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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将于12月6至8日在广州举办。这是十九大之后，在中国内地举办的，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经济界的盛会。1995年，《财富》全球论坛创办，至今已举办十多届。但2017年的这一次将具有极为特殊和重大的意义。
作为中国内地经济“第三城”和最具亲和力的一线城市，广州不但展示自己，更是展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决心。与此同时，全球经济界也将借助论坛平台“读懂”中国经济的未来路向。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重心加快了向太平洋两岸的转移步伐，中国稳定的环境和良好的市场基础，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优质生产要素在这个国家的生产性地带积聚和配置。中国一线城市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性经济中心城市，但它们之中，也正在出现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
广州的路径选择无疑是极具“正能量”的：通过稳步推进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建设，营造全球最优质的营商环境和最合理的营商成本，为中国吸引最优质的全球性生产要素，也为全球提供了新的城市增长极。
实体强劲复苏，催生新的机遇之城
《财富》全球论坛是全球经济领域的一个响亮品牌，更是一种强大的机遇之城“发掘机制”。
1995年，第一届《财富》全球论坛在新加坡举办，主题是“同一个商业世界”。彼时，新加坡距离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尚且遥遥无期，而GDP也约为现在的四分之一。但90年代中期之后，新加坡步入高速发展快车道，20多年过去，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并列为国际性金融中心。
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其崛起有很多偶然因素，但不容否认，《财富》全球论坛似乎有着某些“先见之明”。
其中奥秘不难理解。论坛定期在世界上选一个“热门”地点举行，参会的都是掌控或影响全球资源流向的“大人物”，如跨国公司的董事长、CEO、知名政治领袖和最顶级的学者等。换句话说，与其说是论坛“先知先觉”，不如说是这些处于信息链最前端的人群正在做出最及时的预判。
截至2016年，广州的GDP已连续28年稳居一线城市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在2017年上半年，广州的GDP增量更达到了1047亿元，这一增量超过北京、上海的993亿元、952亿元。
不过，一座城市的经济不妨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经济总量，二是经济质量，三是经济潜力—背后其实是营商环境。三者层层递进，面向未来。在经济总量上，广州作为经济“第三城”的地位不可动摇，这只代表了过去。
中国经济有“三驾马车”之说，即投资、出口和消费，其中，出口和消费最能体现实体经济的状况。消费代表着居民真实的可支配资金，特别是对未来经济的预期。此外，中国的产业结构则决定出口必然是实体经济最重要的晴雨表。
根据21世纪经济研究院梳理的数据，2017年上半年，广州上半年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3.3万元，位列全国主要城市第一，超過京沪深。显然，和部分高房价挤压了消费的城市不同，广州人更有信心“花钱”，在为内需扩大尽一份力的同时，更为实体经济贡献一份销售收入。
进出口方面，广州表现更突出。2017年上半年，广州市外贸进出口总值5044.8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增长31.4%。其中，出口3142.4亿元，增长34.8%，同期广东省增长13.8%；进口1902.4亿元，增长26.1%，同期广东省增长14.6%。
尤其是出口，二季度，广州外贸出口1660.9亿元，季度出口值创历史新高，增长38.7%，连续两个季度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
必须一提的数据是，上半年，广州市民营企业进出口2200.1亿元，增长63.1%，远高于同期的整体数据。在中国的部分地区，遇到经济调整期，民营企业往往容易成为调整的“成本承担者”。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在广州出现，相反，民营经济得到了快速复苏和发展。
另有数据显示，广州现有科技型企业15.3万家，其中90%为民企；全市高新技术企业中有4600家为民企，占全市总量的比例为97%；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90%以上来自民企。
广州民营企业群体的良好发展，既代表了广州市场化改革的成绩，即让民企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机会，同时更代表着广州经济的未来潜力、活力，以及吸引力。事实上，对海外资本来说，其选择中国城市既要看城市在中国的“政策优势”，也要看“辐射优势”，更要看“市场优势”。
