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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古代的“科学”一词意味着“科举之学”及“分科之学”，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学者率先用“科学”翻译science并赋予其近代意蕴。清末民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国人或取道日本，或留学欧美，在传播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借鉴日本的翻译方式以“科学”指称近代science，并使其内涵不断演化和发展，其基本轨迹可归结为由侧重阐述“学术分科”观念发展到重视揭示“公理公例”之学，而科学方法论的导入及探索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从而推动了近代中国科学观渐趋丰富、全面，使之具备“学术分科”的形态、探求“公理公例”的主旨以及注重观察、实验和归纳的方法这三个主要方面。
[关键词] 近代中国科学观； science概念； 学术分科； 科学方法论； 科学教育； 严复； 蔡元培； 任鸿隽
肖朗王鸣： 近代中国科学观发展轨迹探析——以清末民初science概念内涵的演化为中心
2013年7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关于“科学”，1923年胡适曾说过这样一段脍炙人口的话：“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152。 这段话真实而生动地表明近代中国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历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科学”的概念和思想已深入人心。然而，近代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科学观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基本轨迹可归结为从侧重阐述“学术分科”观念发展到重视揭示“公理公例”之学，即旨在揭示普遍规律和法则的科学，而科学方法论的导入及探索又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从历史上来看，唐代即出现“科学”一词，主要指称“分科举士”的科举之学，明清之际通过学界习称的第一波“西学东渐”，以“西学六科”为核心的西方大学学科及知识分类体系传入中国。另一方面，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兰学家和近代学者在导入西方医学等诸多学科的基础上率先以“科学”一词翻译science，并强调近代科学具有“学术分科”的基本特征；鸦片战争后伴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近代国人或取道日本，或留学欧美，在传播西方文化及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借鉴日本的翻译方式，以“科学”指称science并逐渐深化对近代科学的认识和解释。因此，当后人将上述基本轨迹放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进行考察以求“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时，便发现近代中国科学观的发展进程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既保留了前近代传统的积淀，也富含近代外来文化的思想因素；既反映出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等一代思想家受到日本近代文明的影响，也体现了严复、蔡元培等留欧学者及中国科学社留美学生导入西方近代文化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鉴于学界对本课题尚未予以充分的研讨
据笔者管见所及，相关研究可分为以下几类：（1）主要从翻译史及文化传播、交流的视角切入的成果有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冯天瑜《新语探源——中日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受容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版）等；（2）结合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想及政治背景开展研究的成果有李醒民《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济民《晚清民初的科学思潮和文学的科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金观涛、刘清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等；（3）以中国科学教育史为分析框架的成果有孙宏安《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金忠明、廖军和、张燕等《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思想研究》（科学普及出版社2007年版）等。另一方面，日本学者铃木修次在《日本漢語と中国—漢字文化圏の近代化》（中央公论社1981年版）中对science传入日本的经过以及译词的确立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这对本课题的研究颇具参考价值。此外，樊洪业、周程、张帆等人也曾发表若干有价值的论文。但总的来说，有关该课题的研究起步较迟，成果相对薄弱，尤其是从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视角来探讨近代中国科学观的形成尚留下较大的空间有待发掘。，本文拟以清末民初science概念内涵的演化为中心，探讨近代国人对科学本质不断深化的认识及其内在逻辑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力求初步勾勒出近代中国科学观的发展轨迹。
一、 前近代的“科学”： 从“科举之学”到“分科之学”
分科授业，中国自古有之。例如，孟子曾说：“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2]374相传孔门即分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隋唐以降，朝廷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明书等科目进行考试，选拔士人做官，从而建立起“分科举士”的科举制。进入宋代，科举制臻于成熟。有学者根据宋代《文苑英华》指出，唐末曾任哀帝起居郎的罗衮在其所撰《仓部栢郎中墓志铭》中最早提及“科学”一词，其原文如下：“近代科学之家有栢氏仓部，府君讳宗回字几，圣祖士良忠州司马。”明代曾任翰林编修、兵部主事的唐顺之编纂的《稗编》中《广科学以弥盗》一文称：“故圣朝广开科学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贼盗奸宄。”转引自周程《「科学」の中日源流考》，载《思想》2011年第6期，第112136页。上述两处的“科学”指的都是应对科举考试的学问，即科举之学。唐宋两代的科举制不限于经学一途，兼设明法、明算、明书等科目以取士，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学校教育（尤其是中央官学）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起到了鼓励和促进作用。但历代科举制并非以学术及教育为中心点，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官考试制度，其目的在于满足朝廷选拔官员的需要。
15—17世纪，伴随着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早期殖民扩张和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浪潮，以欧洲天主教耶稣会高等学校“西学六科”为代表的西方大学课程及学科体系传入明清之际的中国。这一时期，意大利来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简称“耶稣会士”）艾儒略（J.Aleni）、高一志（A.Vagnoni）等人通过撰写《西学凡》、《童幼教育》等率先向中国人介绍了耶稣会高等学校开展的“西学六科”教育，它们依次为文科（包括语文、历史等课程及教学内容）、理科（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数学、伦理学等课程及教学内容）、医科（医学）、法科（法学）、教科（天主教教规学、法规学）、道科（天主教神学原理、宗教哲学），遂将代表当时西方高等教育发展基本趋势和主流方向的大学教学和课程设置体系导入了中国[3]。此外，葡萄牙来华耶稣会士傅泛际（F.Furtado）在李之藻的协助下，根据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亚里士多德全称辩证法讲义》编译了《名理探》一书，其中提到的西方其他学科及知识领域包括Economica即经济学、Politica即政治学、Historia即历史学、Poetica即诗学、Perspective即视学（后演化成光学）、Astrologia即星象学（后演化成天文学）、Geographia即地理学、Topographia即地形学等。上述西方学科、课程及知识领域均属第一次传入中国，不仅拓宽了中国人的学术视野和知识范围，而且有助于加强和提升中国人对西方学术分科的认识，使之逐渐形成“分科之学”的概念。杨廷筠读了《西学凡》即认为：“西教不然，其学有次第，其入有深浅，最初有文学（指耶稣会高等学校的文科——笔者注），次有穷理之学（指耶稣会高等学校的理科——笔者注）。”[4]32许胥臣在他为《西学凡》所写的“引文”中进一步指出：“读其凡，其分有门，其修有渐，其诣有归。”[5]21表明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已初步了解“西学六科”及西方知识体系学术分科的基本特色及其优点。“同样，李之藻认识到它（指《西学凡》——笔者注）是把握西学的纲，所以后来把它列为《天学初函》的第一篇。当时他们的确也是要以《西学凡》为先导，全面铺开一个大规模的译书计划”，以求向中国人展现一个崭新的西方学科分类体系及其所包含的学术思想和知识内涵[6]4445。 康熙、雍正年间罗马教廷与清廷之间发生的“礼仪之争”，加之其他因素，致使来华耶稣会士基本被逐出中国，但据有关研究文献记载，1790年奉乾隆皇帝敇令编纂的《钦定千叟宴诗》中仍含有时任钦天监的西洋人那永福的如下文字：“欧罗巴州西天西意达里亚，臣所棲六城环以地中海，高墉架海横天梯，人有医、治、教、道四科学，物有金刚、珊瑚、哆啰珠、象犀。康熙九年入觐贡，自后岁奉金牒，航狻狔，怀仁、若望始守职跪奉。”转引自周程《「科学」の中日源流考》，载《思想》2011年第6期，第112136页。文中“怀仁”、“若望”分别指清初来华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Verbiest）和德意志耶稣会士汤若望（J.A.S.von Bell），“四科学”即指《西学凡》中所说的医科、法科、教科、道科，故强调了“科学”一词意味着“分科之学”，由此表明这一时期“科学”一词除“科举之学”的含义外也具有“分科之学”的内涵。有学者认为：“‘科学’的含义从‘科举之学’发展到‘分科之学’，可谓一大飞跃。”[7]115由此也可判断，传统的“科学”一词内涵的演变是明清之际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成果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以“西学六科”为核心的西方学科分类体系导入中国所产生的影响。
然而，明清之际的“科学”并非近代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近代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在当时大都被称为“格物穷理之学”，简称“格致”之学。例如，这一时期热衷于翻译和导入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写道：“顾惟先生（指利玛窦——笔者注）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8]75这主要是因为宋代以后理学把人伦道德视为宇宙秩序的一部分，遂使从常识外推的“穷理”活动表现出与科学认知相近的性质，正如有学者所说的，“明末清初儒生用‘格致’来指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时，该词指涉范围很广，既包括穷理所必需的广义理论知识，如天文、数学、物理，也涵盖经世所需的实用知识，如各种技艺，甚至是水文和博物”[9]333。由于中国人在一元论的道德意识形态框架中看待并处理科学知识系统，明清之际无论“格致”还是“科学”的内涵均带有前近代的本质特征，直至晚清，“格致”作为近代science最早的中文译词仍被广泛使用。
二、 西方近代science概念在中日两国的早期传播
从根本上说，西方近代science概念的形成取决于生产技术的发展、科学研究的兴盛以及人们对科学认识的逐步深化。英语science来源于拉丁语scientia，在欧洲中世纪即被理解为“知识”，追本溯源则又与源自古希腊语的philosophia即“哲学”意思相近，因为在西方直到16世纪前后“哲学”“也并不等义于今天的哲学，而是多种学问的大口袋”[6]43，其中关于自然的知识即被称为自然哲学。这一点也反映在当时西方大学学科体系中。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学科的范围虽然很早就已声称无所不包，但直到第四个学院即哲学院恰当地发展起来之后，才真正臻于完满，各门学科才受到同等的公平关心。神学、法学和医学都为实际目标和目的开展研究；尤其前两者往往倾向于仅仅用于教会或国家的目标；但是，哲学院囊括一切旨在确立真理的学科，不管这真理定义为纯形式的还是实在的，也不管它属于方法还是知识。”[10]140141《西学凡》等书中所介绍的耶稣会高等学校教授逻辑学、自然哲学、数学、伦理学等知识的“理科”原本即意味着“哲学”。不仅如此，就连弗兰西斯·培根试图构建人类知识体系时仍把科学的发展笼统地称为“学问的进步”并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而牛顿的科学巨著也取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然而，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以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的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我们现在细分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就是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从自然哲学中分门别类出来的……到18世纪末自然哲学断裂成为各门独立的自然科学，现代诸学科正式诞生。社会科学稍后从道德哲学中分裂出来……其他现代人文科学则首先以古典语文学的形式出现，其后衍生出历史、现代语言甚至艺术史”[11]16。从此，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得以建立，而“学术分科”观念则成为其理论和制度的基础。有学者对此进一步阐述道：“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12]89
