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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每个国家都进行了战时宣传,但总体而言,由于战火的影响,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普遍不明显,甚至在某些国家出现停滞和倒退状态。然而,这一时期的美国以传播效果的研究为突破口,不仅在传播学研究上有巨大突破,并且在战时新闻宣传方面打出了漂亮的“攻坚战”。从历史上来看,对于美国,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包括新闻传播事业),二战都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而对于中国,二战结束后中国的胜利虽然奠定了政治的独立,但经济和文化(同样包括新闻传播事业)都遭受到不小的打击。本文通过对中美两国在二战时期新闻传播事业的比较,探寻美国新闻事业在二战期间和之后产生巨大飞跃的原因,明确“新闻”与“传播学”的重要联系,强调媒介更新的作用,找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可以从美国新闻界发展中提取的可借鑒的地方。
关键词二战 美国 中国 传播 新闻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9-235-04
文章的开始要先声明一个概念——关于“二战”:中国抗日战争是从1937年算起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是以1939年德国袭击波兰为标志的。由于笔者是站在中外对比的角度论述,但美国参战时间较晚,没有鲜明的时间标志,所以这里以前者时间跨度作为本文讨论的依据。
虽然中美在这一时间的历史背景有很多不同,最大不同则在于战火烧到了中国却没有烧到美国,但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二者共同面对战争,其总体环境基本一致,新闻传播事业受到战争的影响也有相似之处。
一、二战:中美新闻传播事业面对的相同时代环境
虽然二战之前,中国和美国有不同的发展境遇,但是总体而言,在新闻传播领域和两国人民的普遍心态方面,有着相似之处:
(一)参战之前舆论有不同倾向
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由于政治阵营的分野,中国共产党和爱国人士与国民党之间对于是否抵抗日本侵略者有着不同的态度:于1937年11月到12月一个月时间内,在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上海,停刊的《救亡日报》、《立报》、《民报》、《时事新报》、《中华日报》、《神州日报》、《大公报》、《申报》八家报刊都是主张抗日的报纸。而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国民党报刊在1936年10月10日的报道中还是一片“和谐”景象:《中央日报》、《中国日报》、《新京日报》等南京报纸集体纪念双十节,沉浸在欢乐之中。冯玉祥先生提醒人们:“要想收回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却只有几家报纸登出,对抗战情绪的淡化在这一事件中便可了然。
与当时的中国的情况相似,美国在参战之前,新闻界的舆论导向反映了政治上的分歧,从时间上我们不妨从1940年说起:关于美国在1939年欧洲爆发的战争中扮演什么角色,民主党和共和党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保守的共和党倾向于“孤立主义”,而民主党则准备抵抗战争扩大的安全威胁。这一背景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著刘海龙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4章《人民的选择:政治宣传中的媒体》部分有所阐释。
在被卷入战争之前,两个国家的新闻传播舆论环境十分相似:两种不同的呼声都很强烈,是否抵抗或参战的矛盾冲突也十分突出,新闻舆论与政治选择联系密切。下面的这个例子应该很说明问题: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电台上发出这样的讯息:“当你们的儿子在欧洲的某个战场上奄奄一息……叫喊着‘妈妈!妈妈!’的时候,不要怪富兰克林·D·罗斯福把你们的儿子送上战场,要怪就怪你们自己吧,因为是你们把富兰克林·D·罗斯福送进了白宫!”这都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背景决定的。
(二)人民的恐慌心态与新闻传播事业相互影响
之所以将二战之前及战争期间人民的恐慌心态作为与新闻传播密切相关的一个内容,是因为恐慌的心态增加了大众内心的不确定性,也就增加了战时宣传得到巨大效果的可能性。然而,在民众的恐慌心态影响媒介之前,新闻首先将大众推向恐慌。
作为媒介运作已经较为成熟的美国,1939年就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比尔·亨利和相互广播公司的阿瑟·曼派到欧洲战场,成为第一批电台记者。随后对欧洲战场的报道使美国人对欧洲的战争情况十分了解:是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这样描述爱德华·R·默罗报道的纳粹空袭伦敦的广播:“你在我们的房舍里焚烧了伦敦城,我们感受到了那熊熊火焰。”
中国在完全进入抗日战争之前经历着历史上一段痛苦的时期:列强企图瓜分中国,日本人野心持续膨胀,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过后,企图将国内矛盾转加到中国,中国长时间以来都受到侵略的影响,国内动荡,对于日本是否会全面侵略中国,中国人民恐慌情绪广泛存在。
二、二战:中美两国新闻传播事业不同的发展道路
虽然同样面临战争,虽然两国的新闻传播事业都受到了政治、国民心态等方面的影响,但是不得不说,两个国家的新闻传播思想和条件的差异性把两个国家在二战期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推上了不同道路。
(一)二战时期中美两国媒体发展比较
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即讯息”: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以此为理论依据,我们对新的媒介的产生就会有这样一种认识:新的媒介不仅仅成为人们了解信息的一种渠道,更重要的是它产生本身就是一种讯息。