从改革开放开始，广州就一直是中国民企最活跃的城市之一，这种“市场传统”和“市场优势”长期汇聚为了广州对海内外资本的巨大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随着广州枢纽型网络城市的稳步推进，广州的“政策优势”和“辐射优势”也开始得到了加强。
新的发展策略，新的广州
当今世界，一座城市的发展策略选择既要着眼于区域，也要着眼于全国，更应该放眼于全世界。目前，中国和世界正在面临两个深刻的经济版图变迁，一个是有形的，一个是无形的。
此前，《南风窗》曾指出，全球经济重心将越发转移到太平洋两岸。这里有全球排名前三的主权国家经济体，美国、中国和日本。同时，也有拥有全球年轻人口最集中、也长期被勤劳致富的儒家文化所影响的东南亚国家群体。
此外，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也在不断融入这个经济圈。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拥有。
广州位于太平洋西岸生产性地带的枢纽位置，它连接着中国腹地和东南亚。以广州为中心向四周发散，几乎可以找到大部分世界上那些最具前景的城市。往北是中国的北京和上海、韩国首尔、日本东京、中国的台北，往南是中国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往西则是孟买、迪拜。此外，广州和它们之间的航程不会太夸张。乐观些说，如果没有延误，一个工作日内即可两地上班。广州正在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所要打造的三大枢纽之一是航空枢纽，这无疑是主动顺应这种变迁的明智选择。 近年来，广州的这种前瞻性布局，无疑是看到了这样一个趋势：太平洋西岸经济区正在成型，而从地理位置、产业基础来说，广州都最有可能发挥一个生产要素配置的枢纽作用。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提出更是广州难得的机遇。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将构建一个从太平洋西岸横穿中东、非洲到欧洲大陆的国际经济合作圈，这是一个公平、包容和互惠的国际经济合作圈。无论从历史传统、民心情感还是现实的产业基础、地理便利来说，广州都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可取代的关键起始点。
以上经济地理的巨变，和国家规划的悄然变动几乎是同时的。以前，国家对广州的定位是“华南中心城市”，但2016年年初，广州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国务院批复《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指出，广州是“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可以看出，广州的城市定位正在上升，广州将承担更重要的“国家责任”。
全球经济版图的变迁，除地理上的“有形”变迁之外，另一个无形的暗流是生产要素市场的扁平化，无论在全球，还是中国国内都是如此。这种扁平化意味着，生产要素比如资金、人才和智力的流动将越来越没有界限，而城市必须主动顺应这一趋势，才能抢占先机。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广州一直都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小企业群体活跃，市场氛围浓厚，但不容否认，广州经济领域也存在一些遗憾，其中之一是大企业特别是民营大企业的发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是广州需要补上的经济短板。
同时，必须注意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分税制和金融大改革之后，中国国内市场的要素流动特别是资金的流动开始越发扁平，而大企业也越发成为了吸引资金的最有力工具。中小企业固然是城市经济的中坚和微观基础，但大企业更是城市经济不可或缺的龙头和发动机。
此前，《南风窗》也曾指出，除了对要素资源天然的强大吸引力之外，大企业、大项目还有强大的“技术外溢”效应和产业链的拉动效应，会提升一座城市整体的技术水平，并带动一个产业的发展。
《财富》全球论坛，一个好开始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座城市如果要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优势，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吸引大企业的入住。从近几年的发展策略来看，广州显然看到了以前的遗憾，并不断弥补这一遗憾，未雨绸缪，提前布局，抢占新一轮全球城市竞争的先机。
近年来，随着广州枢纽型网络城市建设的稳步推进，国内外大企业开始不断入住广州，尤其以IT产业最为典型。
2017年3月，郭台铭的富士康“第10.5代线8K显示器”全生态产业园在广州增城破土动工，投资610亿。2017年9月，华为与广州市白云区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建云计算数据中心、云产业运营中心及云产业发展平台，打造千亿级新一代信息产业集群。
富士康和华为是全球IT领域最具代表性，也最具“中国优势”的两家企业，一家是全球代工第一巨头，一家是全球第一大通讯设备制造商。有意思的是，他们都诞生于珠江东岸，而现在，它们的业务板块正沿着珠江北迁。
营商成本合理、公共服务优良，这是中国一线城市不可多得的两项优势，而广州两者得兼。这也是广州不断吸引着这些北迁的巨头的重要原因。
