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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尔志跋绥夫（Арцыбашев М. П. 1878-1927）的长篇小说《萨宁》是世纪之交俄国自然主义小说的代表作，经过不断的重新审视与解读，《萨宁》的思想史意义越来越突出。小说的表现对象是作为社会思想之代表、社会发展之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层。作品从情欲、病态心理和死亡等生命现象出发，将一种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置于社会秩序之上，通过“力”之角逐，深刻地揭示了世纪之交俄国社会的全民自杀风潮和个性觉醒。
关键词：《萨宁》 阿尔志跋绥夫 自然主义 思想意蕴
19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小说从主题到书写方式均发生异变，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其中，在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下，以博博雷金、阿尔志跋绥夫、埃尔杰利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小说家将眼光投向生命本原和生活的原生态，以表现自我生存、自然欲望为原则，用全新的话语写作，自成一派。
自然主义于19世纪后半叶兴起于法国，以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胡塞尔的现象学为哲学基础，提倡以科学家般客观中立的态度，用“实验”的方法写作[1]。自然主义发轫之始旨在对浪漫主义夸张的写作手法进行反拨，传至俄国，受俄国文学思想传统的影响获得了极大的思想性，成为作家观照社会、把握世界的新视点。自然主义跳出了俄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悬置一切传统观念，重新审视知识分子层和个体本身的存在状态，大大扩展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空间。
阿尔志跋绥夫的长篇小说《萨宁》是世纪之交俄国自然主义小说的代表作，1905年问世后因其与传统理念大相径庭的世界观而引起轩然大波，一度背上道德退化之罪名。然而经过不断的重新审视与解读，《萨宁》的思想史意义越来越突出。米尔斯基认为这部小说及其衍生的“萨宁主义”成为“一种启示和一种学说”，展示了“人类生活之枉然，人为文明之不真实”[2]。《萨宁》正是对不真实的“人为文明”的反叛。这部小说的表现对象与19世纪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一脉相承，是作为社会思想之代表、社会发展之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层，然而，作品意在揭示的并非社会改革道路之探索，也非革命理想破灭之颓唐，而是从情欲、病态心理和死亡等生命现象出发，将一种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置于社会秩序之上，直至消解了“社会性”的中心地位，只剩下自然性和灵肉统一的完整个性。
一、“社会性”的消解与丛林法则
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思想格外崇尚社会性，“就其总体而言是宗教的、道德的、社会的”（别尔嘉耶夫语）[3]。作为思想载体的文学则通过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的塑造来反映社会问题，抒发社会理想，是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探索和自我反思的主要方式。然而，正是由于这种以社会性为核心的功利主义，自然主义之前的俄国文学中，个体自然生命最真实的一面未得到充分彰显。
自然主义的重要审美理念是诠释真正意义上的人——以自然性为基础的真实而完整的形象。阿尔志跋绥夫在《作家笔记》中指出，作家应当百分之百的真诚，以真诚之心直面世界上的一切真实。他认为，人类的上帝只有一个，那就是真实。真实是未经社会化和理想化的自然状态。为了揭示这种真实，阿尔志跋绥夫否认人的社会性，在他看来，社会性是社会规范和宗教、伦理道德对自然人的桎梏，使一切真实的状态变得虚伪难辨。为了更好地诠释真实的生命本体，阿尔志跋绥夫在创作中有意识地采取了用自然性消解社会性的策略。在《萨宁》中，这种策略首先体现为贯穿作品始终的残酷而不可动摇的自然法则。
自然主义认为，作家不仅应当认识社会的基本法则，寻找隐藏在无数人物、情欲和事件总汇底下的真正意义，而且要对这些现象的自然根源加以思索，思索社会背后的永恒法则，即自然法则。