据有关史料记载，日本得风气之先，早在德川幕府后期兰学家们在接触和移植西方语言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的过程中就将近代science概念导入了日本。例如，高野长英于1832年撰写的《西说医原枢要》“不只是一部译述的书，它还是根据数种西方生理学的书系统地进行研究和记述生理学的著作”[13]251。作者在该书“题言”中写道：“人身穷理乃医家必备之一科学，内含难解、难译之处。”[14]213高野长英青年时代曾在德国医学家、博物学家谢波德（P.F.B.von Siebold）开设的“鸣龙塾”研习医学和科学达四年之久，他所接触的主要是西方近代医学等自然科学，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到近代science所具有的“学术分科”、“分科治学”的基本特征。
如果说德川后期高野长英主要还是从医学等单一学科较为狭隘的视野来理解和导入science概念及其“学术分科”的基本特征，那么明治维新后随着“文明开化”风潮而带来的西方近代科技和文化大规模的传入，近代日本学者则开始摆脱单一学科的狭隘视野，试图着眼于西方近代科技发展的总体状况和成果来阐释science概念及其内涵，启蒙思想家、哲学家西周即为近代日本用“科学”一词翻译science的早期代表人物。他早年入“蕃书调所”专事研究西学，1862年受幕府派遣赴荷兰莱顿大学研习西方哲学及科学。值得注意的是，西周留学荷兰时所接受的以及他回日本后所介绍的主要是19世纪后半叶在欧洲占主流地位的孔德、穆勒和斯宾塞所倡导的实证主义哲学及其科学观。他效法孔德宣称实证主义哲学反映了“科学之科学”的本质及精神，视之为一种“统一观”、“百学之学”，并接受实证主义哲学关于一切知识必须来自观察和实验事实的认识论，宣扬“验诸实物，体诸实知，征的然之证，钩确乎之因，以达天常不易之故”的实证主义原则。在此基础上，西周又推崇孔德关于近代科学分为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社会学的“学术分科”思想，模仿他将其表达“统一观”的哲学分为致知学（即逻辑学）、性理学（即心理学）、理体学（即本体论）、名教学（即伦理学）、政理学（即政治学）、佳趣学（或称“美妙学”，即美学）、哲学史，并对近代science的“学术分科”特征作了深入考察。1870年，西周将encyclopaedia译作“百学连环”（现译作“百科全书”），并在“育英舍”私塾草拟了以此为题的讲义，系统地介绍西方近代“学术分科”的科学知识体系。在“总论”中，他首先论述道：西方有“百般学科，不胜枚举”，所有“学科”均各有各的“学域”，而学者各专其科，故为专家；继而引述英国人汉密尔顿（Sir W.Hamilton）的话，以“学”翻译science，以“术”翻译art，在此基础上论述两者的内在关联及区别，并先后用古汉语“道”、“艺”和英语theory（即“理论”）、practice（即“实践”）为例加以说明[15]4648；最后，西周对“学术”作了分科解析，将其分为“普通学”和“特殊学”，前者指诸如历史学、地理学、文章学（即文学）、数学等基础学科，后者指“心理上学”（即人文科学）和“物理上学”（即自然科学）。有学者评论道：“这是汉字文化圈内较早关于学科分类的论说，是西周‘一科一学’的科学观的具体展开。”[16]374四年后，西周又发表题为《知说》的长文，介绍西方近代各门学科，在提及“科学”时指出它须通过“分析”与“综合”两条途径，但“有两者相混、不可判然区别者，譬如化学，大致来说分解法之化学（即analytical chemistry，现译作‘分析化学’——笔者注）可称为‘学’，总和法之化学（即synthetical chemistry，现译作‘合成化学’——译者）可称为‘术’，虽然如此，亦有不可判然相分之处”[17]66。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西周引申出“科学”一词并将它确定为science的译词。此外，日本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于1873年发表其名著《劝学篇》。其中指出：“广义地说，学问有无形的，也有有形的。心学（指心理学——笔者注）、神学、理学（指哲学——笔者注）等是无形的学问，天文、地理、穷理（指物理学——笔者注）、化学等是有形的学问。”[18]95这显然导入了西方“学术分科”的观念。书中还用“文学科学”的表述来指称文学学科 中译本《劝学篇》将“文学科学の教师”直接译作“文学教师”，虽表述流畅，中国读者也易理解，但此处日文原文所包含的“学科”之义却未能充分表达。见[日]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7页。[18]135 ，这里的“科学”虽非science的译词，但确具学术分科的含义。总之，明治初年日本学者率先用“科学”一词翻译science，阐述了近代科学具有“学术分科”、“一科一学”、“专科之学”的基本性质及特征。此后，“科学”概念随着近代学制及各级各类学校课程教学体系的建立而广为传播，至19世纪90年代的明治中期已成为流行词，如分别于1893年、1896年和1897年出版的《日本大辞书》、《帝国大辞书》和《日本新辞林》均收录“科学”词条，并将之作为近代science的标准译词[19]119。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特别是由于洋务运动及洋务教育的兴起，西方近代science概念及其“学术分科”的基本特征也开始传入中国。与日本不同的是，晚清国人及外国来华传教士沿袭了明末清初的传统，直到19世纪末大多用“格致”一词指称science，并通过传播“西学”及创立新式学堂来导入近代科学“学术分科”的基本特征。此外，日本在明治时期确立的“科学”概念广义上是指具有近代科学特性的各种分科学术，狭义上是指自然科学；而晚清用来翻译science的“格致”一词广义上主要泛指各门自然科学，狭义上则专指物理学。例如，冯桂芬早在1861年撰写的《采西学议》中指出，西学中“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阨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20]148。他主张采用西方包括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舆地在内的“舆算之学”及其中包含的格致之理。1866 年，主持洋务运动及洋务教育的恭亲王奕将西方天文、算学及制造、航海之学统称为“格致”，认为“中国自强之道”即在研习“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21]1314，进一步强调引进“格致”所囊括的各门自然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继此之后，王韬于1883年自编《弢园文录外编》，在辑入其中的《变法自强》一文中按照西方学术分科的观念提出了“文学”和“艺学”的八科分类方案，所谓“艺学”即“舆图格致天算律例也”[22]39，包括舆图之学、格致之学、天算之学、律例之学等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四科”，反映出国人对西方近代science “学术分科”特征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进入19世纪90年代，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进一步将中西学术分为六科，其中“格致科”“凡声学、光学、电学、化学之类皆属焉”[23]299，相当于后来的理科；“艺学科”“凡天文、地理、测算、制造之类皆属焉”[23]299300，相当于后来的工科；“杂学科”“凡商务、开矿、税则、农政、医学之类皆属焉”[23]300，相当于后来的商、农、医科，可见这个学科分类法已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均包含其中，较为充分地体现了西方近代science “学术分科”的基本性质及特征。在晚清science概念引进和传播的过程中，外国来华传教士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1873年，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Williamson）在《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上连载《格物探原》，站在宗教为体、科学为用的立场上综论西方近代科学各分支学科，在晚清流传甚广，影响颇大。1876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Fryer）主编的晚清第一份科学专业期刊《格致汇编》在上海创刊，它曾广泛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及成果。例如，当年连载的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Muirhead）撰写的《格致理论》，介绍了地球自转、公转及地球引力等天文学知识；1877年刊载的傅兰雅所作的《混沌说》，概述了生物进化论的有关知识；同年该刊还翻译导入了培根的代表作《格物新法》（即《新工具》）。至于来华传教士以化学、重学、光学、声学、天学、地学、医学等为题传播近代自然科学各分支学科知识的著作、译作，更是不计其数。所有这些翻译著述均极大地深化了晚清国人对西方近代science “学术分科”特征的认识和理解。
甲午战败促使国人对此前洋务运动及洋务教育的功过是非问题进行检讨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将国人对西方近代science “学术分科”性质和特征的认识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和水平。梁启超曾尖锐地批评道：“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原。”[24]105他进而主张：“今日之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25]2张之洞也认为：“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26]545“大抵就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26]570这些观点体现了在总结三十余年洋务运动及教育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获得的一种新的认识，表明当时国人所理解的“西学”已不仅仅是以工艺制造及自然科学各分支学科为主的“格致之学”，而是包括了近代人文社会科学及其分支学科。从以工艺制造及自然科学为主的“西艺”发展到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西政”，标志着晚清国人对西方知识分类体系及学术分科观念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产生了质的飞跃，已初步意识到在西方近代知识及学科分类体系中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是两个相互联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有助于国人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近代science概念的本质及其“学术分科”的特性。可以说，正是在上述认识的引导下，梁启超于1897年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将时务学堂讲授的课程分为两类：其一为“溥通学”，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其二为“专门学”，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使“西学”中的“公理学”、“公法学”等学科逐渐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而“中外史志”则以中外史学相结合的形式构成一种新的史学形态。同年，张元济创办通艺学堂，开设了“文学门”和“艺术门”两类课程，前者包括舆地学、泰西近史、名学、计学、公法学、理学、政学、教化学等9门课程，后者包括算学、几何、化学、格致学、天学、地学等10门课程；而“文学门”中的“名学”就是西方近代逻辑学，“计学”就是西方近代经济学，“公法学”就是西方近代法学中的国际公法，“理学”就是西方近代哲学，“政学”就是西方近代政治学，“教化学”就是西方近代伦理学。这些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的新型学科在当时还鲜为国人所知，把它们吸收和组织到通艺学堂的课程设置体系中来，无疑既有利于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在中国学界的传播，也有助于国人进一步将近代science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并更全面地理解其“学术分科”的基本特征[27]。所有这一切均表明，随着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大规模导入，“格致”一词已不足以表达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尤其是无法反映其“学术分科”的基本特征，因此，在中国一个指称近代science的新译词将应运而生。 如前所述，“科学”作为近代science的译词在19世纪90年代的日本已成为流行词，甲午战败后“以日为师”也被朝野上下普遍认可而成为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指导方针，应该说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科学”作为近代science的译词从日本导入中国并逐渐取代“格致”一词。迄今为止，学界一般认为康有为率先导入“科学”作为近代science的译词
