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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决定做《我从新疆来》这本书之前，库尔班江·赛买提并未意识到它会给他带来什么。“当时只是想引发一种共鸣，就是无关民族与地域，我们的喜怒哀乐是一样的。”
库尔班江曾参与央视纪录片《森林之歌》和《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的拍摄。《我从新疆来》让他带有一种识别度地出现在众人面前。这个来自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青年，由此成为公众人物。
现在他愈发感觉到，立刻将想法付诸行动给人生带来的重大改变。少年时期，他每次经商，都会赚到钱补贴家用。发小闻星说他“如果不做现在这事，会是很厉害的商人”。当拳击手，他拿过自治区正规比赛的冠军、亚军。如果不是眼睛因此受伤，他可能会成为更有知名度的拳击手。他的弟弟认为：“他一直跟着自己的梦想走。”
当年发现他摄影才能的电视人孟晓程和李晓东夫妇，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世界人”。他认领了这个期望。近两年，他携带新疆话题活跃于世界范围。
荣誉、名声也带来了它的附着物，比如“亲体制”及“恐怖分子”等说法。他最近一次哭，是看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主人公说“我的名字叫可汗，我不是恐怖分子”那句台词时，他一个人在房间里泪流满面。
我从新疆来
在做《我从新疆来》这本书之前，库尔班江也做了一些直到现在颇为自豪的事情。
2007年，库尔班江花了4万多元，在新疆办了一个介绍家乡和田的文化摄影展。随后他在各大报刊撰文，每天一篇介绍新疆和田，写了一年多，只是影响没那么大。
2012年，库尔班江在国家图书馆做了一个立体摄影展。摄影展上有房子，有吃的，有喝的，有听的，有味道，“也就是把维吾尔家庭弄到首都的图书馆里了”。但就在这个摄影展的一个星期后，和田出现了劫机事件。“一切归零，没有人再说去和田看看。”这件事让他明白：最终能打动人的还是人的故事，真实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库尔班江改了方向，“我不再说新疆的人文风情和风光之类的，我把它们全部放到那。我来讲人。”
讲人的什么呢？源头在哪里？
2004年，库尔班江第一次到北京。那时他做玉石生意，和同样来自新疆和田的汉族朋友朱宝一起去见了一位年纪稍长的顾客。这位顾客问朱宝老家是哪里的，朱宝说他是土生土长的新疆和田人。顾客就问，那你爸爸是哪里的？朱宝说，我爸爸14岁就离开了家乡到了新疆和田。顾客接着说，我问的是你爸爸出生在哪里。朱宝说，我爸爸出生在郑州。
朱宝的回答并不情愿，而且随后跟着一堆解释。库尔班江说，他特别留意朱宝脸上的反应。他一直疑惑朱宝为什么不愿意说他父亲是哪里的人，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解释。
10年后，库尔班江明白了朱宝当时的感受。2014年的时候，当有人问库尔班江是哪里人时，他宁愿说自己是土耳其混血儿，也不愿意说自己是新疆人，“那种感受应该是一样的”。
2014年做《我从新疆来》时，库尔班江说他看到了最为担心的：偏见和歧视。他意识到，“沟通和交流必须要是面对面，整个社会需要冷静的思考”。
比如一家人聊天，家长说另外一个人的闲话，孩子听到闲话后，无意之中就会排斥他的朋友。其实这两个孩子做了什么吗？什么都没做，只是父母之间把自己的感受说到孩子身上，两个孩子带着这种偏见和歧视长大。在库尔班江看来，“民族和地域，包括宗教之间的偏见也是这样长起来的”。
2005年他接觸到了纪录片，他对领他入门的孟晓程和李晓东说：“死也死在纪录片这条路上。”他俩成了库尔班江的“干爸干妈”，用《舌尖上的中国》总制作人陈晓卿的话说，“他们两个是他的力量源泉，也正是因为他身上有种种这样的故事，他的作品里才充满了理解和沟通的智慧”。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新疆来》这本书出来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没钱，别人也不相信你的能力，纪录片需要花钱又是没有回报的。所以我在过程当中很痛苦，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选择出书。”
