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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于农家的龙治普是土生土长的盐池人，1984年，他从宁夏农学院畜牧专业毕业后回到盐池工作。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龙治普着手筹建盐池县良种繁殖场，任场长兼技术员。90年代，他在沙漠化最严重的沙边子村担任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沙漠化土地综合整治研究基地主任，一干就是10年。
在基地试验区所在地，7.23万亩土地有85％曾是沙化地，但到2000年，试验区已累积完成造林2.4万亩，草原补播改良3.5万亩，建立草原围栏5.2万亩，植被覆盖率由10％提高到50％。1990年初，沙边子村人均纯收入只有90元，亩产不到100公斤，到2001年底，这个村人均纯收入达到2314元，土地亩产提高到800公斤。在国际荒漠化防治领域，沙边子村基地具有相当的知名度。2000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在沙边子基地考察时，对试验区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龙治普在从事农村工作的同时，先后与国内、国际相关机构合作，在盐池县开展了10多个扶贫项目，投资总额达6000余万元，产生效益累计达1亿元以上。在与爱德基金会的合作中，建立起一套参与式扶贫模式，其中尤以盐池小额信贷模式最具特色。他还发起成立了宁夏第一个以扶贫和改造环境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推动了宁夏NGO事业的发展。
2004年，龙治普获得由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的“中国首届消除贫困奖”个人奖项——奋斗奖。2007年，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又入围“2007年度Alcan可持续发展奖”，这是中国机构首次获得这一全球性奖项。
从事扶贫工作近20年来，龙治普逐渐理清一个思路：只有让贫困人口主动参与到消除贫困的过程当中，让他们的主动性得到充分发挥，扶贫才能最终获得成效。
《新西部》：爱德基金会在盐池搞的扶贫项目——“治沙和社区综合发展”，从2000年开始已连续进行了两期。虽然将环境改善、农民收入增加也列为扶贫目标，但更强调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强调农户的参与性。出于什么机缘，你们与爱德基金会开始进行合作?小额信贷与爱德基金会项目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龙治普：在中国农业大学发展学院的一个扶贫培训研讨班上，我与爱德基金会的人有了接触。1997年，我们第一次与爱德基金会进行合作，启动了一个10多万元的项目，在苏步井乡高利乌素村搞了一个“盐池县沙化草场治理与社区发展项目”，使200多户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这个小项目取得成功后，才有了后续项目——“治沙和社区综合发展”。一开始，小额贷款只是其中的一个子项目，后来逐渐发展壮大后，就独立了出来，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了盐池县妇女发展协会，协会下设小额信贷中心。小额信贷运用了参与式扶贫的一些方法，又根据盐池县的实际情况，在贷款方式、还款期限等运作方式上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其他地区特点的“盐池模式”。
1997年，为了便于和爱德基金会合作，盐池县科技局专门增设了一个机构——外援办，由我任主任直到现在。1998年，我发起成立了宁夏南部山区农村发展中心，2002年更名为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兼任中心主任，现在，我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中心这边，县政府那边的工作基本不参与了。此外，我的另一个头衔是小额信贷中心的理事长。
《新西部》：小额贷款的资金来源于何处?
