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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贵州安平人陈法，学本程朱，精研《易》理，以其敏锐的政治感觉率先识得政治危机，本着宽以待民的目的，以刑教结合、先教而后诛的手段来加强吏治建设。
关键词：清代；陈法；吏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9-00-02
陈法(1692～1766)，字世垂，号圣泉，晚号定斋，安平(今贵州平坝县)白云庄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历任刑部河南司郎中、直隶顺德(河北邢台)知府、山东登州知府、河东运河兵备道(又称河东河道)、淮扬监司、大名道等职。乾隆十一年，因为河督白钟山上疏辩枉而被革职，发配十六军台(内蒙古)。赐还后陈宏谋等人多次向朝廷举荐陈法，但其无意仕宦而主讲贵山书院。其传世撰述，主要有《易笺》、《明辨录》、《醒心集》、《敬和堂文稿》、《内心斋诗稿》、《犹存集》、《河干问答》等,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理学、水利、诗词、文章、教育等多个方面，因此在其卒后贵山书院掌教张甄陶撰文祭之，称其为“经人两师”。
一、吏治意识
明清时期，吏治败坏，如柳诒徵先生认为朱明之亡，实由于明室朝野上下之腐败，“官府坏于吏胥，地方坏于乡绅”，“胥吏之弊，自明至清，未之革除。凡清之政治，皆胥吏之政治也。”[1]陈法生活在所谓的“康乾盛世”，那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但怀有远见之人，仍能看出其中潜藏的危机。陈法在《易笺》中说：
国家当极盛之时，识者有忧盛危明之虑，而不得必忧也。惟在人主克明其德，使如日之中天，则私欲不得而蔽之。
蓋自古乱之机，即伏于极治之时，故圣人安不忘危。[2]
物极而反，此乃《易》之道。陈法精研易道，熟知此理，不为世之声色所蔽，故能明断于此，识得危机。
差吏虽小,却与民生息息相关,他们作为统治机构的最下层，是政策的执行者，惠民与否全在其掌控之中。陈法作为地方官吏，深知差吏的为害所在，痛恨其行事之伎俩，尝称其为“民蠹”“毛贼”：
照得各县设有社书，名为清理收除，攒造粮册，实则科敛私派，大为民蠹。如更换新役，则散帖卖酒，名为‘撒网’，按甲出钱，名为‘帖甲’。以至麦熟敛麦，秋收敛谷，沿村收取，尽入私囊。奏销派费、编审派费，开正造册，以及一切公事，无一不按亩加增，至于钱粮地亩，飞酒那移，明加暗派，日侵月削，种种弊端，实小民之毛贼，地方之积。[3]
近闻各属差役行牌不问事情大小、犯罪轻重，只要票上有名便即绳拴锁靠，哀此乡愚，银挡加颈，便已魄落魂飞，无不倾箱倒庋，以应蠹役之求，甚至押进私室，有钱则开，无钱则锁，未曾见官而差役索作已吸穷民多少膏血。[3]
这些差吏欺上瞒下，假公济私，贪似血蚊，恶如狼虎，扰乱地方治安，有损百姓生计，其根源则在于督抚、守令驾驭不当。陈法在《论吏治之弊》中认为清之吏治之弊在于：一是古今时移，风俗迥异，古今良吏素质不同，今之“小廉曲谨”之吏与“贪酷之吏，亦五十步者之于百步耳！此则今日吏治之大弊也！”二是督抚选择驾驭守令之标准与方法不当，督抚大吏举其贤良，去其太甚，所留之人亦非贤良，恤民之责难行：
其所谓操守，大约如前所云小廉曲谨之为，其所谓才能，又非必有济时之略、经世之猷也，不过倜傥权奇，周旋无失而已。……唯是守令一官，则精明强干之意欲其少，而温柔慈惠之意欲其多，乃能与民相亲。……今大吏皆以为迂腐无用之书生（注：即古之良吏类型），急挥之而去耳。其所荐引有以劳心、抚字与行教化达之上闻者乎？……至于流俗失世败坏，则恬而不知怪。此则今日督抚驭吏之大弊也。朝廷设官以为民也。督抚守令不知恤民，于是乎民日益贫困，流离失所，讼狱日繁，盗贼日多，然后举所为律例者按治之，无少贷而亦毫无哀矜恻怛、罪己再躬之意动乎其中，则是律例者罔民之具，守令者罔民之人，而督抚者又驱守令以罔民之人也。
