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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阮籍在乱世之中度日如年，具体表现为至慎玄远、与政治虚与委蛇、饮酒避祸三个方面，而且终究未能摆脱黑暗社会的毒害，耗尽了自己的生命。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阮籍的“生”比“死”更折磨人，他的心灵经历了炼狱般的折磨，因此给人一种更为强烈的压抑感与悲剧感，体现为一种忧生之悲。
关键词：阮籍；忧生；悲剧
作者简介：强璐（1992.5-），女，汉族，山西太原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1
阮籍一生都挣扎于一种极度沉重、无奈、苦闷、悲痛的心情中，郁郁不得志，在《咏怀》诗第一首中，他就这样写道：“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1]寥寥数语，道尽了诗人心中夹杂的沉重叹息与无奈苦闷，这让人感到一种浓重的悲观气氛。笔者认为阮籍在魏晋乱世中隐忍而战战兢兢的生存，最终耗尽了自己的生命，这种沉重的叹息来自于一种忧生之悲，忧生之悲折磨了他一生。
一、至慎玄远
阮籍的忧生之悲首先表现为一种至慎玄远的生存方式。阮籍以谨言慎行的态度闻名于世，李善曾说：“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2]可见阮籍一生生处乱世，为了避祸保全生命，他清幽至慎，委曲求全，他写的文章虽然一气呵成，任情而发，但又文多隐蔽，玄远幽深，百代难测。不仅如此，阮籍面对司马氏集团愈演愈烈的政治压力，为了不留下任何把柄，他更是至慎过人，或是发言玄远，讲一些玄妙幽深、漫无边际的道理，或是口不臧否人物，從不评论他人的功过是非，希望能够在无道社会中全身远害。
二、虚与委蛇
阮籍的忧生之悲还表现为与政治的“虚与委蛇”。典午之变之后，司马氏集团逼迫他出仕为官，作为一名正直的知识分子，阮籍对司马昭、何曾之流的矫情伪饰，对现实的黑暗是极度不满的，但面对暴力，面对性命的威胁，他又无勇气公开表示反抗，因此，为了摆脱政治羁绊，既保全生命，又不屈服于黑暗社会，阮籍在政治上采取一种与司马氏集团若即若离、虚与委蛇的韬晦之策。例如他在东平任职时，“坏府舍屏障， 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 旬日而还。”[3]可见阮籍知道自己的抱负无法实现，便无心于仕途竞进，即使出仕，也是表现出一种敷衍、游戏的态度，都不能为之长久，旬日而还。
三、饮酒避祸
阮籍的忧生之悲最后表现为一种饮酒避祸的生存方式。其实对阮籍来说，饮酒是不得已为之的，阮籍嗜酒酣昏，一方面是为了躲避司马氏集团那些或是拉拢，或是加害的枝枝毒箭。例如司马昭曾经想给他的长子司马炎求得阮籍之女，但阮籍对司马氏集团的篡权阴谋以及阴险面目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深知司马氏的这一举动是想借以政治婚姻来拉拢他，从而获得以他为代表的名士们的支持与合作，如果他当了这种不光彩的外戚，势必会被士人所不齿，因此他大醉六十日，使来求婚者无从开口，从而拒绝了这场联姻。此外，对于钟会等这样的小人为了讨好司马氏，并取得司马氏的信任和重用，多次企图从盘问套话中，让阮籍在动辄得咎的政治问题上表态，并且加害于他的卑劣行径，阮籍同样采取了酣醉不醒的办法，巧妙应付，进而化险为夷。另一方面，嗜酒酣昏是因为阮籍想变清醒为糊涂，《世说新语·任诞》中引王忱的话说：“阮籍胸中块垒，故须酒浇之。”[4]阮籍胸中之“块垒”指的就是一种苦闷与忧愁。饮酒其实是阮籍一生无助、痛苦的发泄，在酣醉中，他可以假假真真，以维持自己心中最后一道防线人格尊严，也可暂时忘却世事，平衡内心，但这又无异于“饮鸩止渴”，终究未能从现实的苦痛中逃离出来。
四、结语
从以上所述观之，阮籍为了在乱世之中保全生命，惶惶不可终日，可谓度日如年，在《咏怀》诗第三十三首中，阮籍描述了“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5]的痛苦。对于生存而言，这本身已经很悲剧了，然而，更为可悲的是，阮籍终究未能摆脱黑暗社会的毒害，最终还是在司马氏集团的逼迫之下写下了那篇直到如今都备受诽议的《劝进表》。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作为一个正直的文士，当阮籍将自己灌醉，一口气写下那篇“无所改窜”、“词甚清壮”的文章时，他心里的懊恼是多么的强烈，这也成为阮籍走向生命总结的催命符。而嵇康不同，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们二人都是愤世嫉俗，敢于直面黑暗社会的勇士，但在嵇康那里，似乎更为旷迈超拔以下，他生时刚直入世，峻烈坦荡，面对死亡，亦能从容不惧，宁死不屈，最终虽然身首异处，却“置之死地而后生”，嵇康的死是对生命的升华，这也换取了三千太学生动人的跪拜，为后世所称赞。嵇康的死，无疑是从容的、震撼的，是一种解脱，给人一种痛快淋漓之感，而阮籍的“生”比“死”更折磨人，他的心灵经历了炼狱般的折磨，因此给人一种更为强烈的压抑感与悲剧感。
注释：
[1]陈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74页。
[2]（梁）萧统编，（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9页。
[3]（唐）房玄龄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60页。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31页。
[5]陈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58页。
参考文献：
[1]陈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