龙治普：自有资金由几块组成。爱德基金会投入了200万元，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投入八、九十万元，另外还有一些小额资金共计近500万元，加上从农村发展银行的1000万元借款，共计有资本金1500万元。
《新西部》：这么多年来从事农村扶贫与发展工作，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龙治普：参与式扶贫，解决了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谁才是农村发展主体。
过去，在搞治沙试点时，推广一些新技术，不能说没有产生示范效应，但总觉得墙里开花墙外并不是那么香。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更多体现的还是我们官员、专家的一些想法，试点所发挥的作用有限。自上而下的扶贫，在总结成效时经常提到的指标是完成了多少面积，形成了多大规模，完成了多少投资等等，至于目标群体是谁，针对他们产生了多大的效益，倒常常被忽略了，结果出现严重偏离发展目标的情况。本来目标群体有100个，但最后却只将资金给了一、两个，他们把项目完成的很漂亮、很成功，但绝大多数目标群体并没有受益，这样的示范效应没有多大意义。
还有一个问题是，掌握扶贫资源的人，总爱将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给老百姓，却不知是与老百姓的实际想法有距离的。有的领导也很吃苦，今天下去调研，明天下去调研，但是领导的时间总是有限的，他能去的地方也是有限的，常常看不到面，只能看一些点，如此一来，一些信息可能就会出现遗漏。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做决策，要么会出现问题，要么效果有限。这是自上而下式扶贫的最大缺陷。
我们下去调查时发现这样一个怪现象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土坯墙房子旁，有一个一砖到顶的猪暖棚。棚里看不到猪，只是堆了些杂物。一打听，村民说没钱买猪。是不是说这个村民需要资金扶持，不一定。实际情况是，他投资1000元建这个暖棚，是因为只要建起来就可获得3000元的政府补贴，为什么不建?至于养没养猪，不在补贴建暖棚的目标范围内，所以，猪暖棚里见不到猪，也就不是什么怪事了。如果让老百姓从一开始就参与，在有限的资金内，他会选择建一个半砖的猪合，外面是土的，里面是砖，即保暖，又便宜，1000元就能解决问题，另外2000元还能买猪。棚有了，猪也养了。同样3000元，效果完全不一样。
我们曾经在一个村搞了一个只有9户参与的小额信贷项目，资金只有2000元，由村民自己选择经营项目。有一个张姓村民，从建一个土坯猪圈，养两、三只猪开始，慢慢积累经验，熟悉市场，现在已扩大到100多头。进了他家，从猪圈的变化——土坯的、半砖的、全砖的——就能看出他这些年的发展情况，一目了然。这个村现在有32户在养猪，还成立了养猪协会。
由外部干预式扶贫到老百姓参与的内源式扶贫，是一非常大的转变，具有革命性。
《新西部》：如何保障小额贷款用于最需要的人群?
龙治普：仅仅从农户家的外观看，信息不一定准确。有的人看上去房子不怎么样，但他有钱；有的房子建得很漂亮，但却背了一屁股债。鉴于此，我们在开展小额贷款之前，先对村里住户的贫富情况进行调查。让村民相互打分，富的打3分，穷的打1分，中等的打2分。打分时，将前面人的打分遮盖起来，为的是不影响后面人的判断。最后，我们汇总村民的打分情况，大体能得出一个贫富分布状况。这也成为我们确定贷款用户的一个依据。
当然，这个以村为单元的主观调查，法也是有缺陷的，即有时富裕村的贫困户可能比贫困村的富裕户还富。这也是以后有待于改进的地方。
《新西部》：盐池的小额信贷经过8年的摸索，逐渐形成一套运作体系，今后在向全区推广时，还会进行一些怎样的调整?
