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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当下要求复兴民族文化、重振民族精神，则必须看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中已经秉赋了新质，看到一百多年来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中核心价值的转换和变化；从毛泽东的“三派文化观”到今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意识形态建设上完成了一段心路历程的转换；作为和谐文化之根本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其本身就是马、中、西三派文化协调共生的产物；构建多样性的和谐文化，务必要求运用高度的文化智慧，协调和规范一元与多样、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核心价值与非核心价值的和谐共振，从而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培育出一个和谐宽松的文化氛围和良性运转的软环境。
关键词：核心价值体系； 爱国主义； 民族精神；和谐共振
中图分类号：B821 文献标志码：Ａ
近年来，围绕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讨论已经形成了理论界的一个热点，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认知上的盲点。如：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与民族精神是一种什么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基础和内涵是什么？它们是怎样形成和演变的？核心价值与非核心价值如何共处？等等。这些问题至今仍缺少深入的学理探讨。鉴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新时期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上述问题亟待清理和澄明。本文只是一己管见，以飨读者，权作资讯。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民族精神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1]8这段论述包括了5个要素：1、指导思想；2、理想与信念；3、民族精神；4、时代精神；5、社会主义伦理与道德规范。如果把这5大要素放到文化类型学上来观，实际上应分属于3个文化类型：第1、2两个内容基本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体系，前者主要指马克思主义的元典，后者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3个内容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本位文化的思想体系；第4、5个内容主要指源于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文化和人文主义，当然，第5个内容也包括中西融通和共识的普世价值。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基础没有离开马、中、西三大文化思想体系，三大文化思想体系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基本文化内涵。
在这三大文化思想体系中，中国本位文化的主体性地位不容忽视。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2]时，能对全社会产生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意识形态莫过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了。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犹如擎天立柱，支撑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厦。然而，爱国主义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需要认真挖掘和梳理的问题。人们常用民族主义（nationalism）来等同爱国主义（patriotism），实际上，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既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又不能完全等同；人们还习惯于把民族主义等同于民族精神，而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ethos）也非同一层次的概念，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爱国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情感价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爱国主义的隐性表现是对母土的心理依恋、对祖国的价值认同，其显性表现则是在外敌入侵或身处异邦他国之时对祖国的眷怀、忠诚与誓死捍卫的坚定决心或贞烈行动。因此，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是非常具体的。爱国主义表现在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形式上，从而可析解为不同层次的爱国主义。如每个公民自发或自觉表达的对祖国热爱的感情或行动，可以称为个人爱国主义；国家通过立法、宣传教育和行为规范而形成的全体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可以叫做集体爱国主义；无论身处何地，对以国旗、国徽、国歌和国家形象代表者的热爱、景仰和尊重，可以视为符号爱国主义；对祖国的语言、文字、各种文化遗产和风俗习惯的恪守和呵护、效忠与传扬，可以看作文化爱国主义，等等。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爱国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捍卫国家的领土与主权、维护祖国的尊严和荣誉为其显著的特征。
作为民族精神核心的爱国主义，有人把它与民族主义等同起来，乃基于如下几种原因：
