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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梁漱溟曾讲过“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其实，从某种角度而言，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致力于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探索实践史。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包括理论与实践两大部分，前者集中体现在他于1937年由乡村书店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后者则体现在他1927-1937年长达十余年的关于乡村建设的各项实践活动，即1927-1928年的广州“乡治”试验、1929-1930年河南“村治”试验以及1930-1937年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试验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他一生所致力的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的一个浓缩，虽然有很多的历史局限和不足之处，但是也有很多的创新之点和独到见解。所以，回顾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之利弊得失，可以为当下中国共产党破解“三农问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关键词：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国共产党;三农问题
梁漱溟在《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1]一文中对自己乡村建设运动的历程进行了回顾梳理，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7年应李济深等的邀请到广东搞“乡治”，后来因为李济深被蒋介石囚禁在南京而导致“乡建计划在广东搞不成了”;第二阶段：1929年与王朝俊（字鸿一）、彭禹廷、梁耀祖（字仲华）等在河南办“村治”，后来因为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导致河南村治运动在1930年10月失败结束;第三阶段：从1931年初到1937年底，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后来因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和韩复榘在山东的不抵抗，而导致在邹平的乡建运动被迫结束。梁漱溟于1937年由乡村书店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主要是针对自己十多年乡村建设之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总结的成果。其实，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并非只是关注“乡村”，而是他一生所关注的两大主题——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的集中体现。此外，并非只是围绕“乡村建设问题”，而是他用来解决其所认为的一些列中国问题（例如文化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等）的平台载体和“试验田”。总之，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关于中国礼乐文明问题、中西印三种文明对比和未来发展方向问题、中国社会结构问题、中国阶级问题、中国国家问题、中国道路问题、中国武力主体问题、社会团体问题、“透出人心”问题等诸多问题融合在一起的全面综合的思想理论体系。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理解。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合称“三农问题”），在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各个不同阶段，始终将“三农问题”列为“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割据，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最终形成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始终依靠工农联盟，赢得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建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业，努力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带来了中国农村发展的新机遇。当然，由于中国是一个农村地域广阔、农民人口众多、农业相对薄弱的大国，解决“三農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中共中央始终对“三农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在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2004年至2020年又连续十七年发布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2020年2月5日，中央一号文件是《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尤其2020年是极其特殊的一年，因为这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我们不仅要实现全面脱贫，而且还要防止脱贫后出现的“返贫”等相关问题。
梁漱溟曾讲：“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2] 其实，从某种角度而言，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致力于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探索实践史。所以，回顾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之利弊得失，可以为中国共产党破解“三农问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启示，主要包括反面启示和正面启示两个方面，下面分述之。
一、反面启示：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的必要性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在他那个时代是非常超前的，代表社会精英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的社会改良方案。梁漱溟等以“乡村建设”为核心的改良派与毛泽东等以“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派，是当时中国发展道路方式的主要代表。如今，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我们再回望这段历史，可以更加看清楚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分析这种局限性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归纳方法，从而避免在将来的道路上发生类似的问题。
简言之，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混淆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解决时代赋予的课题，这些为中国共产党破解“三农问题”提供了反面案例的启示。质言之，即没有掌握唯物辩证法，没有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处理好革命与建设的关系问题。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期间（1927-1937）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特殊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主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人民民主革命。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
