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甘肃天水潘集寨，一个十一岁的瘦弱少年，背着与自己体重相差无几的羊粪筐，在山岭与田间往返的途中，时常会看到一列笨重的火车，车头喷着白色的蒸汽，从隧道里钻出山外。
　　彼时，他懵懂认为，这个神秘的隧道的尽头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有天安门和毛主席。几十年后，当他回到这里，指着火车和隧道回忆自己的童年时，那更像一条科幻小说里的时光隧道。孱弱的农村少年穿过了它后，成了身家上百亿的富豪，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这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这个少年的成长、发迹对应着中国巨变的历史。或许他的故事不可复制，但他很乐意将自己的苦涩过去讲给别人听，鼓励他们去追逐自己的梦。
　　他就是潘石屹。

苦难的正能量

　　一身黑色西装的潘石屹走到采访和拍摄的房间，与我们一一握手打了招呼，抬头看见落地窗外一位上岁数的清洁工缓缓经过，急忙用带着西北口音的普通话嘱咐着身边的助理：“跟他说一声，千万别用水池里的水涮抹布，要用水龙头的水。”
　　他面对摄像机镜头的熟稔，丝毫不逊色于娱乐圈的一线明星，几乎没有过渡就进入了正题。他再次从他苦难的童年讲起，小时做过的梦早就记不清了，但他与所有的孩子一样，喜欢过年—过年才能吃到肉。
　　那时的他对四季有着鲜明的爱与恐惧，他喜欢秋冬，因为这两个季节有充足的食物，他恐惧春天，因为这时往往青黄不接，意味着饥荒。他的两个妹妹被家里送人两次，寻找人家的条件不外乎是粮仓里有口余粮，或者是圈里有一只能下奶的山羊。
　　饥饿是潘石屹童年的梦魇，贫穷则贯穿他童年的阴霾。在数次的饥荒中，潘家精打细算，他甚至还清楚记得自己当时的饭量。他说年少时自己曾经一度梦想做一个厨子，这显然与饥饿留给他的恐惧相关。农村生活经历现在留给他的一个印记是，他喜欢面食、老玉米和不削皮的苹果。
　　这样的纠结一直延续到1977年秋天，身为“右派”的父亲得到平反，潘家收拾了全部家当—几床被子、一口锅，父亲用简易的担架将瘫痪的母亲抬上了解放卡车的车厢，全家迁到了清水县城。回城前，因为户籍性质的转换，作为长子的潘石屹，需要将家里的两百多斤粮食用平板车拉到县粮站换成甘肃省粮票，二十多里土路，潘石屹往返几趟，衣服没有干着回来的，遇到陡坡自己实在拉不动，就只能坐在路边，等待好心的路人帮忙。
　　不过县城里人际关系的冷漠很快压过了走出山沟的兴奋，在一家老小狼狈拖着行李、抬着母亲走过城里街道的那个傍晚，敏感的潘石屹感受到了“城里人”看待天外来客的眼色，“没有一个人出来帮忙”。在一瞬间，他有些怀念山里邻居的亲切，但渴望改变命运的他，从没有想到过向身后那个只有27户人家的村子迈回一步。
　　潘家在过去一直算读书人家，这个传统在潘石屹身上得到了延续，从小成绩就名列前茅的他，到了县城中学后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不过初中毕业时，命运又跟他开了次玩笑，一场车祸让他胳膊骨折，由于当时正在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父亲百般求情，县城的部队医院才将他收治，拖着受伤的胳膊，潘石屹参加了两场考试，最终，考上了兰州的中专。
　　信息不畅，入学通知书迟到了半个月，一贫如洗的家里，只能为他买上一张去兰州的火车票，父亲送他去火车站的时候，说了那句后來被他动情提起过的话：“没事儿别惹事儿，有事儿别怕事儿。”

天堂向左，深圳向右

　　第一次来到大城市的潘石屹，说话口音依旧被同学取笑，很长时间里他都抬不起头，甚至学校里的教学楼有多高都不知道。但两年后，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大专，1984年，他毕业分配到设在河北廊坊的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像那时所有的大学生一样，成为了体制内的人。
　　最初在悠闲的办公室里，潘石屹就像当时的文学作品里描述的情节那样，每天早早到办公室，打水、拖地，然后靠看报纸打发一天的时间。
　　他曾陪一个新分配来的女大学生去挑办公桌，姑娘的精挑细选让他觉得有些矫情，但人家却说：“当然要仔细，这张办公桌要陪我过一辈子呢。”潘石屹在一边想，我也要这么过一辈子吗？
　　1987年，两个妹妹已经毕业，没有了“养家”责任的潘石屹，最终还是服从了自己不安分的心，辞掉公职，南下寻梦。
　　春节一过，他变卖了在廊坊的所有家当，揣着80块钱来到深圳投奔曾经的老师。没有了单位，也没有介绍信去开当时进入深圳必须的“边防通行证”，潘石屹第一次显示出了变通和胆大的一面，他找到一个当地人，商量用50元的价格，带他钻过封闭的铁丝网。

　　他慌慌张张，跟在“向导”身后，在早春的田埂上一路没有方向地猛跑，不知道在农田里跑了多久，看到了公路，那人说，到了。
　　当他坐上半路拦下的中巴，害怕已经抛在脑后，从冰天雪地到鸟语花香，他当时觉得像到了天堂一样。
　　不过这样的感觉很快就被打破了，他胳膊上开始长起疙瘩，即便一天洗三次澡也无济于事。除了身体上的不适，语言、文化、饮食上的不同让他更加压抑，当时深圳方方面面都视香港为“先进”和“榜样”，经常视北方人为“落后”的代表，不能说粤语，就意味着难以融入这个社会。
　　1988年，海南建省，全中国的不安心于命运安排的人，都来到了海南岛上，希望寻找到改变命运的契机，潘石屹也不例外，他离开了压抑的特区，加入进了弄潮儿的人流。