《萨宁》中的自然法则首先表现为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在末日情绪弥漫的混乱时代是自然之轮强力运转的时代，一切人为的社会探索和心灵救赎都是徒劳，知识分子的一切痛苦都源于灵与肉的分裂和生存方式与自然的脱离。在阿尔志跋绥夫笔下，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不再是令人唏嘘的时代挽歌，而是人类在自然法则下走向进步的必由之路。以萨宁为代表的强者和“超人”顺应自然，将作为新生力量存活下去；而以尤里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弱者无论如何探索和挣扎，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斯宾塞的“力的恒久性”学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斯宾塞的思想是自然主义的重要哲学基础。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现象背后总有一种不可知的恒久性的力；自然界在本质上不过是各种力相互作用、相互角逐的战场，人类社会亦然。力的角逐导致物竞天择，这不仅仅是自然界的法则，也是拥有自然性的人类和人类群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遵循的法则。
与斯宾塞的文化思潮相适应，自然主义作家普遍用“力”来描述生命现象，揭示生命本质。力的蓬勃是生，力的衰退则是死。《萨宁》中随处可见对力的描写，以及力的作用下生命与死亡的对照。萨宁象征着蓬勃的生命，有着“肌肉发达、铁一般强有力的手臂”，握手的时候“轻柔而有力”，他常常对着丛林欢乐地喊叫，“树林和晨雾也充满活力，也用同样快活的喊声来回答他”。而尤里代表着生命的衰竭，总是“无聊、暗淡而软弱的”，他在绘画时想画出生命的样貌，下笔得来的形象却是“疲惫而消瘦的老太婆”，一口棺材压着她“骨瘦如柴的双肩” [4]。《萨宁》中知识分子生存与死亡的生命轨迹是力量的角逐，是弱肉强食、物竞天择之自然法则的外显。小说中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皆是弱者的代表，沉溺于虚无的理想，与自然脱节，从身体到心灵的的力量都已衰竭。与之相对的则是充满生机的自然人形象和自然之力。两种力的对比与角逐形成了这部小说的基本构架。
阿爾志跋绥夫笔下，与自然之力相对的是整个颓废的知识分子层——终将被自然法则淘汰的弱者的代表。作家通过《萨宁》这部作品对导致这种悲剧结局的深层原因作出了深刻的思考。
在自然法则下，灭亡的根源是与自然脱节后导致的虚弱无力。《萨宁》中的知识分子有着极强的精英意识，认为自己是“能力高强的人”，但他们既无完善的思想，也无强有力的行动，“环境和情况使他们痛苦”，因而生活是无生气、无希望的。他们信奉别林斯基的主张：“社会永远是正当的，并且凌驾于个人之上。”对知识分子们来说，思想高于活生生的人，个人在“现实性”和历史面前应当绝对顺从。社会居于个人之上，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只有在以真理和忘我精神为基础的社会中才是可能的。因此，知识分子们往往视思想为社会理想的代名词。他们全部理想的根基在于“现实”——制度、司法、教育、道德、风尚的综合体。他们将个人置于规则之中看待，人的存在状况理想与否取决于社会秩序是否合理。启迪民智，唤醒个体的自我意识，始终是其思想中的薄弱环节。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知识分子所致力的社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仅仅为奴役服务的，人民给一条大链子缚住，不砍断那条链子，反而给它添上新的环节”（契诃夫语）。《萨宁》借尤里之口道出了知识分子的虚弱的根源：“我们奔向火光，奔向闪光的思想，围着它乱撞，并在痛苦中死去，自以为这思想是世界意志的表现，其实只不过是头脑发热”，“我受苦、我斗争、我克制……可是后来呢？普罗米修斯想偷火给人类，并且给了，这就是胜利。可是我们呢？我们只能在火上加点刨花，这火不是我们点燃的，也不是我们熄灭的”（《萨宁》，171）。 在自然主义小说中，与虚弱紧密相连的是痛苦。自然主义对痛苦的理解显然迥异于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崇尚的苦难意识。在《萨宁》之中，痛苦的挣扎并非心灵净化和灵魂救赎的途径，苦难中圣人般的探索和坚守也绝不是崇高的。阿尔志跋绥夫对整个俄罗斯文学提出质疑，他不给自己的主人公丝毫避难的机会，而是尽情描绘着死亡和绝境。在他笔下，知识分子层由于自己的愚蠢和软弱，以崩颓之势纷纷自杀，社会理想破灭后的荒原之上，萨宁化身的自然法则和超人冷漠地注视着尸横遍野的俄国。小说中谢苗诺夫死前的遗言将这一历史真实一语道出：“我很快将进入完全黑暗之中，埋在寒冷的地下去……而大地上的一切仍将同我活着时一个样……托尔斯泰和其他千百万个矫揉造作的驴子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萨宁》，40）
