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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1949年中国战胜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20世纪50年代将资本主义企业国有化，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基础结构。但毛泽东坚持认为仅仅是经济变革是远远不够的。旧体制的思想残余仍存在于社会的许多部门中。
毛泽东重视文化的理论取向和新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亦相辅相成。毛泽东批评苏维埃经济模式的目的虽与西方激进思想界不同，但亦获得那些长期质疑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经济决定论的思想家的响应。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超越传统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僵硬决定论，发展出对权力与抵抗更缜密更复杂的分析，毛泽东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与他们有如同声相应。尽管发生的理由和背景全然不同，在西方激进学界，文化与媒体机构——即阿尔都塞著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成为争论与冲突的目标。
对毛泽东而言，转向文化完全是策略性的手段，是为了保卫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革命果实。人们期待立竿见影的效果，经此形成新型的社会主义品格、社会习俗以及日常生活作风。至于在西方，向文化的转向则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它召唤对抗那些确保民众同意社会和国家中的掌权者统治的机构。
除了对权威的攻击之外，毛泽东思想的许多方面在西方也受到广泛欢迎。例如“自我批评”就成为白人对自身特权的反省，进而快速扩大引入至个人对自身阶级、性别与性取向特权身份的反省。这甚至成为一种惯例，演说者在演说前先为自身观点可能因自己身份特权而有局限而致歉。渐渐地，自我批评成为大众心理疗法与自助当中重要的忏悔仪式，由此可见其已深入主流生活。同样，毛泽东对青年运动的注重，亦与所谓的婴儿潮一代的代际政治产生共鸣。对年轻人而言，反叛成为一种“权利”。虽然它今日可能在对商业品牌的选择中更为重要，但这一潮流仍很有生命力，也再次证明其对主流的影响力。在中国农村推动的“忆苦思甜”运动中所常常使用的提高觉悟的方式，对第二波女权运动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从此其影响亦扩展到其他社会运动，而成为提升弱势阶级自尊的有效方法。
美国的邓小平之缘
作者：薛涌 来源：学术中国
虽然《时代》周刊夸口说该刊与邓小平有特殊的姻缘，但你如果翻翻其他杂志，如《新闻周刊》等等，邓小平同样是无所不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二十年，美国有个“邓小平之恋”。正是这一恋情，实现了中美这两个在文化、意识形态上截然不同的国家的历史汇流。
邓小平第一次上《时代》的封面，是因为周恩来的去世。那一期《时代》用两页介绍周恩来，却用了四页介绍邓小平。这一喧宾夺主的安排，显示了美国人对未来的忧虑。
美国人发现，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讲话一针见血、斩钉截铁、从来不兜圈子的邓小平，甚至比周恩来还更好打交道。在美国人看来，他干练、执着、厉害，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他想要什么，并准备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这足以让充满焦虑的美国人感到一块石头落地。1978年复出后的邓小平明确地告诉美国人，他准备和美国人作交易，双方可以在台湾问题上求同存异。
不过，邓小平1978年被评为《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并不是因为他一手促成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而是他在国内开始的经济改革。《时代》周刊事后承认，那年的评选，邓小平并不是个热门候选人。因为他刚刚复出，国内经济一片凋蔽。中国在世界中还微不足道。
但是，邓小平的直言不讳和其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却使美国人看到了这场改革的潜力。邓小平对美国记者说，中国在国际上不重要。因为中国还非常穷，能量有限。中国愿意通过和美国的合作，要来技术和资金。
等1985年邓小平再度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时，中国的发展已经再也不可小视。当时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获得成功，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开始，市场上的商品琳琅满目。此时，美国在冷战中已经占据上风。里根刚刚以压倒性的优势联任。在苏联，戈尔巴乔夫也开始了改革，使之成为和邓小平争夺这一年度风云人物的有力竞争者。但是，《时代》周刊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制度性的突破。而中国的体制，新得无以名之。有人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中国的媒体称为“商品经济”，官方的名字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等邓小平去世时，冷战早已经结束。中美不仅战略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冲突也加剧。但是，这一切最终也没有改变美国人对邓小平的敬意。因为人们意识到，这位故去的老人，已经把中国带进了世界。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