即使遇见这样那样的问题，库尔班江还是认为，社会已有改变。在他看来，《我从新疆来》能够出版并被翻译成多语种，就是一个看得到的变化，“因为里面有很多之前大家不敢说的问题”。
微博里有人在评论区骂他，库尔班江说他也不拉黑，看着他们的变化。“三年了，他们骂的还是一样的话”，而他已将触角伸向了海外。
到底要什么
《我从新疆来》出版以后，库尔班江迅速被推到了媒体面前。在此之前，他曾经参加过《我是演说家》的节目，在里面讲述“忍”的力量，讲他从“用拳头与这个世界相处”转变为“用镜头观察别人”的故事。
《我从新疆来》让认识他的人的基数迅速扩大。“那种感觉还是蛮爽的，我能感觉到，现在为什么大家那么希望一夜成名，一夜成为公众人物。”
库尔班江也飘了起来，他任由自己在那种自我爽的状态飘了一个月。每天都有很多采访，一个月以后突然都停了。“怎么停了呢？怎么没人来采访我呢？”
停下来的那个星期，库尔班江什么事也干不了，觉睡不好，饭吃不下，“很担心这个世界一下子跟自己无关了”。他上微博搜自己的名字，百度自己的名字。
他追着助理问有没有采访。这个跟了他4年的助理说：“我有一点不认识你了，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为了出书而出的书吗？你的下一个任务是在哪里？你下一个动作应该是什么？你这一个月说的都一模一样，你还拿什么东西去跟别人沟通？”
回想听到那句话的瞬间，他说：“就像在我的胸口上狠狠给了一拳。”
他说“人性是如此的一模一样”，他再也不骂小鲜肉了，再也不能骂小孩一夜成名的愿望了。“真正自己经历以后，你会发现你是一样的，你不比别人厉害多少。”他变得对事情更有包容。 他迅速组织了自己的团队，找到干妈李晓东，跟她说，想拍纪录片，但是没钱怎么办。李晓东说，“没钱我们就先拍一个样片，然后拿样片去找钱”。几个人聚在一块把《我从新疆来》的纪录片样品拍了。“拍完了以后一直忙，直到今天也没停下来。”
这是李晓东特别认同库尔班江的地方，“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行动力最强的人”。李晓东认识他快20年。“在我们周围，这个年龄的孩子，很多还在父母的羽翼下生活，而他已经经历了很多磨难，从19岁开始挣钱养家。”
库尔班江沉下心来做了一个思考，他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公众人物。“我知道我的嘴是拦不住的，最后肯定要得罪一群人，将来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甚至我到国外去，也会被别人威胁。”
有时他心里会觉得不爽，但还是相信明天比今天好。在《我从新疆来》的采访过程中，曾有人专门过来问他“你这个有什么用，能改变什么？”库尔班江说，他没有说要改变什么，“但我是在做一件事，这件事最重要的是我在改变我自己”。
向世界讲述新疆
近两三年，库尔班江把视角转向了海外新疆人。
2015年6月，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通过秘书给库尔班江发来一封邮件，邀请他参加中美建交36周年的慈善晚会。起因是他们看了《我从新疆来》，认为“用民间的视角来做这种文化交流”是有价值的。
那一年，库尔班江在美国12所高校演讲，讲新疆人的处境和美国华人包括留学生的处境。“主要想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是多么重要，因为偏见和歧视带来的最终是一个灾难。”他说，他在从新疆人的角度讲述中国人的世界故事。
2016年，库尔班江在美国期间采访了120多人，“平均一天采访两三个”。他越来越坚信自己有强大的挖掘人物故事的能力。“很多海外新疆人并不愿意接受采訪，但是到我这里后，他们就愿意聊”，有时聊了十多个小时也停不下来。“没有别的，可能就是天然的那种信任。”他这么认为。
这也印证了陈晓卿对他的印象：“他当摄影师有点糟蹋了，他具有外交家的能量。”一次在中亚国家拍摄，只要库尔班江沟通，拍摄过程就没有一点障碍。在新疆拍摄也是一样，他会新疆地方上很多语言，“有九重译的能力”。
海外新疆人，比内地新疆人的话题还要敏感，“经费问题全部要靠自己解决，自己没有钱了，就找朋友借”。