所以，要解决梁漱溟所处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和时代课题，就应该以民族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外国列强的入侵，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同时应该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推翻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压迫，实现被压迫阶级（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翻身和解放。 但是，梁漱溟并没有认识到上述问题，或者认识的不够充分，所以导致了他在乡村建设运动的指导思想上产生了困惑，同时在实践行动中遇到了阻力，这是他历史局限性最鲜明的体现。例如，他只看到了民族矛盾，而没有看到阶级矛盾，所以梁漱溟反对暴力革命，否认阶级的存在，反对阶级斗争。例如，“最要紧的一点，是中国问题自外而发，而非内部自发……因为问题不在内，所以不是阶级性的;因为问题自外来，所以是民族性的，因此，就不要以阶级眼光寻求动力。” [3]又如，梁漱溟认为“打到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虽然切近他的问题了;但纯属破坏行动，没土地没生路的少数农民也许跟着你走，大体上还是不行的。即令一时引动起来，也许走到半路仍废然思返。在此破坏性的运动中，于农民自身的培养进步往往无暇做功夫（从某一面上也许有些进步）。终不如乡村建设运动在农民切身问题上指点他向上求进步的路，从比较容易进行而于他有好处的事情做起，一定可以引动他起来，而养成他的力量。——这是说，乡下人只有借着乡村运动才可组织起来。” [4]并且提出“（乡村建设运动）绝不操政权”。[5]
正是由于这样的理论做指导，所以他的实践上出现与中国共产党截然不同的结果：梁漱溟也是从农村入手，但是梁漱溟认为农村好了，中国国家就好了;但是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家不好，农村怎么能够好呢？于是强调先取得政权，再建设国家。——所以，梁漱溟反对阶级斗争和战争手段，主张抓紧时间建设新农村，在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前，他还在邹平安心搞农村建设。而且他“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而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 [6] 梁漱溟的上述言行说明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只是一种旧社会的建设和改良运动，而非推翻旧社会、夺取新政权、建立新社会的革命运动，这是梁漱溟一直以来的所秉承的“伦理本位、职业分立”（而非阶级对立）的必然结果，这也是1938年初梁漱溟与毛泽东在延安进行“窑洞之辩”的主要内容。——那么，最终孰是孰非呢？从梁漱溟自己的表述来看，他也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对共产党的做法，既反对，又赞同，说明当时他也没有找到真正的方向和措施，例如，“共产党的办法虽不好，但有的地方也还有用。如果真能把土豪劣绅打倒，把土地重新分配得平均，这样痛快的干一下，也还不错！” [7];一方面，他自己也承认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我们的两大难处》一文中，梁漱溟明确提到了“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和“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处[8]，尤其是后者，之所以出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情况，并非梁漱溟所认为的“我们与农民应合而合不来”、“农民偏乎静，我们偏乎动;农民偏乎旧，我们偏乎新”等理由[7]，而是由于他没有抓住农民最关切的土地问题——农民最关切的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摆脱被奴役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地位，因此才导致他的乡村建设运动理论只是治标不治本。所以，建国后梁漱溟才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局限性，他在《中国建国之路》中写道：“我当初不同意共产党这条路，而自己要走乡村建设之路，亦正为自己并不是先受了传统影响;恰相反，乃是碰了钉子才认出问题来，固有其自信者在。但今天我的路没有走通，而共产党的救国建国运动却有成效见于世……恍然自悟所提出的问题虽没错，而把解决问题之道看错了。” [8]
综上，梁漱溟由于不懂唯物辩证法，没有认清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所以颠倒了“建设”与“革命”的主次轻重关系，错误的认为通过对乡村进行建设改良，就可以实现农村自救和民族自救，结果最终彻底失败，因为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以及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压迫下，这种美好的乡村建设构想只是一种纸上谈兵和空中楼阁。
其实，由于背离了唯物辩证法而没有把握好社会主要矛盾进而犯错误的，不仅仅是梁漱溟，连中国共产党自身也曾经犯过同样的错误。——如果说梁漱溟的错误在于把“建设”看得比“革命”重要，那么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经长时间的坚持革命年代的思想，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建设中的问题，把“革命”看得比“建设”重要，从而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这极大的干扰了破坏了建国之后的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建设。尤其是1956年中共八大已经明确提出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9] 但是，“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做了严重的估计，并且沿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斗争方法，对斗争的猛烈发展又没有能够谨慎地加以控制，致使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 [10]，使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受到挫折。而且还不止于此，继“反右”扩大化之后，又出现了“左倾”冒进主义，主要体现在“大跃进”运动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两者共同的教训，归根到底，是限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实，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11] 当然，后来虽然进行了“纠左”，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又出现了從“纠左”到反右倾的逆转，再次出现了全党范围内的反右倾斗争，并带来了严重后果。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建国后党和国家违背唯物辩证法指导和偏离社会主要矛盾的极端体现，在党的历史上，“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思想在党中央占主导地位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不是搞经济建设，而是搞阶级斗争，十年浩劫，国之大殇！直到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轨道，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及后来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紧紧围绕社会的主要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带来了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新的春天！
