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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2—1943年中国尚处于抗战相持阶段，战事胶着。河南省因干旱而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荒，造成哀鸿遍野、生死无依的人间惨象。兵燹旱蝗交乘 ，生死之际，百态尽现。灾民显露出人类的原始本能，求生的欲望压倒了一切的人伦与文明，恐惧绝望之下，甚至做出磨刀向亲朋的举动。然而人类的情感与依恋，并未因此而断绝，相反，生死边缘上的情义与关怀更显弥足珍贵。对这场灾难，应该研究追索的问题很多，而对灾民心理的研究应是整个灾荒史研究重点所在。灾荒从来就不是一个纯自然灾害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灾荒面前的政府行为，常常决定一个政权的前途命运。灾民心态的转变，慌张与恐惧的弥散都是灾荒下的正常心理表现，若纵任这种心态走向极端，就极可能引发社会的全盘失控，这是灾荒提示人们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灾民心态；河南大灾荒； 抗日战争；疯癫与文明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灾荒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大挑战，近代中国更被西人视为“饥荒的国度”，往往兵燹水旱蝗疫雹等诸灾并发，天灾人祸，少有休止。就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的研究而言，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已是汗牛充栋。笔者自各类学术网站检索发现，相关性论著及文艺作品共计2000多篇（部），覆盖了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两大类。这些论著及作品大都有以下几点倾向：一是侧重于具体性的灾荒史实描绘，并对其加以数据统计及分析；二是探析灾荒背后的自然与社会原因；三是揭示灾荒带来的社会创伤与各方应对；四是从新闻传媒和文学艺术的视角来解读当时的灾荒状况。
然而学界对于生死之际的灾民心理举动与情感状态的研究，则较为少见，迄今仍缺乏系统性的灾民心态史论著。而灾民心态的研究却是整个灾荒史研究的应有之义，这是因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人的主观情感和心理变化往往在细节之处影响着整个历史进程。比之冠冕堂皇的官方言语举动，百姓细微之处的情感触碰和生死之际的人性展露往往更为真实地阐释了一些看似荒谬实则自然的社会现象，这一点在战时灾民群体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故从灾民心理情感的视角来看待1942—1943年的河南大灾荒，不仅可对当时的灾荒状况和灾民苦难有一个更为细微真实的了解，也可从其背后的民心天平与时局走向来对日后的国共角逐作一细节性的历史追溯，同时亦可为当下的救灾体系和群体性事件提供一二历史资鉴，具有学术性和现实性双重意义。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601在大灾大难的生死关头，百姓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获得食物，如何延存性命，而非所谓的文明与道义，在这一点上最文明的民族和最野蛮的民族并无差别。对于1942—1943年的豫省灾民来说，为了活着，他们被迫褪下了所有象征着文明社会的外衣，然后还原出人类最为原始的本性，逐一向世人展示着一幅看似矛盾纠结实则真实自然的内心活动图，而这背后的症结之一则在于战时社会环境的脆弱性与政府体系的腐烂性。
一、原始本能：灾民的恐惧与绝望
人有应激反应的本能，当外来冲击与创伤过于激烈而超出人的承受底线时，应激反应便将从如何谋求安稳应对转变为无序的慌张不安，继而是害怕与恐惧，在持续的创伤下，人的内心最终可能全线崩溃，走向绝望的境地。之后，对于受灾民众而言，其言语举止已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应激本能，更是一种创伤后反应及创伤后遗症的表现。①1942—1943年大灾荒下的豫省灾民即有这样一种心理状态。灾民吃光了粮食，连糠秕、树叶、花生壳等难以下咽的东西也几近吃光，然后开始大批地逃荒，并大批地死去。3000万灾民，漫长的陇海线，尽是“无尽长的死亡线”，令人见而生惧。[2]逃荒的人群是慌张而无措的，伴随着皲裂的大地，令人窒息：
在开车之前，冲锋似的攀援到火车的顶盖上，头顶上炎炎烈日张着火伞，脚下是烙人皮肉的炙热的镔铁。人们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着，四周乱七八糟地堆满他们所有的财产：土车、破筐、席片、以及皮包骨的孩子。他们带着紧张而惶恐的面孔，推着、挤着、扰囔着，生怕新上来的人挤去了他们的位置。人群里弥漫着厉害的臭气，干了的汗，小便以及人类共同的臭味。（逃难沿途），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的老夫妻喘喘地负荷前进。②
从这村到那村，几里地逢不到一个行人，一进村落，立即映上眼帘的是剥光皮的榆树。村里没有鸡鸣，没有犬吠，广场上也再看不见一个牛羊牲畜。大门上，一家、两家、三家……家家挂着锁，有的用土坯封住，也有敞开的，但大半连门也没有，因为里面没有一点怕人偷的东西，所以把门劈劈当柴卖掉了。[3]
家乡已无生息，唯有寄托逃荒以求存活。然而逃荒又是同样的慌乱不安，他们并不知晓列车的前方是否有容身之地，只是在盲目地随从大众。一批一批的人往西流徙，至1943年4月上旬，流入陕西求食的豫省灾民已达80余万。③人是群体性动物，具有随众心理，尤其在慌张恐惧之下，群体的聚集之处往往能给单独的个体或家庭带来社会认同感的需求假象，进而使灾民部分地释放或转移天灾人祸带来的内心不安及恐惧。④但事实上，流入陕西远不及向北、向东流徙有活路，然历史上豫省一带少有大规模向北、向东逃荒的记载，向西流徙几乎已成了豫省难民的逃荒习惯。
慌张的逃难和无措的恐惧尚属灾民为求活路而做出的正常生理及心理反应，然继而泛起的灾民绝望心理却是当时社会环境失衡、病态的表现。“早死晚不死，早死早脱生”，[4]向来对生死讳莫如深的国人竟在大灾荒面前吼出这样的话，已是再无活路，坐以待毙的体现。《前锋报》记者李蕤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
在虎牢头的坟下，我遇到一个小孩子，看样子大约有一岁多，穿着破旧的红棉袄绿棉裤，头上戴着一顶狗头帽子，刚刚学会走路，走起来还在左摇右摆，哭几声，又慢慢地向西走去。大路上满是烟尘，行人往来不断。
一边的女人也叹了口气，说：“啥办法，老天爷收人”。[5] 儿童是一个国家的希望与民族的未来，也是社会正常与否的晴雨表。乱世灾荒下，难童非但没有幸福快乐可言，还被这个慌乱的成人世界所抛弃。满世界的逃荒者，却没有一人敢收留孩子，因为他们自己已是生死由天不由己，记者李蕤亦无能为力，唯有落泪转身。
令人绝望的事情还在继续上演着。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写道：
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无尽废弃的村庄里，乞丐汇集在每一个城门口，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⑤
宛如一幅末世图绘，读毕，令人心生恐惧与绝望。巨灾之下，有的灾民连有毒的野草也吃不到，吃人或被人吃竟成了他们的抉择。有的灾民则被逼得去吃取暖用的干柴，一位老农向记者哭诉道：“我做梦也没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4]可谓生不如死。绝望之余，甚至出现举家自杀和请人活埋自己的现象！有灾民找来家里残存的所有食物，全家共同吃上一顿饭，然后集体自杀，或是直接在最后一顿饭里放上毒药，吃完后，全家一起坐等毒发身亡。⑥对于请人活埋自己的事情，《大公报》等亦有报道：南山有个姓朱的老头，没儿没女。重灾袭击下，最后仅剩60元。他想到这钱用完后终究难逃一死，死后连人掩埋也没有，与其到时被野狗啃食，还不如现在就死。于是他情愿出60块钱，请人活埋自己，结果被饥荒逼疯了的灾民，竟真的接了此活，活埋了朱老头。[4]