二、荒原之境与《萨宁》的社会批判意义
尽管自然主义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生理欲望和自然状态，尽管作家在创作时有意采取强调自然性、消解社会性的写作方式，然而，反观历史语境可知，《萨宁》这部小说的思想意蕴当中隐藏着深刻的社会批判性。
世纪之交，历史语境下知识分子层呈现出分崩离析的衰败倾向，民粹派的社会活动无果而终，知识分子陷入空前彷徨的境地。以阿尔志跋绥夫为首的作家群拒绝接受“路标”派宣扬的宗教哲学，反叛一切旧传统，甚至对知识分子热衷的社会活动持反对或漠视态度。1905年革命失败后，整个社会弥漫着自杀情绪。库普林、布留索夫、吉皮乌斯等作家纷纷试图自杀。阿尔志跋绥夫预感到了这种死亡悲剧，用反叛、冷漠、追求客观真实的创作方法，在《朝影》《绝境》《兰德之死》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自杀者”形象，写出了知识分子逐渐步入荒原时的绝望的心灵状态，更反映出世纪之交俄国社会松散、瓦解的颓势。
《萨宁》的故事发生在远离社会尘嚣的乡下，是旧式知识分子的避难所，也是“超人”和“自然人”的出发点。这种在时空上与时代、与社会问题若即若离的处理方法使这部作品与“全民自杀”的社会历史语境构成一种互文。放在历史语境中审视，阿尔志跋绥夫小说中“自杀俱乐部”的存在便十分合理；而通过这些自杀者形象则能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作出更深刻的理解。
社会学认为，自杀人数的多少与宗教、政治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在集中发展的、具有很强生命力的社会中，自杀是很少见的；而随着社会的分崩离析，自杀就多起来。当社会将人束缚得太过窒息，人们会通过自杀来摆脱桎梏；当社会与个体之间的裂痕太大，孤独的个体同样无法存活[5]。
世纪之交，俄国社会处于瓦解之颓势，集体的生命力减弱，四处弥漫着幻灭和消沉的情绪，个体失去归属感，脱离社会，逃离那些不符合个体利益的不合理的社会规则。这样“独立”出来的个体同他所属的集体一样，必定是虚弱的。迪尔凯姆的《自杀论》认为，不管个人多么的个体化，只要是被动的，总还是有某种集体的东西残留在身上，这就是集体瓦解、个体被迫置身孤独的荒原之境时产生的消沉和忧郁。俄国社会的僵死、动乱和瓦解使置身于其中的个体无法感知社会活力，人身上的社会性便随之丧失了客观基础，剩下的只是历史虚幻形象的人工结合，稍加思考这种幻影就会消失。
《萨宁》中知识分子的自杀原因多出于社会生命力减弱、个体与社会真实之间出现裂痕后的幻灭感。尤里在一系列社会活动失败之后，幽居乡下，却无法投身“自然、淳朴的真正的劳动”，依旧被囚禁在“监狱一般的生活”中，脱离社会之后，他发现自己“没有目标，没有真正纯洁崇高的理想，一无所有，无以为之牺牲”，因而时刻进行着痛苦的自我鞭挞和对往昔的反思，反思的结果是对知识分子的理想和事业的质疑。阿尔志跋绥夫借萨宁之口道出尤里等知识分子无谓思考的实质：一个人心怀恐惧地思考一切并不是特殊、高尚的表现，而是一种简单的不幸，尤里“停留在理智到来的最初阶段——重新评价自己的一切感情、要求和愿望……他已不能从丰富的生活中获取真正需要的东西”（《萨宁》，309）。
三、自然人与个性的觉醒
作品中的重要人物萨宁是自然人的化身。萨宁的形象作为强者和“超人”的化身与虚弱的知识分子形成鲜明对比。阿尔志跋绥夫认为，人不应当用任何成规来约束自己，应当具有摧毁神庙的勇气，将分析和探索的手术刀刺入最为神圣的躯体。他的小说中塑造的正是这种“超人”式的主人公。阿尔志跋绥夫本人称萨宁这一形象体现的是麦克斯·施蒂纳的哲学思想。其思想以坚决反对一切既有规范和个人无政府主义著称，是尼采主义的先导。可以说，萨宁这一形象集中体现了施蒂纳“唯一者”和尼采“超人”的特征。
萨宁最鲜明的特征是崇尚自然，悬置道德。阿尔志跋绥夫借萨宁之口完全颠覆了传统的道德观：“没有比高尚的人更为乏味的了，何为高尚的人？高尚和善行早就为人所知，再不能有什么新意，由于这古板衰朽的标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消失殆尽，生命被禁锢在美德这一框架中，苍白而狭隘。”[6]作者提出了“自然人”这一概念，并依据穆勒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对善恶和美德的评价标准重新定义，构建出顺应自然法则的新的道德观。他认为，人应当把一切有利于自我生存和取得更高生活利益的行为看作是道德的行为，凡是对个性发展有利的行为就是善，反之就是恶。各项罪恶中，最严重的就是虚伪、墨守成规；各项美德中居首位的是强力，其次是顺乎自然、顺应自己的天性和本能。社会是种种陈规的聚合体，是反个性、反自然的，个体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反对社会约束[7]。在萨宁看来，恶人其实是真诚的自然人，其所谓恶行是为顺应自然天性、实现灵与肉的统一所做出的努力。应当从世界上清除的是愚人、弱者和白痴，他们“自认为聪明的、有知识的人，把自己看成一尊圣像”，却“把生活变成了一座没有阳光、没有欢乐、没法忍受的监狱”。