在海外的新疆人活得怎么样？库尔班江说，他想传递出更客观的状态。在海外的新疆人，有为了自己的利益做着伤害国家事情的那种人，但是少之又少，也没什么影响力。“还有一群人非常低调地在工作，而且他们的工作是在为人类的发展做贡献，比如说是像推特、脸书、苹果、特斯拉、哥伦比亚医学院、耶鲁医学院、耶鲁大学等这样的机构。”有意思的是，海外的新疆人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独立。“只要是开新疆餐厅的，一定会是在华人社区；在别的地方开是火不了的，也不受欢迎。”
库尔班江最近一次在纽约做的民间活动，现场有两百多人，里面有各个同乡会的华人。以前做活动，主要针对的是海外新疆人，他觉得太狭隘了，一定要更广一点，那就是华人。他发现，海外华人对新疆的了解也几乎是零的状态。他们了解新疆人的源头，还是上世纪80年代关于新疆羊肉串的一个小品，几乎所有海外华人都认为新疆人是那样的。“但是到了新疆，你说要吃羊肉串，没有人听得懂，新疆说烤肉。”
在库尔班江看来，这是唯一一次话题跟新疆有关，但又没有舞蹈，没有羊肉串的文化交流活动。他用服装跟他们讲新疆，讲新疆在“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在新疆，你能找到各个国家的文化共鸣。”他这样说。
陈晓卿自嘲说，年龄大了容易有负能量，但是库尔班江总能把它们消解掉，“他总是在不遗余力地讴歌自己出生的地方”。“他是这个国家与众不同的人，有自己的沟通能力，还有娴熟的技术，对自己生存的土地有不同于别人的认知，又不离经叛道。他给正在发展着的新疆做了一个相册，这对认识我们的时代和国家有着非常大的好处。”
通过亲身经历，库尔班江发现，常跑内地的新疆人，其实很能理解华人在美国的处境。2017年夏天，在和田当警察的闻星，接待了两个从美国来的华人。他们20年前从新疆石河子去了美国，“很想念家乡，但是没有机会了解家乡”。他们说，是库尔班江给他们打开了一扇窗。
架一座心桥
《我从新疆来》里面100个故事，简单、直接，没有很深的思想积淀。但是把100个故事结合到一块，就会传递出一种讯息，他用一句鸡汤文来形容：“越努力越幸运，越勇敢越能有改变。”这句话也写在了书里面。
第二本《我从哪里来》有点不一样，共有24个人的故事。这个时候的他，希望通过别人的故事让人们看到自己、认识社会。“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有一些东西是被忽视掉的。静下来听别人的故事时，会从中反射出自己。”第三本书《我到新疆去》，则是讲内地人与新疆的连接。
库尔班江说，他对于当下展示新疆的方式并不苟同。人们需要有突破性的内容，但是很多人的脑子还停留在80年代和90年代，不愿意做新的尝试。“我不一样，我就是一个个体，所有出现的风险我来担。有些路不走，你不知道它可不可行，那我就先走。”他说，“海外的新疆要以民间的形式来展示，如果不是民间形式，别人可能不相信。不要只想着民间有危险性，可能会出问题；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要敢于走出去。”
与三年前的库尔班江相比，现在的他不再怀疑自己的能力，也越来越认识到环境超出想象的复杂。“我已经做了好的和不好的准备。直接就这么说，现在做得挺好的，但第二天，或者是明年，别人说库尔班江是另一种人，容不得你有任何解释和翻身的机会，我也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
现在，再糟糕的事情，在他这里抽根烟就可以解决。以前还不是。
《我从新疆来》在上海做采访时，有一天他采访了4个人，早晨五点钟出门，晚上回到酒店，做整理直到凌晨快三点，正准备休息时，警察来敲门。配合所有的检查以后，他们说要搜包，库尔班江反对了，“他们就说你这个就是妨碍公事了，感觉好像立刻就把我给带走那种状态”。他没忍住，就说随你们便，一脚把门踢关上。
关上门以后，他在房间里有想自杀的冲动，哭得不知道什么时间睡着的。“当时已经采访了300多人，也听到了各式各样的遭遇。”这时候，他发现，他做的事情给他带来的力量，“就是抱团取暖，相互汲取力量”。
两个多小时后，早晨6点钟，他背着包，拿着相机，“还继续走，不能停下来”。
库尔班江的汉语是自学的，以前看书比较费劲，他也“轴”，现在变得灵活了很多，“不再纠结于某一个字的意思，大致明白就行。也许看得没那么深，但是看完以后再回来看第二遍，感受还是不太一样”。曾经他包里都要放一本书，偏人文，现在改成了电子书，正在读的是《沉默的大多数》。
9月初的北京，还拽着夏天的尾巴。从美国回来的库尔班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维吾尔语频道接受了采访，他对自己这句话充满了好感，他说“库尔班江在用自己的钱，做一件作为中国公民应该做的事情”。