事实上,我们不妨把这种观点引申或者扩展一下:不仅仅是新的媒介在讯息提供上起着重要作用,媒介本身的运用成熟程度也体现着一个国家传播讯息的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和美国对相同媒介的不同的运用情况就体现着两国在讯息传播方面的差异。
1.二战:中美纸面媒体显示不同倾向
在《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一书中,第一章的内容就是“美国新闻界的历史遗产”,充分说明了美国拥有厚实的新闻传统。1776年7月4日独立的美国,早在1690年殖民地时期就创办了第一张报纸《国内外公共事件》。在长期的为自由平等而斗争的过程中,美国的新闻传播业走向独立。经过250年的发展,美国的新闻传播水平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加之纸面媒体是新闻传播较早运用的媒体,美国在相关事务上远比1815年由英国传教士带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才开始现代报刊事业的中国娴熟的多。
虽然战火没有烧到美国,但是美国对战争的相关报道绝不比“本土战场国家”逊色。当时,派驻国外的专职记者多大500人,《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等报刊,《时代》、《生活》、《新闻周刊》等杂志都有自己的驻外记者。在战争中牺牲的37名美国记者中,有11名通讯社记者,10名报纸记者,9名杂志记者,其中纸面媒体牺牲的记者占记者牺牲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从这个数据中不难看出,二战期间美国纸面媒体的活跃程度。
之前已经讲到,美国新闻事业皱着独立自由的传统,虽然二战时期国家发布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准则》等检查制度,并且进行新闻宣传,但是相比于中国,美国的新闻报道更加客观,新闻性也更强。美国记者对中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采访就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新闻报道的全面性、客观性。
二战时期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历史总结中,我们往往分为根据地新闻事业、国统区新闻事业和沦陷区新闻事业。这里,我们试图把这三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探讨中国二战时期新闻传播事业在纸面媒体方面的特点。
关于媒介的客观性,中国新闻历史上梁启超在1912年办《庸言》时提出主张用平允之言、实用之言、独立之言。《大公报》有“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信条。在中国现代报业的短暂繁荣时期,以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为代表的一批新闻人都主张实行客观性原则。但是,关于“运用客观的手法”进行报道的观点再一次提出是在1956年刘少奇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一次指示中。在中间的这一段时间内,包括二战时期,报纸更多的成为政党的宣传工具,甚至是不同利益集团斗争的工具。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传播的整体确实还没有达到一定的客观性。
总结美国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的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1)报刊、杂志、通讯社整体活跃;(2)纸面媒体报道的客观性、全面性、国际性强。与之相比,中国纸面媒体的新闻传播则呈现报刊内容主要局限于本国(全面性、国际性较差)和杂志发展滞后的特点。内容的局限与当时中国忙于应战,无力顾及其他国家战事的情况有关;杂志发展滞后则源于中国在媒介运用水平上与美国的差距。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这一时期的纸面媒体已经快速发展,正在向成熟的传播方式迈进。
综上,中美二战时期纸面媒体仍然遵循各自不同的发展传统前进,而美国的报道更加成熟客观,并且将媒介运用的充分性扩充到最大化。中国在这方面还有提升空间。
2.二战:中美广播应用能力差距明显
1925年7月,日本的“关东递信局”在大连设立了“大连放送局”,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而中国政府自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哈尔滨广播电台)则成立于1926年10月1日。再与世界上第一座向政府登记的(言外之意,广播电台的出现有可能早于“向政府登记的广播电台”)广播电台——美国匹兹堡KDKA广播电台——相比,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又晚了6年。同样的媒介,起步时间又有不同,这似乎再一次决定了两个国家在媒介运用上的差距。
美国的广播业在美国的发展速度十分迅猛,在二战之前已经能产生巨大影响力。1938年“火星人入侵”事件引起的美国大众的恐慌,表明广播在美国的受众广泛,同时也展示了当时美国广播新闻的可信度与影响深度。二战期间,以声音和实效为优势的广播,更受到美国人的青睐。日本太平洋舰队袭击夏威夷群岛珍珠港的消息首先就是通过相互广播公司传出的,当时播音员莱恩·斯特林正在解说纽约的一场橄榄球赛。在之后的战争中之前提到过的爱德华·R·默罗以《这里是伦敦》的现场广播报道一举成名。
同一时期的中国广播事业则不如纸面媒体发展得快,加上战争的原因,一些已有的电台被摧毁或者被侵略者侵占,战争使得财力匮乏,无力发展大规模的广播技术事业:这些导致中国与美国的广播传播能力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1940年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成并开播,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广播事业的开端。虽然这是一件具有开创性的事件,但是,中国无产阶级广播事业与美国相比相差了20年。更为遗憾的是,由于设备简陋,零配件奇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创建后时播时停,1943年春,该台引大型电子管被烧,不得不暂停播音,直至1945年9月5日才恢复播音。在这种情况下,广播在中国起到的宣传和新闻传播作用的局限性可想而知。