第一，从国家的起源来看。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阐发了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的论点，认为国家的权利来源于公共意志和利益，立法权属于人民，人民与国家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人民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维护自身利益，让渡一部分权利用来设立国家；但当人民的利益受到国家的侵犯之时，“契约”就成为最后仲裁者——依据“契约”而终结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于突出人民在国家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对于人民制约国家权利以防止国家权利被滥用，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由于卢梭的国家起源理论并不符合历史真实，因而不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第一次科学地解释了国家形成的原因，指出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在人类最初的组织形式——原始群、家庭、氏族、部落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的。促进国家产生的直接动力是经济原因，即财产私有、阶级对立的出现，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是凌驾于社会之上而且日益与社会脱离的特殊公共权力。国家随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随阶级的消亡而消亡。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中不难看出：国家形成的社会基础是家庭、氏族社会和私有制度，而这一切都摆脱不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类族群的最初形式——原始部落制。原始氏族部落制度的组织形式正是自然、自在、自发民族的雏形。
第二，从现代民族的起源来看。民族（nation）是近代西来词汇，我国古代只有“部族”一词，其内涵大致介于西方的种族与民族概念之间。民族最初源起于古代氏族部落，氏族部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具有种族的特征。种族是一个生物学概念，同一种族的人必然有着同一血缘、同一祖先，因而有着共同的外貌体征和遗传基因（DNA）。民族是个文化学概念，同一民族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而不局限于共同的生物基因，生活在同一区域，有着共同的语言、信仰、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的人类共同体，皆可被视为同一民族。换言之，同一民族可以由不同的种族来源，同一种族也可以分属为不同的民族群体。是否为同一种族，从其体貌特征和DNA就可加以判定。是否为同一民族，则不能仅看其体貌特征和遗传基因，而要看其是否使用同一语言和文字，是否有着共同的风俗习惯，是否生活在同一区域和趋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认同，然后方可判断其民族成分的归属。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承认，由于历史性封闭和长期共同生活在特定地理区域的原因，现实生活中的同一民族的人口大多仍以同一种族为主，仅仅间或有少数种族的血统混杂其中，甚至由单一种族构成的民族在世界上也不乏见。这清楚地表明，作为文化学范畴的民族，仍然摆脱不了自氏族社会以来不可分割的血缘联系和自然基础，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就是这个道理。不过，这种重视民族血缘成分的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将越来越被更多的文化含量所取代。
第三，从民族和国家概念具有的重叠性来看。民族（nation）和国家（country）这两个词汇在西语中具有高度的重叠性，当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后，这两个概念的重叠程度进一步扩大，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谓民族国家，是指一个作为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的国家，其权力和领土范围与在历史、文化、语言上有诸多共同点的民族聚居地重合在一起，即一个民族与其政府结构形成耦合体，这种耦合体就是民族国家。在一个理想的民族国家里，所有公民使用同一语言、认同和分享同一文化和道德价值。但世界历史上的国家多数并不具备这个特征。大一统的古代中国王朝相对欧洲国家，其境内民族的单纯性更高、文化一致性更强，但仍然离想象、理想中的单一民族、单一文化或单一宗教认同的所谓民族国家相去有距。近代所谓的民族国家虽已遍布全球，但严格地说，它却是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出现的一种国家类型，随后，在西北欧、意大利和德国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战后，亚非又出现了一批民族国家。苏东剧变后，东南欧通过暴力分离，接连产生了一批新兴的民族国家，在他们那里，文化和宗教认同与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绞合在一起，其所传递的信息是不断升温和激化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已成为这些被称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最基本的精神特征和核心价值。
有人不断的批判民族主义。孰不知，所有这些批判在理论上都似是而非、在实践上都是徒劳无功的，其结果只能是每一次批判都激起民族主义的一次强力反弹。我们必须承认，民族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褒义词，然而，它从来也不是一个贬义词，或者说，它从来就是一个中性词。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的同义语，patriotism 重合或等同于nationalism。而在民族危难、祖国遭受凌辱或被入侵的历史关头，民族主义是价值之源、力量之基、信念之本，其正面作用不可低估。我们应坚决反对那种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有暴力趋向的极端民族主义，狭隘和极端的民族主义不等于爱国主义，相反，它与爱国主义在本质上针锋相对，因为这种民族主义从根本上损害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
另外，民族主义还有一个处于自我发展的前期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由具体的情感、觉悟、意志力以及一些心理因素所构成，它的进一步提升必然是民族主义。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正面价值与爱国主义交融汇合，从而升华为一种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共同的精神抽象，它高于民族主义形态，成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正面价值理型化、意志化的总体性概念。