可见，陈法在“康乾盛世”华丽外表下，识得吏治危机，表现了他的真知卓见和较强的政治敏锐感。
二、吏治措施
陈法认为要厘清吏治，首先要明确为官之责：
吏为天子牧养小民。
守令为亲民之官，世之名流，欲去台阁，仕州郡以为有以裨益之似也。然所谓治之而生养，遂教之而论理明，其能有以致之于民耶？虽然，事非其力之所能，为贤者亦处于无可如何之势，然则言为吏于今日，毋亦曰不扰之而已，不虐之而已。[4]
守令为亲民之官，而风化所自始也。[5]
这便明确了守令的责任，即守令为亲民之官，有教化之责，要坚持“治之而生养，遂教之而论理明”的治民目标和方向。
其次，要“不扰民，不虐民”。陈法说：
一切主于便民，而于讼狱一端，尤多法外之仁，慈祥悌之意，溢于言表。所谓不扰而虐之者，其在斯乎？
吏为天子牧养小民。民，‘父母’呼之，既无以生养安全之，忍复扰而虐之耶？[4]
即其认为思想意识上要敬“民为父母”，行动上则“一切以民为便”，法律方面更要法外施仁。这可以概括为“敬”、“诚”、“仁”，使民安养生息。作为地方官的他，无不担忧地说：
余曾承乏畿南，……深知为吏之难，日夜兢惕，求苟以逃乎素餐之耻而不可得也。[4]
他这种“日夜兢惕”、战战兢兢的忧虑来源于治吏安民的责任和压力。正是这种责任和压力使他非常重視地方秩序的重建，一再强调不能扰民虐民，一有发现即严加惩治。
再次，严于察吏，文教为主。他在乾隆元年(1736)知山东登州时，亲制文告，弭盗惩奸，倡廉黜贪，整肃吏治，使得民生大惠。
本府下车伊始，欲安民生，先求察吏，欲清吏治，先除衙蠹，但不忍不教而诛，因聊举尔等奸弊，一一条列，使之触目惊心：
一、审理词讼，……百方沉搁，故意压捺，有钱者速票速审，无钱者不票不审，有钱者抄看批词，无钱者藏批不发，或指称打点差书瓜分，或包揽词讼簸弄是非，招摇撞骗，或私改供招，任意增减，或藏匿案件，或私更地册刑房招房，权势尤重，未入公门先投刑招。
一、快拘人，一票到手趾高气扬，入人门户便云来人不差，如狼似虎，大肆咆哮，先索酒食，再索银钱，……。
一、行刑，当面卖法，但得银钱，故作重手势，……。
一、……各役乃大肆饕餮，饮食若流，酒肉开销成千累百，又假称偿还急债，憂喜事故挟制借贷，……。
一、过割地亩，或按亩索钱，或照两扣算，……。
一、各役之中，捕役更为凶恶，平日纵盗殃民，坐地分赃，或恐唬事主，不令报官，或串通乡地讳强为窃，或故纵真贼诬挐良民，或嘱贼诬板先行讹诈，或赃少者查获，塞责赃多者，侵吞故纵，反买他案盗犯，患同赃供，希图销案，……。
一、查挐烧锅、赌博、私宰等类，或三五成群，到处抢夺，或既得银钱，反行庇护，有票者固假公济私，无票者亦捉风捕影，……。
一、禁卒看守监狱，一入监先索见面钱，本家送饭，酒肉先饱，有钱则放松锁靠，无钱则非理凌虐，……
以上各条不过粗举大端，亦难尽尔等魑魅魍魉之情状，如鬼如域之伎俩，……然银钱与性命孰重孰轻，况一朝败露，性命既属虚悬，银钱亦归为乌有，何不急早回头，奉公守法，本府现在密访严查，一经提，立毙杖下，懔之慎之，毋贻后悔。[6]
一句“下车伊始，欲安民生，先求察吏，欲清吏治，先除衙蠹，但不忍不教而诛”，可知陈法正是按照“治之而生养，遂教之而论理明”的宗旨，整顿吏治，安定地方秩序。从其所列“奸弊”来看，可知他能明察秋毫，深悉差吏惯用伎俩，因而他的施政才能颇有针对性地有序地进行（安民、察吏、清吏、除蠧、教而诛），并从根源处入手落实。同时，可见他怀民之诚，施政以宽，不以刑治民，而是施德化民，先教而后诛。