以上主要从纸面媒体和广播两个方面对比了中美二战期间在不同媒介使用能力上的差异,在一些研究中,大家更愿意把这种现象归因于美国的经济基础比中国强大、美国受到的战争困扰比中国少。这些原因本人都不否认,但笔者认为,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可能被大家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研究对新闻事业有巨大推动作用,而这也是美国在二战以后新聞传播事业产生质的飞跃的重要基础。
(二)二战时期中美两国传播研究对新闻事业的作用比较
虽然当前本科生的两本关于新闻历史的教材分别称作“中国新闻传播史”和“外国新闻传播史”,但是个人认为,这两本教材的共同特点是:重新闻,轻传播——两本书完全可以叫做“中国新闻史”和“外国新闻史”。在这篇文章中,笔者也在试图探索,希望在新闻和传播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探讨一下传播学对于新闻学的作用。二战期间,美国的传播学发展几乎就是以战争为契机的,取得了巨大进展,进一步确定了以效果研究为主要路线的传播学研究方式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进展几乎为空白。
1.战时宣传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事业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针对很多问题进行了传播学方面的研究,其中与二战最为密切的是拉斯韦尔的战时传播项目——有关宣传信息的内容分析。宣传分析的主要侧重点是始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期的媒体内容。
“如果美国要更深入的卷入这场战争,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制定战争的目的,它应该根据加强、而不是削弱我们的联盟的士气来形成。因此,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政治符号在我们潜在的联盟的生活中的作用。”拉斯韦尔非常清楚自己所带领的传播项目的目的,事实上他也达到了自己的目标。通过对39份外国报纸的内容分析,宣传项目的研究为美国探索对外宣传提供了值得借鉴的道路。
二战之前的历史情况是这样的:美国的民众受到欧洲局势变革的影响,对长时间的安全威胁已经产生了恐慌心理。二战开始之后,民众关注着欧洲战局的变化,加之成熟的媒体报道,美国人对欧洲的战况十分了解,恐慌升级。在持续的恐慌中,对战争的厌恶感增加,所以对美国是否参战的问题(尤其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在美国国内分歧较大。一战结束后不久,二战又迅速到来,也是大部分国家群众厌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原因在美国也存在。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参战迅速,并且在战争后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来自战时宣传的成功,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二战时宣传的成功与战时宣传研究当然是分不开的。
或许我们可以以历史的角度纵向回顾美国参加的战争,二战过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甚至伊拉克战争,美国的战时新闻宣传都让人不得不叹服。小说《幽暗之地》中就描写了越南战争期间一个挖空心思要发明一套攻无不克的心理战系统来为美国政府服务的人的生活状态,小说中对美国的战时新闻宣传就有详细的描述。由此可以看出,战时宣传的研究项目不仅在二战期间为美国人提供了新闻宣传的武器,更成为一种传统,对现今的新闻宣传(尤其是美国的战时新闻宣传)起着重要作用。
以上内容充分说明了传播学研究对新闻事业的指引作用,当然,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在二战期间的新闻宣传方面充分运用了新闻与传播的这层关系,通过传播学的研究推动了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
与之相比,中国这一时期还没有建立传播学体系,严格说来,中国传播学体系建立应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并且普遍的意见是中国传播学的开端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照这样说来,二战期间,中国想通过传播学研究发展新闻事业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从这一点说,理论上与美国的落后导致了实践上(之前谈到的)媒体应用能力的差距。
2.战时总体传播学研究与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
打开《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一书,分析一下14个里程碑中在二战期间的数量,就不难了解二战期间美国传播学研究的热度:1938年的“火星人入侵”是美国参战之前的民众恐慌现象,1940-1944持续四年的时间对总统选举进行研究,表现了美国政治与传播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可以知晓二战期间美国的稳定——毕竟有很多“安静的书桌”供学者进行传播学研究;关于日间广播连续剧的“使用于满足”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美国广播媒介传播的强大功能;“电影实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美国士兵的说服”更说明了传播学研究与宣传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或者从媒介特点,或者从传播与政治的关系,或者从媒介功能,或者从宣传角度,直接或间接的为新闻传播提供了可借鉴的因素。
