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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底，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后果。首先是美国经济长达四年多一直处在低迷状态，到2013年全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还没有回到危机前的水平；接着是欧元区陷入危机，并且至今还在挣扎。
相比之下，过去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尤为引人注目，GDP从26.6万亿元增至51.9万亿元，总量已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也有不少媒体放言中国将在未来十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
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很多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存在“中国模式”，尽管对该模式从来没有统一的论述，但大致上“中国模式论”者认为：政治上的强力领导加上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中国获得“经济奇迹”的原因。有不少极端的中国模式论者甚至将所有的增长都归因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优越性。
但笔者认为，有几点是上述“中国模式论”未加细察和考虑的。首先，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事实？尽管从GDP总量上看，中国的确获得了很快的增长，但这一指标除了数据真实性的问题外，并没有体现中国经济结构性的问题，例如城乡差别的扩大和贫富差距的拉大。
同时，这也忽略了环境成本以及由于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社会成本。当然也没有顾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其他成本，例如食品安全问题。也就是说，成绩是当前可见的，但中国经济增长的隐性成本很高，而“中国模式论”鼓吹者不愿或忽视中国模式的负面后果。
其次，强力政治干预型的增长是否可以持续？“中国模式论”者为了寻找其理论合法性，甚至不惜追溯到中华文明的源头，但这种追溯忽视了历史上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甚至不能解释从194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变更，忽略了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巨大努力。
对于这种模式论的迷信，不仅可以参照苏联，也可以回顾一下巴西。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在军政府执政情况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经济增长很快。1968年至1974年，年均GDP增长11.4%，这一巴西奇迹毫不逊于中国，做法也类似，国家主导，国进民退。巴西更利用“强迫工业化”，以行政方式而非市场方式征收农民土地。
从尊重历史角度看，不能把“国进民退”这种经济模式视为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GDP奇迹。而后巴西陷入“丢失的20年”，说明了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最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真的那么特殊吗？恐怕未必。产权改革和市场深化是增长的主要来源，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创业精神和活力。当然，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分权产生的地方竞争激发了经济活力，也对经济增长有重要贡献。
从国际贸易看，贸易更加自由化并伴随着放松对人民币管制，同样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这些助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与推动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并没有多大区别。只能说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这些普遍的经济原则，中国的增长也并不特殊。未来中国要获得可持续的发展，依旧离不开这些普遍的经济原则，尽管在具体的发展中的确会呈现出一些中国特色。
中国未来到底往何处去？当然影响中国未来增长的重要因素有很多，例如政治制度改革、人口结构的变化、国际关系的调整等，但城市化显然是其中的重头戏。归根结底，是要处理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一系列问题。
在当前关于城市化的讨论中，有三个不同的政策主张：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二是发展小城镇；三是开发大城市。这三种主张之间并不完全是冲突的，但存在潜在的紧张关系，值得讨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其实与“中国模式论”并无太大不同，而且在实施过程中也非常相似，都是政府投资搞基础设施建设，因为路桥等硬件是可见的。而教育、医疗和农村养老等不可见的软件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政府带头搞基建就难免与民争利，最典型的现象是在农地征收后未对农民进行公正补偿。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这一来是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造成的，二来是因为农村基层民主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如此造成了农民在土地转让交易中并没有真正的话语权，无法参与讨价还价的过程，自然也很难为自己争取权益。
这其实是对中国农村改革历史的背弃。中国的乡镇企业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而且研究者普遍认为这种混合型的产权构成了对私有产权有效这一基本经济原则的背离。我于2012年发表的《中国是怎样起飞的》解释了为何将乡镇企业当成集体企业来看待其实是一种误解。