很多时候，最令人恐惧与绝望的事情不是死亡的到来，而是生不如死地苟延残喘，然后慢慢看着死神一步步地把自己拖入鬼门关，自己却无力为之，唯有任凭宰杀！
二、求生欲望：压倒了一切的人伦与文明
人类的文明被一层层的外衣包裹起来，并以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为基础。在这一点上，伟大的哲人和低微的平民并无二样。在人的需求层次中，只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其他社会化需求才能成为新的激励动力，也只有在这样之后，人才能从事文明的创造与对话。⑦反之，在生存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时，所有的文明外衣都将被褪下，然后还原出人类最原始的本性。是时，一切的言行举止都只是为了让自己存活下去。河南大灾荒下的民众即是如此，求生成了他们唯一的目的，为此不惜撕扯下一切的道德情感和文明礼仪。
国人历来讲究伦理秩序，对于偷盗劫掠之类行为颇感不齿。然在饥饿的逼迫下，此种不齿早已被抛之脑后。有灾民为获一把榆树叶续命，在三更半夜时偷偷地攀爬别人家榆树，结果同样受饥荒煎熬的主人将偷窃者的全家老小都狠狠地咒骂了一通，而在平时，榆树叶是没人要的。⑧其实这种行为在灾荒下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持续的灾荒却使得这种本不怎么正常的正常也变成了一种奢侈。记者李蕤亲眼目睹了这样一幅场景：头发雪白的老头和瘦黄的中年人拼命争夺一块硬饼，随即一大群人围上来：
十几个人，有大人也有小孩，几十双手几百条指头都攒集在老人手里那块硬饼上。
几秒种后，那块硬饼成了碎末，被大人小孩们连尘埃一道吞进口里。
瘦子光着脊梁丧气而去，老头昏迷不醒地躺在地上，鼻孔里留着血。[6]
在这里，尊老爱幼、谦让有序的良好传统不见了，剩下的只是如何使自己不被饿死，至于他人性命早已是无关紧要的事。
灾荒下，被逼为娼、为盗的事例更是多如牛毛。在巩县，“以往并没有多少娼妓，但在今天，却每家旅社都充斥着猥亵的影子和淫秽的笑声”，是时，“最高的市价是一夜大票一百元”，七扣八扣之后，卖身者本人仅剩三十元左右，这钱恰好够买一斤六两的米。[7]由灾民转变而来的土匪强盗更是随处可见，“整个河南的城镇到处都发生着抢粮暴动”。[8]353
有损道德和尊严的事情还远未消停，饥饿的驱赶下，竟有灾民选择淘食雁粪来活命（雁粪中有尚未完全消化完草籽）。此时，平日里被再三珍藏的古籍字画也被灾民以极低的价钱变卖掉：十五块钱便可买走三十二册《文献通考》；八十元就可买走三册丙种的《辞源》；十五块钱即可买下一幅刘墉的字。[9]饥肠难耐之下，即便是读书人，也对此等精神食粮提不起丝毫的兴趣。
然而最是践踏人性尊严与人类文明的事情远非上文所述行径，而是饿殍遍野任凭野狗刨食、骨肉相残彼此宰而食之的人间惨象。灾区“沿途有不少野狗，都逐渐恢复了狼的本性，它们吃得膘肥肉厚”，“在黄泛区，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吃掉了”。⑨到处是死尸却无人掩埋，只能任凭鹰啄犬食，人命至此，贱如猪狗。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残食同胞被人类视为最野蛮的行径之一，但被饥荒逼红了眼的豫省灾民却将此等兽性演变为再正常不过的“日常现象”。当世界上再没什么可吃的时候，人就会开始吃人自己。开始是掘食死尸，如郑州，成群的乞丐掘开刚死去的尸体，分而食之。[10]而后是宰杀活人食之，“军队把一个八岁的男孩交给一户农民，后来这个孩子不见了，经过调查，在那家农户的茅屋旁边的一个大坛子里发现了他的骨头”。[11]113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吃法”则是亲人间的骨肉相食：郑州马永道夫妇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女儿香菊；[10]巩县东山，一个农人准备在半夜把女儿杀死，混着野狗肉到集市上卖掉以换粮活命，女儿半夜察觉，趁父亲打水磨刀时，乘势逃去；洛河北岸的一个男人杀死了自己十五岁的儿子和九岁的女儿，妻子发现后携幼子逃往邻家，待其领众人回来时，丈夫已自杀在地；[7]有个妇人则在煮着她孩子时被捕，但她并不困恼，因为她坚持说孩子在她开煮前已经饿死了。[12]192诸类报道还有很多。古时尚讲易子而食，而今却是直接宰杀蒸煮食之，心寒至极，恐非亲历者难以言表。
中国历来是一个家庭感极强的国家，天伦孝道的概念伴随着代际沿承而愈发根深蒂固。“家庭的成员相互保护，有家就永远不会孤立无援。有一炉火永远在家里燃烧，每个人即便回来的时候身无分文，也会找到温暖和关爱”。[13]351然而在灾荒之下，在死神面前，这些天经地义且根深蒂固的亲情人伦却被连根拔起，被打回原形，还原出人类最原始的兽性。为了自己活命，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做，什么人都可以“买卖”，什么道义都可以抛弃！对于大灾荒下的百姓来说，这既是一种残忍的行为，也是一种绝望的表现，他们已被自然和人为的暴君践踏得几乎失去了人性的善与美。因此，“打破人性上面那一层薄薄的壳是多么危险——那下面正是地狱的深渊，而其特点并不是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的心理特质，而是一种原始的，不受约束的兽性。”然而，压制这种兽性的爆发，却非百姓自己即可做到，其更需要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和一个正常的政府体系，以防止极端情况的发生。遗憾的是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爆发时，战时中国正处于一种“病态”环境之中：外敌侵入、国家破裂，天灾人祸、社会凋零，政府腐烂、内争不止。频繁的灾害遭逢病态的社会，造成一幕幕的人间惨象。 三、生死之间：依旧有爱，依旧有依恋
人往往兼具善恶，同时拥有天使、魔鬼、凡人三者共性。在灾荒之下、生死瞬间，即便一切的伦理道德、情感依恋、文明礼仪都被求生的欲望所掩盖，但这并不代表真善美的美好事物已经断绝，相反，其依旧在某一瞬间、某一地区、某一人群身上散发出点点星光，令身处寒夜的灾民感受到一丝温暖，此虽无济于事，却弥足珍贵。
他们毕竟是有感情的，车动的时候，车下的人拼着全力喊着：“小心过洞！小心！小心啊”！从他们恳挚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他们恨不得把这句话塞到远行亲人的心里。[2]
“今天我成了这般模样，死在旦夕了，咱们姐弟们见过一面，以后不知道能不能再见面”，爸爸给舅舅买了5斤干红薯秧，送舅舅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过去了，舅舅给我家送了些碾馔来，高兴地说：“好了，有救了，有了这东西就不会再饿死人了”。⑩
老祖母领着孙女到集上去卖，祖孙去过两趟，都没卖成。后来听说她们索价太昂：孙女不要钱，只要祖母跟随她一起去。我跟她说：“你也别卖你孙女了，我看此处的乡亲也都对你们很同情，当兵的对你们也可怜。我叫裴副官告诉他们，她们吃剩下的，还能养活你们娘儿俩。”?
姑娘坐稳后，一边感谢谢俊峰，两只眼还直盯着车上的装馍口袋，看样子最少也有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谢俊峰看出了这姑娘的心事，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仅有的一个火烧给了她。?
一对夫妇，无法生活。妻被出卖，当分手时，妻呼其夫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一些，咱俩脱下换一换吧。”丈夫听此话，大受感动，抱头痛哭说：“不卖你了，死也死在一起。”?