最后，完善制度保障。为更好地施德化民，刑教结合，他制定公布了一系列的告示，如《严禁社书科派》、《严禁差役无故锁挐》、《饬革该路巡役》、《申严吏役舞弊之禁以萧法纪》、《申饬典巡以肃官方》等来整顿吏制法纪，《檄遴选木铎》、《檄清查保甲》、《檄选立保正》、《慎重乡长之选》、《特重乡长之选》、《饬行设立乡长檄》等来选贤以彰教化。布告内容其言词恳切，苦口婆心，不听告戒而犯禁者才加以刑惩。因此，唐鉴评价说:
先生本其实学，卓为贤良，所历之地，以教养为实政，凡与上官往复禀详，兴利除弊，以及为官民挽回风气，申明法戒，皆手自亲裁，或数百言，或千余言，情词恳疑，仁义周匝，沁人心脾，久而犹感。[7]
参考文献：
[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上海三联书店,P665-669.
[2]民国壬戌据临桂陈氏刊本校印,任可澄主编.《易笺》(下)卷四《丰卦》（《黔南从书》第一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本.
[3]据陈氏家刻本校印,民国任可澄主编.《犹存集》卷二《为严禁社书科派以甦民困事》(《黔南从书》第六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
[4]《犹存集》卷七《官方宝鉴序》(《黔南从书》第六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
[5]陈氏家刻本校印,民国任可澄主编.《犹存集》卷五《论吏治之弊》（《黔南从书》第六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
[6]陈氏家刻本校印,民国任可澄主编.《犹存集》卷三《为申严吏役舞弊之禁以肃法纪事》（《黔南从书》第六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
[7]民国壬戌据临桂陈氏刊本校印,任可澄主编.《易笺》卷首《安平陈定斋先生学案》(《黔南从书》第一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本.
关键词：清代；陈法；吏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9-00-02
陈法(1692～1766)，字世垂，号圣泉，晚号定斋，安平(今贵州平坝县)白云庄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历任刑部河南司郎中、直隶顺德(河北邢台)知府、山东登州知府、河东运河兵备道(又称河东河道)、淮扬监司、大名道等职。乾隆十一年，因为河督白钟山上疏辩枉而被革职，发配十六军台(内蒙古)。赐还后陈宏谋等人多次向朝廷举荐陈法，但其无意仕宦而主讲贵山书院。其传世撰述，主要有《易笺》、《明辨录》、《醒心集》、《敬和堂文稿》、《内心斋诗稿》、《犹存集》、《河干问答》等,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理学、水利、诗词、文章、教育等多个方面，因此在其卒后贵山书院掌教张甄陶撰文祭之，称其为“经人两师”。
一、吏治意识
明清时期，吏治败坏，如柳诒徵先生认为朱明之亡，实由于明室朝野上下之腐败，“官府坏于吏胥，地方坏于乡绅”，“胥吏之弊，自明至清，未之革除。凡清之政治，皆胥吏之政治也。”[1]陈法生活在所谓的“康乾盛世”，那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但怀有远见之人，仍能看出其中潜藏的危机。陈法在《易笺》中说：
国家当极盛之时，识者有忧盛危明之虑，而不得必忧也。惟在人主克明其德，使如日之中天，则私欲不得而蔽之。
蓋自古乱之机，即伏于极治之时，故圣人安不忘危。[2]