从美国回来过关时，库尔班江被叫过去单独再检查，其中有一个特警是维吾尔族人，他一脸歉意，“脸都有点红了”，他一再让库尔班江理解。
“他还在安慰我。”库尔班江笑了笑说。
库尔班江曾参与央视纪录片《森林之歌》和《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的拍摄。《我从新疆来》让他带有一种识别度地出现在众人面前。这个来自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青年，由此成为公众人物。
现在他愈发感觉到，立刻将想法付诸行动给人生带来的重大改变。少年时期，他每次经商，都会赚到钱补贴家用。发小闻星说他“如果不做现在这事，会是很厉害的商人”。当拳击手，他拿过自治区正规比赛的冠军、亚军。如果不是眼睛因此受伤，他可能会成为更有知名度的拳击手。他的弟弟认为：“他一直跟着自己的梦想走。”
当年发现他摄影才能的电视人孟晓程和李晓东夫妇，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世界人”。他认领了这个期望。近两年，他携带新疆话题活跃于世界范围。
荣誉、名声也带来了它的附着物，比如“亲体制”及“恐怖分子”等说法。他最近一次哭，是看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主人公说“我的名字叫可汗，我不是恐怖分子”那句台词时，他一个人在房间里泪流满面。
我从新疆来
在做《我从新疆来》这本书之前，库尔班江也做了一些直到现在颇为自豪的事情。
2007年，库尔班江花了4万多元，在新疆办了一个介绍家乡和田的文化摄影展。随后他在各大报刊撰文，每天一篇介绍新疆和田，写了一年多，只是影响没那么大。
2012年，库尔班江在国家图书馆做了一个立体摄影展。摄影展上有房子，有吃的，有喝的，有听的，有味道，“也就是把维吾尔家庭弄到首都的图书馆里了”。但就在这个摄影展的一个星期后，和田出现了劫机事件。“一切归零，没有人再说去和田看看。”这件事让他明白：最终能打动人的还是人的故事，真实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库尔班江改了方向，“我不再说新疆的人文风情和风光之类的，我把它们全部放到那。我来讲人。”
讲人的什么呢？源头在哪里？
2004年，库尔班江第一次到北京。那时他做玉石生意，和同样来自新疆和田的汉族朋友朱宝一起去见了一位年纪稍长的顾客。这位顾客问朱宝老家是哪里的，朱宝说他是土生土长的新疆和田人。顾客就问，那你爸爸是哪里的？朱宝说，我爸爸14岁就离开了家乡到了新疆和田。顾客接着说，我问的是你爸爸出生在哪里。朱宝说，我爸爸出生在郑州。
朱宝的回答并不情愿，而且随后跟着一堆解释。库尔班江说，他特别留意朱宝脸上的反应。他一直疑惑朱宝为什么不愿意说他父亲是哪里的人，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解释。
10年后，库尔班江明白了朱宝当时的感受。2014年的时候，当有人问库尔班江是哪里人时，他宁愿说自己是土耳其混血儿，也不愿意说自己是新疆人，“那种感受应该是一样的”。
2014年做《我从新疆来》时，库尔班江说他看到了最为担心的：偏见和歧视。他意识到，“沟通和交流必须要是面对面，整个社会需要冷静的思考”。
比如一家人聊天，家长说另外一个人的闲话，孩子听到闲话后，无意之中就会排斥他的朋友。其实这两个孩子做了什么吗？什么都没做，只是父母之间把自己的感受说到孩子身上，两个孩子带着这种偏见和歧视长大。在库尔班江看来，“民族和地域，包括宗教之间的偏见也是这样长起来的”。
2005年他接觸到了纪录片，他对领他入门的孟晓程和李晓东说：“死也死在纪录片这条路上。”他俩成了库尔班江的“干爸干妈”，用《舌尖上的中国》总制作人陈晓卿的话说，“他们两个是他的力量源泉，也正是因为他身上有种种这样的故事，他的作品里才充满了理解和沟通的智慧”。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新疆来》这本书出来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没钱，别人也不相信你的能力，纪录片需要花钱又是没有回报的。所以我在过程当中很痛苦，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选择出书。”
即使遇见这样那样的问题，库尔班江还是认为，社会已有改变。在他看来，《我从新疆来》能够出版并被翻译成多语种，就是一个看得到的变化，“因为里面有很多之前大家不敢说的问题”。
