
1969年1月，布拉格查理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大学生帕拉赫为抗议苏军占领而自焚，引发全国对苏联的抗议热潮。1969年4月，杜布切克被解除第一书记职务，由胡萨克取代，开始了所谓“正常化过程”。其他改革派人士也遭到和杜布切克同样的命运。全国共有50万党员遭到清洗。“布拉格之春”被来自莫斯科的严寒摧残。但它播种下的火种仍在这个不屈的民族心中燃烧，搏击严寒，孕育春天。
（摘自《炎黄春秋》 本文作者：刘天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