他们是一对夫妇，躺在田野里相互搂抱，依偎取暖。迎着凛冽的寒风，面对冷漠的世界，他和自己的妻子在弥留之际相依为命地蜷缩在一起，躺在坚硬的雪地上。这是一幕惨景，然而他们相爱之深，委实感人肺腑。[11]117
相对于旱蝗交乘、哀鸿遍野、鹰啄犬刨、骨肉相食的鬼蜮画面来说，此等温情脉脉、感人肺腑的记载的确少之又少，但这稀有的记载却成了大灾荒下为数极少几点星光之一，值得世人再三咀嚼。对于逃荒亲友的关怀，家人间的相依为命，夫妻在死神面前的相濡以沫，对陌生人的善心施予等等，这些在平日里看来再正常不过的情感与善意，在此时却显得无比珍奇。巨灾之下、生死之间，对于平民大众来说，决定其生死走向的往往不是人的理智才气，而是相互间的情感给予和反馈。[14]7
与此同时，生死无依的灾民依旧对故土家园表现出深深的眷恋，那既是千百年承袭下来的乡土情结，也是灾民的实用性想法，即故土的灾荒一旦得以缓解，自己便会回去寻觅并耕种那块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是时，若“雨水得时，麦收有望”，“粮价即随之下跌”，紧随而来的则是“在外灾胞相率返归故里，以便重整家园”。?对此，格兰姆·贝克写道，“农民对于日军入侵的威胁并不害怕”，“他们只是关心什么时候乌云涌起，下一场大雨”，以解救龟裂的田地和枯死的麦苗。[8]216而对于已经在他乡定居的逃荒者来说，他们对土地同样有着异乎寻常的依恋，只不过他们将这份依恋由故土转移至新居之地，“一旦这群人在某个地方扎下根，他们就成为坚韧、勤劳的拓荒者，要把他们从那一丁点土地上赶走，还得费些力气”。[13]361在传统社会里，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土地不仅仅是耕作与出产粮食的地方，更是父祖儿孙代际沿承的归宿与依恋之地。与之相对应的是，无论国共双方，都对返乡灾民的土地归属问题极为重视。国民政府方面，于1943年10月1日规定：凡避灾时期内出卖的土地，准由原业主在1945年年底以前，随时按原卖价买回；中共边区政权方面，则在同年6月即下令：使根据地贫苦农民在灾荒期间贱卖的土地得以回到自己手里。[15]240从这一点看，国共对中国传统的土地依恋情结有着一致的认识。
四、命运裁决：内心的愤懑与隐忍
对于大灾荒下的豫省灾民而言，决定他们命运走向的一是老天爷，二是当政者。老天爷在另一个世界，灾民无法触及，更不敢反抗，只能祈祷与顺从。但对于实实在在的当权者，身处生死边缘的灾民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愤怒。
灾民并不清楚的是，当他们在以笮草、柴火、雁粪、观音土等为食时，他们的父母官却还能吃上辣子鸡、炖牛肉、莲子羹、炸春卷等美味佳肴，他们确切知道的只是那繁重的赋税和吃人的旱蝗。“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12]197灾民可以忍受官员的奢侈生活，却无法忍受他们对大灾荒的熟视无睹和对自己的横征暴敛，反抗就此爆发。
河南的农民也达到了他们用哭笑方式所能忍耐的极限，农民们不再遵守封建传统的克己和服从了。
在初夏时，当征税者们来到那些仍有一些存粮的村庄征收粮食作为税收时，许多农民愤怒地拒绝交出粮食，而是用钱和农业工具代替粮食税。
在许多村庄中，收税员们必须在大批士兵的保护之下才敢于搬运农民的粮食。
整个河南的城镇中到处都发生了抢粮暴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甚至国民党官方的粮仓也常常被成群的武装农民洗劫一空。在秋初，一大批暴动的农民直逼洛阳西宫，在这种威胁之下，河南省政府不得不允诺向农民开放粮仓。这个诺言以后并未兑现。[8]357
对于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地主豪强，失控了的灾民则如电影《一九四二》所描绘的那样，成群结队地冲进地主富户家中，使劲吃，使劲发泄，然后毁灭或被毁灭。
饥饿的农民和他们的女人及小孩，曾经聚众强入殷富的人家，取走他们能够带得动的任何东西，他们冲入麦田，抢走了田里的谷物。[12]191
“饿死许多人，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子就滋了事，挑头的是毋得安，拿着几把大铡、红缨枪，占了俺家一座小楼，杀猪宰羊，说要起兵，一时来俺家吃白饭的有上千人。”范克俭舅舅诡秘地一笑，“后来，后来小楼起了大火，浸着油麻秆，毋得安一帮子都活活烧死了，其他就作鸟兽散！”[16]375 然而，尽管灾民会愤怒、会反抗，但面对政府，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隐忍。个中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极其关键的，即传统中国是一个权威取向的社会，老百姓敏感于权威，崇拜着权威，依赖于权威。[17]143对于受命于天的统治者，老百姓是将其当作神明来看待的。纵然制度上的天子早在30年前便被推下了宝座和神坛，但百姓心中的天子却一直存在。这种思想上的观念又与长期的儒家伦理和小农经济密切相关。结果，灾民虽有反抗，但在持续的天灾人祸打击下，他们日渐失去了生存的信心和勇气，剩下的尽是听天由命的宿命观。[18]132当然，灾民的隐忍还在于其自身的畏惧，手握军队的政府始终主宰着手无寸铁的灾民命运。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就曾描绘到大饥荒期间，灾民是如何地畏惧军队长官，而长官又是如何地训斥灾民。[12]196
至于对日伪方面，灾民则表现出极度的仇恨。这种仇恨不仅源于日军的侵略和汉奸的卖国，更因为日伪政权给灾民带来了直接的伤害与侵夺。事实上，国人一直有着实用性的价值取向：只要让老百姓过得好，谁当皇帝都无所谓。在豫省灾荒期间，日军确曾在个别地区开仓赈灾，并因此获得个别灾民的认可，?但此绝非主流，日军的暴虐劫掠并未因荒年而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宁教饿死一万个老百姓，不让饿死一个士兵”，[19]日军考虑的永远是他们的自身利益。仅1942年2月，日军扫荡太行抗日根据地第五专区，即残杀百姓126人，打伤65人，抓捕71人，抢去家畜305头，粮食14735斤，损毁房屋8407间；而在1943年8月，日伪当局更是从豫省掠去稻米、小米、高粱等粮食计80520吨（仅开封、安阳等40沦陷县），并将其运往日本。[20]390可以说，大灾荒的发生和恐怖化与日军的侵略抢夺有着直接关系。更有一大批伪军依仗日军淫威，肆意残害敲榨灾胞，为此老百姓发出血泪的控诉：“这些皇协军谋财害命，是多么狠毒啦！他们为什么不自杀以谢国人！”?此番国恨家仇之下，民众对侵略者和卖国者的怒火与仇恨只能是与日俱增。
五、天地神鬼：自发的敬奉与畏惧
中国是一个信奉多神体系的国度，在老百姓看来，无论是佛道耶儒，还是日夜星辰，抑或祥瑞鬼怪，统统可以作为神明来供奉。在混杂的多神体系中，老天爷是百姓心目中最大的神，是自然神和人格神的合体，百姓对老天爷的敬奉和畏惧超过了其他一切有名有状或无名无状的神灵鬼魅。不过很多时候，国人虽敬奉神明，却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们在设坛焚香、磕头叩拜的时候，心里都会嘀咕着一个个简单而实在的想法，如祈求老天爷保佑五谷丰登、身体健康等等。
在频繁而剧烈的灾荒面前，老百姓对天地神鬼的敬奉表现得更为普遍，甚至走向泛滥。“几乎每发生一次或大或小的自然灾害，都要激起一波波或大或小的拜神求巫的迷信潮。”[18]134在吃人的灾荒面前，无措的百姓开始畏惧，认为这是人世间造了孽，老天爷是在收人，开始不断求神拜佛，祈求苍天原谅。乱世重灾之下，不设法救灾逃生，而是想着依赖神明庇佑度过劫难的灾民大有人在，他们重复着古老而繁琐的祈雨活动：
求神祈雨之男男女女，头戴柳圈，击鼓鸣锣，烧香磕头，虔诚祈祷，到处可见。老太婆们则挥泪以诉，泥胎的龙王与肉身的人，同曝晒于烈日之下。龙王爷毕竟是泥土之身，曝晒数日，面不改色，而血肉之躯体的人，即不像人。虽是如此，而视天梦梦，老天爷并不稍加垂怜，而惠以甘霖。?
