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鼓歌》这部作品是著名华裔作家黎锦扬（1915－）于20世纪50年代创作完成的，虽然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这部作品所揭示出来的实质性内涵，依然在当今的世界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意义。《花鼓歌》中广大唐人街华人面临的困难，身处的窘境，虽然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被黎锦扬先生一针见血的挑明，但时至今日，大部分华人依然在美国忍受着被当作"他者"的苦痛。在中国，对《花鼓歌》进行过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而做过研究的学者几乎全部都把批评的重心放在了作者迎合西方读者的殖民内化上了，偶有例外者，也只不过是前面这些学者的反命题立论者，如俞宁先生在《〈花鼓歌〉谁所唱？〈花鼓歌〉谁来听？》一文中，从黎锦扬先生的出身、家庭背景、教育水平以及所处时代出发，阐明了黎锦扬并不是在迎合西方的"猎奇"心理、践行后殖民主义，而是对再现唐人街的生活有着巨大的贡献，"小说总体内涵比较丰富"。（吴冰等：80）然而，从来没有学者将批评的视角放在《花鼓歌》中丰富多彩的女性角色上。这些女性角色，在以白人为中心的主流社会和以男尊女卑思想为主导的华人社会中被双重边缘化了，她们在美国对艰难处境的抗争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华章。本文试从《花鼓歌》中主要女性角色的身份寻求以及生存窘境来探讨西方世界所践行的后殖民主义。
　　一、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的无意识游荡者——唐太太
　　唐太太是《花鼓歌》这部小说男主人公王大的姨妈，随王大一家人迁移到美国。作为《花鼓歌》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唐太太身上几乎无时不刻不体现着东西方之间的碰撞。她接受美国文化，并保持着中国文化的根，而王大的父亲王奇洋则是个典型的传统中国人，一切按部就班、因循守旧，因此不可避免地，王奇洋与他妻妹唐太太之间会发生一系列的碰撞，而这些碰撞也正体现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冲突。王奇洋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喜欢把钱存放在家里，消费时使用现金，喜欢穿长袍，而这一切在唐太太眼里显得很滑稽，这也正是东方在西方人眼里所呈现的效果。长久以来，在西方人眼里，"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萨义德：5）
　　唐太太为了能够成为美国移民，参加了一所成人学校学习美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她勤恳刻苦地学习，是班上两年中唯一没有旷过一节课并且能够背诵所有功课的学生，但移民局依然没有写信让她去参加初步审查，而她的一个好朋友等了六年才收到这样一封信。尽管唐太太满怀希望地想融入西方世界，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西方对东方的敌对情绪并没有那么容易被瓦解。西方精心构筑的东西方二元对立体制，总是在西方采取各种措施后得以强化，以此来巩固西方的主导地位，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而鲜见西方主动消融二者之间的对抗。在美国，中国人长期被看作是落后，愚昧的民族，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人野蛮凶残，肮脏不堪"。（张洪伟等：78）中国人想移民成为一名美国人，需要经过层层审查以及漫长的等待。即使顺利成为了一名美国人，也会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只能从事一些又脏又累的体力活以及白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如铁路工人、洗衣工等，并且只能拿到微薄的薪水。西方人的东方观念本身就存在着霸权主义，并且这种观念一直强调西方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为了体现优越感，他们居高临下的"凝视"东方，以看客的心态观赏着东方。西方人巡视着东方，"从不介入其中，总是与其保持着距离"。（萨义德：135）因此唐太太尽管学习着西方的"文明"，却依然不被准许进入西方的世界。
　　二、后殖民主义的殉难者——赵海伦
　　在男主角王大与赵海伦交往的整个过程中，他一直把她当作姐姐，从未想过要与她发展成为情侣关系，他说："她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姐姐。我喜欢她，但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会爱上他。" （黎锦扬：61）而他一直做到了这一点，在与赵海伦交往时，他一直和她保持着单纯的姐弟关系，从未做过任何出格的举动。但这种单纯美好的关系却被赵海伦自己终结了，在一个愉快的晚餐时，她把王大灌醉了，把他扶到自己的床上，发生了本不该发生的关系。后来，赵海伦求王大娶她，王大不愿意；她又降低到要求做王大的情人，王大还是拒绝了。在自尊心受到极大打击和失恋的痛苦中，赵海伦跳海自杀了。