此外，尚有严复、王国维、唐廷枢等不同说法，可分别参见汪晖《“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中国近代思想中的“科学”概念及其运用》，载《学人》第1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朱发建《最早引进“科学”一词的中国人辨析》，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 5961 页；周程、纪秀芳《究竟谁在中国最先使用了“科学”一词？》，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年第2期，第9398页。。1897年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的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二“理学门”中列有：“科学之门，一册，普及舍译”；“科学之原理，一册，本村骏吉著”[28]39。同年，梁启超又在《时务报》上对此做了介绍。作为清末变法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和“以日为师说”的主要倡导者，为了较为系统地导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知识体系并引介相关文献资料，康有为编纂了《日本书目志》。他在“自序”中写道：“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蒙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士为之，此其所以开辟地球横绝宇内也。”[28]自序，12接着又说：“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已成……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且日本文字犹吾文字也，但稍杂空海之伊吕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28]自序，4遵循上述思路及宗旨，《日本书目志》共收日文图书7 725种（有重复）[29]253，即使按现在的眼光和标准来衡量，它也堪称一份日文图书大型书目，广泛收集了日本介绍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图书文献。不唯如此，《日本书目志》分生理、理学、宗教、图史、政治、法律、农业、工业、商业、教育、文学、文字语言、美术、小说、兵书等15个门类，分门别类地引介上述图书文献，尽管有些分类名称及其图书的具体分类仍带有中国传统的痕迹，作者对某些图书的内容提要也不够准确，但正如有的日本学者所指出的，上述分类受到当时日本图书分类及其名称的影响，突破了中国古籍及其知识的传统分类法，颇具创意[30]588；更重要的是，其创意还表现在既率先将“科学”作为近代science的新译词直接导入中国，又通过上述分类法向国人间接介绍了西方近代science “学术分科”、“分科治学”的基本特征，从而促使包括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近代science 的最重要的本质特性之一开始在国人心中扎下根来。
三、 清末民初国人对近代science概念的引介和阐释
（一） “学术分科”观念向“公理公例”之学的发展
总的来说，以康有为《日本书目志》为重要标志，“科学”作为近代science的译词开始导入中国并逐渐流传开来。1898年，康有为在进呈光绪皇帝请求科举考试改用策论的奏折中曾多次使用“科学”一词，如：“假以从事科学，讲求政艺”；“从此内讲中国文学……外求共同科学”；“宏开校舍，教以科学”[31]270271。此后，梁启超、王国维、严复等人也先后使用“科学”一词来指称近代science。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科学”作为近代science的译词用于中国学界之后，“格致”仍作为近代science的译词被广泛使用，一时出现了“格致”、“科学”并用的现象和局面。有学者考证，直到1905年科举制废止后，作为近代science译词的“格致”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9]421433。
17—18世纪，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欧洲理性主义史学以法国为中心逐渐发展起来，它不仅要彻底清算中世纪基督教史学观，而且要克服文艺复兴后以意大利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史学立足于狭隘的“人性”来解释历史的局限性。为此，理性主义史学以笛卡尔倡导的唯理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宣称理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人类历史是一部逐步摆脱偏见与迷信而不断向文明和正义前进的历史，因此世界历史的本质是合理性的，具有普遍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明史观”，法国史学家伏尔泰、基佐（F.P.G.Guizot）即被公认为理性主义史学及“文明史观”的代表人物。进入19世纪，以孔德、穆勒及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进一步强调人类社会具有规律性，提倡广义的社会学即社会科学，旨在揭示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及法则，就像以物理学为核心的自然科学旨在揭示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及法则一样。受到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的英国史学家巴克尔（H.T.Buckle）认为，历史是人变革自然和自然变革人的双向过程，历史学家在研究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时必须揭示支配这种过程的自然规律和精神规律，为此，他主张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类历史及社会；而到19世纪后半期，这种重视规律、法则的思想又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在一起发展为“进步史观”，一度成为西方史学界和思想界的主流。如前所述，明治维新后西周即在接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导入西方近代science的概念和思想，与此同时欧洲的“文明史观”和“进步史观”也传入了日本。例如，福泽谕吉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之概略》一书中引用基佐、穆勒及巴克尔等人的言论，并运用“文明史观”和“进步史观”来考察日本社会演变、发展的历史轨迹，以求阐明日本由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规律及其必然性[32]52，5960，68，从而对推动明治初期“文明史学”及“文明开化”风气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日本一些学者还借鉴“文明史观”及“进步史观”来研究中国的历史，中西牛郎撰写的《支那文明史学》、田口卯吉撰写的《支那开化小史》等即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中译本20世纪初分别由普通学书室和竞化书局出版。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也曾在《自由书》、《新民说》等论著中介绍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和日本的“文明史学”，并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著作中运用“文明史观”和“进化史观”来抨击中国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 上述思想背景反映在清末民初的科学观方面，其影响则表现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对近代science引介和阐释的重点开始由“学术分科”观念发展到“公理公例”之学，以求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及法则。1899年3月，梁启超在刊于日本横滨的《清议报》上发表《论太平洋之未来与日本国策》一文。文中写道：“然则太平洋之未来，于政事商业宗教学术，凡人种增进，及其争夺之事，关系不小，而将为万国民之大战场，殆不容疑也。及于彼时，则其动机所起，有二个之现象……一曰科学之进步……二曰列强之均势是也。近者科学之进步，缩地球而小之，能使此国与彼风马牛不相及者，今则愈相接近……于是，昔者大西洋争夺之战场，转瞬移于太平洋矣。”[33]如果说这段话只能说明梁启超是较早使用“科学”来指称近代science的中国人，因为此处“科学”的含义主要是“分科之学”、“专科之学”（其中也包含各门技术工艺等），那么，1904年梁启超在《格致学沿革考略》中则是从揭示普遍规律及法则的角度来论述science演变的历史了。该文开宗明义即说：“吾中国之哲学、政治学、生计学（指经济学——笔者注）、群学（指社会学——笔者注）、心理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等，自二三百年以前皆无以远逊于欧西，而其所最失者则格致学也。夫虚理非不可贵，然必藉实验而后得其真。我国学术迟滞不进之由，未始不坐是矣。”[34]3可见，梁启超认为中国学术落后的原因不仅在于自然科学本身的落后，而且在于科学的理论及方法的落后。他继而写道：“学问之种类极繁，要可分为二端：其一，形而上学，即政治学、生计学、群学等是也；其二，形而下学，即质学（指物理学——笔者注）、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全体学（指生理学——笔者注）、动物学、植物学等是也。吾因近人同行名义，举凡属于形而下学皆谓之格致。”[34]4同年，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明确指出：“狭义之科学，即中国所谓格致。”[35]79根据上述两文的内在逻辑可知，所谓“形而上学”主要指社会科学，“形而下学”主要指自然科学，而广义的科学则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于一体。因此，梁启超一方面介绍牛顿学说所揭示的支配宇宙运动的“三大定律”，另一方面又叙述道：“颉德以为人也者，与他种动物同，非竞争则不能进步，或个人与个人竞争，或人种与人种竞争，竞争之结果，劣而败者灭亡，优而适者繁殖，此不易之公例也。”[35]79与此同时，梁启超在日本接受了“文明史观”及“进步史观”，主张历史学应“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皆在考察之列，写出完整的“国史”和“民史”，以求揭示人类进化之“公理公例”[36]10。在梁启超的心目中，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演变、发展的普遍规律反映了近代science的本质和宗旨，也是其神圣使命和首要任务，为此他要求历史学应对历史现象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科学研究。
王国维于1898年入东文学社师从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研习自然科学，后者“与罗振玉共创东文学社，以日文教授科学，翻译日本新刊书籍，为清末新学勃兴之先驱”[37]15。次年，王国维为樊炳清所译的《东洋史要》作序。序中写道：“同学山阴樊君炳清，译日本桑原骘藏君之东洋史要。既成刊有日矣。吾师藤田学士（即藤田丰八——笔者注）乃论述此书之大旨，而命国维书其端曰：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38]3811901年，他又为徐有成等译的《欧罗巴通史》作序，序中也写道：“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39]1985。以王国维之见，近代science是一种系统的知识，必须对外界客观事物做系统的研究，而作为science之一的近代史学则必须对历史事实做系统的研究，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系统梳理来发现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尽管王国维并未直接点明历史研究旨在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但这一层意思明显包含在他的论述之中，日后他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过程中也努力尝试探索和阐明华夏文化演变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规律及特征，遂被学界誉为中国“新史学的开山”。
严复作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早期代表人物，1867年15岁时考入福建船政学堂，“所习者为英文、算学、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微积、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40]1546，在自然科学方面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19世纪70年代留学英国期间“肄业高等算学、格致（指物理学——笔者注）、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建筑海军炮堡诸艺术”[41]25，同时对西方近代哲学和社会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通过广泛研读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著作，既信奉进化论学说，又接受了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上述教育及知识背景使严复对近代科学的认识较同时代人高出一筹。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在最早将进化论引入中国的同时导入了取名为“群学”的社会学，他指出这是一门“宗天演之术，大阐人伦治化之事”的学问，于是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视为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的科学基础[40]16；他又根据斯宾塞综合哲学体系指出，“欲为群学，必先有事于诸学焉”，强调学习群学必须先学数学、名学、力学（即物理学）、质学（即化学），从而效仿斯宾塞将数理化等形下之学视为社会学这门形上之学的科学基础，并称赞斯宾塞《第一原理》“通天地人禽兽昆虫草木以为言，以求会通之理，始于一气，演成万物”[40]17；他还进一步说：“盖群者人之积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机，则必治生学（指生理学——笔者注）；欲知感应之妙，则必治心学（指心理学——笔者注），夫而后乃可以及群学也。”[40]17力求使中国人明确认识到斯宾塞将研究人类个体的生理学和心理学作为研究社会学的科学基础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严复将近代science理解为贯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学问，从中也折射出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本着上述认识，稍后严复又发表《救亡决论》一文，在批评以宋明理学为基础的“中学格致”的“无实”和“无用”后，对以近代science为基础的“西学格致”的宗旨和目标做了如下阐述：“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40]45换言之，近代science的宗旨和目标即在于阐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及法则。1900年，他在《原富》的按语中说：“格致之事，一公例既立，必无往而不融涣消释。”[40]871日后严复曾将近代science定义为“凡学必有其因果公例，可以数往知来者，乃称科学”[40]125，可以说正是对上述认识的一种总结和概括。1903年，严复起草《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提出“专备普通学课本之用，应取西国诸科学为学堂所必须肄习者，分门翻译”[40]129130。关于“诸科学”的具体内容，严复分类并解释如下： 照西学通例，分为三科：一曰统挈科学；二曰间立科学；三曰及事科学。
