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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贵州安平人陈法,学本程朱,精研《易》理,以其敏锐的政治感觉率先识得政治危机,本着宽以待民的目的,以刑教结合、先教而后诛的手段来加强吏治建设。
关键词:清代;陈法;吏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9-00-02
陈法(1692~1766),字世垂,号圣泉,晚号定斋,安平(今贵州平坝县)白云庄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历任刑部河南司郎中、直隶顺德(河北邢台)知府、山东登州知府、河东运河兵备道(又称河东河道)、淮扬监司、大名道等职。乾隆十一年,因为河督白钟山上疏辩枉而被革职,发配十六军台(内蒙古)。赐还后陈宏谋等人多次向朝廷举荐陈法,但其无意仕宦而主讲贵山书院。其传世撰述,主要有《易笺》、《明辨录》、《醒心集》、《敬和堂文稿》、《内心斋诗稿》、《犹存集》、《河干问答》等,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理学、水利、诗词、文章、教育等多个方面,因此在其卒后贵山书院掌教张甄陶撰文祭之,称其为“经人两师”。
一、吏治意识
明清时期,吏治败坏,如柳诒徵先生认为朱明之亡,实由于明室朝野上下之腐败,“官府坏于吏胥,地方坏于乡绅”,“胥吏之弊,自明至清,未之革除。凡清之政治,皆胥吏之政治也。”[1]陈法生活在所谓的“康乾盛世”,那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但怀有远见之人,仍能看出其中潜藏的危机。陈法在《易笺》中说:
国家当极盛之时,识者有忧盛危明之虑,而不得必忧也。惟在人主克明其德,使如日之中天,则私欲不得而蔽之。
蓋自古乱之机,即伏于极治之时,故圣人安不忘危。[2]
物极而反,此乃《易》之道。陈法精研易道,熟知此理,不为世之声色所蔽,故能明断于此,识得危机。
差吏虽小,却与民生息息相关,他们作为统治机构的最下层,是政策的执行者,惠民与否全在其掌控之中。陈法作为地方官吏,深知差吏的为害所在,痛恨其行事之伎俩,尝称其为“民蠹”“毛贼”:
照得各县设有社书,名为清理收除,攒造粮册,实则科敛私派,大为民蠹。如更换新役,则散帖卖酒,名为‘撒网’,按甲出钱,名为‘帖甲’。以至麦熟敛麦,秋收敛谷,沿村收取,尽入私囊。奏销派费、编审派费,开正造册,以及一切公事,无一不按亩加增,至于钱粮地亩,飞酒那移,明加暗派,日侵月削,种种弊端,实小民之毛贼,地方之积。[3]
近闻各属差役行牌不问事情大小、犯罪轻重,只要票上有名便即绳拴锁靠,哀此乡愚,银挡加颈,便已魄落魂飞,无不倾箱倒庋,以应蠹役之求,甚至押进私室,有钱则开,无钱则锁,未曾见官而差役索作已吸穷民多少膏血。[3]
这些差吏欺上瞒下,假公济私,贪似血蚊,恶如狼虎,扰乱地方治安,有损百姓生计,其根源则在于督抚、守令驾驭不当。陈法在《论吏治之弊》中认为清之吏治之弊在于:一是古今时移,风俗迥异,古今良吏素质不同,今之“小廉曲谨”之吏与“贪酷之吏,亦五十步者之于百步耳!此则今日吏治之大弊也!”二是督抚选择驾驭守令之标准与方法不当,督抚大吏举其贤良,去其太甚,所留之人亦非贤良,恤民之责难行:
其所谓操守,大约如前所云小廉曲谨之为,其所谓才能,又非必有济时之略、经世之猷也,不过倜傥权奇,周旋无失而已。……唯是守令一官,则精明强干之意欲其少,而温柔慈惠之意欲其多,乃能与民相亲。……今大吏皆以为迂腐无用之书生(注:即古之良吏类型),急挥之而去耳。其所荐引有以劳心、抚字与行教化达之上闻者乎?……至于流俗失世败坏,则恬而不知怪。此则今日督抚驭吏之大弊也。朝廷设官以为民也。督抚守令不知恤民,于是乎民日益贫困,流离失所,讼狱日繁,盗贼日多,然后举所为律例者按治之,无少贷而亦毫无哀矜恻怛、罪己再躬之意动乎其中,则是律例者罔民之具,守令者罔民之人,而督抚者又驱守令以罔民之人也。
可见,陈法在“康乾盛世”华丽外表下,识得吏治危机,表现了他的真知卓见和较强的政治敏锐感。
二、吏治措施
陈法认为要厘清吏治,首先要明确为官之责:
吏为天子牧养小民。
守令为亲民之官,世之名流,欲去台阁,仕州郡以为有以裨益之似也。然所谓治之而生养,遂教之而论理明,其能有以致之于民耶?虽然,事非其力之所能,为贤者亦处于无可如何之势,然则言为吏于今日,毋亦曰不扰之而已,不虐之而已。[4]
守令为亲民之官,而风化所自始也。[5]
这便明确了守令的责任,即守令为亲民之官,有教化之责,要坚持“治之而生养,遂教之而论理明”的治民目标和方向。
其次,要“不扰民,不虐民”。陈法说:
一切主于便民,而于讼狱一端,尤多法外之仁,慈祥悌之意,溢于言表。所谓不扰而虐之者,其在斯乎?
