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29年9月27日清晨，周海婴呱呱坠地。在空谈“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十年之后，鲁迅终于成为父亲。这一年他将近五十岁，按理说，中年得子，该是不胜之喜。然而周海婴诞生前后的种种细节显示，鲁迅似乎并无太大欢愉。许广平分娩之时，遭遇难产，医生征询鲁迅意见，留大人还是留孩子，鲁迅不是如一般男人那样犹豫不决，或者企图求全，答“两个都留”，而是不假思索道：“留大人。”当他知悉了孩子的性别，遂说道：“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据一位籍贯浙江诸暨的朋友指教，绍兴话中，“可恶”有捣蛋之意，由此来讲，鲁迅这话，虽是玩笑（许广平称鲁迅“带着欣慰的口吻说”），却道出了一点残酷的事实：周海婴的出生，捣乱了他们既定的生活。
话说回来，鲁迅本来不愿要孩子。他在致李秉中（李是鲁迅执教北京大学时期的学生）的信中明言：“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1931年4月15日）周海婴的回忆可为参照：“我的出生是一个意外。母亲告诉我，当时他们觉得生存环境非常危险、恶劣，朝不保夕，有个孩子是拖累。但是后来他们避孕失败，我就意外降临了。”
鲁迅这一思想，搁在今日，可称丁克主义。我亦曾是丁克主义者，故而对鲁迅的心路，常有揣摩。具体说来，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有名而无实，孩子自然不在考虑之中。他和许广平，1923年初见，1925年开始通信，1926年3月6日，鲁迅日记云：“夜为害马剪去鬃毛。”“害马”即许广平的雅号，这一天也许是定情之日。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1929年初，因“偶失注意”，许广平怀孕。据此可估算鲁迅作为丁克主义者的时长。以当时避孕技术之低劣，则知鲁迅的丁克生涯，能坚持两到三年，其实相当艰辛。
鲁迅不想要孩子，绝非不喜孩子，而是太爱孩子了（增田涉《鲁迅的印象》写道，鲁迅最喜欢月亮和孩子），以至不愿让他们降生于那个残虐不仁的时代与国度。他对李秉中大发感慨：“生丁此时此地，真如处荆棘中……”（1931年2月18日）“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誠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1931年4月15日）前一句谈孩子成长的语境，“荆棘”之说，并非危言，“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正是彼时的写照。后一句谈及对孩子的教育之恐惧，结合《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来看，可知这是纠结鲁迅的最大心魔。
我身边的朋友，与2010年前的自己，坚持做丁克，原因大抵与鲁迅一样。W兄说过一句名言，大意是：把孩子生在这个世道，是一种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有人认为这样的思量过于理想化：古往今来，哪有一个适合孩子生存的黄金年代呢？假如我们都因此作绝嗣之想，世界只可能更加糟糕。我觉得这两种说法，都有其道理，不能说哪个正确，哪个错误，因其所涉及的问题，在于对世界与人性的根本态度，乐观还是悲观，希望更大还是绝望更大。鲁迅显然属于后者，他的绝望感之深，该是近代中国第一。我猜测，若非“偶失注意”，鲁迅应该会丁克下去，直至老死。
基于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鲁迅对周海婴，不乏烦言。他在致亲友的信中，屡屡提及周海婴淘气、顽皮，“总是搅乱我的工作”“真难办”“真麻烦”“十分吃力”“闹得人头昏”云云（当然这些话可从另一面来理解：貌似抱怨，实则不无炫耀之嫌，以我为人父的经验揣度，鲁迅在下笔之际，嘴角也许会有一丝淡淡的笑意）。其中致李秉中一信，措辞最是严峻：“孩子生于前年九月间，今已一岁半，男也，以其为生于上海之婴孩，故名之曰海婴。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后顾无忧，反以为快。今则多此一累，与几只书箱，同觉笨重，每当迁徙之际，大加擘画之劳。但既已生之，必须育之，尚何言哉。”（1931年3月6日）把孩子与书箱并提，未免有些薄情。
对于周海婴，鲁迅固然好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脸孔，如“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1931年4月15日致李秉中），“近来我几乎终年为孩子奔忙。但既已生下，就要抚育。换言之，这是报应，也就无怨言了”（1932年11月7日致山本初枝）。不过大体而言，他堪称一个合格的父亲，不是严父，而是慈父。许广平回忆录常见鲁迅疼爱周海婴的情节，譬如每天写作，要搬到楼下的客厅，原因之一，即怕烟熏了孩子。我记得鲁迅致增田涉信中提到一个数据：“寓中都健康，只海婴患了阿米巴赤痢，注射了十四次，现在好了，又在淘气。”（1932年6月28日）连注射了多少次都记得如此清楚，足见关爱之深切。至于“俯首甘为孺子牛”，还有那首著名的《答客诮》（据许寿裳回忆，“这大概是为了他的爱子海婴活泼会闹，客人指为溺爱而作。‘救救孩子’，情见乎辞。”）：“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皆可作为鲁迅挚爱周海婴的印证。
鲁迅对周海婴的大爱，我以为当表现在其遗嘱。人之将死，不忘教子，足以证实周海婴在他心中的地位。遗嘱共七条，第五条明确写给周海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余者如：“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其潜在对象，还是周海婴。
我读鲁迅遗嘱，常常想起嵇康《诫子书》（《家诫》）。古代人物，鲁迅最心仪的大概便是嵇康，他所校辑的古籍，《嵇康集》耗时最长，不下二十年，许寿裳《鲁迅先生年谱》屡有“校《嵇康集》”“又校《嵇康集》”字样。按许寿裳的说法，鲁迅的性情“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皓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劲烈如秋霜”，正与嵇康相通。这二人，一般的傲世轻物，一般的风骨凛然，然而留给儿子的文字，却仿佛换了一副肝肠。《诫子书》充满了世俗智慧，条分缕析，细致入微，完全可以当作魏晋生存指南，正如鲁迅遗嘱，主旨不是政治与文学，而是老于世故的生存之道。这导致了他们人格分裂或错位么，我却以为，这恰恰使得他们的人格趋向完满。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羽戈1982”）