萨宁质疑一切，崇尚的只有自然状态和人的自然生命本身。在理想的生存状态下，“人是肉体和精神的和谐的结合”，然而人类身处的时代是“肉体受精神支配最糟糕的时代”，人们将肉欲斥为兽性，以此为耻，从而制造出一种片面的生活方式。面对这个“脆弱的时代”，萨宁提出“幸福时代”的理想。幸福时代的维系不是靠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而是靠人與人之间协调自然的关系与灵肉统一的精神纽带。那时，人们具有理解生活的能力，过着真实、自由的生活，“像鸟飞一样生活，想振右翅就振右翅，想绕过树就绕过去”。 将《萨宁》中的自然人形象和自杀者形象统一起来作进一步思考，我们可以发现对个性觉醒的呼唤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首先，萨宁这一自然人形象是自然主义个性化审美理念的结晶。他有极强的自我意识，在本质上是一个完整的个性。萨宁是自然法则的代言人，是冷漠、全知的超人，无同情心，也无恶意，极为客观地道出最为残酷的真实。19世纪末以降，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痛苦思索的地下室人到托尔斯泰思考性和死亡的主人公再到高尔基大写的人，俄罗斯文学中的个性渐渐觉醒。萨宁是个体觉醒过程中的转折点，因其揭示了文学中人身上久被忽视的东西——自然性与强力意志。萨宁是自然之子，是超世俗的，全知全能。萨宁之后，觉醒了的个体不再是等待引领和救赎的“山下愚人”，而是完全独立的，有强力，有意志，可以自救。他不必等待圣人的指引就能发现属于自己的路，因而可以再俄罗斯大地上“迈着有力的大步，越走越远”（《萨宁》，347）。
其次，在书写方式上，自然主义强调回归个体，回归很久以来在作家书写中被忽视了的人的肉体本身，人的整个存在都寓于人的生理自然存在之上。作为人的生命本体的血肉之中蕴含着人之所有精神，是人所有行为的内在动力之源。作为不可再进行任何还原的最初的原本，人之血肉本身有着直面并书写的价值。
《萨宁》对个体的生命现象做了大胆的描绘，在塑造一系列女性形象时这种用生理细节揭示个性的写作手法尤其突出。譬如，利达是一个勇于追求爱情却被始乱终弃的少女，作者详细描写了她对情欲的感受，借此表现她顺应自然天性的大胆。“一团白雾直冲头脑，除了那把人推向深渊的可怕而奇异的欲念之外，一切都被白雾湮没了。大地在脚下漂浮……她的双腿颤抖起来，渴望再一次体验这种好奇、无耻、疼痛与快乐。”（《萨宁》，56）正是这种生理现象与心理状态相糅合的描写使以往小说中剪影般的“扁形人物”化为血肉丰满的“圆形人物”，其个性由于充满生命力的自然性而更显鲜明，充满了力与美、灵魂与思想。这种个性化的写作方式对20世纪初俄国文学的大众化起了引导和推动作用。20世纪头十年，高雅文学逐渐向城市大众文学过渡，《萨宁》在1905年问世之后立即成为风靡俄国的流行小说，带动了一种“流行叙述方式”的产生，即大胆地描写人物身上作为个性的一切现象，包括内心的挣扎、情欲和死亡的细节。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将《萨宁》视为一种社会变化的征兆，同时引起了文学风格、读者构成和阅读水平的变化[8]。
四、结语
自然主义开启了一种新的文学视界：拒绝将思维躺在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温床上，转而直接地贴近生命本身，直面生活，回归活生生的个体的人。自然主义认为社会是体系化的陈规，主张以生活世界（жизненный мир）这一概念来取代社会这一核心主题；文学最重要的表现对象不是社会，而是生活世界——唯一实在的、通過感知而被生命体经验到的世界，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深蕴于其中，一切人类活动都应从根本上直面这个世界。在自然主义的话语当中，文学被更为鲜明地作为人学呈现出来。它继承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传统，却将焦点从社会、道德层面转移到生命本体的存在状态之上，在生命个体的自然状态中发现了人的个性，从而得以更为清醒地审视吞没个性的社会。
参考文献
[1] 曾繁亭.文学自然主义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 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M].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
[3]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M].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 1995.