物极而反，此乃《易》之道。陈法精研易道，熟知此理，不为世之声色所蔽，故能明断于此，识得危机。
差吏虽小,却与民生息息相关,他们作为统治机构的最下层，是政策的执行者，惠民与否全在其掌控之中。陈法作为地方官吏，深知差吏的为害所在，痛恨其行事之伎俩，尝称其为“民蠹”“毛贼”：
照得各县设有社书，名为清理收除，攒造粮册，实则科敛私派，大为民蠹。如更换新役，则散帖卖酒，名为‘撒网’，按甲出钱，名为‘帖甲’。以至麦熟敛麦，秋收敛谷，沿村收取，尽入私囊。奏销派费、编审派费，开正造册，以及一切公事，无一不按亩加增，至于钱粮地亩，飞酒那移，明加暗派，日侵月削，种种弊端，实小民之毛贼，地方之积。[3]
近闻各属差役行牌不问事情大小、犯罪轻重，只要票上有名便即绳拴锁靠，哀此乡愚，银挡加颈，便已魄落魂飞，无不倾箱倒庋，以应蠹役之求，甚至押进私室，有钱则开，无钱则锁，未曾见官而差役索作已吸穷民多少膏血。[3]
这些差吏欺上瞒下，假公济私，贪似血蚊，恶如狼虎，扰乱地方治安，有损百姓生计，其根源则在于督抚、守令驾驭不当。陈法在《论吏治之弊》中认为清之吏治之弊在于：一是古今时移，风俗迥异，古今良吏素质不同，今之“小廉曲谨”之吏与“贪酷之吏，亦五十步者之于百步耳！此则今日吏治之大弊也！”二是督抚选择驾驭守令之标准与方法不当，督抚大吏举其贤良，去其太甚，所留之人亦非贤良，恤民之责难行：
其所谓操守，大约如前所云小廉曲谨之为，其所谓才能，又非必有济时之略、经世之猷也，不过倜傥权奇，周旋无失而已。……唯是守令一官，则精明强干之意欲其少，而温柔慈惠之意欲其多，乃能与民相亲。……今大吏皆以为迂腐无用之书生（注：即古之良吏类型），急挥之而去耳。其所荐引有以劳心、抚字与行教化达之上闻者乎？……至于流俗失世败坏，则恬而不知怪。此则今日督抚驭吏之大弊也。朝廷设官以为民也。督抚守令不知恤民，于是乎民日益贫困，流离失所，讼狱日繁，盗贼日多，然后举所为律例者按治之，无少贷而亦毫无哀矜恻怛、罪己再躬之意动乎其中，则是律例者罔民之具，守令者罔民之人，而督抚者又驱守令以罔民之人也。
可见，陈法在“康乾盛世”华丽外表下，识得吏治危机，表现了他的真知卓见和较强的政治敏锐感。
二、吏治措施
陈法认为要厘清吏治，首先要明确为官之责：
吏为天子牧养小民。
守令为亲民之官，世之名流，欲去台阁，仕州郡以为有以裨益之似也。然所谓治之而生养，遂教之而论理明，其能有以致之于民耶？虽然，事非其力之所能，为贤者亦处于无可如何之势，然则言为吏于今日，毋亦曰不扰之而已，不虐之而已。[4]
守令为亲民之官，而风化所自始也。[5]
这便明确了守令的责任，即守令为亲民之官，有教化之责，要坚持“治之而生养，遂教之而论理明”的治民目标和方向。
其次，要“不扰民，不虐民”。陈法说：
一切主于便民，而于讼狱一端，尤多法外之仁，慈祥悌之意，溢于言表。所谓不扰而虐之者，其在斯乎？
吏为天子牧养小民。民，‘父母’呼之，既无以生养安全之，忍复扰而虐之耶？[4]
即其认为思想意识上要敬“民为父母”，行动上则“一切以民为便”，法律方面更要法外施仁。这可以概括为“敬”、“诚”、“仁”，使民安养生息。作为地方官的他，无不担忧地说：
余曾承乏畿南，……深知为吏之难，日夜兢惕，求苟以逃乎素餐之耻而不可得也。[4]
他这种“日夜兢惕”、战战兢兢的忧虑来源于治吏安民的责任和压力。正是这种责任和压力使他非常重視地方秩序的重建，一再强调不能扰民虐民，一有发现即严加惩治。
再次，严于察吏，文教为主。他在乾隆元年(1736)知山东登州时，亲制文告，弭盗惩奸，倡廉黜贪，整肃吏治，使得民生大惠。
本府下车伊始，欲安民生，先求察吏，欲清吏治，先除衙蠹，但不忍不教而诛，因聊举尔等奸弊，一一条列，使之触目惊心：
一、审理词讼，……百方沉搁，故意压捺，有钱者速票速审，无钱者不票不审，有钱者抄看批词，无钱者藏批不发，或指称打点差书瓜分，或包揽词讼簸弄是非，招摇撞骗，或私改供招，任意增减，或藏匿案件，或私更地册刑房招房，权势尤重，未入公门先投刑招。