龙治普：可能在运行模式上发生变化，向公司化运作转变。如果在3年前，我肯定不是这种看法。过去，一个美国志愿者在我们这儿服务时，就主张我们搞公司化，她说不按公司化运作，产权不明晰，别人不敢投资，就搞不大。去年，我们和美国一家机构有过接触，他们是专门搞小额信贷的，商量搞合作，但最后他们却选择了内蒙古的赤峰，一个主要原因，就与我们目前产权不够明晰、政府干预过多有关。
现在，小额贷款的效果很明显，但却苦于资金量小，覆盖面还不够大。即使能够得到贷款的村民，他们也反映资金量太小。但在总资金量有限的情况下，为了扶持更多的农户，只能选择降低最高贷款额度的办法。
至于公司化经营，固然能吸引更多的资金，但是，也存在偏离扶贫目标的风险。人人都想挣钱，把扶贫给忘了。如果有一套好的制度设计，产权明晰的公司化运作下的小额信贷与扶贫也是能够兼容的。不管怎么说，都值得试试。
进步总是在尝试中实现的。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龙治普着手筹建盐池县良种繁殖场，任场长兼技术员。90年代，他在沙漠化最严重的沙边子村担任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沙漠化土地综合整治研究基地主任，一干就是10年。
在基地试验区所在地，7.23万亩土地有85％曾是沙化地，但到2000年，试验区已累积完成造林2.4万亩，草原补播改良3.5万亩，建立草原围栏5.2万亩，植被覆盖率由10％提高到50％。1990年初，沙边子村人均纯收入只有90元，亩产不到100公斤，到2001年底，这个村人均纯收入达到2314元，土地亩产提高到800公斤。在国际荒漠化防治领域，沙边子村基地具有相当的知名度。2000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在沙边子基地考察时，对试验区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龙治普在从事农村工作的同时，先后与国内、国际相关机构合作，在盐池县开展了10多个扶贫项目，投资总额达6000余万元，产生效益累计达1亿元以上。在与爱德基金会的合作中，建立起一套参与式扶贫模式，其中尤以盐池小额信贷模式最具特色。他还发起成立了宁夏第一个以扶贫和改造环境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推动了宁夏NGO事业的发展。
2004年，龙治普获得由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的“中国首届消除贫困奖”个人奖项——奋斗奖。2007年，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又入围“2007年度Alcan可持续发展奖”，这是中国机构首次获得这一全球性奖项。
从事扶贫工作近20年来，龙治普逐渐理清一个思路：只有让贫困人口主动参与到消除贫困的过程当中，让他们的主动性得到充分发挥，扶贫才能最终获得成效。
《新西部》：爱德基金会在盐池搞的扶贫项目——“治沙和社区综合发展”，从2000年开始已连续进行了两期。虽然将环境改善、农民收入增加也列为扶贫目标，但更强调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强调农户的参与性。出于什么机缘，你们与爱德基金会开始进行合作?小额信贷与爱德基金会项目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龙治普：在中国农业大学发展学院的一个扶贫培训研讨班上，我与爱德基金会的人有了接触。1997年，我们第一次与爱德基金会进行合作，启动了一个10多万元的项目，在苏步井乡高利乌素村搞了一个“盐池县沙化草场治理与社区发展项目”，使200多户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这个小项目取得成功后，才有了后续项目——“治沙和社区综合发展”。一开始，小额贷款只是其中的一个子项目，后来逐渐发展壮大后，就独立了出来，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了盐池县妇女发展协会，协会下设小额信贷中心。小额信贷运用了参与式扶贫的一些方法，又根据盐池县的实际情况，在贷款方式、还款期限等运作方式上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其他地区特点的“盐池模式”。
1997年，为了便于和爱德基金会合作，盐池县科技局专门增设了一个机构——外援办，由我任主任直到现在。1998年，我发起成立了宁夏南部山区农村发展中心，2002年更名为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兼任中心主任，现在，我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中心这边，县政府那边的工作基本不参与了。此外，我的另一个头衔是小额信贷中心的理事长。
《新西部》：小额贷款的资金来源于何处?