对于上面的论述,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1)关于“传播学研究”的概念:由于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等学者不承认传播学,但是他们的研究为传播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并且《传播学史》一书中收录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所以本文中之前将这些成果都算作传播学研究的一部分。(2)二战期间传播学的发展有赖于“政府与军方同媒体的联盟”:媒介、政府、军工企业所构成的联合体实质上共同控制了美国社会的传播。
总体来说,美国传播学的研究和发展,为新闻传播事业的推进奠定了基础。之前已经说过,中国这一阶段在理论方面的差距还比较大,在战争中,中国以报刊为主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索,但是与美国处于相对和平的境遇和环境相比,没有资本进行大规模传播学研究的运作,从学科体系和资金方面条件都不成熟,这也就是两国传播事业二战期间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三、二战:是发展机遇还是拦路虎
础要的原因,传播学研究上有巨大突破,并且在战时新闻宣传方面打好在引言中已经说到,中国和美国在二战期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可以说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如果用另一个国家和美国进行比较,至少在纸面媒体和广播实务上,国家之间的差别也许并没有那么大。但是,不论哪一个美国之外的国家,在传播学发展进程上,都相对落后,中美之间的对比只是使这一时期的传播情况对比更加鲜明而已。
二战之后,中国和美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从之后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二战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积累对下一时期的进步有着怎样的影响。
(一)二战后中美新闻传播事业的不同走向
二战之后,中国又陷入了解放战争,连续三年的战争不仅仅是资源土地和人口的争夺,也是双方相互破坏媒介的过程,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这三年中,新闻传播事业都没有大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新闻传播工作进行重建,但是战争的破坏和之前并不雄厚的基础,使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前进非常缓慢。直到20世纪末,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才明显缩小。
美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则是以新媒介——电视——迅速占据中心舞台为特点,再次援引“媒介即讯息”的理论,美国的新闻传播有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纸面媒体、听觉媒体、视觉媒体在竞争中提升各自在新闻传播系统中的作用。除了媒介的更新之外,美国在二战期间的传播学研究,為战争期间的新闻宣传提供了重要参考。二战时期奠定的政治与新闻紧密联系的基础,使总统(艾森豪威尔)和新闻界密不可分。
总之,二战时期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积累,成为美国和众多国家不同的战后媒介发展机遇。对于美国来说,二战成为它发展新闻传播事业的重要机遇,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而言,二战却成为新闻传播事业的“拦路老虎”。
(二)二战过后中美新闻传播学发展差异背后
讨论到现在,个人认为可以对前面的内容做一个总结:
在二战期间和过后中美新闻传播学发展差异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的不仅仅是二战当时一个贫困被侵略的国家和一个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差距,更应该以史为鉴,联想到当今中国与美国新闻传播上的不同,寻找可改进之处。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传播学研究,通过传播学的宏观发展促进新闻事业的进步。个人认为,从新闻实务的角度来看,黄远生时代出现的一批优秀的中国新闻人已经为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开了个好头,黄远生一个“四能”就概括了当今新闻采写教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所以说,中国新闻在实务方面并不完全落后于西方。
但是,新闻更重要的是思想,美国确立的传播学效果研究指引了美国新闻界向大众靠拢,造成了其新闻传播思想、体制和过程的成熟。美国新闻传播的成功之处在于“新闻”与“传播”的有机结合,研究与事件的相互配合。当然,研究发展的资本很大程度上依赖教育,这也是中国在新闻传播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强调独立的新闻视野,新闻宣传有分有合。美国战时宣传的成功与其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并不矛盾:虽然有利用新闻进行宣传的时候,但是美国新闻的传统是客观真实的。重要的是,中国和美国对于媒介功能观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美国重视新闻和科学,中国则重视政治和意识形态。
二战期间,同样是需要政治宣传的年代,有500名(甚至可能更多)的记者或者到前线,或者到中国的根据地,追求新闻的真实性,而中国也需要加紧步伐走出去,以独立的视角、真实的立场报道事件。
第三,发展科技,促进传播媒介更新。从纸面媒体到广播到电视,美国在媒介更新方面一直都走在世界的前面。传播媒介的作用既然强大,我们也可以合理利用,当然,这需要科技上的强力支持。