吏为天子牧养小民。民,‘父母’呼之,既无以生养安全之,忍复扰而虐之耶?[4]
即其认为思想意识上要敬“民为父母”,行动上则“一切以民为便”,法律方面更要法外施仁。这可以概括为“敬”、“诚”、“仁”,使民安养生息。作为地方官的他,无不担忧地说:
余曾承乏畿南,……深知为吏之难,日夜兢惕,求苟以逃乎素餐之耻而不可得也。[4]
他这种“日夜兢惕”、战战兢兢的忧虑来源于治吏安民的责任和压力。正是这种责任和压力使他非常重視地方秩序的重建,一再强调不能扰民虐民,一有发现即严加惩治。
再次,严于察吏,文教为主。他在乾隆元年(1736)知山东登州时,亲制文告,弭盗惩奸,倡廉黜贪,整肃吏治,使得民生大惠。
本府下车伊始,欲安民生,先求察吏,欲清吏治,先除衙蠹,但不忍不教而诛,因聊举尔等奸弊,一一条列,使之触目惊心:
一、审理词讼,……百方沉搁,故意压捺,有钱者速票速审,无钱者不票不审,有钱者抄看批词,无钱者藏批不发,或指称打点差书瓜分,或包揽词讼簸弄是非,招摇撞骗,或私改供招,任意增减,或藏匿案件,或私更地册刑房招房,权势尤重,未入公门先投刑招。
一、快拘人,一票到手趾高气扬,入人门户便云来人不差,如狼似虎,大肆咆哮,先索酒食,再索银钱,……。
一、行刑,当面卖法,但得银钱,故作重手势,……。
一、……各役乃大肆饕餮,饮食若流,酒肉开销成千累百,又假称偿还急债,憂喜事故挟制借贷,……。
一、过割地亩,或按亩索钱,或照两扣算,……。
一、各役之中,捕役更为凶恶,平日纵盗殃民,坐地分赃,或恐唬事主,不令报官,或串通乡地讳强为窃,或故纵真贼诬挐良民,或嘱贼诬板先行讹诈,或赃少者查获,塞责赃多者,侵吞故纵,反买他案盗犯,患同赃供,希图销案,……。
一、查挐烧锅、赌博、私宰等类,或三五成群,到处抢夺,或既得银钱,反行庇护,有票者固假公济私,无票者亦捉风捕影,……。
一、禁卒看守监狱,一入监先索见面钱,本家送饭,酒肉先饱,有钱则放松锁靠,无钱则非理凌虐,……
以上各条不过粗举大端,亦难尽尔等魑魅魍魉之情状,如鬼如域之伎俩,……然银钱与性命孰重孰轻,况一朝败露,性命既属虚悬,银钱亦归为乌有,何不急早回头,奉公守法,本府现在密访严查,一经提,立毙杖下,懔之慎之,毋贻后悔。[6]
一句“下车伊始,欲安民生,先求察吏,欲清吏治,先除衙蠹,但不忍不教而诛”,可知陈法正是按照“治之而生养,遂教之而论理明”的宗旨,整顿吏治,安定地方秩序。从其所列“奸弊”来看,可知他能明察秋毫,深悉差吏惯用伎俩,因而他的施政才能颇有针对性地有序地进行(安民、察吏、清吏、除蠧、教而诛),并从根源处入手落实。同时,可见他怀民之诚,施政以宽,不以刑治民,而是施德化民,先教而后诛。
最后,完善制度保障。为更好地施德化民,刑教结合,他制定公布了一系列的告示,如《严禁社书科派》、《严禁差役无故锁挐》、《饬革该路巡役》、《申严吏役舞弊之禁以萧法纪》、《申饬典巡以肃官方》等来整顿吏制法纪,《檄遴选木铎》、《檄清查保甲》、《檄选立保正》、《慎重乡长之选》、《特重乡长之选》、《饬行设立乡长檄》等来选贤以彰教化。布告内容其言词恳切,苦口婆心,不听告戒而犯禁者才加以刑惩。因此,唐鉴评价说:
先生本其实学,卓为贤良,所历之地,以教养为实政,凡与上官往复禀详,兴利除弊,以及为官民挽回风气,申明法戒,皆手自亲裁,或数百言,或千余言,情词恳疑,仁义周匝,沁人心脾,久而犹感。[7]
参考文献:
[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上海三联书店,P665-669.
[2]民国壬戌据临桂陈氏刊本校印,任可澄主编.《易笺》(下)卷四《丰卦》(《黔南从书》第一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本.
[3]据陈氏家刻本校印,民国任可澄主编.《犹存集》卷二《为严禁社书科派以甦民困事》(《黔南从书》第六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
[4]《犹存集》卷七《官方宝鉴序》(《黔南从书》第六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
[5]陈氏家刻本校印,民国任可澄主编.《犹存集》卷五《论吏治之弊》(《黔南从书》第六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
[6]陈氏家刻本校印,民国任可澄主编.《犹存集》卷三《为申严吏役舞弊之禁以肃法纪事》(《黔南从书》第六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
[7]民国壬戌据临桂陈氏刊本校印,任可澄主编.《易笺》卷首《安平陈定斋先生学案》(《黔南从书》第一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本.
关键词:清代;陈法;吏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9-00-02
陈法(1692~1766),字世垂,号圣泉,晚号定斋,安平(今贵州平坝县)白云庄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历任刑部河南司郎中、直隶顺德(河北邢台)知府、山东登州知府、河东运河兵备道(又称河东河道)、淮扬监司、大名道等职。乾隆十一年,因为河督白钟山上疏辩枉而被革职,发配十六军台(内蒙古)。赐还后陈宏谋等人多次向朝廷举荐陈法,但其无意仕宦而主讲贵山书院。其传世撰述,主要有《易笺》、《明辨录》、《醒心集》、《敬和堂文稿》、《内心斋诗稿》、《犹存集》、《河干问答》等,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理学、水利、诗词、文章、教育等多个方面,因此在其卒后贵山书院掌教张甄陶撰文祭之,称其为“经人两师”。
一、吏治意识
明清时期,吏治败坏,如柳诒徵先生认为朱明之亡,实由于明室朝野上下之腐败,“官府坏于吏胥,地方坏于乡绅”,“胥吏之弊,自明至清,未之革除。凡清之政治,皆胥吏之政治也。”[1]陈法生活在所谓的“康乾盛世”,那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但怀有远见之人,仍能看出其中潜藏的危机。陈法在《易笺》中说:
国家当极盛之时,识者有忧盛危明之虑,而不得必忧也。惟在人主克明其德,使如日之中天,则私欲不得而蔽之。
蓋自古乱之机,即伏于极治之时,故圣人安不忘危。[2]
物极而反,此乃《易》之道。陈法精研易道,熟知此理,不为世之声色所蔽,故能明断于此,识得危机。
差吏虽小,却与民生息息相关,他们作为统治机构的最下层,是政策的执行者,惠民与否全在其掌控之中。陈法作为地方官吏,深知差吏的为害所在,痛恨其行事之伎俩,尝称其为“民蠹”“毛贼”:
照得各县设有社书,名为清理收除,攒造粮册,实则科敛私派,大为民蠹。如更换新役,则散帖卖酒,名为‘撒网’,按甲出钱,名为‘帖甲’。以至麦熟敛麦,秋收敛谷,沿村收取,尽入私囊。奏销派费、编审派费,开正造册,以及一切公事,无一不按亩加增,至于钱粮地亩,飞酒那移,明加暗派,日侵月削,种种弊端,实小民之毛贼,地方之积。[3]
近闻各属差役行牌不问事情大小、犯罪轻重,只要票上有名便即绳拴锁靠,哀此乡愚,银挡加颈,便已魄落魂飞,无不倾箱倒庋,以应蠹役之求,甚至押进私室,有钱则开,无钱则锁,未曾见官而差役索作已吸穷民多少膏血。[3]
这些差吏欺上瞒下,假公济私,贪似血蚊,恶如狼虎,扰乱地方治安,有损百姓生计,其根源则在于督抚、守令驾驭不当。陈法在《论吏治之弊》中认为清之吏治之弊在于:一是古今时移,风俗迥异,古今良吏素质不同,今之“小廉曲谨”之吏与“贪酷之吏,亦五十步者之于百步耳!此则今日吏治之大弊也!”二是督抚选择驾驭守令之标准与方法不当,督抚大吏举其贤良,去其太甚,所留之人亦非贤良,恤民之责难行:
其所谓操守,大约如前所云小廉曲谨之为,其所谓才能,又非必有济时之略、经世之猷也,不过倜傥权奇,周旋无失而已。……唯是守令一官,则精明强干之意欲其少,而温柔慈惠之意欲其多,乃能与民相亲。……今大吏皆以为迂腐无用之书生(注:即古之良吏类型),急挥之而去耳。其所荐引有以劳心、抚字与行教化达之上闻者乎?……至于流俗失世败坏,则恬而不知怪。此则今日督抚驭吏之大弊也。朝廷设官以为民也。督抚守令不知恤民,于是乎民日益贫困,流离失所,讼狱日繁,盗贼日多,然后举所为律例者按治之,无少贷而亦毫无哀矜恻怛、罪己再躬之意动乎其中,则是律例者罔民之具,守令者罔民之人,而督抚者又驱守令以罔民之人也。
可见,陈法在“康乾盛世”华丽外表下,识得吏治危机,表现了他的真知卓见和较强的政治敏锐感。
二、吏治措施
陈法认为要厘清吏治,首先要明确为官之责:
吏为天子牧养小民。
守令为亲民之官,世之名流,欲去台阁,仕州郡以为有以裨益之似也。然所谓治之而生养,遂教之而论理明,其能有以致之于民耶?虽然,事非其力之所能,为贤者亦处于无可如何之势,然则言为吏于今日,毋亦曰不扰之而已,不虐之而已。[4]
守令为亲民之官,而风化所自始也。[5]
这便明确了守令的责任,即守令为亲民之官,有教化之责,要坚持“治之而生养,遂教之而论理明”的治民目标和方向。
其次,要“不扰民,不虐民”。陈法说:
一切主于便民,而于讼狱一端,尤多法外之仁,慈祥悌之意,溢于言表。所谓不扰而虐之者,其在斯乎?