198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在1200万乡镇企业中超过1000万是私人所有的，只有不到200万登记为集体企业。这与通常的印象很不一样。也就是说，乡镇企业大部分是属于私人经济部门，所以这其实证实了私人产权的有效性。
而私人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支持。当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就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尤其是贷款。1985年，76.8%的农业贷款由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农信社还负责47.8%的乡镇企业贷款。
农信社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性质？20世纪50年代农信社成立的时候是私人性质的，而到了六七十年代，国家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控制了农信社。1980年，中央文件表明农信社开始新一轮改革。这恰恰为农村改革的启动，特别是乡镇企业，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尤其是中国农业银行对农信社的控制逐步放松，显示了一定程度的金融自由化，而这与乡镇企业的发展能相互对应。但90年代初，农信社改革、私人准入金融中介，以及获取信贷都被逆转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逆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89年之后领导层的更替，偏向改革的领导人被替换，这导致金融控制收紧。
1986年至1991年，近30%的农村家庭有正式或非正式的信用。1995年至200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仅10%。值得关注的是，1978年至1988年，农村真实人均收入增长超过10%，高于GDP增速；而1989年至2002年，农村真实人均收入增长率仅为4%，连同期GDP增速的一半都不到。 农村改革的逆转主要是因为金融自由化逆转。农地承包并没有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深化，而基层选举也因为党的村支书控制实权而无法发挥更大作用。尽管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改变，但农村改革依旧有赖大力推进产权改革和金融自由化。
寻找未来的增长动力对城乡二元的中国而言，是一个大问题。对到底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而言，除去名词上的争议，其实主要是对城市发展的规模有不同的看法。
城镇化背后蕴含了一种担忧，即中国大城市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如果人口继续朝大城市移动，大城市带来的好处可能反而不及由于人口增加引发的成本，不如从农村转移部分人口到附近的城镇，或说就地城镇化。这种思路没有完全脱离计划经济的思维，并且潜在认定政府有能力掌握并处理城市化有关的各种信息，包括人口结构和要素市场的发展。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假设。
对比世界各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及其分布，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容纳度依旧有很大的弹性。当然这同时需要产业结构、城市规划、城市制度的改革，以适应增长的人口。在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还比较低的阶段，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收益相较于改革被逆转的农村而言，还是更多。因此，转换一个视角不难发现，在目前农村人口进城还受到户籍制度诸多限制的条件下，这个入城的趋势并没有停止，已经充分说明了城市的吸引力。
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政策有不少令人担心的地方。首先，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这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侧重基建扩张而不是民生改善的思路是同构的，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既制定相关政策又试图从中谋利，结果短期的投资驱动型发展政策必然导向重视“硬件”。因为通过基建获得的经济数字繁荣快速可见，而民生改善并传导到消费推动不仅不容易看见，而且见效慢，所以“软件”相对而言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一思路下，出现类似“空城计”这样的案例就不显得奇怪了。
其次，农民工未能分享由城市化带来的主要收益。这不仅体现在农民工无法同等享受城市的各项福利，例如医疗、教育、养老、失业保险等，还体现在农民工收入在经历从乡村到城市的一次性增长后趋于停滞。
我之前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95%的农民工回答“最近一次涨工资时间”是在2005年。虽然样本里有50%多的农民工在2003年已经离开农村到了城市。也就是说，农民变成农民工收入是增长的，一旦变成农民工工资就不涨了。
最后，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中产的消费并没有相应增长。反而从2000年开始，城市家庭的消费在经济总体中呈下滑趋势。这意味着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扭曲，使人们的消费并没有随城市化而被释放出来。而农民工一方面未能参与分享城市福利，另一方面工资并没有稳步增长，如此一来也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这对长期的经济增长而言，尤其是启动内需而言，并不是一个有利信号。
因此，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就应该着重解决这些问题，加速人的城市化。在可见的将来，由于城市化会带来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人口还会不断往城市流动。而在城市化率还比较低的阶段，尽管还会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农村的发展。加速人的城市化关键是农村要有良好的发展。
