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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要在2020年达到的目标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市场对于红筹股回归、国际板的热烈期盼,在近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尽管筹划已有数年,但只是随着今年3月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获得最高当局批准,这一举措才终于从空想向现实迈进。
事实上,在国际金融中心的旗帜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进取心已远不止于此。“深交所的目标是拓展资本市场的深度、广度,上交所的目标则是要拓展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竞争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使之成为全球资产配置和定价的重要中心。”8月25日,在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圈的上海证券大厦,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张育军接受《财经》记者独家专访时,表达了上交所的愿景:2020年成为世界三大交易所之一;在其五年规划中,上交所要完成中国大中型企业的改制服务,成为亚洲最主要的交易所。
张育军是迄今国内惟一执掌过内地两大证券交易所帅印的金融人物,在其十多年的交易所生涯中,仅有一年半的时间回归证监会短暂任职。1995年,时年32岁的张育军即担任深交所常务副总经理一职。他既经历过深交所1995年交易量寥寥的重整时期,借以奠定深交所作为中国两大交易所的地位;也经历过2000年深交所暂停新股上市、寻找自身定位的彷徨时期,最终,深交所以中小板市场重新确定了方向;他还经历了2007年到2008年的股市疯狂时期,而深交所在此期间表现得相对保守和克制。2008年2月,张育军正式调任上交所总经理。
张育军在上交所的办公室位于九楼,一面是巨大的玻璃窗,暗色木质的茶几上摆着一束白色百合花,外面的小会客厅则挂着一幅上证指数历年走势图,“6124点”醒目地站在最高处。
结束采访前,张育军接到一则参加“维稳”会议的通知。由监管当局“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这恐怕是交易所面对的最富“中国国情”的现象。
“这说明加强资本市场文化建设,要培养成熟、理性、专业、冷静的投资人,建立买者自负的基本原则,还需时日。”张育军说。
“全球前三”之梦
今年3月,国务院批复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对于上交所而言,这自然是脱胎换骨的催化剂。但对于包括香港、深圳在内的多个矢志建设金融中心的城市而言,人们却不无担心这一布局带来的竞争影响。
对此,张育军直言,应该摆脱地方利益之争的狭隘视角,站在国家金融战略发展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
“降低间接融资的比重,建立一个安全、高效、公平、有序的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战略目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应是这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上交所注定要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张育军称,上交所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载体,其目标是打造蓝筹股市场,建设世界一流交易所。到2020年,上交所要成为世界三大交易所之一。
如果单从市场规模上看,上交所已经处于世界交易所前列。
2000年以后大型国企的回归,使得上交所的公司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总市值在1万亿元的上市公司有2家,1000亿元以上的有35家,100亿元以上的有160家。
然而,“世界一流交易所最重要的还是软件,在这方面,上交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张育军坦言,接下来,上交所要围绕交易行为的规范程度、交易所的国际影响力、交易所的产品覆盖能力等三个方面,加强“软实力”建设。
在整个资本市场的环境上,张育军认为与国际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比如资本市场的法制环境、企业公司治理水平、社会诚信程度、股权投资文化、投资人的成熟程度,都还有大问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形成、培育和完善。
围绕上述目标,张育军提出,今后上交所要在A股继续强化蓝筹股市场的地位,更好地为大中型企业、优势企业的改制融资服务;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培育大宗交易市场;着力推动上交所的国际化进程。
“上海与香港的竞争,其实远没有想象的严重。”张育军称,到2020年,上海、香港、深圳三地证券交易所都会进入全球前十大交易所,各家都具有广阔的前景。张育军认为,以中国的经济体量,有三家证券交易所并不为多,各自并不缺少上市资源。
在软件方面,上交所比港交所有不少欠缺。2000年以来,两地上市的大盘股在香港融资的数额,往往是在上海融资的数倍;而在基础性制度方面,如信用制度、监管制度等,港交所已与国际接轨,上交所则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相比上交所产品多以股性和债性的基础性产品为主,港交所的产品涵盖要丰富得多,如窝轮(认股权证)、股指期货等;全球化的投资者结构,也使港交所的投资者更为成熟。