[4] 阿尔志跋绥夫.萨宁[M].王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5] 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M].商务印书馆，1996.
[6] Арцыбашев М.П.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3-х т.М.： ТЕРРА，1994.
[7] 穆勒.功利主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8] 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M].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
关键词：《萨宁》 阿尔志跋绥夫 自然主义 思想意蕴
19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小说从主题到书写方式均发生异变，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其中，在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下，以博博雷金、阿尔志跋绥夫、埃尔杰利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小说家将眼光投向生命本原和生活的原生态，以表现自我生存、自然欲望为原则，用全新的话语写作，自成一派。
自然主义于19世纪后半叶兴起于法国，以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胡塞尔的现象学为哲学基础，提倡以科学家般客观中立的态度，用“实验”的方法写作[1]。自然主义发轫之始旨在对浪漫主义夸张的写作手法进行反拨，传至俄国，受俄国文学思想传统的影响获得了极大的思想性，成为作家观照社会、把握世界的新视点。自然主义跳出了俄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悬置一切传统观念，重新审视知识分子层和个体本身的存在状态，大大扩展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空间。
阿尔志跋绥夫的长篇小说《萨宁》是世纪之交俄国自然主义小说的代表作，1905年问世后因其与传统理念大相径庭的世界观而引起轩然大波，一度背上道德退化之罪名。然而经过不断的重新审视与解读，《萨宁》的思想史意义越来越突出。米尔斯基认为这部小说及其衍生的“萨宁主义”成为“一种启示和一种学说”，展示了“人类生活之枉然，人为文明之不真实”[2]。《萨宁》正是对不真实的“人为文明”的反叛。这部小说的表现对象与19世纪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一脉相承，是作为社会思想之代表、社会发展之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层，然而，作品意在揭示的并非社会改革道路之探索，也非革命理想破灭之颓唐，而是从情欲、病态心理和死亡等生命现象出发，将一种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置于社会秩序之上，直至消解了“社会性”的中心地位，只剩下自然性和灵肉统一的完整个性。
一、“社会性”的消解与丛林法则
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思想格外崇尚社会性，“就其总体而言是宗教的、道德的、社会的”（别尔嘉耶夫语）[3]。作为思想载体的文学则通过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的塑造来反映社会问题，抒发社会理想，是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探索和自我反思的主要方式。然而，正是由于这种以社会性为核心的功利主义，自然主义之前的俄国文学中，个体自然生命最真实的一面未得到充分彰显。
自然主义的重要审美理念是诠释真正意义上的人——以自然性为基础的真实而完整的形象。阿尔志跋绥夫在《作家笔记》中指出，作家应当百分之百的真诚，以真诚之心直面世界上的一切真实。他认为，人类的上帝只有一个，那就是真实。真实是未经社会化和理想化的自然状态。为了揭示这种真实，阿尔志跋绥夫否认人的社会性，在他看来，社会性是社会规范和宗教、伦理道德对自然人的桎梏，使一切真实的状态变得虚伪难辨。为了更好地诠释真实的生命本体，阿尔志跋绥夫在创作中有意识地采取了用自然性消解社会性的策略。在《萨宁》中，这种策略首先体现为贯穿作品始终的残酷而不可动摇的自然法则。
自然主义认为，作家不仅应当认识社会的基本法则，寻找隐藏在无数人物、情欲和事件总汇底下的真正意义，而且要对这些现象的自然根源加以思索，思索社会背后的永恒法则，即自然法则。