总之，通过上述的反面的案例教训——无论是梁漱溟，还是中国共产党，只要背离了唯物辩证法，只要没有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那么必然会给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解决带来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失误。这对我们党当下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启示就是：应该时刻都紧紧围绕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问题上，应该重点着力于“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两个方面，不仅要着眼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而且更主要的是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例如，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山东省个别城市的合村并居拆迁问题，就是地方基层政府不按照唯物辩证法分析和处理问题，不以人民为中心，而是采取了一刀切式的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工作方法，所以，不仅没有解决三农问题，反而激化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当然，按照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我们在“三农问题”的认识过程中，肯定会犯错，然后改正错误，并不断提高认识水平与实践水平，这体现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发展道路，这是人类认识的必然规律，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强大威力。我们不能因为犯错而畏惧不前、因噎废食，反而我们应该总结经验教训，避免发生类似的问题。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紧紧围绕社会和工作中的主要矛盾，从而更好的推进中国的“三农”的建设和发展，这是我们从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获得的重要启示之一。 二、正面启示：知行合一、透出人心、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生动教科书，其错误和局限之处，我们引以为戒;同样，其正确和创新之处，也是我们学习的宝贵教材，这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正面启示。
第一，知行合一，即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知行合一”原则。梁漱溟是一位思想大家，同时也是一位行动儒者，他与那些仅仅局限于书斋里做学问的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同，他总是积极的将自己的思想理论用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理论。在《中国文化要义》的自序中，梁漱溟指出《中国文化要义》是前书（注：《乡村建設理论》）中讲老中国社会的特征之放大或加详。[12] 梁漱溟他并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的，而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追根到历史、文化。他不把自己定位成学问家，而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他的两句口号。在艾恺的《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中，梁漱溟也多次讲到，“我不是一个学者” [13]，“我愿意学的还是王阳明，我是希望跟着王阳明走” [14]例如，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明显的看得出中国缺少团体组织：“中国人最显著的短处，一是短于集团生活而散漫无力;一是短于对自然界的分析认识，不能控制自然，转而有时受制于自然。” [15] 并且提出“入手处就是乡村。中国这个国家，仿佛是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我们求组织（即团体），若组织家则嫌范围太小，但是一上来就组织国，又未免范围太大;所以乡是一个最适当的范围。” [16]这是基于上述思想认识，梁漱溟开展了“乡村建设运动”以引进西方的团体生活，这是知行合一的典型案例。对此，学者丁耘曾给予高度评价：“梁漱溟确实超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见解……甚至直至今日，不少以西方研究为业的学者，仍然没有领悟到家庭之上的‘团体’之于西方远比所谓‘民主’根本得多。” [17]换言之，当人们都在讨论学习和引进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之抽象空洞理念时，梁漱溟更关注的是现实的“团体生活”问题，并且通过乡村建设运动致力于该问题的解决。此外，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分为两部分：甲部认识问题和乙部解决问题，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18]，其主旨精神是相通的。总之，这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是我们当代在破解中国“三农问题”道路上所欠缺的，值得认真学习。
第二，透出人心，即对文化、精神、志气、教育等“软实力”的高度重视。对中华文明的高度自信、对人的主体精神志气和乡村教育的高度重视，这种“文化自信”是建设“四个自信”的应有之义，也将在破解中国“三农问题”过程中将给农民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中曾对中国文明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并与西方文明和印度文明进行了对比分析，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他也多次有提及，例如，“更深刻一点说：如果是欲望的人生，就可说是动物的生活;禁欲的人生，就可说是神佛的生活;从中国人看，这两边恰好都不是人生。” [19]例如，“中国人的精神，现在已经失去很多，大家都非常看重事情，看重生活，很少看重人生向上，所以一开口就说经济重要;古时的中国人不是这样。所谓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他是把人生向上之意放在头里，把事情放在后边。” [20]——梁漱溟对于当今中国人精神文化衰落提出的忠告，振聋发聩，如今中国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物质建设，还有精神文化建设。所以梁漱溟的很多观点，在当时革命年代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如果在当代建设时期，则是非常适用的。此外，梁漱溟还在多处提到志气和教育的重要性：“我们组织乡村时一上来就要提振志气，要来发愿。发什么愿呢？就是：改造社会，创造新文化，创造理想的社会，建立新组织。” [21] “我们要提振起志气，把经济放在这种人生中，让人生驾驭经济，支配经济，享用经济，不叫经济支配人生（西洋人则是经济支配人生）。要作到这一步，就更是一个精神问题，人生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文化问题。” [22] “行政变成教育，不用硬的力量，而用软的工夫，是顶进步、顶好的。教育的好处即在能以他力引生自力。” [23] “质言之，非乡村自身生出一个力量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单靠外力（政府的力量）绝对不行。” [24] “使农民的精神复苏而发动其进取心。” [25] “最好的文化就是增盛人的生命活动的文化;反之，最不好的就是那减低阻碍人们生命活动的。” [26] “简言之，就是提高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加强其机构力量。这是一个根本;从这根本才可以生出一些方法来。” [27]等等。2016 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扶贫与扶志、扶智的问题提出了：“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破解“三农问题”过程中提出的“双扶工程”，与梁漱溟的“透出人心”的主旨是相通，都是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出主体的精神和动力。当然，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梁漱溟并非只偏重“心”，而轻视了“物”，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曾明确提出：“有人误会我反对物质文明，反对工业;我安有此意。我对物质生产增加和生产技术改进，原是看得很重要的。”“经济的进步，我们看得很重;唯有经济进步，才让我们的生活能更合理。人类虽是理性动物，但理性之在人类，不论其在个体生命或社会生命中，其开发都是渐次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制度，也是要渐次的才能入于一种合理的安排，即渐次的把理性开发出来。而把帮助理性开发的，是经济。” [28]