基于上述分析，当我们界定民族精神时，应遵循以下四条依据：1、民族精神是一种具有时间原发性和历时性的人类共同体的思想传统和心灵纽带；2、民族精神是一种具有空间原发性进而向四周辐射的地域型思想文化；3、民族精神是伴随着民族的欢乐忧患、顺势逆境、甘苦辛辣历程的民族机体的心灵支柱；4、民族精神是随着时空延伸而损益的能反映一个民族相对稳定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民族精神是寄寓于民族躯体内的灵魂，是民族的生命之泉、文化之本、价值之源、力量之基。同时，民族精神是个历史范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质量指标，但其核心价值一而贯之，弥久愈新。以此而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最重要内容，其核心是高扬不衰的爱国主义。离开了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便成了一句空话。而离开了民族精神，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便无以依归。
二、三派文化互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转换
当我们要求复兴民族文化、重振民族精神，则必须看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中已经秉赋的新质，看到一百多年来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中核心价值的转换和变化。事实上，在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中，马、中、西三派文化的碰撞、交流、会通和融合的互动关系，形成了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化重构和发展的主旋律。上世纪20至30年代，虽然三派文化之间有着短暂的斗争和联合，如20年代在“科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文化派与西方文化派的同气相求，但三派文化毕竟把斗争作为互动的主轴，这种斗争与政治上的敌我斗争相同步，有时表现的相当尖锐和激烈。这一点，我们从毛泽东的相关著述中可以得到证明。1940年初，毛泽东撰写并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阐述了“五四”之后在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出现的三派文化。在毛泽东眼里，三派文化的定性与我们今天的认知大相径庭，他写道：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的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的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新的政治力量，新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3] 655-656
这里，毛泽东非常明确地论述和分析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基本大势，即“帝国主义文化”、“半封建文化”和“新文化”的鼎足而三。其中，“帝国主义文化”营垒中包括在中国的代理人所鼓吹的奴化理论，如“全盘西化”论——这些皆归属于西方文化；“半封建文化”指的是各种文化保守主义，包括当时的新儒家——这些皆归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而“新文化”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3]657-658实际上，这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就是新文化的生力军，“这支文化生力军，就是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而代表着“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就是鲁迅。“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3]658获得如此殊荣，鲁迅精神自然当仁不让地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毛泽东在这里对中国现代三派文化势力本质的确切性概括以及对冠以“最伟大”、“最英勇”等七个“最”字的文化旗手和“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评价，其影响深远，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是不可置疑的圭臬。
毛泽东于40年代对中国各主要文化阵容的界定，是现代中国“马、中、西”三派文化势力划分的原始版本。毛泽东的三派文化观给我们造成的最大思想玄惑，就是他在三派文化主力中剔除了进步的西方文化、排斥了优秀的传统文化，似乎西方文化仅有帝国主义文化及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所鼓吹的“奴化思想的文化”，传统文化也只剩下了封建主义的文化，而这两派文化的结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凶恶敌人，马克思主义文化派与它们之间的互动只能是敌对性的、你死我活的。如果我们把毛泽东的这种论断回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会产生同情的理解。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把以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锁定为打倒的对象，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和“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彻底否定和批倒批臭的态势，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无是处，这成为当时文化批判的一种思维定势，并作为“五四精神”被中国共产党人传承下来。第二，“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本来都属于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同一战壕里的西方文化派，但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高歌猛进，西方文化派即新文化运动派内部产生了分化，其中一派蝉变为主张走苏俄道路的马克思主义派，另一派蜕化为主张走英美道路的自由主义派。而在毛泽东看来，自由主义派所鼓吹的“全盘西化”论就是献媚于帝国主义文化的“奴化思想的文化”。第三，毛泽东对中国三派文化势力的概括、定性和区划，目的在于强调“文化革命”，这是跟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密切相关的，其基调在于强化对敌斗争，在于文化观念上的破旧立新。毛泽东把这种文化革命立于政治高度而拔到极致，如说：“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3]655
