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科举和策论
　　晚清末年，改制无数，“科举”被废大概是让遗老遗少们最为糟心的一件大事，那些残留乡间懵懂憨痴的老童生，从当年颇受尊敬的人中龙凤，摇身一变成了下岗待业的收容对象。他们就像长在现代国家肌体上的脓血毒瘤，似乎人人都有份儿变身外科医生挥刀斩除。今人蔑视科举略显得有些幸灾乐祸，搭上过科举末班车的人倒是很实际，他们总觉科举是穷人谋生的手段，不走死求功名这条路难免让人看不起，寒门中举是荣耀门楣的大事，因为父辈不识字儿辈却有机会登堂入室，所以不好轻易啐骂科举害人。


　　“科举”挨骂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今人不了解考试规则，遂把“八股文”误当作科举的全部一律骂倒批臭。以为那些驼背缩腮，面目可憎的考生不过是一帮只会引经据典的迂腐书虫。在此需要澄清的是，明清以来的科考至少举行三场，第一场第二场铁定要考《四书》《五经》。不过别忘了科举考试还有第三场“策问”，这场涉及兵、农、刑、礼、吏治、河防、工赈，完全是聪明人摆弄的学问。如果细分出来，很像现在大学里的专科考试，考的是“经济史”“法律史”“边疆民族史”“思想史”之类的话题。
　　与须死记硬背的头场二场相比，这场出题仅靠那八股模仿秀的死功夫不大容易蒙混过关。即使到了殿试一级，皇帝也会特意强调不要一意揣摩古人文字，鼓励说出心里话，顺治年间到了皇帝面试的一级就规定策论不限长短，不得故意拘泥旧式用套话官话敷衍，要求直陈胸臆，无所隐瞒。
　　乾隆以前，第二场还有所谓表、诰、判等内容，表、诰模仿的是臣民上书皇帝或模拟皇帝下诏令议事，意思是测验考生站在不同方位处理政事是否允当，“判”就像现在的法律案例解读，列出几条案子考考法律知识和断案水准，几乎条条应对都要求切近实用，不说空话。如果再加上策论的部分，考生就如被摆上地方官员的位子处置公务，临场应变所要求的机敏迅捷绝非现在考生所能想像。乾隆之后虽取消了诰、表、判的测试，策论部分的发挥仍有相当难度，想靠花拳绣腿的虚词俗套蒙混过关绝无可能。
　　人们把“科举”与八股直接挂钩也不是没有理由，大致是因为八股文写作设置在头场和二场，头场二场不过，你就是满纸写出天花乱坠的治世奇想也是白搭，于是大家纷纷在八股文上比拼较劲，可遇到聪明人，这请君入瓮式的八股研习立刻就会变成束缚心灵的鸡肋，他们痛苦的是在考试策论之前还要背上一段格式严苛拘泥古板的经书文字，摹写一首矫揉造作的试帖诗，这是最虐心害人的事情，这部分通常称作时文制艺。但骂科举的人却几乎无人对“策论”的重要性提出质疑。
　　策问的重要性
　　“策问”的结构一般是四到五问，第一问大都与“经学”历史有关，相当于当今的“基础学科”测试，有强调“经”是立身之本的意思，这部分考的还是刻板记诵的死功夫，与第一二场的内容有交叉重叠的地方，目的是摸摸考生文献学的根底。
　　从第二问起考生自由发挥的余地开始增加。提问大多涉及制度史演变，例如中央官制沿革、官吏选拔考课之法。甚至会出现“何谓‘循吏’？”这样很难用只言片语回答的题目。
　　第三问常问及地方治理问题，水利海塘如何整治也会安排在这部分提及。
　　第四问包涵历史地理沿革的辨析或者是各类仓储积粟之法的议论。
　　考卷中如有第五问会涉及兵事和海防等议题。
　　策问还会考虑到地区性的状况，如江南的试题就会集中问及海塘工程沿革和漕运的利弊。道光年间海宁乡试的一道题曾专门讨论明代治河名家潘季驯的治水著作《河防一览议》，以及相关的多篇治河策的讨论。我看到一则有关“币制”的考题竟然细致地问到钱“币”用字从唐朝的隶、篆向宋代草、行书转变后如何换算这样的专门话题。
　　“策问”题目的字数一般都较长，往往是考官发表一种见解，由考生验证或反驳。道光元年海宁的乡试卷子中有一条讨论“保甲”的题目，从周代保甲创立开始谈起，一直讲到明代的保甲制度沿革，俨然就是一篇“保甲史”。
　　考官的提问也很尖端，一是问宋代王安石力行保甲，百姓多觉不便，经司马光上疏废止，可为什么明代王守仁在江西实行起来却卓有成效？二是问：城市乡镇人口聚居稠密，容易稽查，可那些山谷密林零敲碎打的地块，和隐秘偏远的寺庵居所如何巡查？对于密布客家棚民的萧疏地界，或者针对来往飘忽的商船渔户，保甲如何发挥编查的功用。提问结尾处不忘提醒说考生们来自田间，可以凭借各自的切实经验从容应对。
　　要准确回答策问中的内容，确实需要广博的知识储备和人生阅历，不是光凭死记硬背的笨功夫就能搞定。
　　走实践路
　　应对策问既然要具备相当渊博的见识，那么除八股制艺的训练外，考生这部分的知识从何获取呢？
　　从当事人的经历看，一条途径是在少儿的启蒙家教中有意进行灌输，清姚永概的父亲就强调须于农田水利上讲究一番，开具的书目中分地理（天文附）、兵盐、漕河、水利、农田、度支、礼乐、洋务数门，督促逐一细究。其实，儒者一直不回避研习日常俗事，一种说法叫做“习农业而无农心”，每天忙忙叨叨处理俗务还能守着心底那澹然纯净的道德气象才是真君子。
　　正因策问有利于实用，所以清末科举首先就从颠倒考试场序入手变革，最著名的一个举措是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发出“江楚会奏三疏”。