统挈科学分名、数两大宗，盖二学所标公例为万物所莫能外，又其理则钞众虑而为言，故称统挈也。
间立科学者，以其介于统挈、及事二科之间而有此义也。间立分力、质两门：力如动、静二力学、水学、火学、声学、光学、电学；质如无机、有机二化学。
及事科学者，治天地人物之学也。天有天文，地有地质，有气候，有舆志，有金石；人有解剖，有体用，有心灵，有种类，有群学，有历史；物有动物，有植物，有察其生理者，有言其情状者。[40]130
（二） 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导入及探索
对于西方学术所蕴含的科学方法的优越性，受到明清之际第一波“西学东渐”影响的部分中国先进人士已有所认识。如前所述，徐光启曾把西学分为“修身事天之学”和“格物穷理之学”，“而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其巧妙者”。他进一步指出，“格物穷理之学”的妙用还表现在“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即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所以欲求得“精实典要，洞无可疑”之理，则必须借助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的方法，也就是必须利用所谓“象数之学”了[8]66。他又称《几何原本》为“度数之宗”，即把几何学视为“象数之学”的精华所在[8]75。据此，他将西学所蕴含的科学方法论的特征及优点归结为“实心、实行、实学”[8]66，后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历数“度数旁通十事”，广泛涉及气象、水利、音律、军事、会计、建筑、机械、舆地测量、医药、钟表制造[8]337338，主张用“象数之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些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从而对明清两代“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应该看到，徐光启所倡导的西学方法与17—19世纪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尚存在较大的差距，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注重观察、实验和归纳的科学方法论才由外国来华传教士发其端，后由国人自身大规模导入中国。
概而言之，17—19世纪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本质上可谓经验科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主张通过观察和实验来汇集大量经验材料，然后主要通过分析和归纳的方法来总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及法则。从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顿、达尔文，主要即采用经验科学的方法论创立近代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然后这种方法论又逐渐被运用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较早阐明了这种方法论的本质，而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则成为这种方法论的集大成者。如前所述，西周留学荷兰时接受了实证主义哲学和经验科学方法论，他认为近代science的本质在于“讲究”（investigation，即考察研究），其方法西洋晚近有三种：一曰“视察”（observation，即观察），二曰“经验”（experience），三曰“试验”（proof，即证明）；至于逻辑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演绎和归纳[17]6566。与西周一起赴荷兰莱顿大学留学的日本启蒙思想家津田真道在《论促进开化的方法》一文中也指出：“依据实物实象（即经验材料——笔者注），专论实理（即阐述普遍规律及法则——笔者注），如近今西洋的天文、格致、化学、医学、经济、哲学等均为实学，此实学普及于国内，使人人皆明悉道理，方可称为真正的文明。”[42]117可见，西周和津田真道向日本人介绍的主要就是西方近代注重观察、实验和归纳的经验科学的方法论。
严复留学英国时也接受了实证主义哲学和经验科学方法论，他毕生为导入和阐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首先，严复十分推崇弗兰西斯·培根，又亲自翻译了论述归纳逻辑学的《穆勒名学》，他将奠基于经验论和归纳法的近代自然科学称为“实测内籀之学”。所谓“实测”，是指一切科学认识的获得必须从观察事物的感性经验出发，“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故蔑一事焉可坐论而不足起行者也”[40]23；所谓“内籀”，即指逻辑学上的归纳法，“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43]8，换言之，即通过考察个别事物归纳出一般性的结论，作为普遍的“公理公例”。在归纳法和被严复称为“外籀”的演绎法中，他更重视归纳法的运用及其意义，认为只有“实测内籀”才能获得新知，创为“公例”即普遍法则、定律，使科学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而日益昌盛。他还引用《天演论》中的话：“始于实测，继以会通，而终于试验。三者阙一，不名学也。而三者之中，则试验为尤重。”[40]1358并指出：“此种学科（严复谓之‘物理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及其分支学科——笔者注），并无主张，只有公理，人人可自用其耳目，在在得实验其不诬。”[40]284强调自然科学运用试验、实验的方法来验证、证明“公理公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严复力主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他高度评价斯宾塞所创立的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综合哲学体系，且在通艺学堂发表演说，依据《群学肄言》“缮性第十三”章的内容介绍贯穿于这一体系的方法论，并名之为“西学门径功用”[40]9295。他还将这种方法论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必由粗入精，由显以至奥，层累阶级，脚踏实地，而后能机虑通达，审辨是非。”[40]40具体而言，严复明确解释道：“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40]123显然，所谓“科学之律令”主要指近代科学方法论，用此方法论研究社会问题，便形成社会学。再如政治学，严复在《政治讲义》中称：“盖政治一宗，在西国已成科学，科学之事，欲求高远，必自卑迩。”[40]1243继而他以设问的方式写道：“学有问题，乃其正鹄目的。但达此目的，得此正鹄，又将由何种之涂术而后能？”其回答是：“吾将视各种国家，凡古今所发现者，如动植物家之视虫鱼草木。”[40]12471248即主张借鉴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来进行研究。他还把这种方法论具体分为“四事”：“（一）所察日多，视其不同，区以别之，为之分类，一也；（二）一物之中，析其官体之繁，而各知其功过，二也；（三）观其演进之阶级，而察其反常，知疾痛病败之情状，三也；（四）见其后果之不同，察其会通，而抽为生理之大例，四也”[40]1248。最后，像斯宾塞一样，严复也极力提倡科学教育。他明言：“夫物理科学，其于开瀹心智，有陶炼特别心能之功。”[40]284强调科学不仅能使受教育者“积智”即积累和增长知识，而且其方法论具有“炼心”，也即使受教育者获得科学的思维训练的重要功能。可以说，在近代中国，严复率先赋予近代science以巨大的教育功能及意义。 蔡元培也是近代中国较早使用“科学”作为近代science的译词并倡导科学方法论的先进人士。1901年，蔡元培为创办近代中国科学期刊《亚泉杂志》的同乡友人杜亚泉所翻译的《化学定性分析》作序。序中写道：“学者类以为物理之专名，而不知实科学之大法也。科学大法二：曰归纳法，曰演绎法。归纳者，致曲而会其通，格物是也。演绎者，结一而毕万事，致知是也。二者互相为资，而独辟之智必取径于归纳。海通以来，我国学者颇译科学各书，顾往往偏重演绎，化学其一也。用使学者有因循故步之思，而不为实验新知之事。”并称赞《化学定性分析》“于化学归纳法最为详尽，学者按图以索，举隅而反，必有发爻通情，旁薄万汇，以自扩其演绎之范围者”
早在19世纪末，蔡元培已研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原富》等书，可参看蔡元培《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读后》，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239页。[44]第1卷，299。说明他不仅把握了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而且深刻理解了科学实验的方法对探求新知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很早就关注教育研究，尤其重视教育学、心理学等与教育研究密切相关的学科。清末民初，他曾多次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主修哲学、文化史、美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课程。在心理学方面，他不仅学了心理学概论、普通心理学基础等课程，而且几乎每个学期都选修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特（W.Wundt）讲授的心理学课程，特别是多次选修他讲授的心理学实验法，还选修了其他教授讲授的儿童心理学等课程。蔡元培曾在自编年谱中记叙道：“（冯特）是一位最博学的学者……他出身医学，所以对生理的心理学有极大的贡献。所著《生理的心理学》一书，为实验心理学名著，世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即彼在莱比锡大学所创设的。”[45]344通过选修冯特主讲的心理学实验法等课程，蔡元培对实验心理学有了系统而深入的了解，并借此进一步认识到近代science具有实验科学的特性。1915年，他在《哲学大纲》一书中论述道：“古代哲学，包心理学而有之，其学本属于现象一类，然现象之学，本与哲学之性质及方法不能相容，而自生理之心理学成立，则心理学所研究者，皆以心灵中实现之作用及由是而发生之行为为对象，而实地经验之，以求得公例，与理化各科无异，不复借玄学之假定义以为前提，不容不离哲学而独立。”[44]第2卷，308由此出发，他又进一步阐述了实验心理学对近代教育学创立所具有的科学意义。如同年他在《一九○○年以来教育的进步》一文中将“实验教育学之建设”视为教育在“学理方面”进步的一大标志：“盖教育学之所以不成为科学者，以其所依据者，为哲学家之理想，而不本诸实验也。前世纪之季，实验心理学既已成立，于是由其中特别之部分，所谓儿童心理学，而演为实验教育学。虽在今日，其发展程度尚不及实验心理学之完全，而自千九百七年间，摩曼氏之《实验教育学讲义》发刊，创立统系组织，科学之基础为之确定，是为教育学之一新纪元也。”[44]第2卷，368此后，蔡元培始终热心提倡科学方法论，并贯彻于他领导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中。
辛亥革命前后，以“庚款”留美为契机，也由于共和政体建立等因素的作用，中国莘莘学子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奔赴欧美各国留学。1915年，以任鸿隽为首的一批留美学生在康奈尔大学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他们所创办的《科学》杂志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早在留美期间，任鸿隽就注意到斯宾塞、赫胥黎等人对近代科学方法论的普及及科学教育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说：“科学于教育上之位置若何？此半世纪前欧洲学者辩论之点也。赖诸科学大家斯宾塞尔（即斯宾塞——笔者注）、赫胥黎之流，雄文博辩，滔滔不绝；又科学实力之所亭毒，潮流之所趋赴，虽欲否定之而不得，科学于教育之重要，久已确立不移矣。”[46]61回国后，他在《科学概论》一书中介绍了弗兰西斯·培根、孔德、斯宾塞、冯特等人对科学的分类[46]340349。1923年，他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教育论》，其中包括第一篇《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第二篇《智育》以及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W.Eliot，任鸿隽译为“爱理亚”）所写的导言。任鸿隽认为：“科学者，知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知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知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46]19这个定义的要点可概括为：（1）科学是系统的知识；（2）科学旨在揭示客观现象的普遍关系及法则；（3）为此，科学必须采用一定的方法特别是实验的方法来系统地研究客观现象。对此，他还补充道：“设所根据的是空虚的思想，如玄学、哲学，或古人的言语如经学，而所用的方法又不在发明其关系法则，则虽如何有条理组织，而不得为科学。”[46]323上述三个方面中，任鸿隽尤其重视的是科学的方法论，正如美国学者郭颖颐（D.W.Y.Kwok）所指出的：“任鸿隽认为，科学对教育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知识获得的多少，而在于正确的方法论训练。更重要的是，它在于培养一种精神的冲动和态度。而学习的习惯，即对事物进行分类、探求彼此关系和发现规律，意味着留心事实、观察原因和结果、不为情感所欺、不为偏见所蔽。这将导致学术和教育的进步，终将使社会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47]104105依据上述定义及标准，任鸿隽宣称唯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可谓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其中贯穿着创自弗兰西斯·培根而为洛克、孔德、斯宾塞等人发扬光大的科学方法，它注重观察和实验。他认为科学的本质不在材料而在方法，材料与几千年前并无不同，但那时没有今日之科学，原因就在于那时没有今日之科学方法。至于科学的方法论，任鸿隽强调道：“无归纳法则无科学”，并将其特点概括为：“第一，归纳法者实验的也”，“第二，归纳法者进步的也”[46]2122。这说明：“他主要称赞归纳法，尽管作为数学家，他明白这是离不开演绎法的。他承认，科学是系统的知识，能系统地发现。他把万物都统归于一个规律之下，而这将发现新事实；在新事实的系统化过程中，又将发现新规律。”[47]104他也承认演绎法是必要的科学方法，并提出可利用“假设”，“由演绎一方面去寻一条捷路”，由此来弥补“培根的科学方法”即归纳法之不足[46]200201。他还引用艾略特的话来强调开展科学教育对于近代中国的重大意义：“欲救东方人为学之病，使其有独立不羁、发明真理之能力，唯有教以自然科学，以归纳的真理、实验的方法，简练其官能，使得正确之智识于平昔所观察者而已。”[46]11正因如此，任鸿隽成为民国时期倡导科学方法论及科学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