总之,通过对二战期间中美两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如果能立足大历史观,我们可以从二战时期的差异找到今天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把“新闻”与“传播”紧密联系起来,重视传播学的研究对新闻事业的影响,树立独立客观的新闻眼光,并且发展科技,更新媒介,从美国新闻事业的成功中得到有益的经验,并转化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财富,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才能够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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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二战 美国 中国 传播 新闻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9-235-04
文章的开始要先声明一个概念——关于“二战”:中国抗日战争是从1937年算起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是以1939年德国袭击波兰为标志的。由于笔者是站在中外对比的角度论述,但美国参战时间较晚,没有鲜明的时间标志,所以这里以前者时间跨度作为本文讨论的依据。
虽然中美在这一时间的历史背景有很多不同,最大不同则在于战火烧到了中国却没有烧到美国,但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二者共同面对战争,其总体环境基本一致,新闻传播事业受到战争的影响也有相似之处。
一、二战:中美新闻传播事业面对的相同时代环境
虽然二战之前,中国和美国有不同的发展境遇,但是总体而言,在新闻传播领域和两国人民的普遍心态方面,有着相似之处:
(一)参战之前舆论有不同倾向
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由于政治阵营的分野,中国共产党和爱国人士与国民党之间对于是否抵抗日本侵略者有着不同的态度:于1937年11月到12月一个月时间内,在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上海,停刊的《救亡日报》、《立报》、《民报》、《时事新报》、《中华日报》、《神州日报》、《大公报》、《申报》八家报刊都是主张抗日的报纸。而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国民党报刊在1936年10月10日的报道中还是一片“和谐”景象:《中央日报》、《中国日报》、《新京日报》等南京报纸集体纪念双十节,沉浸在欢乐之中。冯玉祥先生提醒人们:“要想收回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却只有几家报纸登出,对抗战情绪的淡化在这一事件中便可了然。
与当时的中国的情况相似,美国在参战之前,新闻界的舆论导向反映了政治上的分歧,从时间上我们不妨从1940年说起:关于美国在1939年欧洲爆发的战争中扮演什么角色,民主党和共和党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保守的共和党倾向于“孤立主义”,而民主党则准备抵抗战争扩大的安全威胁。这一背景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著刘海龙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4章《人民的选择:政治宣传中的媒体》部分有所阐释。
在被卷入战争之前,两个国家的新闻传播舆论环境十分相似:两种不同的呼声都很强烈,是否抵抗或参战的矛盾冲突也十分突出,新闻舆论与政治选择联系密切。下面的这个例子应该很说明问题: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电台上发出这样的讯息:“当你们的儿子在欧洲的某个战场上奄奄一息……叫喊着‘妈妈!妈妈!’的时候,不要怪富兰克林·D·罗斯福把你们的儿子送上战场,要怪就怪你们自己吧,因为是你们把富兰克林·D·罗斯福送进了白宫!”这都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背景决定的。
(二)人民的恐慌心态与新闻传播事业相互影响
之所以将二战之前及战争期间人民的恐慌心态作为与新闻传播密切相关的一个内容,是因为恐慌的心态增加了大众内心的不确定性,也就增加了战时宣传得到巨大效果的可能性。然而,在民众的恐慌心态影响媒介之前,新闻首先将大众推向恐慌。
作为媒介运作已经较为成熟的美国,1939年就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比尔·亨利和相互广播公司的阿瑟·曼派到欧洲战场,成为第一批电台记者。随后对欧洲战场的报道使美国人对欧洲的战争情况十分了解:是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这样描述爱德华·R·默罗报道的纳粹空袭伦敦的广播:“你在我们的房舍里焚烧了伦敦城,我们感受到了那熊熊火焰。”
中国在完全进入抗日战争之前经历着历史上一段痛苦的时期:列强企图瓜分中国,日本人野心持续膨胀,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过后,企图将国内矛盾转加到中国,中国长时间以来都受到侵略的影响,国内动荡,对于日本是否会全面侵略中国,中国人民恐慌情绪广泛存在。
二、二战:中美两国新闻传播事业不同的发展道路
虽然同样面临战争,虽然两国的新闻传播事业都受到了政治、国民心态等方面的影响,但是不得不说,两个国家的新闻传播思想和条件的差异性把两个国家在二战期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推上了不同道路。
(一)二战时期中美两国媒体发展比较
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即讯息”: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以此为理论依据,我们对新的媒介的产生就会有这样一种认识:新的媒介不仅仅成为人们了解信息的一种渠道,更重要的是它产生本身就是一种讯息。
事实上,我们不妨把这种观点引申或者扩展一下:不仅仅是新的媒介在讯息提供上起着重要作用,媒介本身的运用成熟程度也体现着一个国家传播讯息的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和美国对相同媒介的不同的运用情况就体现着两国在讯息传播方面的差异。
1.二战:中美纸面媒体显示不同倾向