灾荒前后，甚至有民众不顾性命安危，执意进城烧香拜神的。“空袭期间，每天都有小脚农民老太太进城在庙里烧香，祈求老天爷保佑给个好天气，有的不远数十英里乘长途汽车而来，因不堪颠簸之苦而病倒”。[8]216而对于虫蝗，灾民初时视之为神虫，故在田里大把烧香磕头祷告，祈求保佑禾苗，谁知蝗虫越来越多，越吃越凶”。?眼见祈祷无效，灾民才开始扑打蝗虫，可满天的飞蝗，此举根本无济于事。
事实上，不仅普通民众敬奉、畏惧鬼神，就连政府官员也大搞迷信活动。昔年，鄂省亢旱成灾，省府当局带头迎接真人神像，奉于玉泉山庙，甚至在省公署内设坛祈雨。[21]476此虽为他省往日之事，但迷信鬼神的官员直至今日仍大量存在。
灾民对神明的祈祷和期待不可不谓诚挚而热切，但面无生气的神祗们却丝毫不为之所动。整个豫省，旱蝗依旧，饿殍依旧，鬼域依旧。民国之后滚滚而来的科学之风，只是对少数社会精英起到了冲刷的作用，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依旧敬奉着老祖宗遗留下来的诸天神明。这种现象与频繁而剧烈的战乱和灾害密切相关，后者造成的贫穷与痛苦令百姓无法过上正常、健康、幸福的生活，甚至连活着都成了一件奢侈的事。逢此乱世，天地神鬼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百姓的精神慰藉与倾诉对象。
过于强大的自然力量让灾民学会了忍耐，他们意识到并非有了力气与勤劳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自己不过是无助地靠着天时的转轮过活的人，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老天爷手中。?至于老天爷怎样处置，那便不是凡人能妄加干预的，自己能够做的只有祈祷与等待。在这样一种心理的驱使下，灾民最终选择了相信宿命。这也是他们原本反抗政府及地主，后来却屈服于现实的主要原因之一。
六、结语
在中国，灾荒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自然灾害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荒政一词屡屡出现于各朝史书典籍之中，几乎每一个朝代的灭亡都离不开重灾侵袭。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苛捐杂税、灾害频繁，这几乎成为百姓反抗朝廷的必然前奏。至民国，这一现象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时局走向与灾荒后遗症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又是由当政者的救灾状况和灾民对当政者的情感态度决定的。就此而言，1942—1943年的河南大灾荒不仅造成了3000万的受灾人口和难以估数的经济损失，而且给民众带来巨大的心灵创伤。伴随着灾荒和救灾，灾民对国共双方的情感天平日渐倾斜。就国民政府的救灾而言，总体上是敷衍、滞后的，县依赖省，省依赖中央，中央不发声，地方不行动。相比之下，中共的救灾在力度和规模上均不及国民政府，但在态度方面却远胜于前者。国民政府在救灾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置若罔闻与贪污腐化，在一年后抗日战争的河南战役中自食恶果（豫湘桂战役第一阶段）： 损失兵力20多万，丢失城池38座，河南全省几近全部沦入敌手。[22]509而豫省民众更是“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23]98 天灾人祸一直是人类不愿触碰却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慌张紊乱与恐惧不安都是灾荒下人的正常心理表现。但若纵任这种灾民心态走向极端，便极有可能引发整个社会的全盘失控，彼时，人类的文明将变得一文不值。而灾民心态的极端与否又直接取决于当政者的救助得当与否。政治是管理人民的事情，一旦人民没了，政治也就不复存在。这一惨象已在1942—1943年的河南大灾荒中得到部分验证。时至今日，大灾荒已过去70多年，但生死瞬间的灾民心态与遗留下来的灾荒烙印却一直在片段式的延存。在自然灾害依旧广泛存在而社会群体性事件又时有发生的当下，政府理应在了解和满足受创民众的心理需求上花大力气，并尽己所能地救助民众，这不仅是对灾荒记忆的应激反应与历史借鉴，也是当政者的本身职责。
注释：
①应激反应又称狩猎式反应，由加拿大病理学汉斯·西利最早提出（20世纪30年代），后经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共同努力，日渐完善。应激反应不仅是身体机能上的，也是心理状态上的，不仅是人类的通性，也是大多数生物的本能。
在灾难发生后，受灾人群即时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心理问题及障碍（如极度悲哀、痛哭流涕、短暂的意识丧失等），可称之为急性应激障碍，其往往具有短暂性，对受灾人群的心理伤害较轻。创伤后应激障碍则指由于超乎寻常的痛苦事件所引发的精神障碍，其中，天灾人祸给人群带来的持久性的生理伤害及心理创伤即是表现之一（参照时勘等：《灾难心理学》，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8—32页相关内容）。
②参见流萤：“无尽长的死亡线——记陇海线上的灾胞”，《前锋报》，1943年2月19日；（美）白修德、贾安娜著，端纳译：《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65页；高峰：“豫灾实录”，《大公报》（天津版），1943年2月1日。
③“豫春荒严重，饥民达千六百万”，《新华日报》，1943年4月9日。
④关于灾民群体性心理需求的论述，部分参照（法）古斯塔夫·勒庞著，戴光年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0页相关观点。
夏明方则将灾民的这种心理需求称之为“社会亲和力”，并引用了王子平“灾时共产主义”的观点，加以论述（见于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第131页相关论述）。
⑤（美）白修德撰，赵致真译：“等待收成”，《时代》周刊，1943年3月22日。
⑥参见（美）白修德：“十万火急大逃亡”，《时代》周刊，1942年10月26日。
⑦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创建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自问世以来，已在全球各地得到广泛的认可。他在论著中提到：人类的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分为五种，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一般只有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呼吸、食物、水等）得到满足后，其他需求才会日渐显现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生理需求未得到满足或完全满足时，其他层次的需求便不会体现出来，只是通常会隐匿起来，很少出现而已）。参见（美）亚伯拉罕·马斯洛著，许金声等译：《动机与人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三章“基本需求的满足”。
⑧流萤：“灾村风景线”，《前锋报》，1943年4月（此文收录于《豫灾剪影》中，但只标有年月，并无具体日期）。
⑨参见（美）白修德著，马清愧、方生译：《探索历史·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三联书店，1987年，第111页（本书根据1978年纽约版节译而成）；流萤：“喑哑的呼声”，《前锋报》，1943年4月6日。
⑩参见樊秉泉：“博爱：灾年见闻”，此文收录于《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中，见于此书第197—198页（大灾荒时，樊秉泉为豫省沦陷区博爱县村民）。
?参见靳士伦：“唐河的人市”，此文收录于《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中，见于
此书第210页（靳士伦，山东长清县人，时为国民党豫省驻军的一个军官）。