生死斗争不可能讲和谐，没有调和的余地。如果说，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生死斗争”不过是革命战争年代敌我之间政治、军事斗争的精神折光，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主旋律的一种思维惯性，那么，这种精神折光与思维惯性却一直持续到毛泽东的晚年。“文化大革命”就是从“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从“破四旧，立四新”开始的。在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生死斗争浪潮里，一切西方文化和一切传统文化，都成了封、资、修的东西，都属于被冲击、被淘汰的对象，以至于十年“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中外古今典籍都成了禁书，所有的戏剧电影都成了毒草，八亿人民的全部精神生活和文化消费品仅剩下八部样板戏。文化上的左派幼稚病根源于左倾的文化观，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的反传统与中期以后的反西化思潮汇合起来的必然归趋。
尽管如此，毛泽东本人仍然不乏理性地、客观地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辟论述。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写道：“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3]667-668此前他还写道：“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499遗憾的是，这些极有价值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光辉的论断，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和落实，现实中人们总是感觉到“精华何其少，糟粕何其多”，甚至到了只有“糟粕”、没有“精华”的地步。究其原因，就在于在毛泽东所阐述的中国三派主力文化阵容中，没有给“灿烂的古代文化”留下一席之地，相反，取而代之的是应该被彻底破除和打倒的“封建文化”。同样，西方文化也完全被“帝国主义文化”和“买办文化”所取代，致使马克思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或“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成了两面受敌、孤立作战的独立大队。
回顾近代历史，自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在中国传播西方近代思想文化以来，直至“五四”之后的20、30年代，虽然其中混杂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思想毒素，但在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苦旅中，这些东西始终没有成为主流。而在毛泽东的论述中，“帝国主义文化”似乎成为整个西方文化的代表，支流成了主流，反动性压倒了进步性。如果说毛泽东的论述确实反映了当时文化思想战线上斗争的实际，或者说，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文化革命或文化斗争的判断是为政治革命和军事斗争服务的，那么，这种文化价值判断却从整体上使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认知陷入了误区。
建国后，毛泽东对马、中、西三派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研究方法曾进行过认真的反思，对西方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也做过重新评价。如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提出了一个研究历史的“古今中外法”，说：“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4]400 “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4]406从时间上来看文化在历史上的演进就是“古今”，从空间上而观民族文化（己方）与西方文化（彼方）的交流就是中外，由此毛泽东再次拒斥了“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指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东西。……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造中国的东西。”“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5]毛泽东在这里表达了他对西方文化的辩证分析，而不是再用“帝国主义文化”或“买办阶级的文化”来统称西方文化，实际上他已经把帝国主义文化与西方文化主流加以了区分。应该说，这是《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述的中外文化观的一种较为成熟的心态转换，同时也是“三派文化观”的内涵和价值转换。但是，这种转换的轴心却是民族的本位文化，即毛泽东确定而清晰地所表明的：“中国文化应该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3]667
三、社会主义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多元文化价值的和谐共振
从毛泽东首阐三派文化观到今日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映射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意识形态构建上的一段心路历程。其中，有传统精神的一脉相承与返本开新，有理想信念的与时俱进与价值提升，更有适应时代需求的文化内涵演变。革命战争年代是一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短兵相接的生死较量，文化战线就是这样一个生死较量的没有硝烟的战场。在这一战场上，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属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文化（属西方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属中国传统文化）所组成的反动文化同盟的斗争自然就是一场生死较量。尽管固守这一思维定势最终导致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文化专制主义大灾难，但对毛泽东在特殊年代所形成的三派文化观，人们通常都能给予设身处地的理解。