历史已经表明，深化农村市场化改革，在农村开放金融，并且落实农村基层选举，才是农村的出路所在。农村人口的流动在城乡之间边际收益相当时会逐渐稳定下来。所以重要的问题是城市和农村实施什么样的制度，如果有利于保护产权和深化市场改革，并且允许人们不管在城市还是农村都能通过市场获得应有的收益，那么城市化就会是一个自发的结果。
相比之下，过去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尤为引人注目，GDP从26.6万亿元增至51.9万亿元，总量已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也有不少媒体放言中国将在未来十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
“中国模式”并不独特
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很多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存在“中国模式”，尽管对该模式从来没有统一的论述，但大致上“中国模式论”者认为：政治上的强力领导加上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中国获得“经济奇迹”的原因。有不少极端的中国模式论者甚至将所有的增长都归因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优越性。
但笔者认为，有几点是上述“中国模式论”未加细察和考虑的。首先，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事实？尽管从GDP总量上看，中国的确获得了很快的增长，但这一指标除了数据真实性的问题外，并没有体现中国经济结构性的问题，例如城乡差别的扩大和贫富差距的拉大。
同时，这也忽略了环境成本以及由于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社会成本。当然也没有顾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其他成本，例如食品安全问题。也就是说，成绩是当前可见的，但中国经济增长的隐性成本很高，而“中国模式论”鼓吹者不愿或忽视中国模式的负面后果。
其次，强力政治干预型的增长是否可以持续？“中国模式论”者为了寻找其理论合法性，甚至不惜追溯到中华文明的源头，但这种追溯忽视了历史上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甚至不能解释从194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变更，忽略了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巨大努力。
对于这种模式论的迷信，不仅可以参照苏联，也可以回顾一下巴西。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在军政府执政情况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经济增长很快。1968年至1974年，年均GDP增长11.4%，这一巴西奇迹毫不逊于中国，做法也类似，国家主导，国进民退。巴西更利用“强迫工业化”，以行政方式而非市场方式征收农民土地。
从尊重历史角度看，不能把“国进民退”这种经济模式视为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GDP奇迹。而后巴西陷入“丢失的20年”，说明了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最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真的那么特殊吗？恐怕未必。产权改革和市场深化是增长的主要来源，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创业精神和活力。当然，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分权产生的地方竞争激发了经济活力，也对经济增长有重要贡献。
从国际贸易看，贸易更加自由化并伴随着放松对人民币管制，同样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这些助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与推动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并没有多大区别。只能说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这些普遍的经济原则，中国的增长也并不特殊。未来中国要获得可持续的发展，依旧离不开这些普遍的经济原则，尽管在具体的发展中的确会呈现出一些中国特色。
中国未来到底往何处去？当然影响中国未来增长的重要因素有很多，例如政治制度改革、人口结构的变化、国际关系的调整等，但城市化显然是其中的重头戏。归根结底，是要处理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一系列问题。
深化农村市场化
在当前关于城市化的讨论中，有三个不同的政策主张：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二是发展小城镇；三是开发大城市。这三种主张之间并不完全是冲突的，但存在潜在的紧张关系，值得讨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其实与“中国模式论”并无太大不同，而且在实施过程中也非常相似，都是政府投资搞基础设施建设，因为路桥等硬件是可见的。而教育、医疗和农村养老等不可见的软件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政府带头搞基建就难免与民争利，最典型的现象是在农地征收后未对农民进行公正补偿。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这一来是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造成的，二来是因为农村基层民主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如此造成了农民在土地转让交易中并没有真正的话语权，无法参与讨价还价的过程，自然也很难为自己争取权益。
这其实是对中国农村改革历史的背弃。中国的乡镇企业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而且研究者普遍认为这种混合型的产权构成了对私有产权有效这一基本经济原则的背离。我于2012年发表的《中国是怎样起飞的》解释了为何将乡镇企业当成集体企业来看待其实是一种误解。
198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在1200万乡镇企业中超过1000万是私人所有的，只有不到200万登记为集体企业。这与通常的印象很不一样。也就是说，乡镇企业大部分是属于私人经济部门，所以这其实证实了私人产权的有效性。