第三，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以知识分子的良知，高度重视农民问题，并且号召和组织广大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例如，他指出“农民运动为中国今日必定要有的，谁若忽视农民运动，便是不识时务。” [29] “要积极使农业进步必须把握三个要点：一、流通金融;二、引入科学技术;三、促进合作组织” [30] “换句话说，革命的知识分子要下乡间去，与乡间居民打拼一起拖引他们上来。” [33] “知识分子今后要想在解决中国问题上表见力量，非与农民联合起来，为农民说话，以农民为后盾不可。” [34] “照我们的分析是：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要在知识分子和乡下人身上求;已是无疑，不必再说：要研究的是他们以如何方式构合成一力量。那自然就是我们乡村运动这一条道了。” [35] “乡村一天一天破坏，在农工生产者虽感痛苦，因无知识，不能说话。知识分子虽有说话资格，而未易感觉若何切肤痛苦。同时复以没有在乡村以外的一种势力，与乡村相对待，乡村意识不分明，自没有人专为乡村说话。所以乡村尽管破坏，却从来不闻人呼痛，也没有发生激烈的争执……痛而疾呼的还是知识分子;因为在此社会中知觉最敏的还是他。” [36] 根据梁漱溟对于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紧密结合的呼吁，联系近期在山东发生的合村并居风波，最先发声的还是温铁军、贺雪峰等知识分子，他们是最敏锐的，且能够发出声音。[37]此外，党中央陆续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学生村官计划、乡村振兴战略等，号召广大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发展，去西部发展。而且就在2020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回信，肯定他们到边疆基层工作的选择，对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出殷切期望。[38]而梁漱溟那个时代，没有国家的号召，全凭知识分子自己的思想觉悟、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学习的地方。 三、小结
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到当下中国共产党破解“三农问题”的伟大实践，虽然两者相距八九十年，但是中国依然是一个农村地域广阔、农民人口众多、农业相对薄弱的国家，而且两者都是围绕一个“农”字。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也有巨大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不能苛求前人，我们只能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从而走好当下的道路。所以，通过回顾梳理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利弊得失，可以为当下中国“三农问题”的破解带来有益的启示，主要是包括反面启示和正面启示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后者主要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知行合一”原则、对各项“软实力”（文化、精神、志气、教育等）的高度重视以“透出人心”、号召并践行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等。学习“四史”，勿忘历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破解“三农问题”的实践史，我们一定要深刻掌握和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要时刻把握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解决矛盾的时候，要时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只有当我们真正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并切实为绝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我们才能不仅方向正确，而且方法正确。——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方向，唯物辩证法就是方法。同时，我们要以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破解“三农问题”的伟大实践中去，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注释：
[1]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14页。
[2]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3]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96页。
[4] 同上，第311页。
[5] 同上，第412页。
[6] 同上，第131页。
[7] 同上，第179页。
[8]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02页。
[9] 同上，第410页。
[10] 梁漱溟.《梁漱溟文集》[M]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3页。
[11] 《中国共产党历史》[M]第二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96页。
[12] 同上，第456页。
[13] 同上，第503页。
[14] 景海峰.《梁漱溟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53页。
[15] （美）艾恺.《这个世界会好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5年，第86页。
[16] 同上，第126页。
[17]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3页。
[18] 同上，第165页。
[19] 丁耘.《大陆新儒家与儒家社会主义——以梁漱溟为例》[J].文化纵横.2010（02）.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21]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
[22] 同上，第138页。
[23]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2页。
[24] 同上，第187页。
[25] 同上，第239页。
[26] 同上，第241页。
[27] 同上，第264页。
[28] 同上，第369页。
[29] 同上，第382页。
[30] 同上，第430页。
[31] 同上，第250页。
[32] 同上，第353页。
[33] 同上，第295页。
[34] 同上，第297页。
[35]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4页。
[36] 同上，第317页。
[37] 搜狐网.温铁军教授痛斥东部某省“合村并居” [EB/OL].https：//www.sohu.com/na/401495697_120620622， 2020-06-12.
[38]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习近平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的回信[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708/c64094-31775964.html， 2020-07-08.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3]梁漱溟.《梁漱溟文集》[M].濟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4]景海峰.《梁漱溟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
[5]（美）艾恺.《这个世界会好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5年.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7]丁耘.《大陆新儒家与儒家社会主义——以梁漱溟为例》[J].文化纵横.2010（02）.