[关键词] 近代中国科学观； science概念； 学术分科； 科学方法论； 科学教育； 严复； 蔡元培； 任鸿隽
肖朗王鸣： 近代中国科学观发展轨迹探析——以清末民初science概念内涵的演化为中心
2013年7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关于“科学”，1923年胡适曾说过这样一段脍炙人口的话：“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152。 这段话真实而生动地表明近代中国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历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科学”的概念和思想已深入人心。然而，近代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科学观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基本轨迹可归结为从侧重阐述“学术分科”观念发展到重视揭示“公理公例”之学，即旨在揭示普遍规律和法则的科学，而科学方法论的导入及探索又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从历史上来看，唐代即出现“科学”一词，主要指称“分科举士”的科举之学，明清之际通过学界习称的第一波“西学东渐”，以“西学六科”为核心的西方大学学科及知识分类体系传入中国。另一方面，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兰学家和近代学者在导入西方医学等诸多学科的基础上率先以“科学”一词翻译science，并强调近代科学具有“学术分科”的基本特征；鸦片战争后伴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近代国人或取道日本，或留学欧美，在传播西方文化及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借鉴日本的翻译方式，以“科学”指称science并逐渐深化对近代科学的认识和解释。因此，当后人将上述基本轨迹放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进行考察以求“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时，便发现近代中国科学观的发展进程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既保留了前近代传统的积淀，也富含近代外来文化的思想因素；既反映出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等一代思想家受到日本近代文明的影响，也体现了严复、蔡元培等留欧学者及中国科学社留美学生导入西方近代文化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鉴于学界对本课题尚未予以充分的研讨
据笔者管见所及，相关研究可分为以下几类：（1）主要从翻译史及文化传播、交流的视角切入的成果有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冯天瑜《新语探源——中日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受容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版）等；（2）结合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想及政治背景开展研究的成果有李醒民《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济民《晚清民初的科学思潮和文学的科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金观涛、刘清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等；（3）以中国科学教育史为分析框架的成果有孙宏安《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金忠明、廖军和、张燕等《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思想研究》（科学普及出版社2007年版）等。另一方面，日本学者铃木修次在《日本漢語と中国—漢字文化圏の近代化》（中央公论社1981年版）中对science传入日本的经过以及译词的确立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这对本课题的研究颇具参考价值。此外，樊洪业、周程、张帆等人也曾发表若干有价值的论文。但总的来说，有关该课题的研究起步较迟，成果相对薄弱，尤其是从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视角来探讨近代中国科学观的形成尚留下较大的空间有待发掘。，本文拟以清末民初science概念内涵的演化为中心，探讨近代国人对科学本质不断深化的认识及其内在逻辑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力求初步勾勒出近代中国科学观的发展轨迹。
一、 前近代的“科学”： 从“科举之学”到“分科之学”
分科授业，中国自古有之。例如，孟子曾说：“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2]374相传孔门即分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隋唐以降，朝廷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明书等科目进行考试，选拔士人做官，从而建立起“分科举士”的科举制。进入宋代，科举制臻于成熟。有学者根据宋代《文苑英华》指出，唐末曾任哀帝起居郎的罗衮在其所撰《仓部栢郎中墓志铭》中最早提及“科学”一词，其原文如下：“近代科学之家有栢氏仓部，府君讳宗回字几，圣祖士良忠州司马。”明代曾任翰林编修、兵部主事的唐顺之编纂的《稗编》中《广科学以弥盗》一文称：“故圣朝广开科学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贼盗奸宄。”转引自周程《「科学」の中日源流考》，载《思想》2011年第6期，第112136页。上述两处的“科学”指的都是应对科举考试的学问，即科举之学。唐宋两代的科举制不限于经学一途，兼设明法、明算、明书等科目以取士，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学校教育（尤其是中央官学）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起到了鼓励和促进作用。但历代科举制并非以学术及教育为中心点，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官考试制度，其目的在于满足朝廷选拔官员的需要。
15—17世纪，伴随着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早期殖民扩张和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浪潮，以欧洲天主教耶稣会高等学校“西学六科”为代表的西方大学课程及学科体系传入明清之际的中国。这一时期，意大利来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简称“耶稣会士”）艾儒略（J.Aleni）、高一志（A.Vagnoni）等人通过撰写《西学凡》、《童幼教育》等率先向中国人介绍了耶稣会高等学校开展的“西学六科”教育，它们依次为文科（包括语文、历史等课程及教学内容）、理科（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数学、伦理学等课程及教学内容）、医科（医学）、法科（法学）、教科（天主教教规学、法规学）、道科（天主教神学原理、宗教哲学），遂将代表当时西方高等教育发展基本趋势和主流方向的大学教学和课程设置体系导入了中国[3]。此外，葡萄牙来华耶稣会士傅泛际（F.Furtado）在李之藻的协助下，根据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亚里士多德全称辩证法讲义》编译了《名理探》一书，其中提到的西方其他学科及知识领域包括Economica即经济学、Politica即政治学、Historia即历史学、Poetica即诗学、Perspective即视学（后演化成光学）、Astrologia即星象学（后演化成天文学）、Geographia即地理学、Topographia即地形学等。上述西方学科、课程及知识领域均属第一次传入中国，不仅拓宽了中国人的学术视野和知识范围，而且有助于加强和提升中国人对西方学术分科的认识，使之逐渐形成“分科之学”的概念。杨廷筠读了《西学凡》即认为：“西教不然，其学有次第，其入有深浅，最初有文学（指耶稣会高等学校的文科——笔者注），次有穷理之学（指耶稣会高等学校的理科——笔者注）。”[4]32许胥臣在他为《西学凡》所写的“引文”中进一步指出：“读其凡，其分有门，其修有渐，其诣有归。”[5]21表明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已初步了解“西学六科”及西方知识体系学术分科的基本特色及其优点。“同样，李之藻认识到它（指《西学凡》——笔者注）是把握西学的纲，所以后来把它列为《天学初函》的第一篇。当时他们的确也是要以《西学凡》为先导，全面铺开一个大规模的译书计划”，以求向中国人展现一个崭新的西方学科分类体系及其所包含的学术思想和知识内涵[6]4445。 康熙、雍正年间罗马教廷与清廷之间发生的“礼仪之争”，加之其他因素，致使来华耶稣会士基本被逐出中国，但据有关研究文献记载，1790年奉乾隆皇帝敇令编纂的《钦定千叟宴诗》中仍含有时任钦天监的西洋人那永福的如下文字：“欧罗巴州西天西意达里亚，臣所棲六城环以地中海，高墉架海横天梯，人有医、治、教、道四科学，物有金刚、珊瑚、哆啰珠、象犀。康熙九年入觐贡，自后岁奉金牒，航狻狔，怀仁、若望始守职跪奉。”转引自周程《「科学」の中日源流考》，载《思想》2011年第6期，第112136页。文中“怀仁”、“若望”分别指清初来华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Verbiest）和德意志耶稣会士汤若望（J.A.S.von Bell），“四科学”即指《西学凡》中所说的医科、法科、教科、道科，故强调了“科学”一词意味着“分科之学”，由此表明这一时期“科学”一词除“科举之学”的含义外也具有“分科之学”的内涵。有学者认为：“‘科学’的含义从‘科举之学’发展到‘分科之学’，可谓一大飞跃。”[7]115由此也可判断，传统的“科学”一词内涵的演变是明清之际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成果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以“西学六科”为核心的西方学科分类体系导入中国所产生的影响。
然而，明清之际的“科学”并非近代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近代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在当时大都被称为“格物穷理之学”，简称“格致”之学。例如，这一时期热衷于翻译和导入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写道：“顾惟先生（指利玛窦——笔者注）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8]75这主要是因为宋代以后理学把人伦道德视为宇宙秩序的一部分，遂使从常识外推的“穷理”活动表现出与科学认知相近的性质，正如有学者所说的，“明末清初儒生用‘格致’来指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时，该词指涉范围很广，既包括穷理所必需的广义理论知识，如天文、数学、物理，也涵盖经世所需的实用知识，如各种技艺，甚至是水文和博物”[9]333。由于中国人在一元论的道德意识形态框架中看待并处理科学知识系统，明清之际无论“格致”还是“科学”的内涵均带有前近代的本质特征，直至晚清，“格致”作为近代science最早的中文译词仍被广泛使用。
二、 西方近代science概念在中日两国的早期传播
从根本上说，西方近代science概念的形成取决于生产技术的发展、科学研究的兴盛以及人们对科学认识的逐步深化。英语science来源于拉丁语scientia，在欧洲中世纪即被理解为“知识”，追本溯源则又与源自古希腊语的philosophia即“哲学”意思相近，因为在西方直到16世纪前后“哲学”“也并不等义于今天的哲学，而是多种学问的大口袋”[6]43，其中关于自然的知识即被称为自然哲学。这一点也反映在当时西方大学学科体系中。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学科的范围虽然很早就已声称无所不包，但直到第四个学院即哲学院恰当地发展起来之后，才真正臻于完满，各门学科才受到同等的公平关心。神学、法学和医学都为实际目标和目的开展研究；尤其前两者往往倾向于仅仅用于教会或国家的目标；但是，哲学院囊括一切旨在确立真理的学科，不管这真理定义为纯形式的还是实在的，也不管它属于方法还是知识。”[10]140141《西学凡》等书中所介绍的耶稣会高等学校教授逻辑学、自然哲学、数学、伦理学等知识的“理科”原本即意味着“哲学”。不仅如此，就连弗兰西斯·培根试图构建人类知识体系时仍把科学的发展笼统地称为“学问的进步”并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而牛顿的科学巨著也取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然而，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以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的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我们现在细分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就是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从自然哲学中分门别类出来的……到18世纪末自然哲学断裂成为各门独立的自然科学，现代诸学科正式诞生。社会科学稍后从道德哲学中分裂出来……其他现代人文科学则首先以古典语文学的形式出现，其后衍生出历史、现代语言甚至艺术史”[11]16。从此，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得以建立，而“学术分科”观念则成为其理论和制度的基础。有学者对此进一步阐述道：“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12]89
