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自1773年清乾隆皇帝诏谕，历经10年编修，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化工程。全书分经、史、子、集4部，收书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约10亿字，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44倍。清乾隆以前的中国重要典籍，许多都收载其中。
　　《四库全书》成书后共誊缮7部，分藏于紫禁城内的文渊阁、盛京（今沈阳）宫内的文溯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此为“北四阁”，又称为“内廷四阁”，仅供皇室阅览。另3部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即江浙三阁，又称“南三阁”，南三阁允许文人入阁阅览。
　　中国近代，由于战乱不断，7部《四库全书》中完整保存下来的仅存3部。文汇阁、文宗阁藏本毁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文源阁藏本被英法联军焚毁；文澜阁所藏亦多散失，后经补抄基本得全，然已非原书。1948年，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将故宫博物院文渊阁藏本《四库全书》带到台湾，“老大”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内。文津阁《四库全书》是7部中最后成书的“老七”，现藏国家图书馆。另一部就是盛京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即“老二”，这—套《四库全书》命运多舛。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统治，1911年12月25日宣统皇帝溥仪虽然宣布退位，但仍然盘踞在紫禁城后半部，这里成了大搞复辟活动的国中之国，故宫大量国宝流失的状况，直到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924年11月5日小皇帝被驱除出宫闱后，方告一段落。嗣后，国民政府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并在《政府公报》公布了委员会组织条例，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通过了有关的3个文件，推定了21名董事和9名理事。还议定了“故宫博物院”的名称。此后，由沈兼士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们”积极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文献的研究和发掘工作。
　　沈兼士之所以在保护和整理清王朝文物中得以重任，还要追溯到两年前的一次重大的保护国宝的行动。1922年溥仪等人以清室经济困难为由，欲将由沈阳运抵北京故宫的文溯阁《四库全书》盗售日本人，且价已议定，为120万元大洋。文溯阁《四库全书》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抄成的正本。1782年11月至翌年初，文溯阁《四库全书》分4批由“四库”总校官、大学士陆锡熊从北京护送至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共6144函、36318册，均为清内府写本，盛于特制的楠木书匣内。书册为软面包装。其封面，经部用绿绢、史部用红绢、子部用青绢、集部用灰绢，《总目》、《考证》用黄绢。工楷墨书，字体娟秀，每册的首尾二页钤有“文溯阁宝”和“乾隆御览之宝”玺印。
　　文溯阁藏书所用的115个书架是楠木所制，馨香浓郁，持久不散，细腻、柔软、不易折毁。采用可久藏的开化纸、竹纸为书页，用香楠木二片上下夹之，并束以绸带，装在香楠木匣内。
　　1914年，袁世凯以“防备兵变”为由，要求“奉天的典籍”“必须转移”。奉天督军段芝贵于是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运往北京。但书运抵北京后并未受到妥善保管，由于卷帙浩繁，找不到合适场所，只好置于故宫保和殿内。清室即将出售此套《四库全书》的消息被沈兼士获悉，于是他立即致函民国教育部，“竭力反对，其事遂寝”。最后成功地阻止了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外流，使得这件国宝免遭日本政府劫掠，沈兼士功不可没。后来在张学良的支持下，于1927年初重新入藏文溯阁，从而结束了13年书阁分离的历史。
　　1966年10月，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紧张时，为保护这部《四库全书》的安全，林彪下令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于戈壁沙漠中。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了藏书楼，一部国宝巨著颠沛流离了近200年，现这部《四库全书》存放在兰州九州台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
　　（摘自中国文史出版社《沈尹默家族往事》 作者：沈长庆）（图片 36-1.jpg 图注：沈阳文溯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