[2]（唐）房玄龄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4]（梁）萧统编，（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关键词：阮籍；忧生；悲剧
作者简介：强璐（1992.5-），女，汉族，山西太原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1
阮籍一生都挣扎于一种极度沉重、无奈、苦闷、悲痛的心情中，郁郁不得志，在《咏怀》诗第一首中，他就这样写道：“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1]寥寥数语，道尽了诗人心中夹杂的沉重叹息与无奈苦闷，这让人感到一种浓重的悲观气氛。笔者认为阮籍在魏晋乱世中隐忍而战战兢兢的生存，最终耗尽了自己的生命，这种沉重的叹息来自于一种忧生之悲，忧生之悲折磨了他一生。
一、至慎玄远
阮籍的忧生之悲首先表现为一种至慎玄远的生存方式。阮籍以谨言慎行的态度闻名于世，李善曾说：“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2]可见阮籍一生生处乱世，为了避祸保全生命，他清幽至慎，委曲求全，他写的文章虽然一气呵成，任情而发，但又文多隐蔽，玄远幽深，百代难测。不仅如此，阮籍面对司马氏集团愈演愈烈的政治压力，为了不留下任何把柄，他更是至慎过人，或是发言玄远，讲一些玄妙幽深、漫无边际的道理，或是口不臧否人物，從不评论他人的功过是非，希望能够在无道社会中全身远害。
二、虚与委蛇
阮籍的忧生之悲还表现为与政治的“虚与委蛇”。典午之变之后，司马氏集团逼迫他出仕为官，作为一名正直的知识分子，阮籍对司马昭、何曾之流的矫情伪饰，对现实的黑暗是极度不满的，但面对暴力，面对性命的威胁，他又无勇气公开表示反抗，因此，为了摆脱政治羁绊，既保全生命，又不屈服于黑暗社会，阮籍在政治上采取一种与司马氏集团若即若离、虚与委蛇的韬晦之策。例如他在东平任职时，“坏府舍屏障， 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 旬日而还。”[3]可见阮籍知道自己的抱负无法实现，便无心于仕途竞进，即使出仕，也是表现出一种敷衍、游戏的态度，都不能为之长久，旬日而还。
三、饮酒避祸
阮籍的忧生之悲最后表现为一种饮酒避祸的生存方式。其实对阮籍来说，饮酒是不得已为之的，阮籍嗜酒酣昏，一方面是为了躲避司马氏集团那些或是拉拢，或是加害的枝枝毒箭。例如司马昭曾经想给他的长子司马炎求得阮籍之女，但阮籍对司马氏集团的篡权阴谋以及阴险面目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深知司马氏的这一举动是想借以政治婚姻来拉拢他，从而获得以他为代表的名士们的支持与合作，如果他当了这种不光彩的外戚，势必会被士人所不齿，因此他大醉六十日，使来求婚者无从开口，从而拒绝了这场联姻。此外，对于钟会等这样的小人为了讨好司马氏，并取得司马氏的信任和重用，多次企图从盘问套话中，让阮籍在动辄得咎的政治问题上表态，并且加害于他的卑劣行径，阮籍同样采取了酣醉不醒的办法，巧妙应付，进而化险为夷。另一方面，嗜酒酣昏是因为阮籍想变清醒为糊涂，《世说新语·任诞》中引王忱的话说：“阮籍胸中块垒，故须酒浇之。”[4]阮籍胸中之“块垒”指的就是一种苦闷与忧愁。饮酒其实是阮籍一生无助、痛苦的发泄，在酣醉中，他可以假假真真，以维持自己心中最后一道防线人格尊严，也可暂时忘却世事，平衡内心，但这又无异于“饮鸩止渴”，终究未能从现实的苦痛中逃离出来。
四、结语
从以上所述观之，阮籍为了在乱世之中保全生命，惶惶不可终日，可谓度日如年，在《咏怀》诗第三十三首中，阮籍描述了“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5]的痛苦。对于生存而言，这本身已经很悲剧了，然而，更为可悲的是，阮籍终究未能摆脱黑暗社会的毒害，最终还是在司马氏集团的逼迫之下写下了那篇直到如今都备受诽议的《劝进表》。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作为一个正直的文士，当阮籍将自己灌醉，一口气写下那篇“无所改窜”、“词甚清壮”的文章时，他心里的懊恼是多么的强烈，这也成为阮籍走向生命总结的催命符。而嵇康不同，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们二人都是愤世嫉俗，敢于直面黑暗社会的勇士，但在嵇康那里，似乎更为旷迈超拔以下，他生时刚直入世，峻烈坦荡，面对死亡，亦能从容不惧，宁死不屈，最终虽然身首异处，却“置之死地而后生”，嵇康的死是对生命的升华，这也换取了三千太学生动人的跪拜，为后世所称赞。嵇康的死，无疑是从容的、震撼的，是一种解脱，给人一种痛快淋漓之感，而阮籍的“生”比“死”更折磨人，他的心灵经历了炼狱般的折磨，因此给人一种更为强烈的压抑感与悲剧感。
注释：
[1]陈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74页。
[2]（梁）萧统编，（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9页。
[3]（唐）房玄龄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60页。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31页。
[5]陈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58页。
参考文献：
[1]陈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
[2]（唐）房玄龄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4]（梁）萧统编，（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