在《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一书中,第一章的内容就是“美国新闻界的历史遗产”,充分说明了美国拥有厚实的新闻传统。1776年7月4日独立的美国,早在1690年殖民地时期就创办了第一张报纸《国内外公共事件》。在长期的为自由平等而斗争的过程中,美国的新闻传播业走向独立。经过250年的发展,美国的新闻传播水平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加之纸面媒体是新闻传播较早运用的媒体,美国在相关事务上远比1815年由英国传教士带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才开始现代报刊事业的中国娴熟的多。
虽然战火没有烧到美国,但是美国对战争的相关报道绝不比“本土战场国家”逊色。当时,派驻国外的专职记者多大500人,《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等报刊,《时代》、《生活》、《新闻周刊》等杂志都有自己的驻外记者。在战争中牺牲的37名美国记者中,有11名通讯社记者,10名报纸记者,9名杂志记者,其中纸面媒体牺牲的记者占记者牺牲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从这个数据中不难看出,二战期间美国纸面媒体的活跃程度。
之前已经讲到,美国新闻事业皱着独立自由的传统,虽然二战时期国家发布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准则》等检查制度,并且进行新闻宣传,但是相比于中国,美国的新闻报道更加客观,新闻性也更强。美国记者对中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采访就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美国新闻报道的全面性、客观性。
二战时期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历史总结中,我们往往分为根据地新闻事业、国统区新闻事业和沦陷区新闻事业。这里,我们试图把这三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探讨中国二战时期新闻传播事业在纸面媒体方面的特点。
关于媒介的客观性,中国新闻历史上梁启超在1912年办《庸言》时提出主张用平允之言、实用之言、独立之言。《大公报》有“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信条。在中国现代报业的短暂繁荣时期,以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为代表的一批新闻人都主张实行客观性原则。但是,关于“运用客观的手法”进行报道的观点再一次提出是在1956年刘少奇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一次指示中。在中间的这一段时间内,包括二战时期,报纸更多的成为政党的宣传工具,甚至是不同利益集团斗争的工具。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传播的整体确实还没有达到一定的客观性。
总结美国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的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1)报刊、杂志、通讯社整体活跃;(2)纸面媒体报道的客观性、全面性、国际性强。与之相比,中国纸面媒体的新闻传播则呈现报刊内容主要局限于本国(全面性、国际性较差)和杂志发展滞后的特点。内容的局限与当时中国忙于应战,无力顾及其他国家战事的情况有关;杂志发展滞后则源于中国在媒介运用水平上与美国的差距。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这一时期的纸面媒体已经快速发展,正在向成熟的传播方式迈进。
综上,中美二战时期纸面媒体仍然遵循各自不同的发展传统前进,而美国的报道更加成熟客观,并且将媒介运用的充分性扩充到最大化。中国在这方面还有提升空间。
2.二战:中美广播应用能力差距明显
1925年7月,日本的“关东递信局”在大连设立了“大连放送局”,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而中国政府自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哈尔滨广播电台)则成立于1926年10月1日。再与世界上第一座向政府登记的(言外之意,广播电台的出现有可能早于“向政府登记的广播电台”)广播电台——美国匹兹堡KDKA广播电台——相比,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又晚了6年。同样的媒介,起步时间又有不同,这似乎再一次决定了两个国家在媒介运用上的差距。
美国的广播业在美国的发展速度十分迅猛,在二战之前已经能产生巨大影响力。1938年“火星人入侵”事件引起的美国大众的恐慌,表明广播在美国的受众广泛,同时也展示了当时美国广播新闻的可信度与影响深度。二战期间,以声音和实效为优势的广播,更受到美国人的青睐。日本太平洋舰队袭击夏威夷群岛珍珠港的消息首先就是通过相互广播公司传出的,当时播音员莱恩·斯特林正在解说纽约的一场橄榄球赛。在之后的战争中之前提到过的爱德华·R·默罗以《这里是伦敦》的现场广播报道一举成名。
同一时期的中国广播事业则不如纸面媒体发展得快,加上战争的原因,一些已有的电台被摧毁或者被侵略者侵占,战争使得财力匮乏,无力发展大规模的广播技术事业:这些导致中国与美国的广播传播能力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1940年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成并开播,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广播事业的开端。虽然这是一件具有开创性的事件,但是,中国无产阶级广播事业与美国相比相差了20年。更为遗憾的是,由于设备简陋,零配件奇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创建后时播时停,1943年春,该台引大型电子管被烧,不得不暂停播音,直至1945年9月5日才恢复播音。在这种情况下,广播在中国起到的宣传和新闻传播作用的局限性可想而知。
以上主要从纸面媒体和广播两个方面对比了中美二战期间在不同媒介使用能力上的差异,在一些研究中,大家更愿意把这种现象归因于美国的经济基础比中国强大、美国受到的战争困扰比中国少。这些原因本人都不否认,但笔者认为,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可能被大家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研究对新闻事业有巨大推动作用,而这也是美国在二战以后新聞传播事业产生质的飞跃的重要基础。