微博里有人在评论区骂他，库尔班江说他也不拉黑，看着他们的变化。“三年了，他们骂的还是一样的话”，而他已将触角伸向了海外。
到底要什么
《我从新疆来》出版以后，库尔班江迅速被推到了媒体面前。在此之前，他曾经参加过《我是演说家》的节目，在里面讲述“忍”的力量，讲他从“用拳头与这个世界相处”转变为“用镜头观察别人”的故事。
《我从新疆来》让认识他的人的基数迅速扩大。“那种感觉还是蛮爽的，我能感觉到，现在为什么大家那么希望一夜成名，一夜成为公众人物。”
库尔班江也飘了起来，他任由自己在那种自我爽的状态飘了一个月。每天都有很多采访，一个月以后突然都停了。“怎么停了呢？怎么没人来采访我呢？”
停下来的那个星期，库尔班江什么事也干不了，觉睡不好，饭吃不下，“很担心这个世界一下子跟自己无关了”。他上微博搜自己的名字，百度自己的名字。
他追着助理问有没有采访。这个跟了他4年的助理说：“我有一点不认识你了，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为了出书而出的书吗？你的下一个任务是在哪里？你下一个动作应该是什么？你这一个月说的都一模一样，你还拿什么东西去跟别人沟通？”
回想听到那句话的瞬间，他说：“就像在我的胸口上狠狠给了一拳。”
他说“人性是如此的一模一样”，他再也不骂小鲜肉了，再也不能骂小孩一夜成名的愿望了。“真正自己经历以后，你会发现你是一样的，你不比别人厉害多少。”他变得对事情更有包容。 他迅速组织了自己的团队，找到干妈李晓东，跟她说，想拍纪录片，但是没钱怎么办。李晓东说，“没钱我们就先拍一个样片，然后拿样片去找钱”。几个人聚在一块把《我从新疆来》的纪录片样品拍了。“拍完了以后一直忙，直到今天也没停下来。”
这是李晓东特别认同库尔班江的地方，“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行动力最强的人”。李晓东认识他快20年。“在我们周围，这个年龄的孩子，很多还在父母的羽翼下生活，而他已经经历了很多磨难，从19岁开始挣钱养家。”
库尔班江沉下心来做了一个思考，他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公众人物。“我知道我的嘴是拦不住的，最后肯定要得罪一群人，将来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甚至我到国外去，也会被别人威胁。”
有时他心里会觉得不爽，但还是相信明天比今天好。在《我从新疆来》的采访过程中，曾有人专门过来问他“你这个有什么用，能改变什么？”库尔班江说，他没有说要改变什么，“但我是在做一件事，这件事最重要的是我在改变我自己”。
向世界讲述新疆
近两三年，库尔班江把视角转向了海外新疆人。
2015年6月，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通过秘书给库尔班江发来一封邮件，邀请他参加中美建交36周年的慈善晚会。起因是他们看了《我从新疆来》，认为“用民间的视角来做这种文化交流”是有价值的。
那一年，库尔班江在美国12所高校演讲，讲新疆人的处境和美国华人包括留学生的处境。“主要想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是多么重要，因为偏见和歧视带来的最终是一个灾难。”他说，他在从新疆人的角度讲述中国人的世界故事。
2016年，库尔班江在美国期间采访了120多人，“平均一天采访两三个”。他越来越坚信自己有强大的挖掘人物故事的能力。“很多海外新疆人并不愿意接受采訪，但是到我这里后，他们就愿意聊”，有时聊了十多个小时也停不下来。“没有别的，可能就是天然的那种信任。”他这么认为。
这也印证了陈晓卿对他的印象：“他当摄影师有点糟蹋了，他具有外交家的能量。”一次在中亚国家拍摄，只要库尔班江沟通，拍摄过程就没有一点障碍。在新疆拍摄也是一样，他会新疆地方上很多语言，“有九重译的能力”。
海外新疆人，比内地新疆人的话题还要敏感，“经费问题全部要靠自己解决，自己没有钱了，就找朋友借”。
在海外的新疆人活得怎么样？库尔班江说，他想传递出更客观的状态。在海外的新疆人，有为了自己的利益做着伤害国家事情的那种人，但是少之又少，也没什么影响力。“还有一群人非常低调地在工作，而且他们的工作是在为人类的发展做贡献，比如说是像推特、脸书、苹果、特斯拉、哥伦比亚医学院、耶鲁医学院、耶鲁大学等这样的机构。”有意思的是，海外的新疆人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独立。“只要是开新疆餐厅的，一定会是在华人社区；在别的地方开是火不了的，也不受欢迎。”