《萨宁》中的自然法则首先表现为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在末日情绪弥漫的混乱时代是自然之轮强力运转的时代，一切人为的社会探索和心灵救赎都是徒劳，知识分子的一切痛苦都源于灵与肉的分裂和生存方式与自然的脱离。在阿尔志跋绥夫笔下，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不再是令人唏嘘的时代挽歌，而是人类在自然法则下走向进步的必由之路。以萨宁为代表的强者和“超人”顺应自然，将作为新生力量存活下去；而以尤里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弱者无论如何探索和挣扎，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斯宾塞的“力的恒久性”学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斯宾塞的思想是自然主义的重要哲学基础。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现象背后总有一种不可知的恒久性的力；自然界在本质上不过是各种力相互作用、相互角逐的战场，人类社会亦然。力的角逐导致物竞天择，这不仅仅是自然界的法则，也是拥有自然性的人类和人类群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遵循的法则。
与斯宾塞的文化思潮相适应，自然主义作家普遍用“力”来描述生命现象，揭示生命本质。力的蓬勃是生，力的衰退则是死。《萨宁》中随处可见对力的描写，以及力的作用下生命与死亡的对照。萨宁象征着蓬勃的生命，有着“肌肉发达、铁一般强有力的手臂”，握手的时候“轻柔而有力”，他常常对着丛林欢乐地喊叫，“树林和晨雾也充满活力，也用同样快活的喊声来回答他”。而尤里代表着生命的衰竭，总是“无聊、暗淡而软弱的”，他在绘画时想画出生命的样貌，下笔得来的形象却是“疲惫而消瘦的老太婆”，一口棺材压着她“骨瘦如柴的双肩” [4]。《萨宁》中知识分子生存与死亡的生命轨迹是力量的角逐，是弱肉强食、物竞天择之自然法则的外显。小说中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皆是弱者的代表，沉溺于虚无的理想，与自然脱节，从身体到心灵的的力量都已衰竭。与之相对的则是充满生机的自然人形象和自然之力。两种力的对比与角逐形成了这部小说的基本构架。
阿爾志跋绥夫笔下，与自然之力相对的是整个颓废的知识分子层——终将被自然法则淘汰的弱者的代表。作家通过《萨宁》这部作品对导致这种悲剧结局的深层原因作出了深刻的思考。
在自然法则下，灭亡的根源是与自然脱节后导致的虚弱无力。《萨宁》中的知识分子有着极强的精英意识，认为自己是“能力高强的人”，但他们既无完善的思想，也无强有力的行动，“环境和情况使他们痛苦”，因而生活是无生气、无希望的。他们信奉别林斯基的主张：“社会永远是正当的，并且凌驾于个人之上。”对知识分子们来说，思想高于活生生的人，个人在“现实性”和历史面前应当绝对顺从。社会居于个人之上，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只有在以真理和忘我精神为基础的社会中才是可能的。因此，知识分子们往往视思想为社会理想的代名词。他们全部理想的根基在于“现实”——制度、司法、教育、道德、风尚的综合体。他们将个人置于规则之中看待，人的存在状况理想与否取决于社会秩序是否合理。启迪民智，唤醒个体的自我意识，始终是其思想中的薄弱环节。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知识分子所致力的社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仅仅为奴役服务的，人民给一条大链子缚住，不砍断那条链子，反而给它添上新的环节”（契诃夫语）。《萨宁》借尤里之口道出了知识分子的虚弱的根源：“我们奔向火光，奔向闪光的思想，围着它乱撞，并在痛苦中死去，自以为这思想是世界意志的表现，其实只不过是头脑发热”，“我受苦、我斗争、我克制……可是后来呢？普罗米修斯想偷火给人类，并且给了，这就是胜利。可是我们呢？我们只能在火上加点刨花，这火不是我们点燃的，也不是我们熄灭的”（《萨宁》，171）。 在自然主义小说中，与虚弱紧密相连的是痛苦。自然主义对痛苦的理解显然迥异于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崇尚的苦难意识。在《萨宁》之中，痛苦的挣扎并非心灵净化和灵魂救赎的途径，苦难中圣人般的探索和坚守也绝不是崇高的。阿尔志跋绥夫对整个俄罗斯文学提出质疑，他不给自己的主人公丝毫避难的机会，而是尽情描绘着死亡和绝境。在他笔下，知识分子层由于自己的愚蠢和软弱，以崩颓之势纷纷自杀，社会理想破灭后的荒原之上，萨宁化身的自然法则和超人冷漠地注视着尸横遍野的俄国。小说中谢苗诺夫死前的遗言将这一历史真实一语道出：“我很快将进入完全黑暗之中，埋在寒冷的地下去……而大地上的一切仍将同我活着时一个样……托尔斯泰和其他千百万个矫揉造作的驴子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萨宁》，40）
二、荒原之境与《萨宁》的社会批判意义
尽管自然主义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生理欲望和自然状态，尽管作家在创作时有意采取强调自然性、消解社会性的写作方式，然而，反观历史语境可知，《萨宁》这部小说的思想意蕴当中隐藏着深刻的社会批判性。