中国合伙人

　　海南是潘石屹擦亮人生的开始，他在采访时讲到这段经历，语速明显要比回忆童年时更加轻快，仿佛一切都在昨天。
　　命运的转折从他遇见冯仑、王功权等人开始。1990年，“万通六君子”在海南岛成立了万通的前身—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为了扩大影响，冯仑利用体制内的关系，在《中国青年报》上让几人联名发表了一篇名为《披荆斩棘、共赴未来》的“战斗檄文”。公司开张几个月后开始炒房，他们找到北京的一家集团公司，高息贷到500万，先买了几套别墅，等了两个月，这批别墅都以高价出手。就这样，他们算是在海南淘到了第一桶金，六人120万。 　　潘石屹至今还记得赚到第一笔“天文数字”的兴奋。“合同签完了，要付到我们账上的时候，那天晚上我没睡着觉，全身发热。我起来以后冲澡，用了凉水冲澡，还觉得全身是燥热燥热的，很难受。”
　　第二天钱到账，潘石屹依旧不敢想象“这个真是我们的钱了”。“先想能不能从银行取出钱来，银行真给钱了，第一件事情花了两毛钱买了一份《海南日报》，这钱真可以流通了，我心里面才踏实了，就觉得跟做梦似的。”
　　第一桶金让冯仑、潘石屹他们更加大胆，但这群年轻人最终能在海南的那场泡沫里提前脱身，却是得益于潘石屹的敏感—在收购一栋楼时，潘石屹用五斤桃子和两条烟打点了房管局的人，想查阅一下楼盘的手续是否合法。当工作人员大大咧咧将一本厚厚的报建、在建、建成的楼房资料扔给他时，他悄悄记住了很多建筑总量的数据，出门便去查阅《海南日报》里报道过的海南本地人口数量，得到的结论让他们感到情况不对—按照数据，海南的人均建筑面积将达到50平米，而那时的北京，这个数据也不过7平米。
　　于是他们果断做出了“撤退”的决定。后面的故事，熟悉中国财富故事的人们都了然于心—“六君子”按照自己的理念各有所成，潘石屹遇见了现在的夫人张欣，SOHO中国做大、上市，中国财富第一夫妻档在那以后的20年里声名远扬，潘石屹跨界各种圈子，标志性的黑框眼镜和微笑，让他成为了中国目前最有影响力的名人之一。

成功学里的爱与恨

　　和之前一位采访过潘石屹的同事沟通，我们的共同感觉是，潘石屹就像《中国合伙人》里那个农村青年成冬青—谨小慎微、本分厚道、以德报怨，有些“土鳖”，但又肯于坚持很多人觉得不值得的事情，导演高群书把他定性为一个“仁者”。
　　比如他回忆起与冯仑、王功权等人从创业到分道扬镳的岁月，大多只提朋友们对他的好—当年在海南，冯仑这些已经结婚的“大哥”，会把更大更宽敞的房子让给他这样单身的“小兄弟”住。后来万通在北京急速扩张的岁月，保守的潘石屹一度被“架空”，但他至今仍旧只是认为，是大家各自擅长的东西不同：“冯仑更善于搞投资，王功权则善于制作大的规划。”
　　冯仑曾对他说，这辈子影响潘石屹最大的三个人分别是邓小平、冯仑和张欣。潘石屹对此并不反驳。
　　世纪之交，潘石屹的现代城项目几十个销售被朋友挖走，成为了当时圈内备受关注的事件。
　　在访谈中，他承认自己当时郁闷得很，但他后来找到了一种消解愤怒的办法：他打开手机通讯录，将所有欠款不还、或者挖过他墙角的人名，全部誊写在纸张上，然后将纸片点燃烧尽，告诉自己，人家欠你的，一笔勾销。
　　“大炮”任志强曾这样评价潘石屹：“潘石屹随和，为了不得罪人，可能会不能真实表达自己的某些观点，他不愿意直白。我们会直接说出来。他比较喜欢拐弯抹角，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不直接，拐弯抹角，藏着掖着，不敢去说。”
　　乔布斯去世时，潘石屹微博上调侃苹果应该出1000元以下手机的话被网友讽刺，他非但没有不快，反而真的像网友所说的那样，印出了“潘币”，经常签名送给采访他的媒体人士和朋友留作纪念。
　　拍摄间隙的露台上，我们与潘石屹聊了聊当下社会中种种令人颓丧的事情，他眯起眼睛，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对很多事情表示了些许担心。他主动说，我们最后谈些形而上的话题吧。
　　潘石屹说，与动辄批评某些事情、表明自己立场相比，他更希望能调和冲突。作为微博上的大V，他一旦发现自己的微博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就会赶紧删掉。他十分警惕人在成功后会变得过于自我，认为过于看重自我会将下一个梦想变为噩梦。在朝外SOHO，他的辦公室的楼梯顶端，挂着一幅他亲自拍摄的、工地上农民工兄弟打饭的照片，以示自己不忘初心。
　　“社会的不公让很多年轻人不高兴，是他们的梦出现了问题？还是我们的社会没有给年轻人提供机会的地方？我们觉得反思必须是双向的。”潘石屹说，“每个人都应该有梦，没有梦现实社会会多么无趣，要实现梦的话，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知识是一个力量，技能是一个力量，但比知识和技能更强大的力量，是善良的力量，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