富士康和华为两大企业巨头的到来，意味着广州在IT领域新机遇、新可能。因为，中国IT领域的创新发展路径，很大程度就在于巨头的带动，首先是以巨头为中心，建立一个“生态圈”，然后产生了技术的外溢和对中小企业群体的培育效应。比如，富士康增城项目就被业界认为，将可能在广州拉动建成一个显示技术产业集群，并衍生出医疗电子等新兴产业。
另一个不能被忽视的趋势是，除了富士康、华为北迁，中国的一些央企群体则在南迁，目的地正是广州。广州南沙自贸区是中国现阶段最大的自贸区，也可以说是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改革试验田。截止到2016年年底，南沙已引进了中远散货总部（世界最大散货运输企业）中交建国际总部、中铁建南方总部等央企项目。
央企最中国金融体系的“宠儿”，同时也掌握着中国很多领域最好的技术和人才，它们的到来，将为广州带来更多的优质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这些最接近政策中枢的巨头，如此看好一座城市，这背后必然意味着广州未来更多的可能性。
显而易见，在愈发扁平的世界，外资巨头入穗更是一个体现广州吸引力和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风向标”。1988年，日用品巨头宝洁进入中国，落户在广州。如今，外资巨头掀起了改革开放之后进军广州的第二次热潮。截至目前，思科（广州）智慧城项目、GE生物科技园项目都已经在广州动工，它们都将有望形成产值千亿的产业集群。
优质生产要素的不断积聚，这代表了国内外产业界对广州的信任。这种信任反映在了广州的世界城市排名上。
不久前，世界权威城市排名机构GaWC公布了2016年世界城市体系排名，在入选的361个世界城市中，广州位列第40位，并首次被纳入“Alpha-类”城市序列，这意味着广州首次进入世界一线城市行列。
除了GaWC排名之外，近两年来，广州在全球权威的城市排行，比如“全球金融中心指数”（首次进入该指数）、科尔尼公司“全球潜力城市指数”（从78上升至56）等“全球城市英雄榜”上的排名都有飞跃性表现。
排名只是一個表面结果，广州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是，这座城市已经下定决心，把未来的成长汇聚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伟大事业中去，给世界上所有具有商业雄心的人提供最平等的创业机会，最好的产权保障，以及最好的财富未来。
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在广州举办，这既是一个结果，即代表着全球政商名流对广州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看好。它更是一个开始，它将让广州借此机会又一次站到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城市竞争的舞台中央，展示出一个新的广州，新的机遇之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作为中国内地经济“第三城”和最具亲和力的一线城市，广州不但展示自己，更是展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决心。与此同时，全球经济界也将借助论坛平台“读懂”中国经济的未来路向。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重心加快了向太平洋两岸的转移步伐，中国稳定的环境和良好的市场基础，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优质生产要素在这个国家的生产性地带积聚和配置。中国一线城市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性经济中心城市，但它们之中，也正在出现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
广州的路径选择无疑是极具“正能量”的：通过稳步推进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建设，营造全球最优质的营商环境和最合理的营商成本，为中国吸引最优质的全球性生产要素，也为全球提供了新的城市增长极。
实体强劲复苏，催生新的机遇之城
《财富》全球论坛是全球经济领域的一个响亮品牌，更是一种强大的机遇之城“发掘机制”。
1995年，第一届《财富》全球论坛在新加坡举办，主题是“同一个商业世界”。彼时，新加坡距离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尚且遥遥无期，而GDP也约为现在的四分之一。但90年代中期之后，新加坡步入高速发展快车道，20多年过去，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并列为国际性金融中心。
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其崛起有很多偶然因素，但不容否认，《财富》全球论坛似乎有着某些“先见之明”。
其中奥秘不难理解。论坛定期在世界上选一个“热门”地点举行，参会的都是掌控或影响全球资源流向的“大人物”，如跨国公司的董事长、CEO、知名政治领袖和最顶级的学者等。换句话说，与其说是论坛“先知先觉”，不如说是这些处于信息链最前端的人群正在做出最及时的预判。
截至2016年，广州的GDP已连续28年稳居一线城市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在2017年上半年，广州的GDP增量更达到了1047亿元，这一增量超过北京、上海的993亿元、952亿元。
