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大宪章》是785前，英格兰的国王与贵族之间的一个协议、一份合同书。
　　13世纪初，由于英格兰国王约翰长期对法兰西保持战争状态，英国各地的分封贵族负担逐级加码。到了1204年，约翰国王失去了在法兰西西北部的土地。约翰国王在国内加征税收再征兵。
　　这一次各地的贵族不同意了，开始拒绝执行国王的命令。与此同时，英王约翰又和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发生纠纷，教皇宣布对英格兰动用褫夺教权的禁示令，不再提供宗教服务。国王失去了民众和罗马的支持，各地的贵族胆子更壮了。英王内外交困，只好向教皇妥协，接受了教皇任命的驻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承认罗马天主教会在英格兰的权力，承认自己是教皇在英格兰的封侯，教皇则将英格兰作为采邑回封给英王。
　　处理好这些事情后，英王约翰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再次发动了跟法王菲利普二世的战争。结果，又以英国的大败而收场。当英王回到英格兰时，贵族们不干了。1215年春天，贵族们占领了伦敦，和英王形成对峙的局面。双方开始了谈判，当年6月15日，在离温莎城堡不远的兰尼米德，贵族们草拟了一份文件呈给国王，国王在文件上加盖皇家封印。这就是英国历史上，也是西方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大宪章》。约翰国王之后的英王们也相继表示接受《大宪章》的约束。从此，它成为了英王和贵族关系的一种保障。
　　《大宪章》明确了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制约的原则。国王的从上到下的权力，必须有一个对立面。国王不能包办一切，不能一手遮天。国王必须把一部分权力出让给这个对立面，而这样的分权和相互制约，必须通过共同的契约、互相的承诺来实行，这就是法律。《大宪章》第一次明确了国王必须服从法律，没有人能够置自己于法律之上，并且，只有法庭才有权力判一个人是否有罪。在法庭判定有罪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这是第一次对国王的权力做出限制，是西方政治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
　　《大宪章》制定的1215年，正好是中国历史上的宋末元初。当时中国的社会已是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如果将当时英国和中国的社会制度相比较，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远比英国的分封制先进。英国的社会制度，还停留在封建主义的阶段，诸侯各占一方，爵位世袭，拥有兵权和土地权，与国王分权自治，是真正的“封建社会”。而中国，秦始皇通过暴力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由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贵族和诸侯的力量相对削弱。地方统一由中央派属官员，所有土地隶属皇帝，不存在贵族和诸侯的分权。汉承秦制，到了汉武帝手上，这种体制得到了初步完善：封建主不复存在，地方官由中央派遣，重文轻武，土地零星分割，自由买卖，社会流动性大。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比同期英国的体制要先进得多，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办事效率也更髙，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国的社会发展与西方的社会发展是不一样的，似乎有自己的特点。吴思说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然后是家天下社会。我与吴思的看法有些类似，只不过我以为中国自秦始皇起，封建社会结束，开始了长达数千年的专制社会，或者叫极权社会。而到了明朝建立之后，更是将这种中央集权运用到登峰造极，皇帝享有绝对的权力，变得更加独裁，不仅集天下财、权、物、土地于一身，也将百姓的性命掌握手中。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跟皇帝叫板。所有人的性命都隶属于天子，没有国民，只有草民、奴才以及暴民。就皇帝的权力而言，中国的和外国的，简直就是两码事！由于绝对力量无法撼动，中国自然出不了《大宪章》，那些匍匐在地的草民们，有谁敢跟皇帝轻声说个“不”字呢？
　　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阴差阳错：因为力量均衡，谁也制约不了谁，所以就有了《大宪章》；因为有了《大宪章》，英国的很多事情都向公开和契约方向发展；公开和契约慢慢成为一种风气和习惯，社会走向也越来越明确。而中国呢，中国自秦大一统后，没有了均衡的力量，天平永远向着皇权倾斜，没有力量能制约皇权，也就没有了《大宪章》；没有了《大宪章》，一切摆不上桌面，都在桌子下面内斗，“潜规则”应运而生，而且发展成汩汩潜流，无数事情都成了“只能干不能说”。到了后来，更是积重难返，成了整个社会的毒瘤……对比着当时中国的历史道路，英国以及《大宪章》更像是斜刺里走出的一条路，一下子就走到了中国前面去了。
　　（摘自安徽教育出版社《野狐禅》 作者：赵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