话说回来，鲁迅本来不愿要孩子。他在致李秉中（李是鲁迅执教北京大学时期的学生）的信中明言：“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1931年4月15日）周海婴的回忆可为参照：“我的出生是一个意外。母亲告诉我，当时他们觉得生存环境非常危险、恶劣，朝不保夕，有个孩子是拖累。但是后来他们避孕失败，我就意外降临了。”
鲁迅这一思想，搁在今日，可称丁克主义。我亦曾是丁克主义者，故而对鲁迅的心路，常有揣摩。具体说来，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有名而无实，孩子自然不在考虑之中。他和许广平，1923年初见，1925年开始通信，1926年3月6日，鲁迅日记云：“夜为害马剪去鬃毛。”“害马”即许广平的雅号，这一天也许是定情之日。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1929年初，因“偶失注意”，许广平怀孕。据此可估算鲁迅作为丁克主义者的时长。以当时避孕技术之低劣，则知鲁迅的丁克生涯，能坚持两到三年，其实相当艰辛。
鲁迅不想要孩子，绝非不喜孩子，而是太爱孩子了（增田涉《鲁迅的印象》写道，鲁迅最喜欢月亮和孩子），以至不愿让他们降生于那个残虐不仁的时代与国度。他对李秉中大发感慨：“生丁此时此地，真如处荆棘中……”（1931年2月18日）“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誠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1931年4月15日）前一句谈孩子成长的语境，“荆棘”之说，并非危言，“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正是彼时的写照。后一句谈及对孩子的教育之恐惧，结合《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来看，可知这是纠结鲁迅的最大心魔。
我身边的朋友，与2010年前的自己，坚持做丁克，原因大抵与鲁迅一样。W兄说过一句名言，大意是：把孩子生在这个世道，是一种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有人认为这样的思量过于理想化：古往今来，哪有一个适合孩子生存的黄金年代呢？假如我们都因此作绝嗣之想，世界只可能更加糟糕。我觉得这两种说法，都有其道理，不能说哪个正确，哪个错误，因其所涉及的问题，在于对世界与人性的根本态度，乐观还是悲观，希望更大还是绝望更大。鲁迅显然属于后者，他的绝望感之深，该是近代中国第一。我猜测，若非“偶失注意”，鲁迅应该会丁克下去，直至老死。
基于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鲁迅对周海婴，不乏烦言。他在致亲友的信中，屡屡提及周海婴淘气、顽皮，“总是搅乱我的工作”“真难办”“真麻烦”“十分吃力”“闹得人头昏”云云（当然这些话可从另一面来理解：貌似抱怨，实则不无炫耀之嫌，以我为人父的经验揣度，鲁迅在下笔之际，嘴角也许会有一丝淡淡的笑意）。其中致李秉中一信，措辞最是严峻：“孩子生于前年九月间，今已一岁半，男也，以其为生于上海之婴孩，故名之曰海婴。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后顾无忧，反以为快。今则多此一累，与几只书箱，同觉笨重，每当迁徙之际，大加擘画之劳。但既已生之，必须育之，尚何言哉。”（1931年3月6日）把孩子与书箱并提，未免有些薄情。
对于周海婴，鲁迅固然好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脸孔，如“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1931年4月15日致李秉中），“近来我几乎终年为孩子奔忙。但既已生下，就要抚育。换言之，这是报应，也就无怨言了”（1932年11月7日致山本初枝）。不过大体而言，他堪称一个合格的父亲，不是严父，而是慈父。许广平回忆录常见鲁迅疼爱周海婴的情节，譬如每天写作，要搬到楼下的客厅，原因之一，即怕烟熏了孩子。我记得鲁迅致增田涉信中提到一个数据：“寓中都健康，只海婴患了阿米巴赤痢，注射了十四次，现在好了，又在淘气。”（1932年6月28日）连注射了多少次都记得如此清楚，足见关爱之深切。至于“俯首甘为孺子牛”，还有那首著名的《答客诮》（据许寿裳回忆，“这大概是为了他的爱子海婴活泼会闹，客人指为溺爱而作。‘救救孩子’，情见乎辞。”）：“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皆可作为鲁迅挚爱周海婴的印证。
鲁迅对周海婴的大爱，我以为当表现在其遗嘱。人之将死，不忘教子，足以证实周海婴在他心中的地位。遗嘱共七条，第五条明确写给周海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余者如：“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其潜在对象，还是周海婴。
我读鲁迅遗嘱，常常想起嵇康《诫子书》（《家诫》）。古代人物，鲁迅最心仪的大概便是嵇康，他所校辑的古籍，《嵇康集》耗时最长，不下二十年，许寿裳《鲁迅先生年谱》屡有“校《嵇康集》”“又校《嵇康集》”字样。按许寿裳的说法，鲁迅的性情“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皓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劲烈如秋霜”，正与嵇康相通。这二人，一般的傲世轻物，一般的风骨凛然，然而留给儿子的文字，却仿佛换了一副肝肠。《诫子书》充满了世俗智慧，条分缕析，细致入微，完全可以当作魏晋生存指南，正如鲁迅遗嘱，主旨不是政治与文学，而是老于世故的生存之道。这导致了他们人格分裂或错位么，我却以为，这恰恰使得他们的人格趋向完满。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羽戈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