?参见周长安：“获嘉：灾荒年轶事”，此文收录于《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中，见于此书第199页。原收录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大灾荒时，周长安为豫省沦陷区获嘉县人）。
?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见于毛德雷主编：《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社会生活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76页（张仲鲁，河南巩义人，豫省大灾荒时任省政府建设厅厅长）。
?“豫黔获雨，粮价渐跌”，《新华日报》，1943年5月14日。
?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记1942年河南大旱》中根据存活下来的灾民的回忆，提到当年日军曾在河南延津县开仓赈灾。
?参见郭景道：“修武：大灾荒时期的牛庄”，此文收录于《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中，见于此书第192—193页。原收录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郭景道，豫省沦陷区修武县牛庄村人）。
?参见“灾象已成，迅谋救济”，《前锋报》，1942年7月24日。
?参见樊秉泉：“博爱：灾年见闻”，此文收录于《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中，见于此书第194页（是时，樊秉泉为豫省沦陷区博爱县村民）。
?参照（德）卫理贤著，王宇洁、罗敏等译：《中国心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第367页相关论述。卫理贤认为中国百姓的宿命论实则源于中国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并在长期的累积中演变成一种社会心理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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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灾民心态；河南大灾荒； 抗日战争；疯癫与文明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灾荒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大挑战，近代中国更被西人视为“饥荒的国度”，往往兵燹水旱蝗疫雹等诸灾并发，天灾人祸，少有休止。就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的研究而言，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已是汗牛充栋。笔者自各类学术网站检索发现，相关性论著及文艺作品共计2000多篇（部），覆盖了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两大类。这些论著及作品大都有以下几点倾向：一是侧重于具体性的灾荒史实描绘，并对其加以数据统计及分析；二是探析灾荒背后的自然与社会原因；三是揭示灾荒带来的社会创伤与各方应对；四是从新闻传媒和文学艺术的视角来解读当时的灾荒状况。
然而学界对于生死之际的灾民心理举动与情感状态的研究，则较为少见，迄今仍缺乏系统性的灾民心态史论著。而灾民心态的研究却是整个灾荒史研究的应有之义，这是因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人的主观情感和心理变化往往在细节之处影响着整个历史进程。比之冠冕堂皇的官方言语举动，百姓细微之处的情感触碰和生死之际的人性展露往往更为真实地阐释了一些看似荒谬实则自然的社会现象，这一点在战时灾民群体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故从灾民心理情感的视角来看待1942—1943年的河南大灾荒，不仅可对当时的灾荒状况和灾民苦难有一个更为细微真实的了解，也可从其背后的民心天平与时局走向来对日后的国共角逐作一细节性的历史追溯，同时亦可为当下的救灾体系和群体性事件提供一二历史资鉴，具有学术性和现实性双重意义。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601在大灾大难的生死关头，百姓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获得食物，如何延存性命，而非所谓的文明与道义，在这一点上最文明的民族和最野蛮的民族并无差别。对于1942—1943年的豫省灾民来说，为了活着，他们被迫褪下了所有象征着文明社会的外衣，然后还原出人类最为原始的本性，逐一向世人展示着一幅看似矛盾纠结实则真实自然的内心活动图，而这背后的症结之一则在于战时社会环境的脆弱性与政府体系的腐烂性。
一、原始本能：灾民的恐惧与绝望
人有应激反应的本能，当外来冲击与创伤过于激烈而超出人的承受底线时，应激反应便将从如何谋求安稳应对转变为无序的慌张不安，继而是害怕与恐惧，在持续的创伤下，人的内心最终可能全线崩溃，走向绝望的境地。之后，对于受灾民众而言，其言语举止已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应激本能，更是一种创伤后反应及创伤后遗症的表现。①1942—1943年大灾荒下的豫省灾民即有这样一种心理状态。灾民吃光了粮食，连糠秕、树叶、花生壳等难以下咽的东西也几近吃光，然后开始大批地逃荒，并大批地死去。3000万灾民，漫长的陇海线，尽是“无尽长的死亡线”，令人见而生惧。[2]逃荒的人群是慌张而无措的，伴随着皲裂的大地，令人窒息：
在开车之前，冲锋似的攀援到火车的顶盖上，头顶上炎炎烈日张着火伞，脚下是烙人皮肉的炙热的镔铁。人们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着，四周乱七八糟地堆满他们所有的财产：土车、破筐、席片、以及皮包骨的孩子。他们带着紧张而惶恐的面孔，推着、挤着、扰囔着，生怕新上来的人挤去了他们的位置。人群里弥漫着厉害的臭气，干了的汗，小便以及人类共同的臭味。（逃难沿途），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的老夫妻喘喘地负荷前进。②
从这村到那村，几里地逢不到一个行人，一进村落，立即映上眼帘的是剥光皮的榆树。村里没有鸡鸣，没有犬吠，广场上也再看不见一个牛羊牲畜。大门上，一家、两家、三家……家家挂着锁，有的用土坯封住，也有敞开的，但大半连门也没有，因为里面没有一点怕人偷的东西，所以把门劈劈当柴卖掉了。[3]
家乡已无生息，唯有寄托逃荒以求存活。然而逃荒又是同样的慌乱不安，他们并不知晓列车的前方是否有容身之地，只是在盲目地随从大众。一批一批的人往西流徙，至1943年4月上旬，流入陕西求食的豫省灾民已达80余万。③人是群体性动物，具有随众心理，尤其在慌张恐惧之下，群体的聚集之处往往能给单独的个体或家庭带来社会认同感的需求假象，进而使灾民部分地释放或转移天灾人祸带来的内心不安及恐惧。④但事实上，流入陕西远不及向北、向东流徙有活路，然历史上豫省一带少有大规模向北、向东逃荒的记载，向西流徙几乎已成了豫省难民的逃荒习惯。
慌张的逃难和无措的恐惧尚属灾民为求活路而做出的正常生理及心理反应，然继而泛起的灾民绝望心理却是当时社会环境失衡、病态的表现。“早死晚不死，早死早脱生”，[4]向来对生死讳莫如深的国人竟在大灾荒面前吼出这样的话，已是再无活路，坐以待毙的体现。《前锋报》记者李蕤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
在虎牢头的坟下，我遇到一个小孩子，看样子大约有一岁多，穿着破旧的红棉袄绿棉裤，头上戴着一顶狗头帽子，刚刚学会走路，走起来还在左摇右摆，哭几声，又慢慢地向西走去。大路上满是烟尘，行人往来不断。
一边的女人也叹了口气，说：“啥办法，老天爷收人”。[5] 儿童是一个国家的希望与民族的未来，也是社会正常与否的晴雨表。乱世灾荒下，难童非但没有幸福快乐可言，还被这个慌乱的成人世界所抛弃。满世界的逃荒者，却没有一人敢收留孩子，因为他们自己已是生死由天不由己，记者李蕤亦无能为力，唯有落泪转身。
令人绝望的事情还在继续上演着。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写道：
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无尽废弃的村庄里，乞丐汇集在每一个城门口，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⑤