然而，如今时代的确不同了。世界进入“和平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高科技的支持，更需要文化软实力的支撑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的指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意味着继承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开创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念；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中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西方先进文化时代精神和中西共识的普世价值，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已经成为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资源和基本要素，意味着从毛泽东所首创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到新一代党中央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文化”，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完成了一个文化内涵上的重大转换。这一转换已经超越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是思想文化与时俱进的体现，是和谐社会与战争年代在文化建设的历史性使命方面的显性区别，也是新的时代特征的彰显。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1]8这清楚地宣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期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的灵魂。换言之，和谐精神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一种体现，而其价值体系正是由马克思主义、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先进的西方文化及其中西共识性的普世价值相互和谐融通的结晶，是价值来源多样性的统一。其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居于指引方向的地位，是定盘针；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即民族精神是文化的主体、主轴和核心内容，而先进的西方文化与普世价值体现了时代精神。可见，作为和谐文化根本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其本身就是多元文化协调共生的产物，因而它必然带动起整体性价值观的和谐共振。
一种文化在类型上被称为“和谐文化”，它在实质上必将体现出一元性对多样性的兼容并包。“一元”是“和谐文化”统一性的体现，“多样”则意味着差异或异质样态的存在。能否允许异质文化与一元主流文化共生共存？这是和谐文化的一块试金石。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只有不同文化主体相互包容、共生共存、协同并进，方能显示出和谐文化应有的品格。既然称之为多样性，就会有不同的色彩；既然称之为异质性，就会有反对的声音。有了这些，难道就不和谐了吗？恰恰相反，正因为有了差异才有和谐，差异或异质是和谐的表征，单一的一元世界是无所谓和谐与否的。多样性蕴含着一种文化上的热闹，允许异质声音甚至杂音的存在，就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果在这种“齐放”和“争鸣”中担心花丛中有毒草，害怕鸟鸣中掺杂音，那么，“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便会荡然无存。
因此，要养成以平常心态听受异声和杂音的习惯，要有在多重变奏中高扬主旋律的能力。在世界日益多极化的今天，任何排斥一元与多元协调共进、拒斥多样性和差异性和谐共生的企图都是不智之举。“一元虽重要，多样不可丢”——这应该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大多数成员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可能是一盘散沙；同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多样性文化的和谐共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会死气沉沉、毫无生机。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统领之下，构建多样性的和谐文化，要求我们运用高度的文化智慧，协调和规范一元与多样、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核心价值与非核心价值的和谐共振，从而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培育出一个和谐宽松的文化氛围和良性运转的软环境，这应是我们实践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当务之急。
[1]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求是，2006，（20）.
[2]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
表大会文件汇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4]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2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毛泽东.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51-752.
（责任编辑 庆跃先）
关键词：核心价值体系； 爱国主义； 民族精神；和谐共振
中图分类号：B821 文献标志码：Ａ
近年来，围绕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讨论已经形成了理论界的一个热点，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认知上的盲点。如：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与民族精神是一种什么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基础和内涵是什么？它们是怎样形成和演变的？核心价值与非核心价值如何共处？等等。这些问题至今仍缺少深入的学理探讨。鉴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新时期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上述问题亟待清理和澄明。本文只是一己管见，以飨读者，权作资讯。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民族精神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1]8这段论述包括了5个要素：1、指导思想；2、理想与信念；3、民族精神；4、时代精神；5、社会主义伦理与道德规范。如果把这5大要素放到文化类型学上来观，实际上应分属于3个文化类型：第1、2两个内容基本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体系，前者主要指马克思主义的元典，后者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第3个内容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本位文化的思想体系；第4、5个内容主要指源于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文化和人文主义，当然，第5个内容也包括中西融通和共识的普世价值。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基础没有离开马、中、西三大文化思想体系，三大文化思想体系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基本文化内涵。