据有关史料记载，日本得风气之先，早在德川幕府后期兰学家们在接触和移植西方语言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的过程中就将近代science概念导入了日本。例如，高野长英于1832年撰写的《西说医原枢要》“不只是一部译述的书，它还是根据数种西方生理学的书系统地进行研究和记述生理学的著作”[13]251。作者在该书“题言”中写道：“人身穷理乃医家必备之一科学，内含难解、难译之处。”[14]213高野长英青年时代曾在德国医学家、博物学家谢波德（P.F.B.von Siebold）开设的“鸣龙塾”研习医学和科学达四年之久，他所接触的主要是西方近代医学等自然科学，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到近代science所具有的“学术分科”、“分科治学”的基本特征。
如果说德川后期高野长英主要还是从医学等单一学科较为狭隘的视野来理解和导入science概念及其“学术分科”的基本特征，那么明治维新后随着“文明开化”风潮而带来的西方近代科技和文化大规模的传入，近代日本学者则开始摆脱单一学科的狭隘视野，试图着眼于西方近代科技发展的总体状况和成果来阐释science概念及其内涵，启蒙思想家、哲学家西周即为近代日本用“科学”一词翻译science的早期代表人物。他早年入“蕃书调所”专事研究西学，1862年受幕府派遣赴荷兰莱顿大学研习西方哲学及科学。值得注意的是，西周留学荷兰时所接受的以及他回日本后所介绍的主要是19世纪后半叶在欧洲占主流地位的孔德、穆勒和斯宾塞所倡导的实证主义哲学及其科学观。他效法孔德宣称实证主义哲学反映了“科学之科学”的本质及精神，视之为一种“统一观”、“百学之学”，并接受实证主义哲学关于一切知识必须来自观察和实验事实的认识论，宣扬“验诸实物，体诸实知，征的然之证，钩确乎之因，以达天常不易之故”的实证主义原则。在此基础上，西周又推崇孔德关于近代科学分为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社会学的“学术分科”思想，模仿他将其表达“统一观”的哲学分为致知学（即逻辑学）、性理学（即心理学）、理体学（即本体论）、名教学（即伦理学）、政理学（即政治学）、佳趣学（或称“美妙学”，即美学）、哲学史，并对近代science的“学术分科”特征作了深入考察。1870年，西周将encyclopaedia译作“百学连环”（现译作“百科全书”），并在“育英舍”私塾草拟了以此为题的讲义，系统地介绍西方近代“学术分科”的科学知识体系。在“总论”中，他首先论述道：西方有“百般学科，不胜枚举”，所有“学科”均各有各的“学域”，而学者各专其科，故为专家；继而引述英国人汉密尔顿（Sir W.Hamilton）的话，以“学”翻译science，以“术”翻译art，在此基础上论述两者的内在关联及区别，并先后用古汉语“道”、“艺”和英语theory（即“理论”）、practice（即“实践”）为例加以说明[15]4648；最后，西周对“学术”作了分科解析，将其分为“普通学”和“特殊学”，前者指诸如历史学、地理学、文章学（即文学）、数学等基础学科，后者指“心理上学”（即人文科学）和“物理上学”（即自然科学）。有学者评论道：“这是汉字文化圈内较早关于学科分类的论说，是西周‘一科一学’的科学观的具体展开。”[16]374四年后，西周又发表题为《知说》的长文，介绍西方近代各门学科，在提及“科学”时指出它须通过“分析”与“综合”两条途径，但“有两者相混、不可判然区别者，譬如化学，大致来说分解法之化学（即analytical chemistry，现译作‘分析化学’——笔者注）可称为‘学’，总和法之化学（即synthetical chemistry，现译作‘合成化学’——译者）可称为‘术’，虽然如此，亦有不可判然相分之处”[17]66。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西周引申出“科学”一词并将它确定为science的译词。此外，日本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于1873年发表其名著《劝学篇》。其中指出：“广义地说，学问有无形的，也有有形的。心学（指心理学——笔者注）、神学、理学（指哲学——笔者注）等是无形的学问，天文、地理、穷理（指物理学——笔者注）、化学等是有形的学问。”[18]95这显然导入了西方“学术分科”的观念。书中还用“文学科学”的表述来指称文学学科 中译本《劝学篇》将“文学科学の教师”直接译作“文学教师”，虽表述流畅，中国读者也易理解，但此处日文原文所包含的“学科”之义却未能充分表达。见[日]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7页。[18]135 ，这里的“科学”虽非science的译词，但确具学术分科的含义。总之，明治初年日本学者率先用“科学”一词翻译science，阐述了近代科学具有“学术分科”、“一科一学”、“专科之学”的基本性质及特征。此后，“科学”概念随着近代学制及各级各类学校课程教学体系的建立而广为传播，至19世纪90年代的明治中期已成为流行词，如分别于1893年、1896年和1897年出版的《日本大辞书》、《帝国大辞书》和《日本新辞林》均收录“科学”词条，并将之作为近代science的标准译词[19]119。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特别是由于洋务运动及洋务教育的兴起，西方近代science概念及其“学术分科”的基本特征也开始传入中国。与日本不同的是，晚清国人及外国来华传教士沿袭了明末清初的传统，直到19世纪末大多用“格致”一词指称science，并通过传播“西学”及创立新式学堂来导入近代科学“学术分科”的基本特征。此外，日本在明治时期确立的“科学”概念广义上是指具有近代科学特性的各种分科学术，狭义上是指自然科学；而晚清用来翻译science的“格致”一词广义上主要泛指各门自然科学，狭义上则专指物理学。例如，冯桂芬早在1861年撰写的《采西学议》中指出，西学中“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阨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20]148。他主张采用西方包括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舆地在内的“舆算之学”及其中包含的格致之理。1866 年，主持洋务运动及洋务教育的恭亲王奕将西方天文、算学及制造、航海之学统称为“格致”，认为“中国自强之道”即在研习“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21]1314，进一步强调引进“格致”所囊括的各门自然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继此之后，王韬于1883年自编《弢园文录外编》，在辑入其中的《变法自强》一文中按照西方学术分科的观念提出了“文学”和“艺学”的八科分类方案，所谓“艺学”即“舆图格致天算律例也”[22]39，包括舆图之学、格致之学、天算之学、律例之学等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四科”，反映出国人对西方近代science “学术分科”特征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进入19世纪90年代，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进一步将中西学术分为六科，其中“格致科”“凡声学、光学、电学、化学之类皆属焉”[23]299，相当于后来的理科；“艺学科”“凡天文、地理、测算、制造之类皆属焉”[23]299300，相当于后来的工科；“杂学科”“凡商务、开矿、税则、农政、医学之类皆属焉”[23]300，相当于后来的商、农、医科，可见这个学科分类法已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均包含其中，较为充分地体现了西方近代science “学术分科”的基本性质及特征。在晚清science概念引进和传播的过程中，外国来华传教士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1873年，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Williamson）在《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上连载《格物探原》，站在宗教为体、科学为用的立场上综论西方近代科学各分支学科，在晚清流传甚广，影响颇大。1876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Fryer）主编的晚清第一份科学专业期刊《格致汇编》在上海创刊，它曾广泛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及成果。例如，当年连载的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Muirhead）撰写的《格致理论》，介绍了地球自转、公转及地球引力等天文学知识；1877年刊载的傅兰雅所作的《混沌说》，概述了生物进化论的有关知识；同年该刊还翻译导入了培根的代表作《格物新法》（即《新工具》）。至于来华传教士以化学、重学、光学、声学、天学、地学、医学等为题传播近代自然科学各分支学科知识的著作、译作，更是不计其数。所有这些翻译著述均极大地深化了晚清国人对西方近代science “学术分科”特征的认识和理解。
甲午战败促使国人对此前洋务运动及洋务教育的功过是非问题进行检讨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将国人对西方近代science “学术分科”性质和特征的认识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和水平。梁启超曾尖锐地批评道：“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原。”[24]105他进而主张：“今日之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25]2张之洞也认为：“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26]545“大抵就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26]570这些观点体现了在总结三十余年洋务运动及教育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获得的一种新的认识，表明当时国人所理解的“西学”已不仅仅是以工艺制造及自然科学各分支学科为主的“格致之学”，而是包括了近代人文社会科学及其分支学科。从以工艺制造及自然科学为主的“西艺”发展到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西政”，标志着晚清国人对西方知识分类体系及学术分科观念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产生了质的飞跃，已初步意识到在西方近代知识及学科分类体系中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是两个相互联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有助于国人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近代science概念的本质及其“学术分科”的特性。可以说，正是在上述认识的引导下，梁启超于1897年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将时务学堂讲授的课程分为两类：其一为“溥通学”，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其二为“专门学”，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使“西学”中的“公理学”、“公法学”等学科逐渐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而“中外史志”则以中外史学相结合的形式构成一种新的史学形态。同年，张元济创办通艺学堂，开设了“文学门”和“艺术门”两类课程，前者包括舆地学、泰西近史、名学、计学、公法学、理学、政学、教化学等9门课程，后者包括算学、几何、化学、格致学、天学、地学等10门课程；而“文学门”中的“名学”就是西方近代逻辑学，“计学”就是西方近代经济学，“公法学”就是西方近代法学中的国际公法，“理学”就是西方近代哲学，“政学”就是西方近代政治学，“教化学”就是西方近代伦理学。这些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的新型学科在当时还鲜为国人所知，把它们吸收和组织到通艺学堂的课程设置体系中来，无疑既有利于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在中国学界的传播，也有助于国人进一步将近代science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并更全面地理解其“学术分科”的基本特征[27]。所有这一切均表明，随着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大规模导入，“格致”一词已不足以表达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尤其是无法反映其“学术分科”的基本特征，因此，在中国一个指称近代science的新译词将应运而生。 如前所述，“科学”作为近代science的译词在19世纪90年代的日本已成为流行词，甲午战败后“以日为师”也被朝野上下普遍认可而成为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指导方针，应该说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科学”作为近代science的译词从日本导入中国并逐渐取代“格致”一词。迄今为止，学界一般认为康有为率先导入“科学”作为近代science的译词
此外，尚有严复、王国维、唐廷枢等不同说法，可分别参见汪晖《“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中国近代思想中的“科学”概念及其运用》，载《学人》第1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朱发建《最早引进“科学”一词的中国人辨析》，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 5961 页；周程、纪秀芳《究竟谁在中国最先使用了“科学”一词？》，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年第2期，第9398页。。1897年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的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二“理学门”中列有：“科学之门，一册，普及舍译”；“科学之原理，一册，本村骏吉著”[28]39。同年，梁启超又在《时务报》上对此做了介绍。作为清末变法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和“以日为师说”的主要倡导者，为了较为系统地导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知识体系并引介相关文献资料，康有为编纂了《日本书目志》。他在“自序”中写道：“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蒙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士为之，此其所以开辟地球横绝宇内也。”[28]自序，12接着又说：“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已成……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且日本文字犹吾文字也，但稍杂空海之伊吕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28]自序，4遵循上述思路及宗旨，《日本书目志》共收日文图书7 725种（有重复）[29]253，即使按现在的眼光和标准来衡量，它也堪称一份日文图书大型书目，广泛收集了日本介绍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图书文献。不唯如此，《日本书目志》分生理、理学、宗教、图史、政治、法律、农业、工业、商业、教育、文学、文字语言、美术、小说、兵书等15个门类，分门别类地引介上述图书文献，尽管有些分类名称及其图书的具体分类仍带有中国传统的痕迹，作者对某些图书的内容提要也不够准确，但正如有的日本学者所指出的，上述分类受到当时日本图书分类及其名称的影响，突破了中国古籍及其知识的传统分类法，颇具创意[30]588；更重要的是，其创意还表现在既率先将“科学”作为近代science的新译词直接导入中国，又通过上述分类法向国人间接介绍了西方近代science “学术分科”、“分科治学”的基本特征，从而促使包括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近代science 的最重要的本质特性之一开始在国人心中扎下根来。