宛如一幅末世图绘，读毕，令人心生恐惧与绝望。巨灾之下，有的灾民连有毒的野草也吃不到，吃人或被人吃竟成了他们的抉择。有的灾民则被逼得去吃取暖用的干柴，一位老农向记者哭诉道：“我做梦也没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4]可谓生不如死。绝望之余，甚至出现举家自杀和请人活埋自己的现象！有灾民找来家里残存的所有食物，全家共同吃上一顿饭，然后集体自杀，或是直接在最后一顿饭里放上毒药，吃完后，全家一起坐等毒发身亡。⑥对于请人活埋自己的事情，《大公报》等亦有报道：南山有个姓朱的老头，没儿没女。重灾袭击下，最后仅剩60元。他想到这钱用完后终究难逃一死，死后连人掩埋也没有，与其到时被野狗啃食，还不如现在就死。于是他情愿出60块钱，请人活埋自己，结果被饥荒逼疯了的灾民，竟真的接了此活，活埋了朱老头。[4]
很多时候，最令人恐惧与绝望的事情不是死亡的到来，而是生不如死地苟延残喘，然后慢慢看着死神一步步地把自己拖入鬼门关，自己却无力为之，唯有任凭宰杀！
二、求生欲望：压倒了一切的人伦与文明
人类的文明被一层层的外衣包裹起来，并以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为基础。在这一点上，伟大的哲人和低微的平民并无二样。在人的需求层次中，只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其他社会化需求才能成为新的激励动力，也只有在这样之后，人才能从事文明的创造与对话。⑦反之，在生存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时，所有的文明外衣都将被褪下，然后还原出人类最原始的本性。是时，一切的言行举止都只是为了让自己存活下去。河南大灾荒下的民众即是如此，求生成了他们唯一的目的，为此不惜撕扯下一切的道德情感和文明礼仪。
国人历来讲究伦理秩序，对于偷盗劫掠之类行为颇感不齿。然在饥饿的逼迫下，此种不齿早已被抛之脑后。有灾民为获一把榆树叶续命，在三更半夜时偷偷地攀爬别人家榆树，结果同样受饥荒煎熬的主人将偷窃者的全家老小都狠狠地咒骂了一通，而在平时，榆树叶是没人要的。⑧其实这种行为在灾荒下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持续的灾荒却使得这种本不怎么正常的正常也变成了一种奢侈。记者李蕤亲眼目睹了这样一幅场景：头发雪白的老头和瘦黄的中年人拼命争夺一块硬饼，随即一大群人围上来：
十几个人，有大人也有小孩，几十双手几百条指头都攒集在老人手里那块硬饼上。
几秒种后，那块硬饼成了碎末，被大人小孩们连尘埃一道吞进口里。
瘦子光着脊梁丧气而去，老头昏迷不醒地躺在地上，鼻孔里留着血。[6]
在这里，尊老爱幼、谦让有序的良好传统不见了，剩下的只是如何使自己不被饿死，至于他人性命早已是无关紧要的事。
灾荒下，被逼为娼、为盗的事例更是多如牛毛。在巩县，“以往并没有多少娼妓，但在今天，却每家旅社都充斥着猥亵的影子和淫秽的笑声”，是时，“最高的市价是一夜大票一百元”，七扣八扣之后，卖身者本人仅剩三十元左右，这钱恰好够买一斤六两的米。[7]由灾民转变而来的土匪强盗更是随处可见，“整个河南的城镇到处都发生着抢粮暴动”。[8]353
有损道德和尊严的事情还远未消停，饥饿的驱赶下，竟有灾民选择淘食雁粪来活命（雁粪中有尚未完全消化完草籽）。此时，平日里被再三珍藏的古籍字画也被灾民以极低的价钱变卖掉：十五块钱便可买走三十二册《文献通考》；八十元就可买走三册丙种的《辞源》；十五块钱即可买下一幅刘墉的字。[9]饥肠难耐之下，即便是读书人，也对此等精神食粮提不起丝毫的兴趣。
然而最是践踏人性尊严与人类文明的事情远非上文所述行径，而是饿殍遍野任凭野狗刨食、骨肉相残彼此宰而食之的人间惨象。灾区“沿途有不少野狗，都逐渐恢复了狼的本性，它们吃得膘肥肉厚”，“在黄泛区，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吃掉了”。⑨到处是死尸却无人掩埋，只能任凭鹰啄犬食，人命至此，贱如猪狗。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残食同胞被人类视为最野蛮的行径之一，但被饥荒逼红了眼的豫省灾民却将此等兽性演变为再正常不过的“日常现象”。当世界上再没什么可吃的时候，人就会开始吃人自己。开始是掘食死尸，如郑州，成群的乞丐掘开刚死去的尸体，分而食之。[10]而后是宰杀活人食之，“军队把一个八岁的男孩交给一户农民，后来这个孩子不见了，经过调查，在那家农户的茅屋旁边的一个大坛子里发现了他的骨头”。[11]113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吃法”则是亲人间的骨肉相食：郑州马永道夫妇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女儿香菊；[10]巩县东山，一个农人准备在半夜把女儿杀死，混着野狗肉到集市上卖掉以换粮活命，女儿半夜察觉，趁父亲打水磨刀时，乘势逃去；洛河北岸的一个男人杀死了自己十五岁的儿子和九岁的女儿，妻子发现后携幼子逃往邻家，待其领众人回来时，丈夫已自杀在地；[7]有个妇人则在煮着她孩子时被捕，但她并不困恼，因为她坚持说孩子在她开煮前已经饿死了。[12]192诸类报道还有很多。古时尚讲易子而食，而今却是直接宰杀蒸煮食之，心寒至极，恐非亲历者难以言表。
中国历来是一个家庭感极强的国家，天伦孝道的概念伴随着代际沿承而愈发根深蒂固。“家庭的成员相互保护，有家就永远不会孤立无援。有一炉火永远在家里燃烧，每个人即便回来的时候身无分文，也会找到温暖和关爱”。[13]351然而在灾荒之下，在死神面前，这些天经地义且根深蒂固的亲情人伦却被连根拔起，被打回原形，还原出人类最原始的兽性。为了自己活命，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做，什么人都可以“买卖”，什么道义都可以抛弃！对于大灾荒下的百姓来说，这既是一种残忍的行为，也是一种绝望的表现，他们已被自然和人为的暴君践踏得几乎失去了人性的善与美。因此，“打破人性上面那一层薄薄的壳是多么危险——那下面正是地狱的深渊，而其特点并不是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的心理特质，而是一种原始的，不受约束的兽性。”然而，压制这种兽性的爆发，却非百姓自己即可做到，其更需要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和一个正常的政府体系，以防止极端情况的发生。遗憾的是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爆发时，战时中国正处于一种“病态”环境之中：外敌侵入、国家破裂，天灾人祸、社会凋零，政府腐烂、内争不止。频繁的灾害遭逢病态的社会，造成一幕幕的人间惨象。 三、生死之间：依旧有爱，依旧有依恋
人往往兼具善恶，同时拥有天使、魔鬼、凡人三者共性。在灾荒之下、生死瞬间，即便一切的伦理道德、情感依恋、文明礼仪都被求生的欲望所掩盖，但这并不代表真善美的美好事物已经断绝，相反，其依旧在某一瞬间、某一地区、某一人群身上散发出点点星光，令身处寒夜的灾民感受到一丝温暖，此虽无济于事，却弥足珍贵。
他们毕竟是有感情的，车动的时候，车下的人拼着全力喊着：“小心过洞！小心！小心啊”！从他们恳挚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他们恨不得把这句话塞到远行亲人的心里。[2]
“今天我成了这般模样，死在旦夕了，咱们姐弟们见过一面，以后不知道能不能再见面”，爸爸给舅舅买了5斤干红薯秧，送舅舅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过去了，舅舅给我家送了些碾馔来，高兴地说：“好了，有救了，有了这东西就不会再饿死人了”。⑩
老祖母领着孙女到集上去卖，祖孙去过两趟，都没卖成。后来听说她们索价太昂：孙女不要钱，只要祖母跟随她一起去。我跟她说：“你也别卖你孙女了，我看此处的乡亲也都对你们很同情，当兵的对你们也可怜。我叫裴副官告诉他们，她们吃剩下的，还能养活你们娘儿俩。”?
姑娘坐稳后，一边感谢谢俊峰，两只眼还直盯着车上的装馍口袋，看样子最少也有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谢俊峰看出了这姑娘的心事，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仅有的一个火烧给了她。?
一对夫妇，无法生活。妻被出卖，当分手时，妻呼其夫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一些，咱俩脱下换一换吧。”丈夫听此话，大受感动，抱头痛哭说：“不卖你了，死也死在一起。”?