在这三大文化思想体系中，中国本位文化的主体性地位不容忽视。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2]时，能对全社会产生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意识形态莫过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了。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犹如擎天立柱，支撑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厦。然而，爱国主义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需要认真挖掘和梳理的问题。人们常用民族主义（nationalism）来等同爱国主义（patriotism），实际上，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既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又不能完全等同；人们还习惯于把民族主义等同于民族精神，而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ethos）也非同一层次的概念，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爱国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情感价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爱国主义的隐性表现是对母土的心理依恋、对祖国的价值认同，其显性表现则是在外敌入侵或身处异邦他国之时对祖国的眷怀、忠诚与誓死捍卫的坚定决心或贞烈行动。因此，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是非常具体的。爱国主义表现在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形式上，从而可析解为不同层次的爱国主义。如每个公民自发或自觉表达的对祖国热爱的感情或行动，可以称为个人爱国主义；国家通过立法、宣传教育和行为规范而形成的全体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可以叫做集体爱国主义；无论身处何地，对以国旗、国徽、国歌和国家形象代表者的热爱、景仰和尊重，可以视为符号爱国主义；对祖国的语言、文字、各种文化遗产和风俗习惯的恪守和呵护、效忠与传扬，可以看作文化爱国主义，等等。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爱国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捍卫国家的领土与主权、维护祖国的尊严和荣誉为其显著的特征。
作为民族精神核心的爱国主义，有人把它与民族主义等同起来，乃基于如下几种原因：
第一，从国家的起源来看。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阐发了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的论点，认为国家的权利来源于公共意志和利益，立法权属于人民，人民与国家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人民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维护自身利益，让渡一部分权利用来设立国家；但当人民的利益受到国家的侵犯之时，“契约”就成为最后仲裁者——依据“契约”而终结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于突出人民在国家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对于人民制约国家权利以防止国家权利被滥用，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由于卢梭的国家起源理论并不符合历史真实，因而不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第一次科学地解释了国家形成的原因，指出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在人类最初的组织形式——原始群、家庭、氏族、部落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的。促进国家产生的直接动力是经济原因，即财产私有、阶级对立的出现，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是凌驾于社会之上而且日益与社会脱离的特殊公共权力。国家随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随阶级的消亡而消亡。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中不难看出：国家形成的社会基础是家庭、氏族社会和私有制度，而这一切都摆脱不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类族群的最初形式——原始部落制。原始氏族部落制度的组织形式正是自然、自在、自发民族的雏形。
第二，从现代民族的起源来看。民族（nation）是近代西来词汇，我国古代只有“部族”一词，其内涵大致介于西方的种族与民族概念之间。民族最初源起于古代氏族部落，氏族部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具有种族的特征。种族是一个生物学概念，同一种族的人必然有着同一血缘、同一祖先，因而有着共同的外貌体征和遗传基因（DNA）。民族是个文化学概念，同一民族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而不局限于共同的生物基因，生活在同一区域，有着共同的语言、信仰、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的人类共同体，皆可被视为同一民族。换言之，同一民族可以由不同的种族来源，同一种族也可以分属为不同的民族群体。是否为同一种族，从其体貌特征和DNA就可加以判定。是否为同一民族，则不能仅看其体貌特征和遗传基因，而要看其是否使用同一语言和文字，是否有着共同的风俗习惯，是否生活在同一区域和趋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认同，然后方可判断其民族成分的归属。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承认，由于历史性封闭和长期共同生活在特定地理区域的原因，现实生活中的同一民族的人口大多仍以同一种族为主，仅仅间或有少数种族的血统混杂其中，甚至由单一种族构成的民族在世界上也不乏见。这清楚地表明，作为文化学范畴的民族，仍然摆脱不了自氏族社会以来不可分割的血缘联系和自然基础，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就是这个道理。不过，这种重视民族血缘成分的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将越来越被更多的文化含量所取代。