“在法治水平、公司治理水平、产权保护程度,企业透明度、股权投资文化方面,我们有很多需要向港交所和其他世界先进的交易所学习的地方。”张育军说。
“香港是完全国际化的市场,为国际投资人,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服务;上交所主要是以本土企业服务为主,同时也要追求国际化,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是一个蓝筹股的市场;深圳是为中小企业服务,为创新型企业服务的市场。”张育军如是定位三家交易所。
国企,紅筹,国际板
建设国际板的设想,最早始于2007年4月,上交所创新实验室发布《市场质量报告》,建议“在境内交易所开设国际板”。至今已有包括汇丰国际、纽约证券交易所等数家国际知名企业,提出到中国A股挂牌、上市的愿望。
在今年3月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规划获批后,国际板的建设进程被证监会、上交所提上正式工作日程。中国证监会已经成立了以一名副主席为首的工作小组,专门研究红筹回归及国际板的建立工作。在上交所层面,成立了以张育军为组长、两个副总经理及多个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小组,对应研究建立国际板及红筹回归工作。
目前,交易所已经在制度、资源、交易机制方面进入准备阶段。时下,业内最关心的是信息披露制度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由于现有的《公司法》《证券法》只适用于境内企业,重新进行制度构建、法制构建,是解决境外企业来上市的主要问题。
“国际板的上市公司应大体遵循我们现有的交易制度、基本法规和基本理念。”张育军表示,为了防范风险,国际板公司肯定会选择国际知名的、一流的公司,肯定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在门槛方面,构想是有的,一定会比国内公司3亿元资产、3000万元盈利的上市门槛高很多。”
至于国际板何时开启,张育军谨慎地表示,一切进程取决于国家金融开放的程度,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上交所当前首要的工作还是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服务于国内企业和国内投资人。”张育军说。
“上交所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张育军说。上交所最核心的任务还是服务国企改革,未来五年基本完成国有企业的改制上市。目前从央企看,还有20%的企业约15家尚未上市,重点包括铁路、电网、金融、军工、邮政等其他垄断性行业。从地方国企的改制进程看,资产证券化率不到50%,有待改制上市的还有上百家。
红筹回归,是被讨论多年的话题。这些在境外注册、主要资产在境内的公司,在法律障碍上与国际板的差别不大,一些大型国企早年以红筹形式在海外上市,目前正等待回归A股。张育军认为,同样作为在境外注册的企业,国家可以考虑放在国际板的框架内,也可以分别考虑。
此前,由于汇丰国际确定了登陆A股市场的主承销商,市场开始盛传中移动成为红筹回归第一股,关于国际板和红筹回归孰先孰后,也成为各方猜测的话题。
张育军认为,具体进展取决于政策制定者的考量。从交易所来说,红筹回归A股市场最便利,而且也是理当优先考虑的。
据《财经》记者多方了解,之前在证券监管部门内部,亦都趋向于先引入红筹回归,然后再开始境外公司到A股上市。
监管:及时制止是核心
“筹资5万亿元是小事。”张育军一再强调多年来资本市场对国企改革、经济体制转型的积极意义。“清晰产权、规范治理、增加透明度、有效监督,这些都是国有经济体制之下,任何一种改革方式也无法替代的。”
近年来,资本市场对于上市公司、交易行为的监管毁多誉少。在加强监管方面,交易所可以发挥的空间有多大?如何才能增强外界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市场监管是永远做不到头的使命。除了要及时发现,核心是及时制止。”张育军说,“监管始终是这个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中国作为新兴市场面临矛盾最突出的地方,也是监管机构压力最大的地方。”
谈及这样的敏感话题,张育军不愿涉及具体案例。事实上,上交所和深交所这些年经历的惊涛骇浪并不少,如2007年的权证狂潮,2007年、2008年股指过山车式的疯狂。
“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报告,积极协查”,是深交所自2000年以来的十六字方针。“上交所过去也是这么做的,只是我过来后把它进一步清晰化。”张育军说。
2008年5月,上交所发布了证券异常交易实时监控指引,称交易所在发现证券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或者证券交易出现异常时,有权采取盘中临时停牌、书面警示、限制相关证券账户交易等措施。此后,有多家公司被临时停牌,数个账户被限制交易。
对此,市场也颇有微词,认为限制交易的做法缺乏统一的标准,有一定的随意性。
“当时市场因为有很多投机客,加强对市场操纵、投机行为的监管是必要的。”张育军表示,经过多年的发展,上交所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强大的监管体系,其中包括对法制建设及执行、对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监控、对交易行为监管以及对会员的监管。
在法治建设方面,目前在交易所层面的有上市、会员、交易三个规则及交易所管理办法。根据监管的实践,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交易所随时都发布一些细则、指引。目前交易所有340多项规章。