(二)二战时期中美两国传播研究对新闻事业的作用比较
虽然当前本科生的两本关于新闻历史的教材分别称作“中国新闻传播史”和“外国新闻传播史”,但是个人认为,这两本教材的共同特点是:重新闻,轻传播——两本书完全可以叫做“中国新闻史”和“外国新闻史”。在这篇文章中,笔者也在试图探索,希望在新闻和传播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探讨一下传播学对于新闻学的作用。二战期间,美国的传播学发展几乎就是以战争为契机的,取得了巨大进展,进一步确定了以效果研究为主要路线的传播学研究方式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进展几乎为空白。
1.战时宣传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事业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针对很多问题进行了传播学方面的研究,其中与二战最为密切的是拉斯韦尔的战时传播项目——有关宣传信息的内容分析。宣传分析的主要侧重点是始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期的媒体内容。
“如果美国要更深入的卷入这场战争,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制定战争的目的,它应该根据加强、而不是削弱我们的联盟的士气来形成。因此,我们必须密切关注政治符号在我们潜在的联盟的生活中的作用。”拉斯韦尔非常清楚自己所带领的传播项目的目的,事实上他也达到了自己的目标。通过对39份外国报纸的内容分析,宣传项目的研究为美国探索对外宣传提供了值得借鉴的道路。
二战之前的历史情况是这样的:美国的民众受到欧洲局势变革的影响,对长时间的安全威胁已经产生了恐慌心理。二战开始之后,民众关注着欧洲战局的变化,加之成熟的媒体报道,美国人对欧洲的战况十分了解,恐慌升级。在持续的恐慌中,对战争的厌恶感增加,所以对美国是否参战的问题(尤其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在美国国内分歧较大。一战结束后不久,二战又迅速到来,也是大部分国家群众厌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原因在美国也存在。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参战迅速,并且在战争后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来自战时宣传的成功,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二战时宣传的成功与战时宣传研究当然是分不开的。
或许我们可以以历史的角度纵向回顾美国参加的战争,二战过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甚至伊拉克战争,美国的战时新闻宣传都让人不得不叹服。小说《幽暗之地》中就描写了越南战争期间一个挖空心思要发明一套攻无不克的心理战系统来为美国政府服务的人的生活状态,小说中对美国的战时新闻宣传就有详细的描述。由此可以看出,战时宣传的研究项目不仅在二战期间为美国人提供了新闻宣传的武器,更成为一种传统,对现今的新闻宣传(尤其是美国的战时新闻宣传)起着重要作用。
以上内容充分说明了传播学研究对新闻事业的指引作用,当然,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在二战期间的新闻宣传方面充分运用了新闻与传播的这层关系,通过传播学的研究推动了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
与之相比,中国这一时期还没有建立传播学体系,严格说来,中国传播学体系建立应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并且普遍的意见是中国传播学的开端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照这样说来,二战期间,中国想通过传播学研究发展新闻事业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从这一点说,理论上与美国的落后导致了实践上(之前谈到的)媒体应用能力的差距。
2.战时总体传播学研究与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
打开《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一书,分析一下14个里程碑中在二战期间的数量,就不难了解二战期间美国传播学研究的热度:1938年的“火星人入侵”是美国参战之前的民众恐慌现象,1940-1944持续四年的时间对总统选举进行研究,表现了美国政治与传播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可以知晓二战期间美国的稳定——毕竟有很多“安静的书桌”供学者进行传播学研究;关于日间广播连续剧的“使用于满足”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美国广播媒介传播的强大功能;“电影实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美国士兵的说服”更说明了传播学研究与宣传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或者从媒介特点,或者从传播与政治的关系,或者从媒介功能,或者从宣传角度,直接或间接的为新闻传播提供了可借鉴的因素。
对于上面的论述,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1)关于“传播学研究”的概念:由于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等学者不承认传播学,但是他们的研究为传播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并且《传播学史》一书中收录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所以本文中之前将这些成果都算作传播学研究的一部分。(2)二战期间传播学的发展有赖于“政府与军方同媒体的联盟”:媒介、政府、军工企业所构成的联合体实质上共同控制了美国社会的传播。