　　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毫无新意的风花雪月的故事，但正如萨义德所言："文本必须作为特定历史时空的产物并以我所称的各种现世的方式来加以阅读"，（萨义德：16）当我们考虑到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历史因素，将会发现更加深刻的本质性内涵。首先，自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在白人男性占据中心的美国主流社会，整个华裔群体都被看作是异己的"他者"，美国白人对中国人有着深刻的种族歧视，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拒绝给予中国人合法身份，如从1882年到1943年长达六十多年的《排华法案》以及其他一些反对亚洲移民的法律等，这给广大居住在美国的华人造成了长久而深刻的影响，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华人社会的单身汉现象。美国白人认为自己比来自东方的中国人优越、先进，阻止本族妇女与中国男人结婚；而美国白人妇女也以西方人的身份凌驾于广大中国男人之上，不肯"下嫁"。于是造成了华人社会女性奇缺的现象，像王大的姨妈这样的老年妇女都时常受到男人的追求。在《花鼓歌》中，"王大知道'六男一女'的形势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所以每当遇见一个来自中国的姑娘的时候总是控制着自己"，（黎锦扬：16-7）在他与赵海伦认识的过程中，他一直严格地约束着自己，如一位谦谦君子般的彬彬有礼，因为他并没有打算与赵海伦鸾凤和鸣。然而，美国的华人社会状况让赵海伦对自己产生了错误的评价，女性的奇缺让她不由自主地"高估了自己的价值"，（黎锦扬：151）她只能对王大这样英俊潇洒、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产生兴趣，并且认定对方会娶她，完全忽略了自己是一个年过四十，满脸麻子的寡妇。而王大的拒绝让她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甚至选择了轻生。王大的好朋友张凌宇的见解一针见血的揭示了整个事件的实质，他认为"女人的奇缺是唐人街一切悲剧的根源"。（黎锦扬：155）
　　其次，在华裔群体内部，由于深受中国"男尊女卑"，"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女性又被排斥在中心之外。另外，"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侵略是以男权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父权制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加重了第三世界妇女受压迫的状况。"（王胜等：112）在这种夹缝中，华人女性的生存显得尤为艰辛，处于边缘地位的她们既要承受美国强大的霸权主义及种族歧视，又要忍受来自本民族内部的性别歧视。在赵海伦虽然已经旅美多年，但精神上依然摆脱不了传统思想的枷锁，依然在男女关系中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她在一家工厂里做裁缝，经济上已然独立，但在人格上仍然要依附于男性。她做了一切她能做的事情来取悦王大，为他烧制丰富多彩的各式佳肴，对他百依百顺，为他不惜毁容去治疗脸上的麻子。而这一切却在无形中吻合了东方主义对女性的定义，在西方人眼中，东方女性是被动，温顺和依赖性的，她们总是躲藏在男人的背后，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赵海伦在这种双重的边缘化中，没有空间，也没有权利来表述自己，她用自己的死亡向这种不公正发出了无声的抗议。
　　三、结语
　　《花鼓歌》里鲜活的女性角色，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华人在后殖民时代所处的窘境。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广大华人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梦想着到美国"淘金"，能够过上好日子，而收获的确是冰冷彻骨的失望。西方世界并没有像他们自诩的那样文明、开化和先进，而是给东方人制造了层层的障碍。而对广大华人女性来说，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让她们感受到了西方世界的冰冷，而华人社会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和封建传统思想又让她们感觉不到一丝温暖。因此华人女性必须将反对性别歧视和反对殖民主义及种族歧视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立自己的身份。
　　
　　参考文献：
　　[1]黎锦扬.花鼓歌.刘满贵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
　　[2]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
　　[3]吴冰,王立礼.华裔美国作家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4]王胜,吕娜.女勇士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5]张洪伟,岳林.挥之不去的"东方主义情结"-解读谭恩美小说《灵感女孩》.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