不过，一座城市的经济不妨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经济总量，二是经济质量，三是经济潜力—背后其实是营商环境。三者层层递进，面向未来。在经济总量上，广州作为经济“第三城”的地位不可动摇，这只代表了过去。
中国经济有“三驾马车”之说，即投资、出口和消费，其中，出口和消费最能体现实体经济的状况。消费代表着居民真实的可支配资金，特别是对未来经济的预期。此外，中国的产业结构则决定出口必然是实体经济最重要的晴雨表。
根据21世纪经济研究院梳理的数据，2017年上半年，广州上半年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3.3万元，位列全国主要城市第一，超過京沪深。显然，和部分高房价挤压了消费的城市不同，广州人更有信心“花钱”，在为内需扩大尽一份力的同时，更为实体经济贡献一份销售收入。
进出口方面，广州表现更突出。2017年上半年，广州市外贸进出口总值5044.8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增长31.4%。其中，出口3142.4亿元，增长34.8%，同期广东省增长13.8%；进口1902.4亿元，增长26.1%，同期广东省增长14.6%。
尤其是出口，二季度，广州外贸出口1660.9亿元，季度出口值创历史新高，增长38.7%，连续两个季度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
必须一提的数据是，上半年，广州市民营企业进出口2200.1亿元，增长63.1%，远高于同期的整体数据。在中国的部分地区，遇到经济调整期，民营企业往往容易成为调整的“成本承担者”。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在广州出现，相反，民营经济得到了快速复苏和发展。
另有数据显示，广州现有科技型企业15.3万家，其中90%为民企；全市高新技术企业中有4600家为民企，占全市总量的比例为97%；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90%以上来自民企。
广州民营企业群体的良好发展，既代表了广州市场化改革的成绩，即让民企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机会，同时更代表着广州经济的未来潜力、活力，以及吸引力。事实上，对海外资本来说，其选择中国城市既要看城市在中国的“政策优势”，也要看“辐射优势”，更要看“市场优势”。
从改革开放开始，广州就一直是中国民企最活跃的城市之一，这种“市场传统”和“市场优势”长期汇聚为了广州对海内外资本的巨大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随着广州枢纽型网络城市的稳步推进，广州的“政策优势”和“辐射优势”也开始得到了加强。
新的发展策略，新的广州
当今世界，一座城市的发展策略选择既要着眼于区域，也要着眼于全国，更应该放眼于全世界。目前，中国和世界正在面临两个深刻的经济版图变迁，一个是有形的，一个是无形的。
此前，《南风窗》曾指出，全球经济重心将越发转移到太平洋两岸。这里有全球排名前三的主权国家经济体，美国、中国和日本。同时，也有拥有全球年轻人口最集中、也长期被勤劳致富的儒家文化所影响的东南亚国家群体。
此外，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也在不断融入这个经济圈。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拥有。
广州位于太平洋西岸生产性地带的枢纽位置，它连接着中国腹地和东南亚。以广州为中心向四周发散，几乎可以找到大部分世界上那些最具前景的城市。往北是中国的北京和上海、韩国首尔、日本东京、中国的台北，往南是中国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往西则是孟买、迪拜。此外，广州和它们之间的航程不会太夸张。乐观些说，如果没有延误，一个工作日内即可两地上班。广州正在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所要打造的三大枢纽之一是航空枢纽，这无疑是主动顺应这种变迁的明智选择。 近年来，广州的这种前瞻性布局，无疑是看到了这样一个趋势：太平洋西岸经济区正在成型，而从地理位置、产业基础来说，广州都最有可能发挥一个生产要素配置的枢纽作用。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提出更是广州难得的机遇。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将构建一个从太平洋西岸横穿中东、非洲到欧洲大陆的国际经济合作圈，这是一个公平、包容和互惠的国际经济合作圈。无论从历史传统、民心情感还是现实的产业基础、地理便利来说，广州都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可取代的关键起始点。
以上经济地理的巨变，和国家规划的悄然变动几乎是同时的。以前，国家对广州的定位是“华南中心城市”，但2016年年初，广州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国务院批复《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指出，广州是“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可以看出，广州的城市定位正在上升，广州将承担更重要的“国家责任”。