三、 清末民初国人对近代science概念的引介和阐释
（一） “学术分科”观念向“公理公例”之学的发展
总的来说，以康有为《日本书目志》为重要标志，“科学”作为近代science的译词开始导入中国并逐渐流传开来。1898年，康有为在进呈光绪皇帝请求科举考试改用策论的奏折中曾多次使用“科学”一词，如：“假以从事科学，讲求政艺”；“从此内讲中国文学……外求共同科学”；“宏开校舍，教以科学”[31]270271。此后，梁启超、王国维、严复等人也先后使用“科学”一词来指称近代science。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科学”作为近代science的译词用于中国学界之后，“格致”仍作为近代science的译词被广泛使用，一时出现了“格致”、“科学”并用的现象和局面。有学者考证，直到1905年科举制废止后，作为近代science译词的“格致”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9]421433。
17—18世纪，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欧洲理性主义史学以法国为中心逐渐发展起来，它不仅要彻底清算中世纪基督教史学观，而且要克服文艺复兴后以意大利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史学立足于狭隘的“人性”来解释历史的局限性。为此，理性主义史学以笛卡尔倡导的唯理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宣称理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人类历史是一部逐步摆脱偏见与迷信而不断向文明和正义前进的历史，因此世界历史的本质是合理性的，具有普遍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明史观”，法国史学家伏尔泰、基佐（F.P.G.Guizot）即被公认为理性主义史学及“文明史观”的代表人物。进入19世纪，以孔德、穆勒及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进一步强调人类社会具有规律性，提倡广义的社会学即社会科学，旨在揭示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及法则，就像以物理学为核心的自然科学旨在揭示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及法则一样。受到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的英国史学家巴克尔（H.T.Buckle）认为，历史是人变革自然和自然变革人的双向过程，历史学家在研究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时必须揭示支配这种过程的自然规律和精神规律，为此，他主张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类历史及社会；而到19世纪后半期，这种重视规律、法则的思想又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在一起发展为“进步史观”，一度成为西方史学界和思想界的主流。如前所述，明治维新后西周即在接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导入西方近代science的概念和思想，与此同时欧洲的“文明史观”和“进步史观”也传入了日本。例如，福泽谕吉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之概略》一书中引用基佐、穆勒及巴克尔等人的言论，并运用“文明史观”和“进步史观”来考察日本社会演变、发展的历史轨迹，以求阐明日本由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规律及其必然性[32]52，5960，68，从而对推动明治初期“文明史学”及“文明开化”风气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日本一些学者还借鉴“文明史观”及“进步史观”来研究中国的历史，中西牛郎撰写的《支那文明史学》、田口卯吉撰写的《支那开化小史》等即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中译本20世纪初分别由普通学书室和竞化书局出版。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也曾在《自由书》、《新民说》等论著中介绍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和日本的“文明史学”，并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著作中运用“文明史观”和“进化史观”来抨击中国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 上述思想背景反映在清末民初的科学观方面，其影响则表现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对近代science引介和阐释的重点开始由“学术分科”观念发展到“公理公例”之学，以求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及法则。1899年3月，梁启超在刊于日本横滨的《清议报》上发表《论太平洋之未来与日本国策》一文。文中写道：“然则太平洋之未来，于政事商业宗教学术，凡人种增进，及其争夺之事，关系不小，而将为万国民之大战场，殆不容疑也。及于彼时，则其动机所起，有二个之现象……一曰科学之进步……二曰列强之均势是也。近者科学之进步，缩地球而小之，能使此国与彼风马牛不相及者，今则愈相接近……于是，昔者大西洋争夺之战场，转瞬移于太平洋矣。”[33]如果说这段话只能说明梁启超是较早使用“科学”来指称近代science的中国人，因为此处“科学”的含义主要是“分科之学”、“专科之学”（其中也包含各门技术工艺等），那么，1904年梁启超在《格致学沿革考略》中则是从揭示普遍规律及法则的角度来论述science演变的历史了。该文开宗明义即说：“吾中国之哲学、政治学、生计学（指经济学——笔者注）、群学（指社会学——笔者注）、心理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等，自二三百年以前皆无以远逊于欧西，而其所最失者则格致学也。夫虚理非不可贵，然必藉实验而后得其真。我国学术迟滞不进之由，未始不坐是矣。”[34]3可见，梁启超认为中国学术落后的原因不仅在于自然科学本身的落后，而且在于科学的理论及方法的落后。他继而写道：“学问之种类极繁，要可分为二端：其一，形而上学，即政治学、生计学、群学等是也；其二，形而下学，即质学（指物理学——笔者注）、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全体学（指生理学——笔者注）、动物学、植物学等是也。吾因近人同行名义，举凡属于形而下学皆谓之格致。”[34]4同年，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明确指出：“狭义之科学，即中国所谓格致。”[35]79根据上述两文的内在逻辑可知，所谓“形而上学”主要指社会科学，“形而下学”主要指自然科学，而广义的科学则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于一体。因此，梁启超一方面介绍牛顿学说所揭示的支配宇宙运动的“三大定律”，另一方面又叙述道：“颉德以为人也者，与他种动物同，非竞争则不能进步，或个人与个人竞争，或人种与人种竞争，竞争之结果，劣而败者灭亡，优而适者繁殖，此不易之公例也。”[35]79与此同时，梁启超在日本接受了“文明史观”及“进步史观”，主张历史学应“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皆在考察之列，写出完整的“国史”和“民史”，以求揭示人类进化之“公理公例”[36]10。在梁启超的心目中，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演变、发展的普遍规律反映了近代science的本质和宗旨，也是其神圣使命和首要任务，为此他要求历史学应对历史现象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科学研究。
王国维于1898年入东文学社师从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研习自然科学，后者“与罗振玉共创东文学社，以日文教授科学，翻译日本新刊书籍，为清末新学勃兴之先驱”[37]15。次年，王国维为樊炳清所译的《东洋史要》作序。序中写道：“同学山阴樊君炳清，译日本桑原骘藏君之东洋史要。既成刊有日矣。吾师藤田学士（即藤田丰八——笔者注）乃论述此书之大旨，而命国维书其端曰：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38]3811901年，他又为徐有成等译的《欧罗巴通史》作序，序中也写道：“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39]1985。以王国维之见，近代science是一种系统的知识，必须对外界客观事物做系统的研究，而作为science之一的近代史学则必须对历史事实做系统的研究，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系统梳理来发现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尽管王国维并未直接点明历史研究旨在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但这一层意思明显包含在他的论述之中，日后他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过程中也努力尝试探索和阐明华夏文化演变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规律及特征，遂被学界誉为中国“新史学的开山”。
严复作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早期代表人物，1867年15岁时考入福建船政学堂，“所习者为英文、算学、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微积、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40]1546，在自然科学方面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19世纪70年代留学英国期间“肄业高等算学、格致（指物理学——笔者注）、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建筑海军炮堡诸艺术”[41]25，同时对西方近代哲学和社会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通过广泛研读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著作，既信奉进化论学说，又接受了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上述教育及知识背景使严复对近代科学的认识较同时代人高出一筹。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在最早将进化论引入中国的同时导入了取名为“群学”的社会学，他指出这是一门“宗天演之术，大阐人伦治化之事”的学问，于是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视为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的科学基础[40]16；他又根据斯宾塞综合哲学体系指出，“欲为群学，必先有事于诸学焉”，强调学习群学必须先学数学、名学、力学（即物理学）、质学（即化学），从而效仿斯宾塞将数理化等形下之学视为社会学这门形上之学的科学基础，并称赞斯宾塞《第一原理》“通天地人禽兽昆虫草木以为言，以求会通之理，始于一气，演成万物”[40]17；他还进一步说：“盖群者人之积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机，则必治生学（指生理学——笔者注）；欲知感应之妙，则必治心学（指心理学——笔者注），夫而后乃可以及群学也。”[40]17力求使中国人明确认识到斯宾塞将研究人类个体的生理学和心理学作为研究社会学的科学基础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严复将近代science理解为贯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学问，从中也折射出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本着上述认识，稍后严复又发表《救亡决论》一文，在批评以宋明理学为基础的“中学格致”的“无实”和“无用”后，对以近代science为基础的“西学格致”的宗旨和目标做了如下阐述：“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40]45换言之，近代science的宗旨和目标即在于阐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及法则。1900年，他在《原富》的按语中说：“格致之事，一公例既立，必无往而不融涣消释。”[40]871日后严复曾将近代science定义为“凡学必有其因果公例，可以数往知来者，乃称科学”[40]125，可以说正是对上述认识的一种总结和概括。1903年，严复起草《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提出“专备普通学课本之用，应取西国诸科学为学堂所必须肄习者，分门翻译”[40]129130。关于“诸科学”的具体内容，严复分类并解释如下： 照西学通例，分为三科：一曰统挈科学；二曰间立科学；三曰及事科学。
统挈科学分名、数两大宗，盖二学所标公例为万物所莫能外，又其理则钞众虑而为言，故称统挈也。
间立科学者，以其介于统挈、及事二科之间而有此义也。间立分力、质两门：力如动、静二力学、水学、火学、声学、光学、电学；质如无机、有机二化学。
及事科学者，治天地人物之学也。天有天文，地有地质，有气候，有舆志，有金石；人有解剖，有体用，有心灵，有种类，有群学，有历史；物有动物，有植物，有察其生理者，有言其情状者。[40]130