龙治普：自有资金由几块组成。爱德基金会投入了200万元，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投入八、九十万元，另外还有一些小额资金共计近500万元，加上从农村发展银行的1000万元借款，共计有资本金1500万元。
《新西部》：这么多年来从事农村扶贫与发展工作，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龙治普：参与式扶贫，解决了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谁才是农村发展主体。
过去，在搞治沙试点时，推广一些新技术，不能说没有产生示范效应，但总觉得墙里开花墙外并不是那么香。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更多体现的还是我们官员、专家的一些想法，试点所发挥的作用有限。自上而下的扶贫，在总结成效时经常提到的指标是完成了多少面积，形成了多大规模，完成了多少投资等等，至于目标群体是谁，针对他们产生了多大的效益，倒常常被忽略了，结果出现严重偏离发展目标的情况。本来目标群体有100个，但最后却只将资金给了一、两个，他们把项目完成的很漂亮、很成功，但绝大多数目标群体并没有受益，这样的示范效应没有多大意义。
还有一个问题是，掌握扶贫资源的人，总爱将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给老百姓，却不知是与老百姓的实际想法有距离的。有的领导也很吃苦，今天下去调研，明天下去调研，但是领导的时间总是有限的，他能去的地方也是有限的，常常看不到面，只能看一些点，如此一来，一些信息可能就会出现遗漏。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做决策，要么会出现问题，要么效果有限。这是自上而下式扶贫的最大缺陷。
我们下去调查时发现这样一个怪现象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土坯墙房子旁，有一个一砖到顶的猪暖棚。棚里看不到猪，只是堆了些杂物。一打听，村民说没钱买猪。是不是说这个村民需要资金扶持，不一定。实际情况是，他投资1000元建这个暖棚，是因为只要建起来就可获得3000元的政府补贴，为什么不建?至于养没养猪，不在补贴建暖棚的目标范围内，所以，猪暖棚里见不到猪，也就不是什么怪事了。如果让老百姓从一开始就参与，在有限的资金内，他会选择建一个半砖的猪合，外面是土的，里面是砖，即保暖，又便宜，1000元就能解决问题，另外2000元还能买猪。棚有了，猪也养了。同样3000元，效果完全不一样。
我们曾经在一个村搞了一个只有9户参与的小额信贷项目，资金只有2000元，由村民自己选择经营项目。有一个张姓村民，从建一个土坯猪圈，养两、三只猪开始，慢慢积累经验，熟悉市场，现在已扩大到100多头。进了他家，从猪圈的变化——土坯的、半砖的、全砖的——就能看出他这些年的发展情况，一目了然。这个村现在有32户在养猪，还成立了养猪协会。
由外部干预式扶贫到老百姓参与的内源式扶贫，是一非常大的转变，具有革命性。
《新西部》：如何保障小额贷款用于最需要的人群?
龙治普：仅仅从农户家的外观看，信息不一定准确。有的人看上去房子不怎么样，但他有钱；有的房子建得很漂亮，但却背了一屁股债。鉴于此，我们在开展小额贷款之前，先对村里住户的贫富情况进行调查。让村民相互打分，富的打3分，穷的打1分，中等的打2分。打分时，将前面人的打分遮盖起来，为的是不影响后面人的判断。最后，我们汇总村民的打分情况，大体能得出一个贫富分布状况。这也成为我们确定贷款用户的一个依据。
当然，这个以村为单元的主观调查，法也是有缺陷的，即有时富裕村的贫困户可能比贫困村的富裕户还富。这也是以后有待于改进的地方。
《新西部》：盐池的小额信贷经过8年的摸索，逐渐形成一套运作体系，今后在向全区推广时，还会进行一些怎样的调整?
龙治普：可能在运行模式上发生变化，向公司化运作转变。如果在3年前，我肯定不是这种看法。过去，一个美国志愿者在我们这儿服务时，就主张我们搞公司化，她说不按公司化运作，产权不明晰，别人不敢投资，就搞不大。去年，我们和美国一家机构有过接触，他们是专门搞小额信贷的，商量搞合作，但最后他们却选择了内蒙古的赤峰，一个主要原因，就与我们目前产权不够明晰、政府干预过多有关。
现在，小额贷款的效果很明显，但却苦于资金量小，覆盖面还不够大。即使能够得到贷款的村民，他们也反映资金量太小。但在总资金量有限的情况下，为了扶持更多的农户，只能选择降低最高贷款额度的办法。
至于公司化经营，固然能吸引更多的资金，但是，也存在偏离扶贫目标的风险。人人都想挣钱，把扶贫给忘了。如果有一套好的制度设计，产权明晰的公司化运作下的小额信贷与扶贫也是能够兼容的。不管怎么说，都值得试试。
进步总是在尝试中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