城市化与贫民权利
作者：秦晖 来源：《南方都市报》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高潮。最近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言论，一亿四千万农民工进城，却没有出现“贫民窟”，创造了举世唯一的“奇迹”。
中国其实也有“贫民窟”，但更多的“进城农民”无疑还是住在工棚里。他们不能在城市占地，政府不许建立简易住房，又租不起更买不起常规住房，造成大量成家的新移民只能在城内过集体生活，形成表面上比贫民窟好看的集体宿舍（工棚），并把家庭留在农村，而且自己也不可能扎根于城市，通常在“出卖青春”之后便回乡度过余生。中国因此表面上避免了贫民窟问题。
我记得重庆有个官员说过，重庆“永远不会有贫民窟”，原因是中国农民习惯做“两栖人”，不像印度人喜欢全家进城。恰恰就在这个城市，2007年3月重庆市沙坪坝区有关部门进行的专项调查中，有5%的男性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调查还显示，已婚夫妻打工而两地分居，长期没有性生活时，24%的男性、33%的女性“整夜睡不着”。调查报告指出“这说明，性压抑已经成了民工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
其实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也非常多，我觉得，重庆最近搞的城乡统筹改革非常之有意义。我要讲的是，重庆的城市化如果在城市里出现贫民社区，我不会批评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免的现象，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对政府有足够的理解。可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重庆又多出几百万的两栖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比有贫民社区更严重了，尤其是现在的农民工子弟发展到第二代的时候，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第一代还可以说他们是两栖人，第二代还让他们当两栖人吗？
现代城市新移民的问题，没有尽善尽美的解决方式，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方式是应该避免的，老实说，像索韦托那样的方式，很多人就认为是非常不人道的，但是我认为，索韦托毕竟还是给了黑人一个在城市里成家立业的条件，我们现在不能给他们提供廉租房，我们也不允许他们在城市里自己盖起类似棚户区，而且我们还要整顿城中村。现在整顿城中村，大家讨论的都是如何给城中村原来的户籍人口以更多的补偿，拆迁补偿往往都是给房主的补偿，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基本上不考虑租户的利益。其实城中村的改造，最大的问题是这些租户都去了哪里？这些租住城中村的农民工去了哪里？
城市新移民，一般来讲，或者给他自由，或者给他福利，或者二者都给。二者都不给，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会看到一些所谓的好处，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负作用很大。
四川大地震的哲学思考
作者：阿兰•德波顿 来源：FT中文网
公元62年2月5日凌晨，一场强烈的震灾在罗马坎帕尼亚省(Campania)地底迸发，数千名毫无察觉的居民在几秒钟内丧命。庞培城(Pompeii)内大部分建筑在睡梦中的人们头顶上坍塌。救援行动因随后发生的火灾而受阻。幸存者除了身上污黑的衣衫，失去了一切，而往日的豪宅大院也变成了一堆瓦砾。在整个罗马帝国境内，到处是惊恐、难以置信和愤怒的情绪。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技术上最先进的民族，这些建造出高架引水渠、并驭服了蛮族部落的罗马人，在大自然的脾气面前，怎会如此不堪一击？
这些痛苦与惶惑，引起了罗马哲学家塞内加(Seneca)的注意。塞内加是西方哲学史上“斯多噶学派”(Stoicism)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来安慰他的读者。为了平息读者心中的不平，塞内加提醒大家（在公元62年的春季）：无论我们认为自己已变得多么高明和安全，自然灾难与人为灾难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时刻都要想到未可预料的事情。平静，不过是历次混乱之间的间歇。没有什么是可靠的，即便是我们双脚依凭的大地。
为了让我们在心理上对灾难有所准备，塞内加让大家在每天早晨都进行一种奇怪的练习。这是一种拉丁文里称之为“praemeditatio”的预想：它要求你在早餐前躺在床上，想象眼前的这一天里有可能出问题的任何事情。
斯多噶主义就意味着接受生命抛给你的一切吗？不，它只是在说，我们要承认：尽管自己已经取得了如此多的进步，但我们仍是那么地脆弱。塞内加要求大家将自己视为拴在马车上的一条狗，而驾车的是一位意图难测的驭手。拴系我们的那条皮带的长度，足以给我们一定的回旋余地，但又不足以让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作为一条狗，自然希望随心所欲地四处游逛。但正如塞内加的比喻所示，如果它做不到这一点，最好还是顺从地跟在马车后面，而不是被拖着拽着，以至于被皮带勒死。就像塞内加所言：“一个动物，如果它和套索较劲，只会让套索越勒越紧……如果它拉着轭套走路，而不是与之厮斗，那么，没有哪一件轭套会紧到足以造成伤害的地步。战胜不幸的最佳好慰藉，便是保持坚忍，并承认必然性。”
回顾一下斯多噶学派哲人的智慧，我们或许能找到一种有益的方法，从而调节我们的种种期望，并减轻灾难和流血带来的震惊。公元65年，当塞内加被丧心病狂的尼禄皇帝(Emperor Nero)赐自尽时，他的妻子和家人痛哭失声，接近崩溃，但塞内加已学会如何顺应生命的马车。当他平静地用刀割断自己的血管时，留下了一句话。在那些格外让人伤悲的清晨里，当我们耳闻噩耗之际，对自己重复这一句话，不失为明智之举：“何必为生命中的一部分而哭泣呢？全部的生命才值得流泪。”