　　第一疏中就提出头场考试考中国政治、史事，称之为博学；二场考各国政治、地理、农工、武备、算学，名曰通才；这两部分考试内容相当于科举中的“策问”，一般都放在第三场，奏疏中却请求置于头场和二场，最传统的根本之学四书五经被挪到第三场，称之为纯正。道德根器之学与经世学问被完全倒置，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处于可有可无的位置。
　　江楚三疏发出后，在底层士绅中立刻得到了响应，同时也有所动作。比如一份日记记录着这年八月湖北黄安的童生朱峙三去私塾上课，塾师突然宣布不做八股文，改做“义论”，我猜塾师说的“义论”大致相当于“策问”类的题目。这天塾师出题叫“练兵论”。 　　此人据说喜读新书，思想新锐，就在几天前还出过《中国易于富强论》这样的时髦题目。更有如下新式策问曰：中国欠西洋款项四十年才能还清，你有何办法？有点让人吃惊的是，这名草根塾师居然还能抛出如下相当先锋的问题：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的区别何在？
　　不过，在乡里民间，对时事策问考试的抵制一直存在，县级考试出题凡涉时务时，往往就有大批学生罢考。
　　名师和外援
　　要在策问里填充进现代知识，光靠科举系统内部的变通改制显然不够，以日本为师遂成时髦的进学捷径。那时清廷还没明令开设学堂，各省都是自行发动，地方官也是不理不睬，听之任之。
　　私塾改为学堂最缺乏的就是教师，塾师的知识结构太旧，对算学理工政法这些新学问茫然无知，最简捷的办法一是请外教，二是直接派青年赴邻近日本留学，归国后再教学堂，这个时期小学堂大多喜欢聘请日本教习，原来热衷科举的家族也愿意把孩子送往日本做短期培训，其中不乏速成的功利考量。
　　去日本读速成师范和法政科目的学生居多，一般是公费捐款和自费留洋二种自选其一。如安徽某地赴日学生就以捐款公费二成，自费一成的比例获得资助，条件是学成归国后须给家乡服务三年。
　　由于赴日学生太多，日本人也逐渐做起了骗钱的生意，据包天笑的回忆，速成师范不管学的程度如何文凭照发，一年就可毕业，回国即可混个小学教师资格骗吃骗喝。还有的更极端，对不懂日语的国人，日人一律迁就，干脆雇来口译人员，老师一面讲解，译员就站在一旁解说，更过分的是，居然有的日本教员还负责把日文教材直接翻译成中文供留学生阅读，这些海归回国后日语会奇烂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从日本归来的速成师范生经常笑话迭出，没有学问装的半瓶子醋，就敢上台东拉西扯，全靠在日本偷来的遗闻逸事吹牛媚众。县级师范班中的教习只认片假名、平假名，日文程度浅显的惊人，有一位堂长在东京只学了半年就敢上台肆意乱说。
　　时人觉得日本近代文化本来就贩自欧美，再经一道转手，国人全成了三道贩子，对贩卖货色的纯度顿生疑问。怪不得当时的试卷会出现这样的质疑：游学日本学生、上海学生个个猖狂放荡，不为人表率，不勤治学问，这样的学生可靠吗？若不废科举，恐自强无望，若不惩学生，却又有自由放任的弊端，到底该怎么办？
　　科举被废，教私塾的先生数量太大，又不能听任其下岗失业。于是各地纷纷办起了“师范传习所”，聘任留日学生给这些老冬烘授课，旧塾师经短期回炉培训后匆匆出任小学师范教员，算是暂时可以谋生。
　　台下常常坐着若干白发苍苍的老者，台上却站着个二十郎当岁的小青年，有的出国前还曾是台下某位老塾师的学生，回来一转眼就成了老师的师傅。这些“学生”比这些小老师年岁要长上一辈甚至两辈。在乡里要喊他公公的，底下没准还坐着姻亲中的尊长，世谊中的父执，这类师生尊卑颠倒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包天笑回忆，有一位青年看了一张传习所报名的单子，摇头道：“我不能教！”问他原因，原来里面有一位是教过他的老师。
　　分流
　　科举即废，基层教育难免陷入新旧杂糅的困境，在安徽办学堂的姚永概深知此敝，提出分流办学的思路。
　　他主张一部分高等学堂招收有旧学根底之人，让他们尽量多学西文和普通科学，因为无须担忧他们的国学基础不牢，良莠不分。发蒙阶段的小学堂应招收年龄小的学员，特重伦理道德根基的培养，同时兼顾研习算学、体操和音乐。
　　但这一思路无法改变近世中国人文教育滑坡的终极命运，府州县中学太偏于西学理工，国文素养持续走低，大学堂学生中文优秀者也寥寥无几。国文考试时经常搜出夹带者，学生也并不以为耻。
　　姚永概已洞察到学堂学生的心理变化，觉得他们戾气嚣张，藐视师长的行为随处可见，最终导致他愤而辞职。他在给侄子的一封信中写道：士大夫搞旧学应开通，玩新学应守法。大意是指迷恋新学者肤浅躁妄，很难打好学问的根基。
　　若比较科举和新学教育，我还是觉得科举三场考试兼顾的是道德人文与经世致用的均衡，其学问导向甚为妥帖。反观现代教育则一味追求实用，而没有人文的根基做底盘，养出的人才自然难免步入偏颇之途。
　　中外兼收，古今一体，当如何吸取淘汰，还需再做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