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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心里悄悄地计算一道题目:中国经济是否有可能在今年年底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大。这一即将发生的事实的意义在于: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如果“超日”目标实现,那将最直接地证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就。
不久前,我给一位曾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过五年的朋友出了一道计算题:大概过多久,中国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这位博士朋友很快给我回复,他的答案让人吃惊:中国的GDP总量将在2029年超过美国,到2049年——也就是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为美国的三倍!他的计算前提是:中国经济在2029年之前保持7%的增长,而2029年到2049年保持3%;美国保持2%的增长;中美两国的通货膨胀率均保持为2%;到2049年,中国人口14亿,美国则为4.5亿。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自175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在苦苦追赶的、曾经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将再次重回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宝座。
中国人的“赶超情结”已经生发了很多年。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发表了著名的“开除球籍”的论断,他说,“中国是有6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这时候,他提出的超越美国的时间表是50到60年。
1957年的10月4日和11月3日,苏联相继成功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更增加了毛泽东的紧迫感。11月,他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赫鲁晓夫告诉他,苏联将在15年后超过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毛应声回答说,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有意思的是,仅仅过了一年,毛泽东认为中国超过英国只需要两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大跃进”。
回过头来说今天。当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越了日本,而且有机会在二十年内超过美国的时候,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达到那样的目标。简单说,也就是怎么在未来的20年内保持7%的增长,以及在其后的20年内保持3%?
道路其实有两条,一是国家化的工业道路,以国有资本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力,二是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以多元化的资本格局推进经济的繁荣。
前面一条路,我们在1978年之前曾经尝试过。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提供过一组数据,他对1952年到1978年之间的亚洲各国人均GDP增长率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
后面一条路,是最近三十年所试验的。还是用麦迪森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达到6.6%,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则依次为2.1%、6.3%、4.8%、3.9%和4.7%。
把这些很枯燥的数据一一排列出来,是想表达这样的一个观点:中国的经济变革已经不能偏离市场化的路径。而市场化的终极目的,是民富大于强国。
“国强民富”是一个常常被顺口联在一起的成语,而事实上,国强未必民富,譬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日本和苏联,而民富也未必要国强,譬如当今的北欧诸国。未来三十年,中国变革的主题应当是,如何从国强进而到民富,如何让全民都能够享受到社会进步的福祉。只有在全民日渐富足与和谐的前提下,“赶日超美”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可能是又一次的GDP“大跃进”。
我们是否需要“赶日超美”?这是一个全民勇气的问题。我们将如何“赶日超美”?这是一个全民智慧的问题。
不久前,我给一位曾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过五年的朋友出了一道计算题:大概过多久,中国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这位博士朋友很快给我回复,他的答案让人吃惊:中国的GDP总量将在2029年超过美国,到2049年——也就是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为美国的三倍!他的计算前提是:中国经济在2029年之前保持7%的增长,而2029年到2049年保持3%;美国保持2%的增长;中美两国的通货膨胀率均保持为2%;到2049年,中国人口14亿,美国则为4.5亿。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自175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在苦苦追赶的、曾经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将再次重回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宝座。
中国人的“赶超情结”已经生发了很多年。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发表了著名的“开除球籍”的论断,他说,“中国是有6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这时候,他提出的超越美国的时间表是50到60年。
1957年的10月4日和11月3日,苏联相继成功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更增加了毛泽东的紧迫感。11月,他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赫鲁晓夫告诉他,苏联将在15年后超过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毛应声回答说,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有意思的是,仅仅过了一年,毛泽东认为中国超过英国只需要两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大跃进”。
回过头来说今天。当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越了日本,而且有机会在二十年内超过美国的时候,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达到那样的目标。简单说,也就是怎么在未来的20年内保持7%的增长,以及在其后的20年内保持3%?
道路其实有两条,一是国家化的工业道路,以国有资本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力,二是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以多元化的资本格局推进经济的繁荣。
前面一条路,我们在1978年之前曾经尝试过。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提供过一组数据,他对1952年到1978年之间的亚洲各国人均GDP增长率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
后面一条路,是最近三十年所试验的。还是用麦迪森的数据,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达到6.6%,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则依次为2.1%、6.3%、4.8%、3.9%和4.7%。
把这些很枯燥的数据一一排列出来,是想表达这样的一个观点:中国的经济变革已经不能偏离市场化的路径。而市场化的终极目的,是民富大于强国。
“国强民富”是一个常常被顺口联在一起的成语,而事实上,国强未必民富,譬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日本和苏联,而民富也未必要国强,譬如当今的北欧诸国。未来三十年,中国变革的主题应当是,如何从国强进而到民富,如何让全民都能够享受到社会进步的福祉。只有在全民日渐富足与和谐的前提下,“赶日超美”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可能是又一次的GDP“大跃进”。
我们是否需要“赶日超美”?这是一个全民勇气的问题。我们将如何“赶日超美”?这是一个全民智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