吏为天子牧养小民。民,‘父母’呼之,既无以生养安全之,忍复扰而虐之耶?[4]
即其认为思想意识上要敬“民为父母”,行动上则“一切以民为便”,法律方面更要法外施仁。这可以概括为“敬”、“诚”、“仁”,使民安养生息。作为地方官的他,无不担忧地说:
余曾承乏畿南,……深知为吏之难,日夜兢惕,求苟以逃乎素餐之耻而不可得也。[4]
他这种“日夜兢惕”、战战兢兢的忧虑来源于治吏安民的责任和压力。正是这种责任和压力使他非常重視地方秩序的重建,一再强调不能扰民虐民,一有发现即严加惩治。
再次,严于察吏,文教为主。他在乾隆元年(1736)知山东登州时,亲制文告,弭盗惩奸,倡廉黜贪,整肃吏治,使得民生大惠。
本府下车伊始,欲安民生,先求察吏,欲清吏治,先除衙蠹,但不忍不教而诛,因聊举尔等奸弊,一一条列,使之触目惊心:
一、审理词讼,……百方沉搁,故意压捺,有钱者速票速审,无钱者不票不审,有钱者抄看批词,无钱者藏批不发,或指称打点差书瓜分,或包揽词讼簸弄是非,招摇撞骗,或私改供招,任意增减,或藏匿案件,或私更地册刑房招房,权势尤重,未入公门先投刑招。
一、快拘人,一票到手趾高气扬,入人门户便云来人不差,如狼似虎,大肆咆哮,先索酒食,再索银钱,……。
一、行刑,当面卖法,但得银钱,故作重手势,……。
一、……各役乃大肆饕餮,饮食若流,酒肉开销成千累百,又假称偿还急债,憂喜事故挟制借贷,……。
一、过割地亩,或按亩索钱,或照两扣算,……。
一、各役之中,捕役更为凶恶,平日纵盗殃民,坐地分赃,或恐唬事主,不令报官,或串通乡地讳强为窃,或故纵真贼诬挐良民,或嘱贼诬板先行讹诈,或赃少者查获,塞责赃多者,侵吞故纵,反买他案盗犯,患同赃供,希图销案,……。
一、查挐烧锅、赌博、私宰等类,或三五成群,到处抢夺,或既得银钱,反行庇护,有票者固假公济私,无票者亦捉风捕影,……。
一、禁卒看守监狱,一入监先索见面钱,本家送饭,酒肉先饱,有钱则放松锁靠,无钱则非理凌虐,……
以上各条不过粗举大端,亦难尽尔等魑魅魍魉之情状,如鬼如域之伎俩,……然银钱与性命孰重孰轻,况一朝败露,性命既属虚悬,银钱亦归为乌有,何不急早回头,奉公守法,本府现在密访严查,一经提,立毙杖下,懔之慎之,毋贻后悔。[6]
一句“下车伊始,欲安民生,先求察吏,欲清吏治,先除衙蠹,但不忍不教而诛”,可知陈法正是按照“治之而生养,遂教之而论理明”的宗旨,整顿吏治,安定地方秩序。从其所列“奸弊”来看,可知他能明察秋毫,深悉差吏惯用伎俩,因而他的施政才能颇有针对性地有序地进行(安民、察吏、清吏、除蠧、教而诛),并从根源处入手落实。同时,可见他怀民之诚,施政以宽,不以刑治民,而是施德化民,先教而后诛。
最后,完善制度保障。为更好地施德化民,刑教结合,他制定公布了一系列的告示,如《严禁社书科派》、《严禁差役无故锁挐》、《饬革该路巡役》、《申严吏役舞弊之禁以萧法纪》、《申饬典巡以肃官方》等来整顿吏制法纪,《檄遴选木铎》、《檄清查保甲》、《檄选立保正》、《慎重乡长之选》、《特重乡长之选》、《饬行设立乡长檄》等来选贤以彰教化。布告内容其言词恳切,苦口婆心,不听告戒而犯禁者才加以刑惩。因此,唐鉴评价说:
先生本其实学,卓为贤良,所历之地,以教养为实政,凡与上官往复禀详,兴利除弊,以及为官民挽回风气,申明法戒,皆手自亲裁,或数百言,或千余言,情词恳疑,仁义周匝,沁人心脾,久而犹感。[7]
参考文献:
[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上海三联书店,P665-669.
[2]民国壬戌据临桂陈氏刊本校印,任可澄主编.《易笺》(下)卷四《丰卦》(《黔南从书》第一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本.
[3]据陈氏家刻本校印,民国任可澄主编.《犹存集》卷二《为严禁社书科派以甦民困事》(《黔南从书》第六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
[4]《犹存集》卷七《官方宝鉴序》(《黔南从书》第六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
[5]陈氏家刻本校印,民国任可澄主编.《犹存集》卷五《论吏治之弊》(《黔南从书》第六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
[6]陈氏家刻本校印,民国任可澄主编.《犹存集》卷三《为申严吏役舞弊之禁以肃法纪事》(《黔南从书》第六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
[7]民国壬戌据临桂陈氏刊本校印,任可澄主编.《易笺》卷首《安平陈定斋先生学案》(《黔南从书》第一集)[M].贵阳文通书局印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