[8]搜狐网.温铁军教授痛斥东部某省“合村并居” [EB/OL].https：//www.sohu.com/na/401495697_120620622， 2020-06-12.
[9]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习近平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的回信[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708/c64094-31775964.html， 2020-07-08.
作者简介：
吴发军（1982-），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键词：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国共产党;三农问题
梁漱溟在《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1]一文中对自己乡村建设运动的历程进行了回顾梳理，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7年应李济深等的邀请到广东搞“乡治”，后来因为李济深被蒋介石囚禁在南京而导致“乡建计划在广东搞不成了”;第二阶段：1929年与王朝俊（字鸿一）、彭禹廷、梁耀祖（字仲华）等在河南办“村治”，后来因为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导致河南村治运动在1930年10月失败结束;第三阶段：从1931年初到1937年底，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后来因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和韩复榘在山东的不抵抗，而导致在邹平的乡建运动被迫结束。梁漱溟于1937年由乡村书店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主要是针对自己十多年乡村建设之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总结的成果。其实，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并非只是关注“乡村”，而是他一生所关注的两大主题——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的集中体现。此外，并非只是围绕“乡村建设问题”，而是他用来解决其所认为的一些列中国问题（例如文化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等）的平台载体和“试验田”。总之，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关于中国礼乐文明问题、中西印三种文明对比和未来发展方向问题、中国社会结构问题、中国阶级问题、中国国家问题、中国道路问题、中国武力主体问题、社会团体问题、“透出人心”问题等诸多问题融合在一起的全面综合的思想理论体系。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理解。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合称“三农问题”），在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各个不同阶段，始终将“三农问题”列为“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割据，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最终形成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始终依靠工农联盟，赢得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建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业，努力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带来了中国农村发展的新机遇。当然，由于中国是一个农村地域广阔、农民人口众多、农业相对薄弱的大国，解决“三農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中共中央始终对“三农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在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2004年至2020年又连续十七年发布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2020年2月5日，中央一号文件是《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尤其2020年是极其特殊的一年，因为这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我们不仅要实现全面脱贫，而且还要防止脱贫后出现的“返贫”等相关问题。
梁漱溟曾讲：“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2] 其实，从某种角度而言，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致力于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探索实践史。所以，回顾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之利弊得失，可以为中国共产党破解“三农问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启示，主要包括反面启示和正面启示两个方面，下面分述之。
一、反面启示：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的必要性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在他那个时代是非常超前的，代表社会精英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的社会改良方案。梁漱溟等以“乡村建设”为核心的改良派与毛泽东等以“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派，是当时中国发展道路方式的主要代表。如今，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我们再回望这段历史，可以更加看清楚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分析这种局限性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归纳方法，从而避免在将来的道路上发生类似的问题。
简言之，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混淆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解决时代赋予的课题，这些为中国共产党破解“三农问题”提供了反面案例的启示。质言之，即没有掌握唯物辩证法，没有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处理好革命与建设的关系问题。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期间（1927-1937）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特殊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主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人民民主革命。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
所以，要解决梁漱溟所处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和时代课题，就应该以民族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外国列强的入侵，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同时应该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推翻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压迫，实现被压迫阶级（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翻身和解放。 但是，梁漱溟并没有认识到上述问题，或者认识的不够充分，所以导致了他在乡村建设运动的指导思想上产生了困惑，同时在实践行动中遇到了阻力，这是他历史局限性最鲜明的体现。例如，他只看到了民族矛盾，而没有看到阶级矛盾，所以梁漱溟反对暴力革命，否认阶级的存在，反对阶级斗争。例如，“最要紧的一点，是中国问题自外而发，而非内部自发……因为问题不在内，所以不是阶级性的;因为问题自外来，所以是民族性的，因此，就不要以阶级眼光寻求动力。” [3]又如，梁漱溟认为“打到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虽然切近他的问题了;但纯属破坏行动，没土地没生路的少数农民也许跟着你走，大体上还是不行的。即令一时引动起来，也许走到半路仍废然思返。在此破坏性的运动中，于农民自身的培养进步往往无暇做功夫（从某一面上也许有些进步）。终不如乡村建设运动在农民切身问题上指点他向上求进步的路，从比较容易进行而于他有好处的事情做起，一定可以引动他起来，而养成他的力量。——这是说，乡下人只有借着乡村运动才可组织起来。” [4]并且提出“（乡村建设运动）绝不操政权”。[5]