（二） 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导入及探索
对于西方学术所蕴含的科学方法的优越性，受到明清之际第一波“西学东渐”影响的部分中国先进人士已有所认识。如前所述，徐光启曾把西学分为“修身事天之学”和“格物穷理之学”，“而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其巧妙者”。他进一步指出，“格物穷理之学”的妙用还表现在“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即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所以欲求得“精实典要，洞无可疑”之理，则必须借助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的方法，也就是必须利用所谓“象数之学”了[8]66。他又称《几何原本》为“度数之宗”，即把几何学视为“象数之学”的精华所在[8]75。据此，他将西学所蕴含的科学方法论的特征及优点归结为“实心、实行、实学”[8]66，后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历数“度数旁通十事”，广泛涉及气象、水利、音律、军事、会计、建筑、机械、舆地测量、医药、钟表制造[8]337338，主张用“象数之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些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从而对明清两代“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应该看到，徐光启所倡导的西学方法与17—19世纪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尚存在较大的差距，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注重观察、实验和归纳的科学方法论才由外国来华传教士发其端，后由国人自身大规模导入中国。
概而言之，17—19世纪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本质上可谓经验科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主张通过观察和实验来汇集大量经验材料，然后主要通过分析和归纳的方法来总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及法则。从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顿、达尔文，主要即采用经验科学的方法论创立近代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然后这种方法论又逐渐被运用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较早阐明了这种方法论的本质，而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则成为这种方法论的集大成者。如前所述，西周留学荷兰时接受了实证主义哲学和经验科学方法论，他认为近代science的本质在于“讲究”（investigation，即考察研究），其方法西洋晚近有三种：一曰“视察”（observation，即观察），二曰“经验”（experience），三曰“试验”（proof，即证明）；至于逻辑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演绎和归纳[17]6566。与西周一起赴荷兰莱顿大学留学的日本启蒙思想家津田真道在《论促进开化的方法》一文中也指出：“依据实物实象（即经验材料——笔者注），专论实理（即阐述普遍规律及法则——笔者注），如近今西洋的天文、格致、化学、医学、经济、哲学等均为实学，此实学普及于国内，使人人皆明悉道理，方可称为真正的文明。”[42]117可见，西周和津田真道向日本人介绍的主要就是西方近代注重观察、实验和归纳的经验科学的方法论。
严复留学英国时也接受了实证主义哲学和经验科学方法论，他毕生为导入和阐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首先，严复十分推崇弗兰西斯·培根，又亲自翻译了论述归纳逻辑学的《穆勒名学》，他将奠基于经验论和归纳法的近代自然科学称为“实测内籀之学”。所谓“实测”，是指一切科学认识的获得必须从观察事物的感性经验出发，“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故蔑一事焉可坐论而不足起行者也”[40]23；所谓“内籀”，即指逻辑学上的归纳法，“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43]8，换言之，即通过考察个别事物归纳出一般性的结论，作为普遍的“公理公例”。在归纳法和被严复称为“外籀”的演绎法中，他更重视归纳法的运用及其意义，认为只有“实测内籀”才能获得新知，创为“公例”即普遍法则、定律，使科学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而日益昌盛。他还引用《天演论》中的话：“始于实测，继以会通，而终于试验。三者阙一，不名学也。而三者之中，则试验为尤重。”[40]1358并指出：“此种学科（严复谓之‘物理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及其分支学科——笔者注），并无主张，只有公理，人人可自用其耳目，在在得实验其不诬。”[40]284强调自然科学运用试验、实验的方法来验证、证明“公理公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严复力主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他高度评价斯宾塞所创立的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综合哲学体系，且在通艺学堂发表演说，依据《群学肄言》“缮性第十三”章的内容介绍贯穿于这一体系的方法论，并名之为“西学门径功用”[40]9295。他还将这种方法论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必由粗入精，由显以至奥，层累阶级，脚踏实地，而后能机虑通达，审辨是非。”[40]40具体而言，严复明确解释道：“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40]123显然，所谓“科学之律令”主要指近代科学方法论，用此方法论研究社会问题，便形成社会学。再如政治学，严复在《政治讲义》中称：“盖政治一宗，在西国已成科学，科学之事，欲求高远，必自卑迩。”[40]1243继而他以设问的方式写道：“学有问题，乃其正鹄目的。但达此目的，得此正鹄，又将由何种之涂术而后能？”其回答是：“吾将视各种国家，凡古今所发现者，如动植物家之视虫鱼草木。”[40]12471248即主张借鉴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来进行研究。他还把这种方法论具体分为“四事”：“（一）所察日多，视其不同，区以别之，为之分类，一也；（二）一物之中，析其官体之繁，而各知其功过，二也；（三）观其演进之阶级，而察其反常，知疾痛病败之情状，三也；（四）见其后果之不同，察其会通，而抽为生理之大例，四也”[40]1248。最后，像斯宾塞一样，严复也极力提倡科学教育。他明言：“夫物理科学，其于开瀹心智，有陶炼特别心能之功。”[40]284强调科学不仅能使受教育者“积智”即积累和增长知识，而且其方法论具有“炼心”，也即使受教育者获得科学的思维训练的重要功能。可以说，在近代中国，严复率先赋予近代science以巨大的教育功能及意义。 蔡元培也是近代中国较早使用“科学”作为近代science的译词并倡导科学方法论的先进人士。1901年，蔡元培为创办近代中国科学期刊《亚泉杂志》的同乡友人杜亚泉所翻译的《化学定性分析》作序。序中写道：“学者类以为物理之专名，而不知实科学之大法也。科学大法二：曰归纳法，曰演绎法。归纳者，致曲而会其通，格物是也。演绎者，结一而毕万事，致知是也。二者互相为资，而独辟之智必取径于归纳。海通以来，我国学者颇译科学各书，顾往往偏重演绎，化学其一也。用使学者有因循故步之思，而不为实验新知之事。”并称赞《化学定性分析》“于化学归纳法最为详尽，学者按图以索，举隅而反，必有发爻通情，旁薄万汇，以自扩其演绎之范围者”
早在19世纪末，蔡元培已研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原富》等书，可参看蔡元培《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读后》，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239页。[44]第1卷，299。说明他不仅把握了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而且深刻理解了科学实验的方法对探求新知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很早就关注教育研究，尤其重视教育学、心理学等与教育研究密切相关的学科。清末民初，他曾多次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主修哲学、文化史、美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课程。在心理学方面，他不仅学了心理学概论、普通心理学基础等课程，而且几乎每个学期都选修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特（W.Wundt）讲授的心理学课程，特别是多次选修他讲授的心理学实验法，还选修了其他教授讲授的儿童心理学等课程。蔡元培曾在自编年谱中记叙道：“（冯特）是一位最博学的学者……他出身医学，所以对生理的心理学有极大的贡献。所著《生理的心理学》一书，为实验心理学名著，世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即彼在莱比锡大学所创设的。”[45]344通过选修冯特主讲的心理学实验法等课程，蔡元培对实验心理学有了系统而深入的了解，并借此进一步认识到近代science具有实验科学的特性。1915年，他在《哲学大纲》一书中论述道：“古代哲学，包心理学而有之，其学本属于现象一类，然现象之学，本与哲学之性质及方法不能相容，而自生理之心理学成立，则心理学所研究者，皆以心灵中实现之作用及由是而发生之行为为对象，而实地经验之，以求得公例，与理化各科无异，不复借玄学之假定义以为前提，不容不离哲学而独立。”[44]第2卷，308由此出发，他又进一步阐述了实验心理学对近代教育学创立所具有的科学意义。如同年他在《一九○○年以来教育的进步》一文中将“实验教育学之建设”视为教育在“学理方面”进步的一大标志：“盖教育学之所以不成为科学者，以其所依据者，为哲学家之理想，而不本诸实验也。前世纪之季，实验心理学既已成立，于是由其中特别之部分，所谓儿童心理学，而演为实验教育学。虽在今日，其发展程度尚不及实验心理学之完全，而自千九百七年间，摩曼氏之《实验教育学讲义》发刊，创立统系组织，科学之基础为之确定，是为教育学之一新纪元也。”[44]第2卷，368此后，蔡元培始终热心提倡科学方法论，并贯彻于他领导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中。
辛亥革命前后，以“庚款”留美为契机，也由于共和政体建立等因素的作用，中国莘莘学子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奔赴欧美各国留学。1915年，以任鸿隽为首的一批留美学生在康奈尔大学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他们所创办的《科学》杂志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早在留美期间，任鸿隽就注意到斯宾塞、赫胥黎等人对近代科学方法论的普及及科学教育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说：“科学于教育上之位置若何？此半世纪前欧洲学者辩论之点也。赖诸科学大家斯宾塞尔（即斯宾塞——笔者注）、赫胥黎之流，雄文博辩，滔滔不绝；又科学实力之所亭毒，潮流之所趋赴，虽欲否定之而不得，科学于教育之重要，久已确立不移矣。”[46]61回国后，他在《科学概论》一书中介绍了弗兰西斯·培根、孔德、斯宾塞、冯特等人对科学的分类[46]340349。1923年，他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教育论》，其中包括第一篇《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第二篇《智育》以及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W.Eliot，任鸿隽译为“爱理亚”）所写的导言。任鸿隽认为：“科学者，知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知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知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46]19这个定义的要点可概括为：（1）科学是系统的知识；（2）科学旨在揭示客观现象的普遍关系及法则；（3）为此，科学必须采用一定的方法特别是实验的方法来系统地研究客观现象。对此，他还补充道：“设所根据的是空虚的思想，如玄学、哲学，或古人的言语如经学，而所用的方法又不在发明其关系法则，则虽如何有条理组织，而不得为科学。”[46]323上述三个方面中，任鸿隽尤其重视的是科学的方法论，正如美国学者郭颖颐（D.W.Y.Kwok）所指出的：“任鸿隽认为，科学对教育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知识获得的多少，而在于正确的方法论训练。更重要的是，它在于培养一种精神的冲动和态度。而学习的习惯，即对事物进行分类、探求彼此关系和发现规律，意味着留心事实、观察原因和结果、不为情感所欺、不为偏见所蔽。这将导致学术和教育的进步，终将使社会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47]104105依据上述定义及标准，任鸿隽宣称唯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可谓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其中贯穿着创自弗兰西斯·培根而为洛克、孔德、斯宾塞等人发扬光大的科学方法，它注重观察和实验。他认为科学的本质不在材料而在方法，材料与几千年前并无不同，但那时没有今日之科学，原因就在于那时没有今日之科学方法。至于科学的方法论，任鸿隽强调道：“无归纳法则无科学”，并将其特点概括为：“第一，归纳法者实验的也”，“第二，归纳法者进步的也”[46]2122。这说明：“他主要称赞归纳法，尽管作为数学家，他明白这是离不开演绎法的。他承认，科学是系统的知识，能系统地发现。他把万物都统归于一个规律之下，而这将发现新事实；在新事实的系统化过程中，又将发现新规律。”[47]104他也承认演绎法是必要的科学方法，并提出可利用“假设”，“由演绎一方面去寻一条捷路”，由此来弥补“培根的科学方法”即归纳法之不足[46]200201。他还引用艾略特的话来强调开展科学教育对于近代中国的重大意义：“欲救东方人为学之病，使其有独立不羁、发明真理之能力，唯有教以自然科学，以归纳的真理、实验的方法，简练其官能，使得正确之智识于平昔所观察者而已。”[46]11正因如此，任鸿隽成为民国时期倡导科学方法论及科学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