世纪之交，历史语境下知识分子层呈现出分崩离析的衰败倾向，民粹派的社会活动无果而终，知识分子陷入空前彷徨的境地。以阿尔志跋绥夫为首的作家群拒绝接受“路标”派宣扬的宗教哲学，反叛一切旧传统，甚至对知识分子热衷的社会活动持反对或漠视态度。1905年革命失败后，整个社会弥漫着自杀情绪。库普林、布留索夫、吉皮乌斯等作家纷纷试图自杀。阿尔志跋绥夫预感到了这种死亡悲剧，用反叛、冷漠、追求客观真实的创作方法，在《朝影》《绝境》《兰德之死》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自杀者”形象，写出了知识分子逐渐步入荒原时的绝望的心灵状态，更反映出世纪之交俄国社会松散、瓦解的颓势。
《萨宁》的故事发生在远离社会尘嚣的乡下，是旧式知识分子的避难所，也是“超人”和“自然人”的出发点。这种在时空上与时代、与社会问题若即若离的处理方法使这部作品与“全民自杀”的社会历史语境构成一种互文。放在历史语境中审视，阿尔志跋绥夫小说中“自杀俱乐部”的存在便十分合理；而通过这些自杀者形象则能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作出更深刻的理解。
社会学认为，自杀人数的多少与宗教、政治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在集中发展的、具有很强生命力的社会中，自杀是很少见的；而随着社会的分崩离析，自杀就多起来。当社会将人束缚得太过窒息，人们会通过自杀来摆脱桎梏；当社会与个体之间的裂痕太大，孤独的个体同样无法存活[5]。
世纪之交，俄国社会处于瓦解之颓势，集体的生命力减弱，四处弥漫着幻灭和消沉的情绪，个体失去归属感，脱离社会，逃离那些不符合个体利益的不合理的社会规则。这样“独立”出来的个体同他所属的集体一样，必定是虚弱的。迪尔凯姆的《自杀论》认为，不管个人多么的个体化，只要是被动的，总还是有某种集体的东西残留在身上，这就是集体瓦解、个体被迫置身孤独的荒原之境时产生的消沉和忧郁。俄国社会的僵死、动乱和瓦解使置身于其中的个体无法感知社会活力，人身上的社会性便随之丧失了客观基础，剩下的只是历史虚幻形象的人工结合，稍加思考这种幻影就会消失。
《萨宁》中知识分子的自杀原因多出于社会生命力减弱、个体与社会真实之间出现裂痕后的幻灭感。尤里在一系列社会活动失败之后，幽居乡下，却无法投身“自然、淳朴的真正的劳动”，依旧被囚禁在“监狱一般的生活”中，脱离社会之后，他发现自己“没有目标，没有真正纯洁崇高的理想，一无所有，无以为之牺牲”，因而时刻进行着痛苦的自我鞭挞和对往昔的反思，反思的结果是对知识分子的理想和事业的质疑。阿尔志跋绥夫借萨宁之口道出尤里等知识分子无谓思考的实质：一个人心怀恐惧地思考一切并不是特殊、高尚的表现，而是一种简单的不幸，尤里“停留在理智到来的最初阶段——重新评价自己的一切感情、要求和愿望……他已不能从丰富的生活中获取真正需要的东西”（《萨宁》，309）。
三、自然人与个性的觉醒
作品中的重要人物萨宁是自然人的化身。萨宁的形象作为强者和“超人”的化身与虚弱的知识分子形成鲜明对比。阿尔志跋绥夫认为，人不应当用任何成规来约束自己，应当具有摧毁神庙的勇气，将分析和探索的手术刀刺入最为神圣的躯体。他的小说中塑造的正是这种“超人”式的主人公。阿尔志跋绥夫本人称萨宁这一形象体现的是麦克斯·施蒂纳的哲学思想。其思想以坚决反对一切既有规范和个人无政府主义著称，是尼采主义的先导。可以说，萨宁这一形象集中体现了施蒂纳“唯一者”和尼采“超人”的特征。
萨宁最鲜明的特征是崇尚自然，悬置道德。阿尔志跋绥夫借萨宁之口完全颠覆了传统的道德观：“没有比高尚的人更为乏味的了，何为高尚的人？高尚和善行早就为人所知，再不能有什么新意，由于这古板衰朽的标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消失殆尽，生命被禁锢在美德这一框架中，苍白而狭隘。”[6]作者提出了“自然人”这一概念，并依据穆勒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对善恶和美德的评价标准重新定义，构建出顺应自然法则的新的道德观。他认为，人应当把一切有利于自我生存和取得更高生活利益的行为看作是道德的行为，凡是对个性发展有利的行为就是善，反之就是恶。各项罪恶中，最严重的就是虚伪、墨守成规；各项美德中居首位的是强力，其次是顺乎自然、顺应自己的天性和本能。社会是种种陈规的聚合体，是反个性、反自然的，个体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反对社会约束[7]。在萨宁看来，恶人其实是真诚的自然人，其所谓恶行是为顺应自然天性、实现灵与肉的统一所做出的努力。应当从世界上清除的是愚人、弱者和白痴，他们“自认为聪明的、有知识的人，把自己看成一尊圣像”，却“把生活变成了一座没有阳光、没有欢乐、没法忍受的监狱”。