上交所的公司管理部是规模最大部门之一,超过60人,监管上交所800多家公司。张育军介绍,市场监察部有30人左右,力争对各种交易模式做到规范和监管,有些问题要及时发现,及时制止。目前,主要强调交易行为的监管,尤其是上市首日交易行为监管,打击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和虚假陈述三大违规行为。
在交易所層面,张育军坦言,交易所的监管手段有限,及时制止,最多是警告谴责,但交易所有责任防止事态扩大,及时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在产品创新方面,张育军颇为谨慎。他表示,上交所首先还是大力发展成熟产品,尽可能满足市场的基本需求,投资人能接受、理解、看得懂的,比如股票和债券;其次,大力发展股票债券基础上的一些组合产品,比如基金、ETF等。“过度发展投资人不认知、风险承担不了的产品,就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记者亦问及近年上交所的Topview系统风波。
2006年8月和2007年1月,上证信息相继推出Level2和Topview信息服务,两项服务是在普通行情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特色服务,包括信息内容和传送速度都有别于免费行情,并通过向信息服务商收取费用的方式推广至终端客户。由于有实力购买这些系统的多为机构投资者,因此,被批评为加大了与中小投资者的信息不平等,是“让买得起信息的人偷看了底牌”,并称上交所有借垄断地位牟利的嫌疑。在外界压力下,2008年12月,上交所取消了这两项服务。
不过,也有人认为,上述两套系统本质上是增加了市场透明度,这些信息,有关机构通过一些渠道也能够获得,机构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之间有天生的不平等。而公开售卖系统,反而提供了一个公平的门槛,在香港等成熟市场也有类似的信息服务。
对此,张育军不愿意置评,“有些事情要让历史去作结论,以后人们再去反思。”■
本刊实习记者刘冬对此文亦有贡献
张育军
1963年5月生于四川,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经济学硕士,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
1988年至1993年,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
1993年至1995年,历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处长、中国证监会办公室副主任;
1995年至1997年,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
1998年至2000年,历任中国证监会副秘书长兼国际合作部主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深圳证券监督管理办公室党委书记、主任;
2000年9月起,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2008年2月,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市场对于红筹股回归、国际板的热烈期盼,在近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尽管筹划已有数年,但只是随着今年3月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获得最高当局批准,这一举措才终于从空想向现实迈进。
事实上,在国际金融中心的旗帜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进取心已远不止于此。“深交所的目标是拓展资本市场的深度、广度,上交所的目标则是要拓展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竞争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使之成为全球资产配置和定价的重要中心。”8月25日,在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圈的上海证券大厦,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张育军接受《财经》记者独家专访时,表达了上交所的愿景:2020年成为世界三大交易所之一;在其五年规划中,上交所要完成中国大中型企业的改制服务,成为亚洲最主要的交易所。
张育军是迄今国内惟一执掌过内地两大证券交易所帅印的金融人物,在其十多年的交易所生涯中,仅有一年半的时间回归证监会短暂任职。1995年,时年32岁的张育军即担任深交所常务副总经理一职。他既经历过深交所1995年交易量寥寥的重整时期,借以奠定深交所作为中国两大交易所的地位;也经历过2000年深交所暂停新股上市、寻找自身定位的彷徨时期,最终,深交所以中小板市场重新确定了方向;他还经历了2007年到2008年的股市疯狂时期,而深交所在此期间表现得相对保守和克制。2008年2月,张育军正式调任上交所总经理。
张育军在上交所的办公室位于九楼,一面是巨大的玻璃窗,暗色木质的茶几上摆着一束白色百合花,外面的小会客厅则挂着一幅上证指数历年走势图,“6124点”醒目地站在最高处。
结束采访前,张育军接到一则参加“维稳”会议的通知。由监管当局“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这恐怕是交易所面对的最富“中国国情”的现象。
“这说明加强资本市场文化建设,要培养成熟、理性、专业、冷静的投资人,建立买者自负的基本原则,还需时日。”张育军说。
“全球前三”之梦
今年3月,国务院批复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对于上交所而言,这自然是脱胎换骨的催化剂。但对于包括香港、深圳在内的多个矢志建设金融中心的城市而言,人们却不无担心这一布局带来的竞争影响。
对此,张育军直言,应该摆脱地方利益之争的狭隘视角,站在国家金融战略发展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