正是由于这样的理论做指导，所以他的实践上出现与中国共产党截然不同的结果：梁漱溟也是从农村入手，但是梁漱溟认为农村好了，中国国家就好了;但是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家不好，农村怎么能够好呢？于是强调先取得政权，再建设国家。——所以，梁漱溟反对阶级斗争和战争手段，主张抓紧时间建设新农村，在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前，他还在邹平安心搞农村建设。而且他“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而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 [6] 梁漱溟的上述言行说明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只是一种旧社会的建设和改良运动，而非推翻旧社会、夺取新政权、建立新社会的革命运动，这是梁漱溟一直以来的所秉承的“伦理本位、职业分立”（而非阶级对立）的必然结果，这也是1938年初梁漱溟与毛泽东在延安进行“窑洞之辩”的主要内容。——那么，最终孰是孰非呢？从梁漱溟自己的表述来看，他也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对共产党的做法，既反对，又赞同，说明当时他也没有找到真正的方向和措施，例如，“共产党的办法虽不好，但有的地方也还有用。如果真能把土豪劣绅打倒，把土地重新分配得平均，这样痛快的干一下，也还不错！” [7];一方面，他自己也承认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我们的两大难处》一文中，梁漱溟明确提到了“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和“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处[8]，尤其是后者，之所以出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情况，并非梁漱溟所认为的“我们与农民应合而合不来”、“农民偏乎静，我们偏乎动;农民偏乎旧，我们偏乎新”等理由[7]，而是由于他没有抓住农民最关切的土地问题——农民最关切的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摆脱被奴役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地位，因此才导致他的乡村建设运动理论只是治标不治本。所以，建国后梁漱溟才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局限性，他在《中国建国之路》中写道：“我当初不同意共产党这条路，而自己要走乡村建设之路，亦正为自己并不是先受了传统影响;恰相反，乃是碰了钉子才认出问题来，固有其自信者在。但今天我的路没有走通，而共产党的救国建国运动却有成效见于世……恍然自悟所提出的问题虽没错，而把解决问题之道看错了。” [8]
综上，梁漱溟由于不懂唯物辩证法，没有认清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所以颠倒了“建设”与“革命”的主次轻重关系，错误的认为通过对乡村进行建设改良，就可以实现农村自救和民族自救，结果最终彻底失败，因为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以及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压迫下，这种美好的乡村建设构想只是一种纸上谈兵和空中楼阁。
其实，由于背离了唯物辩证法而没有把握好社会主要矛盾进而犯错误的，不仅仅是梁漱溟，连中国共产党自身也曾经犯过同样的错误。——如果说梁漱溟的错误在于把“建设”看得比“革命”重要，那么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经长时间的坚持革命年代的思想，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建设中的问题，把“革命”看得比“建设”重要，从而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这极大的干扰了破坏了建国之后的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建设。尤其是1956年中共八大已经明确提出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9] 但是，“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做了严重的估计，并且沿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斗争方法，对斗争的猛烈发展又没有能够谨慎地加以控制，致使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 [10]，使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受到挫折。而且还不止于此，继“反右”扩大化之后，又出现了“左倾”冒进主义，主要体现在“大跃进”运动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两者共同的教训，归根到底，是限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实，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11] 当然，后来虽然进行了“纠左”，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又出现了從“纠左”到反右倾的逆转，再次出现了全党范围内的反右倾斗争，并带来了严重后果。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建国后党和国家违背唯物辩证法指导和偏离社会主要矛盾的极端体现，在党的历史上，“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思想在党中央占主导地位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不是搞经济建设，而是搞阶级斗争，十年浩劫，国之大殇！直到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轨道，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及后来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紧紧围绕社会的主要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带来了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新的春天！