一、快拘人，一票到手趾高气扬，入人门户便云来人不差，如狼似虎，大肆咆哮，先索酒食，再索银钱，……。
一、行刑，当面卖法，但得银钱，故作重手势，……。
一、……各役乃大肆饕餮，饮食若流，酒肉开销成千累百，又假称偿还急债，憂喜事故挟制借贷，……。
一、过割地亩，或按亩索钱，或照两扣算，……。
一、各役之中，捕役更为凶恶，平日纵盗殃民，坐地分赃，或恐唬事主，不令报官，或串通乡地讳强为窃，或故纵真贼诬挐良民，或嘱贼诬板先行讹诈，或赃少者查获，塞责赃多者，侵吞故纵，反买他案盗犯，患同赃供，希图销案，……。
一、查挐烧锅、赌博、私宰等类，或三五成群，到处抢夺，或既得银钱，反行庇护，有票者固假公济私，无票者亦捉风捕影，……。
一、禁卒看守监狱，一入监先索见面钱，本家送饭，酒肉先饱，有钱则放松锁靠，无钱则非理凌虐，……
以上各条不过粗举大端，亦难尽尔等魑魅魍魉之情状，如鬼如域之伎俩，……然银钱与性命孰重孰轻，况一朝败露，性命既属虚悬，银钱亦归为乌有，何不急早回头，奉公守法，本府现在密访严查，一经提，立毙杖下，懔之慎之，毋贻后悔。[6]
一句“下车伊始，欲安民生，先求察吏，欲清吏治，先除衙蠹，但不忍不教而诛”，可知陈法正是按照“治之而生养，遂教之而论理明”的宗旨，整顿吏治，安定地方秩序。从其所列“奸弊”来看，可知他能明察秋毫，深悉差吏惯用伎俩，因而他的施政才能颇有针对性地有序地进行（安民、察吏、清吏、除蠧、教而诛），并从根源处入手落实。同时，可见他怀民之诚，施政以宽，不以刑治民，而是施德化民，先教而后诛。
最后，完善制度保障。为更好地施德化民，刑教结合，他制定公布了一系列的告示，如《严禁社书科派》、《严禁差役无故锁挐》、《饬革该路巡役》、《申严吏役舞弊之禁以萧法纪》、《申饬典巡以肃官方》等来整顿吏制法纪，《檄遴选木铎》、《檄清查保甲》、《檄选立保正》、《慎重乡长之选》、《特重乡长之选》、《饬行设立乡长檄》等来选贤以彰教化。布告内容其言词恳切，苦口婆心，不听告戒而犯禁者才加以刑惩。因此，唐鉴评价说:
先生本其实学，卓为贤良，所历之地，以教养为实政，凡与上官往复禀详，兴利除弊，以及为官民挽回风气，申明法戒，皆手自亲裁，或数百言，或千余言，情词恳疑，仁义周匝，沁人心脾，久而犹感。[7]
参考文献：
[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上海三联书店,P665-669.
[2]民国壬戌据临桂陈氏刊本校印,任可澄主编.《易笺》(下)卷四《丰卦》（《黔南从书》第一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本.
[3]据陈氏家刻本校印,民国任可澄主编.《犹存集》卷二《为严禁社书科派以甦民困事》(《黔南从书》第六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
[4]《犹存集》卷七《官方宝鉴序》(《黔南从书》第六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
[5]陈氏家刻本校印,民国任可澄主编.《犹存集》卷五《论吏治之弊》（《黔南从书》第六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
[6]陈氏家刻本校印,民国任可澄主编.《犹存集》卷三《为申严吏役舞弊之禁以肃法纪事》（《黔南从书》第六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
[7]民国壬戌据临桂陈氏刊本校印,任可澄主编.《易笺》卷首《安平陈定斋先生学案》(《黔南从书》第一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