而私人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支持。当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就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尤其是贷款。1985年，76.8%的农业贷款由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农信社还负责47.8%的乡镇企业贷款。
农信社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性质？20世纪50年代农信社成立的时候是私人性质的，而到了六七十年代，国家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控制了农信社。1980年，中央文件表明农信社开始新一轮改革。这恰恰为农村改革的启动，特别是乡镇企业，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尤其是中国农业银行对农信社的控制逐步放松，显示了一定程度的金融自由化，而这与乡镇企业的发展能相互对应。但90年代初，农信社改革、私人准入金融中介，以及获取信贷都被逆转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逆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89年之后领导层的更替，偏向改革的领导人被替换，这导致金融控制收紧。
1986年至1991年，近30%的农村家庭有正式或非正式的信用。1995年至200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仅10%。值得关注的是，1978年至1988年，农村真实人均收入增长超过10%，高于GDP增速；而1989年至2002年，农村真实人均收入增长率仅为4%，连同期GDP增速的一半都不到。 农村改革的逆转主要是因为金融自由化逆转。农地承包并没有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深化，而基层选举也因为党的村支书控制实权而无法发挥更大作用。尽管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改变，但农村改革依旧有赖大力推进产权改革和金融自由化。
加速人的城市化
寻找未来的增长动力对城乡二元的中国而言，是一个大问题。对到底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而言，除去名词上的争议，其实主要是对城市发展的规模有不同的看法。
城镇化背后蕴含了一种担忧，即中国大城市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如果人口继续朝大城市移动，大城市带来的好处可能反而不及由于人口增加引发的成本，不如从农村转移部分人口到附近的城镇，或说就地城镇化。这种思路没有完全脱离计划经济的思维，并且潜在认定政府有能力掌握并处理城市化有关的各种信息，包括人口结构和要素市场的发展。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假设。
对比世界各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及其分布，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容纳度依旧有很大的弹性。当然这同时需要产业结构、城市规划、城市制度的改革，以适应增长的人口。在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还比较低的阶段，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收益相较于改革被逆转的农村而言，还是更多。因此，转换一个视角不难发现，在目前农村人口进城还受到户籍制度诸多限制的条件下，这个入城的趋势并没有停止，已经充分说明了城市的吸引力。
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政策有不少令人担心的地方。首先，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这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侧重基建扩张而不是民生改善的思路是同构的，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既制定相关政策又试图从中谋利，结果短期的投资驱动型发展政策必然导向重视“硬件”。因为通过基建获得的经济数字繁荣快速可见，而民生改善并传导到消费推动不仅不容易看见，而且见效慢，所以“软件”相对而言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一思路下，出现类似“空城计”这样的案例就不显得奇怪了。
其次，农民工未能分享由城市化带来的主要收益。这不仅体现在农民工无法同等享受城市的各项福利，例如医疗、教育、养老、失业保险等，还体现在农民工收入在经历从乡村到城市的一次性增长后趋于停滞。
我之前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95%的农民工回答“最近一次涨工资时间”是在2005年。虽然样本里有50%多的农民工在2003年已经离开农村到了城市。也就是说，农民变成农民工收入是增长的，一旦变成农民工工资就不涨了。
最后，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中产的消费并没有相应增长。反而从2000年开始，城市家庭的消费在经济总体中呈下滑趋势。这意味着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扭曲，使人们的消费并没有随城市化而被释放出来。而农民工一方面未能参与分享城市福利，另一方面工资并没有稳步增长，如此一来也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这对长期的经济增长而言，尤其是启动内需而言，并不是一个有利信号。
因此，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就应该着重解决这些问题，加速人的城市化。在可见的将来，由于城市化会带来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人口还会不断往城市流动。而在城市化率还比较低的阶段，尽管还会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农村的发展。加速人的城市化关键是农村要有良好的发展。
历史已经表明，深化农村市场化改革，在农村开放金融，并且落实农村基层选举，才是农村的出路所在。农村人口的流动在城乡之间边际收益相当时会逐渐稳定下来。所以重要的问题是城市和农村实施什么样的制度，如果有利于保护产权和深化市场改革，并且允许人们不管在城市还是农村都能通过市场获得应有的收益，那么城市化就会是一个自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