1949年中国战胜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20世纪50年代将资本主义企业国有化，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基础结构。但毛泽东坚持认为仅仅是经济变革是远远不够的。旧体制的思想残余仍存在于社会的许多部门中。
毛泽东重视文化的理论取向和新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亦相辅相成。毛泽东批评苏维埃经济模式的目的虽与西方激进思想界不同，但亦获得那些长期质疑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经济决定论的思想家的响应。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超越传统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僵硬决定论，发展出对权力与抵抗更缜密更复杂的分析，毛泽东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与他们有如同声相应。尽管发生的理由和背景全然不同，在西方激进学界，文化与媒体机构——即阿尔都塞著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成为争论与冲突的目标。
对毛泽东而言，转向文化完全是策略性的手段，是为了保卫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革命果实。人们期待立竿见影的效果，经此形成新型的社会主义品格、社会习俗以及日常生活作风。至于在西方，向文化的转向则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它召唤对抗那些确保民众同意社会和国家中的掌权者统治的机构。
除了对权威的攻击之外，毛泽东思想的许多方面在西方也受到广泛欢迎。例如“自我批评”就成为白人对自身特权的反省，进而快速扩大引入至个人对自身阶级、性别与性取向特权身份的反省。这甚至成为一种惯例，演说者在演说前先为自身观点可能因自己身份特权而有局限而致歉。渐渐地，自我批评成为大众心理疗法与自助当中重要的忏悔仪式，由此可见其已深入主流生活。同样，毛泽东对青年运动的注重，亦与所谓的婴儿潮一代的代际政治产生共鸣。对年轻人而言，反叛成为一种“权利”。虽然它今日可能在对商业品牌的选择中更为重要，但这一潮流仍很有生命力，也再次证明其对主流的影响力。在中国农村推动的“忆苦思甜”运动中所常常使用的提高觉悟的方式，对第二波女权运动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从此其影响亦扩展到其他社会运动，而成为提升弱势阶级自尊的有效方法。
美国的邓小平之缘
作者：薛涌 来源：学术中国
虽然《时代》周刊夸口说该刊与邓小平有特殊的姻缘，但你如果翻翻其他杂志，如《新闻周刊》等等，邓小平同样是无所不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二十年，美国有个“邓小平之恋”。正是这一恋情，实现了中美这两个在文化、意识形态上截然不同的国家的历史汇流。
邓小平第一次上《时代》的封面，是因为周恩来的去世。那一期《时代》用两页介绍周恩来，却用了四页介绍邓小平。这一喧宾夺主的安排，显示了美国人对未来的忧虑。
美国人发现，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讲话一针见血、斩钉截铁、从来不兜圈子的邓小平，甚至比周恩来还更好打交道。在美国人看来，他干练、执着、厉害，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他想要什么，并准备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这足以让充满焦虑的美国人感到一块石头落地。1978年复出后的邓小平明确地告诉美国人，他准备和美国人作交易，双方可以在台湾问题上求同存异。
不过，邓小平1978年被评为《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并不是因为他一手促成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而是他在国内开始的经济改革。《时代》周刊事后承认，那年的评选，邓小平并不是个热门候选人。因为他刚刚复出，国内经济一片凋蔽。中国在世界中还微不足道。
但是，邓小平的直言不讳和其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却使美国人看到了这场改革的潜力。邓小平对美国记者说，中国在国际上不重要。因为中国还非常穷，能量有限。中国愿意通过和美国的合作，要来技术和资金。
等1985年邓小平再度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时，中国的发展已经再也不可小视。当时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获得成功，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开始，市场上的商品琳琅满目。此时，美国在冷战中已经占据上风。里根刚刚以压倒性的优势联任。在苏联，戈尔巴乔夫也开始了改革，使之成为和邓小平争夺这一年度风云人物的有力竞争者。但是，《时代》周刊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制度性的突破。而中国的体制，新得无以名之。有人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中国的媒体称为“商品经济”，官方的名字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等邓小平去世时，冷战早已经结束。中美不仅战略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冲突也加剧。但是，这一切最终也没有改变美国人对邓小平的敬意。因为人们意识到，这位故去的老人，已经把中国带进了世界。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
城市化与贫民权利