库尔班江最近一次在纽约做的民间活动，现场有两百多人，里面有各个同乡会的华人。以前做活动，主要针对的是海外新疆人，他觉得太狭隘了，一定要更广一点，那就是华人。他发现，海外华人对新疆的了解也几乎是零的状态。他们了解新疆人的源头，还是上世纪80年代关于新疆羊肉串的一个小品，几乎所有海外华人都认为新疆人是那样的。“但是到了新疆，你说要吃羊肉串，没有人听得懂，新疆说烤肉。”
在库尔班江看来，这是唯一一次话题跟新疆有关，但又没有舞蹈，没有羊肉串的文化交流活动。他用服装跟他们讲新疆，讲新疆在“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在新疆，你能找到各个国家的文化共鸣。”他这样说。
陈晓卿自嘲说，年龄大了容易有负能量，但是库尔班江总能把它们消解掉，“他总是在不遗余力地讴歌自己出生的地方”。“他是这个国家与众不同的人，有自己的沟通能力，还有娴熟的技术，对自己生存的土地有不同于别人的认知，又不离经叛道。他给正在发展着的新疆做了一个相册，这对认识我们的时代和国家有着非常大的好处。”
通过亲身经历，库尔班江发现，常跑内地的新疆人，其实很能理解华人在美国的处境。2017年夏天，在和田当警察的闻星，接待了两个从美国来的华人。他们20年前从新疆石河子去了美国，“很想念家乡，但是没有机会了解家乡”。他们说，是库尔班江给他们打开了一扇窗。
架一座心桥
《我从新疆来》里面100个故事，简单、直接，没有很深的思想积淀。但是把100个故事结合到一块，就会传递出一种讯息，他用一句鸡汤文来形容：“越努力越幸运，越勇敢越能有改变。”这句话也写在了书里面。
第二本《我从哪里来》有点不一样，共有24个人的故事。这个时候的他，希望通过别人的故事让人们看到自己、认识社会。“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有一些东西是被忽视掉的。静下来听别人的故事时，会从中反射出自己。”第三本书《我到新疆去》，则是讲内地人与新疆的连接。
库尔班江说，他对于当下展示新疆的方式并不苟同。人们需要有突破性的内容，但是很多人的脑子还停留在80年代和90年代，不愿意做新的尝试。“我不一样，我就是一个个体，所有出现的风险我来担。有些路不走，你不知道它可不可行，那我就先走。”他说，“海外的新疆要以民间的形式来展示，如果不是民间形式，别人可能不相信。不要只想着民间有危险性，可能会出问题；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要敢于走出去。”
与三年前的库尔班江相比，现在的他不再怀疑自己的能力，也越来越认识到环境超出想象的复杂。“我已经做了好的和不好的准备。直接就这么说，现在做得挺好的，但第二天，或者是明年，别人说库尔班江是另一种人，容不得你有任何解释和翻身的机会，我也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
现在，再糟糕的事情，在他这里抽根烟就可以解决。以前还不是。
《我从新疆来》在上海做采访时，有一天他采访了4个人，早晨五点钟出门，晚上回到酒店，做整理直到凌晨快三点，正准备休息时，警察来敲门。配合所有的检查以后，他们说要搜包，库尔班江反对了，“他们就说你这个就是妨碍公事了，感觉好像立刻就把我给带走那种状态”。他没忍住，就说随你们便，一脚把门踢关上。
关上门以后，他在房间里有想自杀的冲动，哭得不知道什么时间睡着的。“当时已经采访了300多人，也听到了各式各样的遭遇。”这时候，他发现，他做的事情给他带来的力量，“就是抱团取暖，相互汲取力量”。
两个多小时后，早晨6点钟，他背着包，拿着相机，“还继续走，不能停下来”。
库尔班江的汉语是自学的，以前看书比较费劲，他也“轴”，现在变得灵活了很多，“不再纠结于某一个字的意思，大致明白就行。也许看得没那么深，但是看完以后再回来看第二遍，感受还是不太一样”。曾经他包里都要放一本书，偏人文，现在改成了电子书，正在读的是《沉默的大多数》。
9月初的北京，还拽着夏天的尾巴。从美国回来的库尔班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维吾尔语频道接受了采访，他对自己这句话充满了好感，他说“库尔班江在用自己的钱，做一件作为中国公民应该做的事情”。
从美国回来过关时，库尔班江被叫过去单独再检查，其中有一个特警是维吾尔族人，他一脸歉意，“脸都有点红了”，他一再让库尔班江理解。
“他还在安慰我。”库尔班江笑了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