总之，通过上述的反面的案例教训——无论是梁漱溟，还是中国共产党，只要背离了唯物辩证法，只要没有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那么必然会给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解决带来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失误。这对我们党当下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启示就是：应该时刻都紧紧围绕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问题上，应该重点着力于“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两个方面，不仅要着眼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而且更主要的是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例如，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山东省个别城市的合村并居拆迁问题，就是地方基层政府不按照唯物辩证法分析和处理问题，不以人民为中心，而是采取了一刀切式的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工作方法，所以，不仅没有解决三农问题，反而激化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当然，按照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我们在“三农问题”的认识过程中，肯定会犯错，然后改正错误，并不断提高认识水平与实践水平，这体现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发展道路，这是人类认识的必然规律，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强大威力。我们不能因为犯错而畏惧不前、因噎废食，反而我们应该总结经验教训，避免发生类似的问题。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紧紧围绕社会和工作中的主要矛盾，从而更好的推进中国的“三农”的建设和发展，这是我们从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中获得的重要启示之一。 二、正面启示：知行合一、透出人心、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生动教科书，其错误和局限之处，我们引以为戒;同样，其正确和创新之处，也是我们学习的宝贵教材，这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正面启示。
第一，知行合一，即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知行合一”原则。梁漱溟是一位思想大家，同时也是一位行动儒者，他与那些仅仅局限于书斋里做学问的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同，他总是积极的将自己的思想理论用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理论。在《中国文化要义》的自序中，梁漱溟指出《中国文化要义》是前书（注：《乡村建設理论》）中讲老中国社会的特征之放大或加详。[12] 梁漱溟他并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的，而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追根到历史、文化。他不把自己定位成学问家，而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他的两句口号。在艾恺的《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中，梁漱溟也多次讲到，“我不是一个学者” [13]，“我愿意学的还是王阳明，我是希望跟着王阳明走” [14]例如，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明显的看得出中国缺少团体组织：“中国人最显著的短处，一是短于集团生活而散漫无力;一是短于对自然界的分析认识，不能控制自然，转而有时受制于自然。” [15] 并且提出“入手处就是乡村。中国这个国家，仿佛是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我们求组织（即团体），若组织家则嫌范围太小，但是一上来就组织国，又未免范围太大;所以乡是一个最适当的范围。” [16]这是基于上述思想认识，梁漱溟开展了“乡村建设运动”以引进西方的团体生活，这是知行合一的典型案例。对此，学者丁耘曾给予高度评价：“梁漱溟确实超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见解……甚至直至今日，不少以西方研究为业的学者，仍然没有领悟到家庭之上的‘团体’之于西方远比所谓‘民主’根本得多。” [17]换言之，当人们都在讨论学习和引进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之抽象空洞理念时，梁漱溟更关注的是现实的“团体生活”问题，并且通过乡村建设运动致力于该问题的解决。此外，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分为两部分：甲部认识问题和乙部解决问题，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18]，其主旨精神是相通的。总之，这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是我们当代在破解中国“三农问题”道路上所欠缺的，值得认真学习。
第二，透出人心，即对文化、精神、志气、教育等“软实力”的高度重视。对中华文明的高度自信、对人的主体精神志气和乡村教育的高度重视，这种“文化自信”是建设“四个自信”的应有之义，也将在破解中国“三农问题”过程中将给农民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中曾对中国文明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并与西方文明和印度文明进行了对比分析，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他也多次有提及，例如，“更深刻一点说：如果是欲望的人生，就可说是动物的生活;禁欲的人生，就可说是神佛的生活;从中国人看，这两边恰好都不是人生。” [19]例如，“中国人的精神，现在已经失去很多，大家都非常看重事情，看重生活，很少看重人生向上，所以一开口就说经济重要;古时的中国人不是这样。所谓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他是把人生向上之意放在头里，把事情放在后边。” [20]——梁漱溟对于当今中国人精神文化衰落提出的忠告，振聋发聩，如今中国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物质建设，还有精神文化建设。所以梁漱溟的很多观点，在当时革命年代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如果在当代建设时期，则是非常适用的。此外，梁漱溟还在多处提到志气和教育的重要性：“我们组织乡村时一上来就要提振志气，要来发愿。发什么愿呢？就是：改造社会，创造新文化，创造理想的社会，建立新组织。” [21] “我们要提振起志气，把经济放在这种人生中，让人生驾驭经济，支配经济，享用经济，不叫经济支配人生（西洋人则是经济支配人生）。要作到这一步，就更是一个精神问题，人生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文化问题。” [22] “行政变成教育，不用硬的力量，而用软的工夫，是顶进步、顶好的。教育的好处即在能以他力引生自力。” [23] “质言之，非乡村自身生出一个力量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单靠外力（政府的力量）绝对不行。” [24] “使农民的精神复苏而发动其进取心。” [25] “最好的文化就是增盛人的生命活动的文化;反之，最不好的就是那减低阻碍人们生命活动的。” [26] “简言之，就是提高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加强其机构力量。这是一个根本;从这根本才可以生出一些方法来。” [27]等等。2016 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扶贫与扶志、扶智的问题提出了：“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破解“三农问题”过程中提出的“双扶工程”，与梁漱溟的“透出人心”的主旨是相通，都是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出主体的精神和动力。当然，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梁漱溟并非只偏重“心”，而轻视了“物”，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曾明确提出：“有人误会我反对物质文明，反对工业;我安有此意。我对物质生产增加和生产技术改进，原是看得很重要的。”“经济的进步，我们看得很重;唯有经济进步，才让我们的生活能更合理。人类虽是理性动物，但理性之在人类，不论其在个体生命或社会生命中，其开发都是渐次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制度，也是要渐次的才能入于一种合理的安排，即渐次的把理性开发出来。而把帮助理性开发的，是经济。” [28]