总体来说,美国传播学的研究和发展,为新闻传播事业的推进奠定了基础。之前已经说过,中国这一阶段在理论方面的差距还比较大,在战争中,中国以报刊为主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索,但是与美国处于相对和平的境遇和环境相比,没有资本进行大规模传播学研究的运作,从学科体系和资金方面条件都不成熟,这也就是两国传播事业二战期间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三、二战:是发展机遇还是拦路虎
础要的原因,传播学研究上有巨大突破,并且在战时新闻宣传方面打好在引言中已经说到,中国和美国在二战期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可以说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如果用另一个国家和美国进行比较,至少在纸面媒体和广播实务上,国家之间的差别也许并没有那么大。但是,不论哪一个美国之外的国家,在传播学发展进程上,都相对落后,中美之间的对比只是使这一时期的传播情况对比更加鲜明而已。
二战之后,中国和美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从之后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二战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积累对下一时期的进步有着怎样的影响。
(一)二战后中美新闻传播事业的不同走向
二战之后,中国又陷入了解放战争,连续三年的战争不仅仅是资源土地和人口的争夺,也是双方相互破坏媒介的过程,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这三年中,新闻传播事业都没有大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新闻传播工作进行重建,但是战争的破坏和之前并不雄厚的基础,使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前进非常缓慢。直到20世纪末,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才明显缩小。
美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则是以新媒介——电视——迅速占据中心舞台为特点,再次援引“媒介即讯息”的理论,美国的新闻传播有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纸面媒体、听觉媒体、视觉媒体在竞争中提升各自在新闻传播系统中的作用。除了媒介的更新之外,美国在二战期间的传播学研究,為战争期间的新闻宣传提供了重要参考。二战时期奠定的政治与新闻紧密联系的基础,使总统(艾森豪威尔)和新闻界密不可分。
总之,二战时期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积累,成为美国和众多国家不同的战后媒介发展机遇。对于美国来说,二战成为它发展新闻传播事业的重要机遇,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而言,二战却成为新闻传播事业的“拦路老虎”。
(二)二战过后中美新闻传播学发展差异背后
讨论到现在,个人认为可以对前面的内容做一个总结:
在二战期间和过后中美新闻传播学发展差异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的不仅仅是二战当时一个贫困被侵略的国家和一个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差距,更应该以史为鉴,联想到当今中国与美国新闻传播上的不同,寻找可改进之处。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传播学研究,通过传播学的宏观发展促进新闻事业的进步。个人认为,从新闻实务的角度来看,黄远生时代出现的一批优秀的中国新闻人已经为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开了个好头,黄远生一个“四能”就概括了当今新闻采写教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所以说,中国新闻在实务方面并不完全落后于西方。
但是,新闻更重要的是思想,美国确立的传播学效果研究指引了美国新闻界向大众靠拢,造成了其新闻传播思想、体制和过程的成熟。美国新闻传播的成功之处在于“新闻”与“传播”的有机结合,研究与事件的相互配合。当然,研究发展的资本很大程度上依赖教育,这也是中国在新闻传播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强调独立的新闻视野,新闻宣传有分有合。美国战时宣传的成功与其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并不矛盾:虽然有利用新闻进行宣传的时候,但是美国新闻的传统是客观真实的。重要的是,中国和美国对于媒介功能观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美国重视新闻和科学,中国则重视政治和意识形态。
二战期间,同样是需要政治宣传的年代,有500名(甚至可能更多)的记者或者到前线,或者到中国的根据地,追求新闻的真实性,而中国也需要加紧步伐走出去,以独立的视角、真实的立场报道事件。
第三,发展科技,促进传播媒介更新。从纸面媒体到广播到电视,美国在媒介更新方面一直都走在世界的前面。传播媒介的作用既然强大,我们也可以合理利用,当然,这需要科技上的强力支持。
总之,通过对二战期间中美两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如果能立足大历史观,我们可以从二战时期的差异找到今天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把“新闻”与“传播”紧密联系起来,重视传播学的研究对新闻事业的影响,树立独立客观的新闻眼光,并且发展科技,更新媒介,从美国新闻事业的成功中得到有益的经验,并转化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财富,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才能够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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