他们是一对夫妇，躺在田野里相互搂抱，依偎取暖。迎着凛冽的寒风，面对冷漠的世界，他和自己的妻子在弥留之际相依为命地蜷缩在一起，躺在坚硬的雪地上。这是一幕惨景，然而他们相爱之深，委实感人肺腑。[11]117
相对于旱蝗交乘、哀鸿遍野、鹰啄犬刨、骨肉相食的鬼蜮画面来说，此等温情脉脉、感人肺腑的记载的确少之又少，但这稀有的记载却成了大灾荒下为数极少几点星光之一，值得世人再三咀嚼。对于逃荒亲友的关怀，家人间的相依为命，夫妻在死神面前的相濡以沫，对陌生人的善心施予等等，这些在平日里看来再正常不过的情感与善意，在此时却显得无比珍奇。巨灾之下、生死之间，对于平民大众来说，决定其生死走向的往往不是人的理智才气，而是相互间的情感给予和反馈。[14]7
与此同时，生死无依的灾民依旧对故土家园表现出深深的眷恋，那既是千百年承袭下来的乡土情结，也是灾民的实用性想法，即故土的灾荒一旦得以缓解，自己便会回去寻觅并耕种那块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是时，若“雨水得时，麦收有望”，“粮价即随之下跌”，紧随而来的则是“在外灾胞相率返归故里，以便重整家园”。?对此，格兰姆·贝克写道，“农民对于日军入侵的威胁并不害怕”，“他们只是关心什么时候乌云涌起，下一场大雨”，以解救龟裂的田地和枯死的麦苗。[8]216而对于已经在他乡定居的逃荒者来说，他们对土地同样有着异乎寻常的依恋，只不过他们将这份依恋由故土转移至新居之地，“一旦这群人在某个地方扎下根，他们就成为坚韧、勤劳的拓荒者，要把他们从那一丁点土地上赶走，还得费些力气”。[13]361在传统社会里，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土地不仅仅是耕作与出产粮食的地方，更是父祖儿孙代际沿承的归宿与依恋之地。与之相对应的是，无论国共双方，都对返乡灾民的土地归属问题极为重视。国民政府方面，于1943年10月1日规定：凡避灾时期内出卖的土地，准由原业主在1945年年底以前，随时按原卖价买回；中共边区政权方面，则在同年6月即下令：使根据地贫苦农民在灾荒期间贱卖的土地得以回到自己手里。[15]240从这一点看，国共对中国传统的土地依恋情结有着一致的认识。
四、命运裁决：内心的愤懑与隐忍
对于大灾荒下的豫省灾民而言，决定他们命运走向的一是老天爷，二是当政者。老天爷在另一个世界，灾民无法触及，更不敢反抗，只能祈祷与顺从。但对于实实在在的当权者，身处生死边缘的灾民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愤怒。
灾民并不清楚的是，当他们在以笮草、柴火、雁粪、观音土等为食时，他们的父母官却还能吃上辣子鸡、炖牛肉、莲子羹、炸春卷等美味佳肴，他们确切知道的只是那繁重的赋税和吃人的旱蝗。“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12]197灾民可以忍受官员的奢侈生活，却无法忍受他们对大灾荒的熟视无睹和对自己的横征暴敛，反抗就此爆发。
河南的农民也达到了他们用哭笑方式所能忍耐的极限，农民们不再遵守封建传统的克己和服从了。
在初夏时，当征税者们来到那些仍有一些存粮的村庄征收粮食作为税收时，许多农民愤怒地拒绝交出粮食，而是用钱和农业工具代替粮食税。
在许多村庄中，收税员们必须在大批士兵的保护之下才敢于搬运农民的粮食。
整个河南的城镇中到处都发生了抢粮暴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甚至国民党官方的粮仓也常常被成群的武装农民洗劫一空。在秋初，一大批暴动的农民直逼洛阳西宫，在这种威胁之下，河南省政府不得不允诺向农民开放粮仓。这个诺言以后并未兑现。[8]357
对于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地主豪强，失控了的灾民则如电影《一九四二》所描绘的那样，成群结队地冲进地主富户家中，使劲吃，使劲发泄，然后毁灭或被毁灭。
饥饿的农民和他们的女人及小孩，曾经聚众强入殷富的人家，取走他们能够带得动的任何东西，他们冲入麦田，抢走了田里的谷物。[12]191
“饿死许多人，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子就滋了事，挑头的是毋得安，拿着几把大铡、红缨枪，占了俺家一座小楼，杀猪宰羊，说要起兵，一时来俺家吃白饭的有上千人。”范克俭舅舅诡秘地一笑，“后来，后来小楼起了大火，浸着油麻秆，毋得安一帮子都活活烧死了，其他就作鸟兽散！”[16]375 然而，尽管灾民会愤怒、会反抗，但面对政府，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隐忍。个中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极其关键的，即传统中国是一个权威取向的社会，老百姓敏感于权威，崇拜着权威，依赖于权威。[17]143对于受命于天的统治者，老百姓是将其当作神明来看待的。纵然制度上的天子早在30年前便被推下了宝座和神坛，但百姓心中的天子却一直存在。这种思想上的观念又与长期的儒家伦理和小农经济密切相关。结果，灾民虽有反抗，但在持续的天灾人祸打击下，他们日渐失去了生存的信心和勇气，剩下的尽是听天由命的宿命观。[18]132当然，灾民的隐忍还在于其自身的畏惧，手握军队的政府始终主宰着手无寸铁的灾民命运。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就曾描绘到大饥荒期间，灾民是如何地畏惧军队长官，而长官又是如何地训斥灾民。[12]196
至于对日伪方面，灾民则表现出极度的仇恨。这种仇恨不仅源于日军的侵略和汉奸的卖国，更因为日伪政权给灾民带来了直接的伤害与侵夺。事实上，国人一直有着实用性的价值取向：只要让老百姓过得好，谁当皇帝都无所谓。在豫省灾荒期间，日军确曾在个别地区开仓赈灾，并因此获得个别灾民的认可，?但此绝非主流，日军的暴虐劫掠并未因荒年而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宁教饿死一万个老百姓，不让饿死一个士兵”，[19]日军考虑的永远是他们的自身利益。仅1942年2月，日军扫荡太行抗日根据地第五专区，即残杀百姓126人，打伤65人，抓捕71人，抢去家畜305头，粮食14735斤，损毁房屋8407间；而在1943年8月，日伪当局更是从豫省掠去稻米、小米、高粱等粮食计80520吨（仅开封、安阳等40沦陷县），并将其运往日本。[20]390可以说，大灾荒的发生和恐怖化与日军的侵略抢夺有着直接关系。更有一大批伪军依仗日军淫威，肆意残害敲榨灾胞，为此老百姓发出血泪的控诉：“这些皇协军谋财害命，是多么狠毒啦！他们为什么不自杀以谢国人！”?此番国恨家仇之下，民众对侵略者和卖国者的怒火与仇恨只能是与日俱增。
五、天地神鬼：自发的敬奉与畏惧
中国是一个信奉多神体系的国度，在老百姓看来，无论是佛道耶儒，还是日夜星辰，抑或祥瑞鬼怪，统统可以作为神明来供奉。在混杂的多神体系中，老天爷是百姓心目中最大的神，是自然神和人格神的合体，百姓对老天爷的敬奉和畏惧超过了其他一切有名有状或无名无状的神灵鬼魅。不过很多时候，国人虽敬奉神明，却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们在设坛焚香、磕头叩拜的时候，心里都会嘀咕着一个个简单而实在的想法，如祈求老天爷保佑五谷丰登、身体健康等等。
在频繁而剧烈的灾荒面前，老百姓对天地神鬼的敬奉表现得更为普遍，甚至走向泛滥。“几乎每发生一次或大或小的自然灾害，都要激起一波波或大或小的拜神求巫的迷信潮。”[18]134在吃人的灾荒面前，无措的百姓开始畏惧，认为这是人世间造了孽，老天爷是在收人，开始不断求神拜佛，祈求苍天原谅。乱世重灾之下，不设法救灾逃生，而是想着依赖神明庇佑度过劫难的灾民大有人在，他们重复着古老而繁琐的祈雨活动：
求神祈雨之男男女女，头戴柳圈，击鼓鸣锣，烧香磕头，虔诚祈祷，到处可见。老太婆们则挥泪以诉，泥胎的龙王与肉身的人，同曝晒于烈日之下。龙王爷毕竟是泥土之身，曝晒数日，面不改色，而血肉之躯体的人，即不像人。虽是如此，而视天梦梦，老天爷并不稍加垂怜，而惠以甘霖。?