第三，从民族和国家概念具有的重叠性来看。民族（nation）和国家（country）这两个词汇在西语中具有高度的重叠性，当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后，这两个概念的重叠程度进一步扩大，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谓民族国家，是指一个作为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的国家，其权力和领土范围与在历史、文化、语言上有诸多共同点的民族聚居地重合在一起，即一个民族与其政府结构形成耦合体，这种耦合体就是民族国家。在一个理想的民族国家里，所有公民使用同一语言、认同和分享同一文化和道德价值。但世界历史上的国家多数并不具备这个特征。大一统的古代中国王朝相对欧洲国家，其境内民族的单纯性更高、文化一致性更强，但仍然离想象、理想中的单一民族、单一文化或单一宗教认同的所谓民族国家相去有距。近代所谓的民族国家虽已遍布全球，但严格地说，它却是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出现的一种国家类型，随后，在西北欧、意大利和德国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战后，亚非又出现了一批民族国家。苏东剧变后，东南欧通过暴力分离，接连产生了一批新兴的民族国家，在他们那里，文化和宗教认同与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绞合在一起，其所传递的信息是不断升温和激化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已成为这些被称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最基本的精神特征和核心价值。
有人不断的批判民族主义。孰不知，所有这些批判在理论上都似是而非、在实践上都是徒劳无功的，其结果只能是每一次批判都激起民族主义的一次强力反弹。我们必须承认，民族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褒义词，然而，它从来也不是一个贬义词，或者说，它从来就是一个中性词。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的同义语，patriotism 重合或等同于nationalism。而在民族危难、祖国遭受凌辱或被入侵的历史关头，民族主义是价值之源、力量之基、信念之本，其正面作用不可低估。我们应坚决反对那种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有暴力趋向的极端民族主义，狭隘和极端的民族主义不等于爱国主义，相反，它与爱国主义在本质上针锋相对，因为这种民族主义从根本上损害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
另外，民族主义还有一个处于自我发展的前期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由具体的情感、觉悟、意志力以及一些心理因素所构成，它的进一步提升必然是民族主义。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正面价值与爱国主义交融汇合，从而升华为一种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共同的精神抽象，它高于民族主义形态，成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正面价值理型化、意志化的总体性概念。
基于上述分析，当我们界定民族精神时，应遵循以下四条依据：1、民族精神是一种具有时间原发性和历时性的人类共同体的思想传统和心灵纽带；2、民族精神是一种具有空间原发性进而向四周辐射的地域型思想文化；3、民族精神是伴随着民族的欢乐忧患、顺势逆境、甘苦辛辣历程的民族机体的心灵支柱；4、民族精神是随着时空延伸而损益的能反映一个民族相对稳定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民族精神是寄寓于民族躯体内的灵魂，是民族的生命之泉、文化之本、价值之源、力量之基。同时，民族精神是个历史范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质量指标，但其核心价值一而贯之，弥久愈新。以此而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最重要内容，其核心是高扬不衰的爱国主义。离开了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便成了一句空话。而离开了民族精神，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便无以依归。
二、三派文化互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转换
当我们要求复兴民族文化、重振民族精神，则必须看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中已经秉赋的新质，看到一百多年来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中核心价值的转换和变化。事实上，在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中，马、中、西三派文化的碰撞、交流、会通和融合的互动关系，形成了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化重构和发展的主旋律。上世纪20至30年代，虽然三派文化之间有着短暂的斗争和联合，如20年代在“科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文化派与西方文化派的同气相求，但三派文化毕竟把斗争作为互动的主轴，这种斗争与政治上的敌我斗争相同步，有时表现的相当尖锐和激烈。这一点，我们从毛泽东的相关著述中可以得到证明。1940年初，毛泽东撰写并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阐述了“五四”之后在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出现的三派文化。在毛泽东眼里，三派文化的定性与我们今天的认知大相径庭，他写道：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的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的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新的政治力量，新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3] 655-656