萨宁质疑一切，崇尚的只有自然状态和人的自然生命本身。在理想的生存状态下，“人是肉体和精神的和谐的结合”，然而人类身处的时代是“肉体受精神支配最糟糕的时代”，人们将肉欲斥为兽性，以此为耻，从而制造出一种片面的生活方式。面对这个“脆弱的时代”，萨宁提出“幸福时代”的理想。幸福时代的维系不是靠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而是靠人與人之间协调自然的关系与灵肉统一的精神纽带。那时，人们具有理解生活的能力，过着真实、自由的生活，“像鸟飞一样生活，想振右翅就振右翅，想绕过树就绕过去”。 将《萨宁》中的自然人形象和自杀者形象统一起来作进一步思考，我们可以发现对个性觉醒的呼唤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首先，萨宁这一自然人形象是自然主义个性化审美理念的结晶。他有极强的自我意识，在本质上是一个完整的个性。萨宁是自然法则的代言人，是冷漠、全知的超人，无同情心，也无恶意，极为客观地道出最为残酷的真实。19世纪末以降，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痛苦思索的地下室人到托尔斯泰思考性和死亡的主人公再到高尔基大写的人，俄罗斯文学中的个性渐渐觉醒。萨宁是个体觉醒过程中的转折点，因其揭示了文学中人身上久被忽视的东西——自然性与强力意志。萨宁是自然之子，是超世俗的，全知全能。萨宁之后，觉醒了的个体不再是等待引领和救赎的“山下愚人”，而是完全独立的，有强力，有意志，可以自救。他不必等待圣人的指引就能发现属于自己的路，因而可以再俄罗斯大地上“迈着有力的大步，越走越远”（《萨宁》，347）。
其次，在书写方式上，自然主义强调回归个体，回归很久以来在作家书写中被忽视了的人的肉体本身，人的整个存在都寓于人的生理自然存在之上。作为人的生命本体的血肉之中蕴含着人之所有精神，是人所有行为的内在动力之源。作为不可再进行任何还原的最初的原本，人之血肉本身有着直面并书写的价值。
《萨宁》对个体的生命现象做了大胆的描绘，在塑造一系列女性形象时这种用生理细节揭示个性的写作手法尤其突出。譬如，利达是一个勇于追求爱情却被始乱终弃的少女，作者详细描写了她对情欲的感受，借此表现她顺应自然天性的大胆。“一团白雾直冲头脑，除了那把人推向深渊的可怕而奇异的欲念之外，一切都被白雾湮没了。大地在脚下漂浮……她的双腿颤抖起来，渴望再一次体验这种好奇、无耻、疼痛与快乐。”（《萨宁》，56）正是这种生理现象与心理状态相糅合的描写使以往小说中剪影般的“扁形人物”化为血肉丰满的“圆形人物”，其个性由于充满生命力的自然性而更显鲜明，充满了力与美、灵魂与思想。这种个性化的写作方式对20世纪初俄国文学的大众化起了引导和推动作用。20世纪头十年，高雅文学逐渐向城市大众文学过渡，《萨宁》在1905年问世之后立即成为风靡俄国的流行小说，带动了一种“流行叙述方式”的产生，即大胆地描写人物身上作为个性的一切现象，包括内心的挣扎、情欲和死亡的细节。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将《萨宁》视为一种社会变化的征兆，同时引起了文学风格、读者构成和阅读水平的变化[8]。
四、结语
自然主义开启了一种新的文学视界：拒绝将思维躺在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温床上，转而直接地贴近生命本身，直面生活，回归活生生的个体的人。自然主义认为社会是体系化的陈规，主张以生活世界（жизненный мир）这一概念来取代社会这一核心主题；文学最重要的表现对象不是社会，而是生活世界——唯一实在的、通過感知而被生命体经验到的世界，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深蕴于其中，一切人类活动都应从根本上直面这个世界。在自然主义的话语当中，文学被更为鲜明地作为人学呈现出来。它继承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传统，却将焦点从社会、道德层面转移到生命本体的存在状态之上，在生命个体的自然状态中发现了人的个性，从而得以更为清醒地审视吞没个性的社会。
参考文献
[1] 曾繁亭.文学自然主义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 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M].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
[3]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M].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 1995.
[4] 阿尔志跋绥夫.萨宁[M].王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5] 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M].商务印书馆，1996.
[6] Арцыбашев М.П.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3-х т.М.： ТЕРРА，1994.
[7] 穆勒.功利主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8] 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M].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