灾荒前后，甚至有民众不顾性命安危，执意进城烧香拜神的。“空袭期间，每天都有小脚农民老太太进城在庙里烧香，祈求老天爷保佑给个好天气，有的不远数十英里乘长途汽车而来，因不堪颠簸之苦而病倒”。[8]216而对于虫蝗，灾民初时视之为神虫，故在田里大把烧香磕头祷告，祈求保佑禾苗，谁知蝗虫越来越多，越吃越凶”。?眼见祈祷无效，灾民才开始扑打蝗虫，可满天的飞蝗，此举根本无济于事。
事实上，不仅普通民众敬奉、畏惧鬼神，就连政府官员也大搞迷信活动。昔年，鄂省亢旱成灾，省府当局带头迎接真人神像，奉于玉泉山庙，甚至在省公署内设坛祈雨。[21]476此虽为他省往日之事，但迷信鬼神的官员直至今日仍大量存在。
灾民对神明的祈祷和期待不可不谓诚挚而热切，但面无生气的神祗们却丝毫不为之所动。整个豫省，旱蝗依旧，饿殍依旧，鬼域依旧。民国之后滚滚而来的科学之风，只是对少数社会精英起到了冲刷的作用，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依旧敬奉着老祖宗遗留下来的诸天神明。这种现象与频繁而剧烈的战乱和灾害密切相关，后者造成的贫穷与痛苦令百姓无法过上正常、健康、幸福的生活，甚至连活着都成了一件奢侈的事。逢此乱世，天地神鬼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百姓的精神慰藉与倾诉对象。
过于强大的自然力量让灾民学会了忍耐，他们意识到并非有了力气与勤劳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自己不过是无助地靠着天时的转轮过活的人，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老天爷手中。?至于老天爷怎样处置，那便不是凡人能妄加干预的，自己能够做的只有祈祷与等待。在这样一种心理的驱使下，灾民最终选择了相信宿命。这也是他们原本反抗政府及地主，后来却屈服于现实的主要原因之一。
六、结语
在中国，灾荒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自然灾害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荒政一词屡屡出现于各朝史书典籍之中，几乎每一个朝代的灭亡都离不开重灾侵袭。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苛捐杂税、灾害频繁，这几乎成为百姓反抗朝廷的必然前奏。至民国，这一现象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时局走向与灾荒后遗症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又是由当政者的救灾状况和灾民对当政者的情感态度决定的。就此而言，1942—1943年的河南大灾荒不仅造成了3000万的受灾人口和难以估数的经济损失，而且给民众带来巨大的心灵创伤。伴随着灾荒和救灾，灾民对国共双方的情感天平日渐倾斜。就国民政府的救灾而言，总体上是敷衍、滞后的，县依赖省，省依赖中央，中央不发声，地方不行动。相比之下，中共的救灾在力度和规模上均不及国民政府，但在态度方面却远胜于前者。国民政府在救灾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置若罔闻与贪污腐化，在一年后抗日战争的河南战役中自食恶果（豫湘桂战役第一阶段）： 损失兵力20多万，丢失城池38座，河南全省几近全部沦入敌手。[22]509而豫省民众更是“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23]98 天灾人祸一直是人类不愿触碰却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慌张紊乱与恐惧不安都是灾荒下人的正常心理表现。但若纵任这种灾民心态走向极端，便极有可能引发整个社会的全盘失控，彼时，人类的文明将变得一文不值。而灾民心态的极端与否又直接取决于当政者的救助得当与否。政治是管理人民的事情，一旦人民没了，政治也就不复存在。这一惨象已在1942—1943年的河南大灾荒中得到部分验证。时至今日，大灾荒已过去70多年，但生死瞬间的灾民心态与遗留下来的灾荒烙印却一直在片段式的延存。在自然灾害依旧广泛存在而社会群体性事件又时有发生的当下，政府理应在了解和满足受创民众的心理需求上花大力气，并尽己所能地救助民众，这不仅是对灾荒记忆的应激反应与历史借鉴，也是当政者的本身职责。
注释：
①应激反应又称狩猎式反应，由加拿大病理学汉斯·西利最早提出（20世纪30年代），后经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共同努力，日渐完善。应激反应不仅是身体机能上的，也是心理状态上的，不仅是人类的通性，也是大多数生物的本能。
在灾难发生后，受灾人群即时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心理问题及障碍（如极度悲哀、痛哭流涕、短暂的意识丧失等），可称之为急性应激障碍，其往往具有短暂性，对受灾人群的心理伤害较轻。创伤后应激障碍则指由于超乎寻常的痛苦事件所引发的精神障碍，其中，天灾人祸给人群带来的持久性的生理伤害及心理创伤即是表现之一（参照时勘等：《灾难心理学》，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8—32页相关内容）。
②参见流萤：“无尽长的死亡线——记陇海线上的灾胞”，《前锋报》，1943年2月19日；（美）白修德、贾安娜著，端纳译：《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65页；高峰：“豫灾实录”，《大公报》（天津版），1943年2月1日。
③“豫春荒严重，饥民达千六百万”，《新华日报》，1943年4月9日。
④关于灾民群体性心理需求的论述，部分参照（法）古斯塔夫·勒庞著，戴光年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0页相关观点。
夏明方则将灾民的这种心理需求称之为“社会亲和力”，并引用了王子平“灾时共产主义”的观点，加以论述（见于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第131页相关论述）。
⑤（美）白修德撰，赵致真译：“等待收成”，《时代》周刊，1943年3月22日。
⑥参见（美）白修德：“十万火急大逃亡”，《时代》周刊，1942年10月26日。
⑦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创建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自问世以来，已在全球各地得到广泛的认可。他在论著中提到：人类的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分为五种，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一般只有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呼吸、食物、水等）得到满足后，其他需求才会日渐显现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生理需求未得到满足或完全满足时，其他层次的需求便不会体现出来，只是通常会隐匿起来，很少出现而已）。参见（美）亚伯拉罕·马斯洛著，许金声等译：《动机与人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三章“基本需求的满足”。
⑧流萤：“灾村风景线”，《前锋报》，1943年4月（此文收录于《豫灾剪影》中，但只标有年月，并无具体日期）。
⑨参见（美）白修德著，马清愧、方生译：《探索历史·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三联书店，1987年，第111页（本书根据1978年纽约版节译而成）；流萤：“喑哑的呼声”，《前锋报》，1943年4月6日。
⑩参见樊秉泉：“博爱：灾年见闻”，此文收录于《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中，见于此书第197—198页（大灾荒时，樊秉泉为豫省沦陷区博爱县村民）。
?参见靳士伦：“唐河的人市”，此文收录于《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中，见于
此书第210页（靳士伦，山东长清县人，时为国民党豫省驻军的一个军官）。
?参见周长安：“获嘉：灾荒年轶事”，此文收录于《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中，见于此书第199页。原收录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大灾荒时，周长安为豫省沦陷区获嘉县人）。
?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见于毛德雷主编：《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社会生活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76页（张仲鲁，河南巩义人，豫省大灾荒时任省政府建设厅厅长）。
?“豫黔获雨，粮价渐跌”，《新华日报》，1943年5月14日。
?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记1942年河南大旱》中根据存活下来的灾民的回忆，提到当年日军曾在河南延津县开仓赈灾。
?参见郭景道：“修武：大灾荒时期的牛庄”，此文收录于《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中，见于此书第192—193页。原收录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郭景道，豫省沦陷区修武县牛庄村人）。
?参见“灾象已成，迅谋救济”，《前锋报》，1942年7月24日。
?参见樊秉泉：“博爱：灾年见闻”，此文收录于《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中，见于此书第194页（是时，樊秉泉为豫省沦陷区博爱县村民）。
?参照（德）卫理贤著，王宇洁、罗敏等译：《中国心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第367页相关论述。卫理贤认为中国百姓的宿命论实则源于中国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并在长期的累积中演变成一种社会心理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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