“降低间接融资的比重,建立一个安全、高效、公平、有序的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战略目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应是这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上交所注定要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张育军称,上交所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载体,其目标是打造蓝筹股市场,建设世界一流交易所。到2020年,上交所要成为世界三大交易所之一。
如果单从市场规模上看,上交所已经处于世界交易所前列。
2000年以后大型国企的回归,使得上交所的公司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总市值在1万亿元的上市公司有2家,1000亿元以上的有35家,100亿元以上的有160家。
然而,“世界一流交易所最重要的还是软件,在这方面,上交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张育军坦言,接下来,上交所要围绕交易行为的规范程度、交易所的国际影响力、交易所的产品覆盖能力等三个方面,加强“软实力”建设。
在整个资本市场的环境上,张育军认为与国际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比如资本市场的法制环境、企业公司治理水平、社会诚信程度、股权投资文化、投资人的成熟程度,都还有大问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形成、培育和完善。
围绕上述目标,张育军提出,今后上交所要在A股继续强化蓝筹股市场的地位,更好地为大中型企业、优势企业的改制融资服务;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培育大宗交易市场;着力推动上交所的国际化进程。
“上海与香港的竞争,其实远没有想象的严重。”张育军称,到2020年,上海、香港、深圳三地证券交易所都会进入全球前十大交易所,各家都具有广阔的前景。张育军认为,以中国的经济体量,有三家证券交易所并不为多,各自并不缺少上市资源。
在软件方面,上交所比港交所有不少欠缺。2000年以来,两地上市的大盘股在香港融资的数额,往往是在上海融资的数倍;而在基础性制度方面,如信用制度、监管制度等,港交所已与国际接轨,上交所则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相比上交所产品多以股性和债性的基础性产品为主,港交所的产品涵盖要丰富得多,如窝轮(认股权证)、股指期货等;全球化的投资者结构,也使港交所的投资者更为成熟。
“在法治水平、公司治理水平、产权保护程度,企业透明度、股权投资文化方面,我们有很多需要向港交所和其他世界先进的交易所学习的地方。”张育军说。
“香港是完全国际化的市场,为国际投资人,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服务;上交所主要是以本土企业服务为主,同时也要追求国际化,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是一个蓝筹股的市场;深圳是为中小企业服务,为创新型企业服务的市场。”张育军如是定位三家交易所。
国企,紅筹,国际板
建设国际板的设想,最早始于2007年4月,上交所创新实验室发布《市场质量报告》,建议“在境内交易所开设国际板”。至今已有包括汇丰国际、纽约证券交易所等数家国际知名企业,提出到中国A股挂牌、上市的愿望。
在今年3月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规划获批后,国际板的建设进程被证监会、上交所提上正式工作日程。中国证监会已经成立了以一名副主席为首的工作小组,专门研究红筹回归及国际板的建立工作。在上交所层面,成立了以张育军为组长、两个副总经理及多个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小组,对应研究建立国际板及红筹回归工作。
目前,交易所已经在制度、资源、交易机制方面进入准备阶段。时下,业内最关心的是信息披露制度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由于现有的《公司法》《证券法》只适用于境内企业,重新进行制度构建、法制构建,是解决境外企业来上市的主要问题。
“国际板的上市公司应大体遵循我们现有的交易制度、基本法规和基本理念。”张育军表示,为了防范风险,国际板公司肯定会选择国际知名的、一流的公司,肯定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在门槛方面,构想是有的,一定会比国内公司3亿元资产、3000万元盈利的上市门槛高很多。”
至于国际板何时开启,张育军谨慎地表示,一切进程取决于国家金融开放的程度,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上交所当前首要的工作还是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服务于国内企业和国内投资人。”张育军说。
“上交所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张育军说。上交所最核心的任务还是服务国企改革,未来五年基本完成国有企业的改制上市。目前从央企看,还有20%的企业约15家尚未上市,重点包括铁路、电网、金融、军工、邮政等其他垄断性行业。从地方国企的改制进程看,资产证券化率不到50%,有待改制上市的还有上百家。
红筹回归,是被讨论多年的话题。这些在境外注册、主要资产在境内的公司,在法律障碍上与国际板的差别不大,一些大型国企早年以红筹形式在海外上市,目前正等待回归A股。张育军认为,同样作为在境外注册的企业,国家可以考虑放在国际板的框架内,也可以分别考虑。