全球经济版图的变迁，除地理上的“有形”变迁之外，另一个无形的暗流是生产要素市场的扁平化，无论在全球，还是中国国内都是如此。这种扁平化意味着，生产要素比如资金、人才和智力的流动将越来越没有界限，而城市必须主动顺应这一趋势，才能抢占先机。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广州一直都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小企业群体活跃，市场氛围浓厚，但不容否认，广州经济领域也存在一些遗憾，其中之一是大企业特别是民营大企业的发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是广州需要补上的经济短板。
同时，必须注意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分税制和金融大改革之后，中国国内市场的要素流动特别是资金的流动开始越发扁平，而大企业也越发成为了吸引资金的最有力工具。中小企业固然是城市经济的中坚和微观基础，但大企业更是城市经济不可或缺的龙头和发动机。
此前，《南风窗》也曾指出，除了对要素资源天然的强大吸引力之外，大企业、大项目还有强大的“技术外溢”效应和产业链的拉动效应，会提升一座城市整体的技术水平，并带动一个产业的发展。
《财富》全球论坛，一个好开始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座城市如果要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优势，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吸引大企业的入住。从近几年的发展策略来看，广州显然看到了以前的遗憾，并不断弥补这一遗憾，未雨绸缪，提前布局，抢占新一轮全球城市竞争的先机。
近年来，随着广州枢纽型网络城市建设的稳步推进，国内外大企业开始不断入住广州，尤其以IT产业最为典型。
2017年3月，郭台铭的富士康“第10.5代线8K显示器”全生态产业园在广州增城破土动工，投资610亿。2017年9月，华为与广州市白云区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建云计算数据中心、云产业运营中心及云产业发展平台，打造千亿级新一代信息产业集群。
富士康和华为是全球IT领域最具代表性，也最具“中国优势”的两家企业，一家是全球代工第一巨头，一家是全球第一大通讯设备制造商。有意思的是，他们都诞生于珠江东岸，而现在，它们的业务板块正沿着珠江北迁。
营商成本合理、公共服务优良，这是中国一线城市不可多得的两项优势，而广州两者得兼。这也是广州不断吸引着这些北迁的巨头的重要原因。
富士康和华为两大企业巨头的到来，意味着广州在IT领域新机遇、新可能。因为，中国IT领域的创新发展路径，很大程度就在于巨头的带动，首先是以巨头为中心，建立一个“生态圈”，然后产生了技术的外溢和对中小企业群体的培育效应。比如，富士康增城项目就被业界认为，将可能在广州拉动建成一个显示技术产业集群，并衍生出医疗电子等新兴产业。
另一个不能被忽视的趋势是，除了富士康、华为北迁，中国的一些央企群体则在南迁，目的地正是广州。广州南沙自贸区是中国现阶段最大的自贸区，也可以说是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改革试验田。截止到2016年年底，南沙已引进了中远散货总部（世界最大散货运输企业）中交建国际总部、中铁建南方总部等央企项目。
央企最中国金融体系的“宠儿”，同时也掌握着中国很多领域最好的技术和人才，它们的到来，将为广州带来更多的优质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这些最接近政策中枢的巨头，如此看好一座城市，这背后必然意味着广州未来更多的可能性。
显而易见，在愈发扁平的世界，外资巨头入穗更是一个体现广州吸引力和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风向标”。1988年，日用品巨头宝洁进入中国，落户在广州。如今，外资巨头掀起了改革开放之后进军广州的第二次热潮。截至目前，思科（广州）智慧城项目、GE生物科技园项目都已经在广州动工，它们都将有望形成产值千亿的产业集群。
优质生产要素的不断积聚，这代表了国内外产业界对广州的信任。这种信任反映在了广州的世界城市排名上。
不久前，世界权威城市排名机构GaWC公布了2016年世界城市体系排名，在入选的361个世界城市中，广州位列第40位，并首次被纳入“Alpha-类”城市序列，这意味着广州首次进入世界一线城市行列。
除了GaWC排名之外，近两年来，广州在全球权威的城市排行，比如“全球金融中心指数”（首次进入该指数）、科尔尼公司“全球潜力城市指数”（从78上升至56）等“全球城市英雄榜”上的排名都有飞跃性表现。
排名只是一個表面结果，广州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是，这座城市已经下定决心，把未来的成长汇聚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伟大事业中去，给世界上所有具有商业雄心的人提供最平等的创业机会，最好的产权保障，以及最好的财富未来。
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在广州举办，这既是一个结果，即代表着全球政商名流对广州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看好。它更是一个开始，它将让广州借此机会又一次站到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城市竞争的舞台中央，展示出一个新的广州，新的机遇之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