作者：秦晖 来源：《南方都市报》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高潮。最近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言论，一亿四千万农民工进城，却没有出现“贫民窟”，创造了举世唯一的“奇迹”。
中国其实也有“贫民窟”，但更多的“进城农民”无疑还是住在工棚里。他们不能在城市占地，政府不许建立简易住房，又租不起更买不起常规住房，造成大量成家的新移民只能在城内过集体生活，形成表面上比贫民窟好看的集体宿舍（工棚），并把家庭留在农村，而且自己也不可能扎根于城市，通常在“出卖青春”之后便回乡度过余生。中国因此表面上避免了贫民窟问题。
我记得重庆有个官员说过，重庆“永远不会有贫民窟”，原因是中国农民习惯做“两栖人”，不像印度人喜欢全家进城。恰恰就在这个城市，2007年3月重庆市沙坪坝区有关部门进行的专项调查中，有5%的男性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调查还显示，已婚夫妻打工而两地分居，长期没有性生活时，24%的男性、33%的女性“整夜睡不着”。调查报告指出“这说明，性压抑已经成了民工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
其实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也非常多，我觉得，重庆最近搞的城乡统筹改革非常之有意义。我要讲的是，重庆的城市化如果在城市里出现贫民社区，我不会批评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免的现象，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对政府有足够的理解。可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重庆又多出几百万的两栖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比有贫民社区更严重了，尤其是现在的农民工子弟发展到第二代的时候，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第一代还可以说他们是两栖人，第二代还让他们当两栖人吗？
现代城市新移民的问题，没有尽善尽美的解决方式，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方式是应该避免的，老实说，像索韦托那样的方式，很多人就认为是非常不人道的，但是我认为，索韦托毕竟还是给了黑人一个在城市里成家立业的条件，我们现在不能给他们提供廉租房，我们也不允许他们在城市里自己盖起类似棚户区，而且我们还要整顿城中村。现在整顿城中村，大家讨论的都是如何给城中村原来的户籍人口以更多的补偿，拆迁补偿往往都是给房主的补偿，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基本上不考虑租户的利益。其实城中村的改造，最大的问题是这些租户都去了哪里？这些租住城中村的农民工去了哪里？
城市新移民，一般来讲，或者给他自由，或者给他福利，或者二者都给。二者都不给，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会看到一些所谓的好处，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负作用很大。
四川大地震的哲学思考
作者：阿兰•德波顿 来源：FT中文网
公元62年2月5日凌晨，一场强烈的震灾在罗马坎帕尼亚省(Campania)地底迸发，数千名毫无察觉的居民在几秒钟内丧命。庞培城(Pompeii)内大部分建筑在睡梦中的人们头顶上坍塌。救援行动因随后发生的火灾而受阻。幸存者除了身上污黑的衣衫，失去了一切，而往日的豪宅大院也变成了一堆瓦砾。在整个罗马帝国境内，到处是惊恐、难以置信和愤怒的情绪。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技术上最先进的民族，这些建造出高架引水渠、并驭服了蛮族部落的罗马人，在大自然的脾气面前，怎会如此不堪一击？
这些痛苦与惶惑，引起了罗马哲学家塞内加(Seneca)的注意。塞内加是西方哲学史上“斯多噶学派”(Stoicism)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来安慰他的读者。为了平息读者心中的不平，塞内加提醒大家（在公元62年的春季）：无论我们认为自己已变得多么高明和安全，自然灾难与人为灾难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时刻都要想到未可预料的事情。平静，不过是历次混乱之间的间歇。没有什么是可靠的，即便是我们双脚依凭的大地。
为了让我们在心理上对灾难有所准备，塞内加让大家在每天早晨都进行一种奇怪的练习。这是一种拉丁文里称之为“praemeditatio”的预想：它要求你在早餐前躺在床上，想象眼前的这一天里有可能出问题的任何事情。
斯多噶主义就意味着接受生命抛给你的一切吗？不，它只是在说，我们要承认：尽管自己已经取得了如此多的进步，但我们仍是那么地脆弱。塞内加要求大家将自己视为拴在马车上的一条狗，而驾车的是一位意图难测的驭手。拴系我们的那条皮带的长度，足以给我们一定的回旋余地，但又不足以让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作为一条狗，自然希望随心所欲地四处游逛。但正如塞内加的比喻所示，如果它做不到这一点，最好还是顺从地跟在马车后面，而不是被拖着拽着，以至于被皮带勒死。就像塞内加所言：“一个动物，如果它和套索较劲，只会让套索越勒越紧……如果它拉着轭套走路，而不是与之厮斗，那么，没有哪一件轭套会紧到足以造成伤害的地步。战胜不幸的最佳好慰藉，便是保持坚忍，并承认必然性。”
回顾一下斯多噶学派哲人的智慧，我们或许能找到一种有益的方法，从而调节我们的种种期望，并减轻灾难和流血带来的震惊。公元65年，当塞内加被丧心病狂的尼禄皇帝(Emperor Nero)赐自尽时，他的妻子和家人痛哭失声，接近崩溃，但塞内加已学会如何顺应生命的马车。当他平静地用刀割断自己的血管时，留下了一句话。在那些格外让人伤悲的清晨里，当我们耳闻噩耗之际，对自己重复这一句话，不失为明智之举：“何必为生命中的一部分而哭泣呢？全部的生命才值得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