此前,由于汇丰国际确定了登陆A股市场的主承销商,市场开始盛传中移动成为红筹回归第一股,关于国际板和红筹回归孰先孰后,也成为各方猜测的话题。
张育军认为,具体进展取决于政策制定者的考量。从交易所来说,红筹回归A股市场最便利,而且也是理当优先考虑的。
据《财经》记者多方了解,之前在证券监管部门内部,亦都趋向于先引入红筹回归,然后再开始境外公司到A股上市。
监管:及时制止是核心
“筹资5万亿元是小事。”张育军一再强调多年来资本市场对国企改革、经济体制转型的积极意义。“清晰产权、规范治理、增加透明度、有效监督,这些都是国有经济体制之下,任何一种改革方式也无法替代的。”
近年来,资本市场对于上市公司、交易行为的监管毁多誉少。在加强监管方面,交易所可以发挥的空间有多大?如何才能增强外界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市场监管是永远做不到头的使命。除了要及时发现,核心是及时制止。”张育军说,“监管始终是这个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中国作为新兴市场面临矛盾最突出的地方,也是监管机构压力最大的地方。”
谈及这样的敏感话题,张育军不愿涉及具体案例。事实上,上交所和深交所这些年经历的惊涛骇浪并不少,如2007年的权证狂潮,2007年、2008年股指过山车式的疯狂。
“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报告,积极协查”,是深交所自2000年以来的十六字方针。“上交所过去也是这么做的,只是我过来后把它进一步清晰化。”张育军说。
2008年5月,上交所发布了证券异常交易实时监控指引,称交易所在发现证券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或者证券交易出现异常时,有权采取盘中临时停牌、书面警示、限制相关证券账户交易等措施。此后,有多家公司被临时停牌,数个账户被限制交易。
对此,市场也颇有微词,认为限制交易的做法缺乏统一的标准,有一定的随意性。
“当时市场因为有很多投机客,加强对市场操纵、投机行为的监管是必要的。”张育军表示,经过多年的发展,上交所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强大的监管体系,其中包括对法制建设及执行、对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监控、对交易行为监管以及对会员的监管。
在法治建设方面,目前在交易所层面的有上市、会员、交易三个规则及交易所管理办法。根据监管的实践,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交易所随时都发布一些细则、指引。目前交易所有340多项规章。
上交所的公司管理部是规模最大部门之一,超过60人,监管上交所800多家公司。张育军介绍,市场监察部有30人左右,力争对各种交易模式做到规范和监管,有些问题要及时发现,及时制止。目前,主要强调交易行为的监管,尤其是上市首日交易行为监管,打击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和虚假陈述三大违规行为。
在交易所層面,张育军坦言,交易所的监管手段有限,及时制止,最多是警告谴责,但交易所有责任防止事态扩大,及时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在产品创新方面,张育军颇为谨慎。他表示,上交所首先还是大力发展成熟产品,尽可能满足市场的基本需求,投资人能接受、理解、看得懂的,比如股票和债券;其次,大力发展股票债券基础上的一些组合产品,比如基金、ETF等。“过度发展投资人不认知、风险承担不了的产品,就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记者亦问及近年上交所的Topview系统风波。
2006年8月和2007年1月,上证信息相继推出Level2和Topview信息服务,两项服务是在普通行情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特色服务,包括信息内容和传送速度都有别于免费行情,并通过向信息服务商收取费用的方式推广至终端客户。由于有实力购买这些系统的多为机构投资者,因此,被批评为加大了与中小投资者的信息不平等,是“让买得起信息的人偷看了底牌”,并称上交所有借垄断地位牟利的嫌疑。在外界压力下,2008年12月,上交所取消了这两项服务。
不过,也有人认为,上述两套系统本质上是增加了市场透明度,这些信息,有关机构通过一些渠道也能够获得,机构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之间有天生的不平等。而公开售卖系统,反而提供了一个公平的门槛,在香港等成熟市场也有类似的信息服务。
对此,张育军不愿意置评,“有些事情要让历史去作结论,以后人们再去反思。”■
本刊实习记者刘冬对此文亦有贡献
张育军
1963年5月生于四川,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经济学硕士,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
1988年至1993年,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
1993年至1995年,历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处长、中国证监会办公室副主任;
1995年至1997年,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
1998年至2000年,历任中国证监会副秘书长兼国际合作部主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深圳证券监督管理办公室党委书记、主任;
2000年9月起,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2008年2月,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