第三，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以知识分子的良知，高度重视农民问题，并且号召和组织广大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例如，他指出“农民运动为中国今日必定要有的，谁若忽视农民运动，便是不识时务。” [29] “要积极使农业进步必须把握三个要点：一、流通金融;二、引入科学技术;三、促进合作组织” [30] “换句话说，革命的知识分子要下乡间去，与乡间居民打拼一起拖引他们上来。” [33] “知识分子今后要想在解决中国问题上表见力量，非与农民联合起来，为农民说话，以农民为后盾不可。” [34] “照我们的分析是：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要在知识分子和乡下人身上求;已是无疑，不必再说：要研究的是他们以如何方式构合成一力量。那自然就是我们乡村运动这一条道了。” [35] “乡村一天一天破坏，在农工生产者虽感痛苦，因无知识，不能说话。知识分子虽有说话资格，而未易感觉若何切肤痛苦。同时复以没有在乡村以外的一种势力，与乡村相对待，乡村意识不分明，自没有人专为乡村说话。所以乡村尽管破坏，却从来不闻人呼痛，也没有发生激烈的争执……痛而疾呼的还是知识分子;因为在此社会中知觉最敏的还是他。” [36] 根据梁漱溟对于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紧密结合的呼吁，联系近期在山东发生的合村并居风波，最先发声的还是温铁军、贺雪峰等知识分子，他们是最敏锐的，且能够发出声音。[37]此外，党中央陆续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学生村官计划、乡村振兴战略等，号召广大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发展，去西部发展。而且就在2020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回信，肯定他们到边疆基层工作的选择，对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出殷切期望。[38]而梁漱溟那个时代，没有国家的号召，全凭知识分子自己的思想觉悟、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学习的地方。 三、小结
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到当下中国共产党破解“三农问题”的伟大实践，虽然两者相距八九十年，但是中国依然是一个农村地域广阔、农民人口众多、农业相对薄弱的国家，而且两者都是围绕一个“农”字。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也有巨大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不能苛求前人，我们只能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从而走好当下的道路。所以，通过回顾梳理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利弊得失，可以为当下中国“三农问题”的破解带来有益的启示，主要是包括反面启示和正面启示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后者主要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知行合一”原则、对各项“软实力”（文化、精神、志气、教育等）的高度重视以“透出人心”、号召并践行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等。学习“四史”，勿忘历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破解“三农问题”的实践史，我们一定要深刻掌握和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要时刻把握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解决矛盾的时候，要时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只有当我们真正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并切实为绝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我们才能不仅方向正确，而且方法正确。——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方向，唯物辩证法就是方法。同时，我们要以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破解“三农问题”的伟大实践中去，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注释：
[1]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14页。
[2]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3]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96页。
[4] 同上，第311页。
[5] 同上，第412页。
[6] 同上，第131页。
[7] 同上，第179页。
[8]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02页。
[9] 同上，第410页。
[10] 梁漱溟.《梁漱溟文集》[M]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3页。
[11] 《中国共产党历史》[M]第二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96页。
[12] 同上，第456页。
[13] 同上，第503页。
[14] 景海峰.《梁漱溟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53页。
[15] （美）艾恺.《这个世界会好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5年，第86页。
[16] 同上，第126页。
[17]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3页。
[18] 同上，第165页。
[19] 丁耘.《大陆新儒家与儒家社会主义——以梁漱溟为例》[J].文化纵横.2010（02）.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21]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
[22] 同上，第138页。
[23]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2页。
[24] 同上，第187页。
[25] 同上，第239页。
[26] 同上，第241页。
[27] 同上，第264页。
[28] 同上，第369页。
[29] 同上，第382页。
[30] 同上，第430页。
[31] 同上，第250页。
[32] 同上，第353页。
[33] 同上，第295页。
[34] 同上，第297页。
[35]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4页。
[36] 同上，第317页。
[37] 搜狐网.温铁军教授痛斥东部某省“合村并居” [EB/OL].https：//www.sohu.com/na/401495697_120620622， 2020-06-12.
[38]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习近平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的回信[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708/c64094-31775964.html， 2020-07-08.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3]梁漱溟.《梁漱溟文集》[M].濟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4]景海峰.《梁漱溟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
[5]（美）艾恺.《这个世界会好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5年.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7]丁耘.《大陆新儒家与儒家社会主义——以梁漱溟为例》[J].文化纵横.2010（02）.
[8]搜狐网.温铁军教授痛斥东部某省“合村并居” [EB/OL].https：//www.sohu.com/na/401495697_120620622， 2020-06-12.
[9]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习近平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的回信[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708/c64094-31775964.html， 2020-07-08.
作者简介：
吴发军（1982-），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