这里，毛泽东非常明确地论述和分析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基本大势，即“帝国主义文化”、“半封建文化”和“新文化”的鼎足而三。其中，“帝国主义文化”营垒中包括在中国的代理人所鼓吹的奴化理论，如“全盘西化”论——这些皆归属于西方文化；“半封建文化”指的是各种文化保守主义，包括当时的新儒家——这些皆归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而“新文化”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3]657-658实际上，这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就是新文化的生力军，“这支文化生力军，就是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而代表着“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就是鲁迅。“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3]658获得如此殊荣，鲁迅精神自然当仁不让地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毛泽东在这里对中国现代三派文化势力本质的确切性概括以及对冠以“最伟大”、“最英勇”等七个“最”字的文化旗手和“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评价，其影响深远，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是不可置疑的圭臬。
毛泽东于40年代对中国各主要文化阵容的界定，是现代中国“马、中、西”三派文化势力划分的原始版本。毛泽东的三派文化观给我们造成的最大思想玄惑，就是他在三派文化主力中剔除了进步的西方文化、排斥了优秀的传统文化，似乎西方文化仅有帝国主义文化及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所鼓吹的“奴化思想的文化”，传统文化也只剩下了封建主义的文化，而这两派文化的结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凶恶敌人，马克思主义文化派与它们之间的互动只能是敌对性的、你死我活的。如果我们把毛泽东的这种论断回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会产生同情的理解。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把以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锁定为打倒的对象，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和“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彻底否定和批倒批臭的态势，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无是处，这成为当时文化批判的一种思维定势，并作为“五四精神”被中国共产党人传承下来。第二，“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本来都属于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同一战壕里的西方文化派，但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高歌猛进，西方文化派即新文化运动派内部产生了分化，其中一派蝉变为主张走苏俄道路的马克思主义派，另一派蜕化为主张走英美道路的自由主义派。而在毛泽东看来，自由主义派所鼓吹的“全盘西化”论就是献媚于帝国主义文化的“奴化思想的文化”。第三，毛泽东对中国三派文化势力的概括、定性和区划，目的在于强调“文化革命”，这是跟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密切相关的，其基调在于强化对敌斗争，在于文化观念上的破旧立新。毛泽东把这种文化革命立于政治高度而拔到极致，如说：“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3]655
生死斗争不可能讲和谐，没有调和的余地。如果说，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生死斗争”不过是革命战争年代敌我之间政治、军事斗争的精神折光，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主旋律的一种思维惯性，那么，这种精神折光与思维惯性却一直持续到毛泽东的晚年。“文化大革命”就是从“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从“破四旧，立四新”开始的。在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生死斗争浪潮里，一切西方文化和一切传统文化，都成了封、资、修的东西，都属于被冲击、被淘汰的对象，以至于十年“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中外古今典籍都成了禁书，所有的戏剧电影都成了毒草，八亿人民的全部精神生活和文化消费品仅剩下八部样板戏。文化上的左派幼稚病根源于左倾的文化观，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的反传统与中期以后的反西化思潮汇合起来的必然归趋。
尽管如此，毛泽东本人仍然不乏理性地、客观地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辟论述。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写道：“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3]667-668此前他还写道：“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499遗憾的是，这些极有价值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光辉的论断，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和落实，现实中人们总是感觉到“精华何其少，糟粕何其多”，甚至到了只有“糟粕”、没有“精华”的地步。究其原因，就在于在毛泽东所阐述的中国三派主力文化阵容中，没有给“灿烂的古代文化”留下一席之地，相反，取而代之的是应该被彻底破除和打倒的“封建文化”。同样，西方文化也完全被“帝国主义文化”和“买办文化”所取代，致使马克思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或“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成了两面受敌、孤立作战的独立大队。
回顾近代历史，自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在中国传播西方近代思想文化以来，直至“五四”之后的20、30年代，虽然其中混杂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思想毒素，但在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苦旅中，这些东西始终没有成为主流。而在毛泽东的论述中，“帝国主义文化”似乎成为整个西方文化的代表，支流成了主流，反动性压倒了进步性。如果说毛泽东的论述确实反映了当时文化思想战线上斗争的实际，或者说，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文化革命或文化斗争的判断是为政治革命和军事斗争服务的，那么，这种文化价值判断却从整体上使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认知陷入了误区。
建国后，毛泽东对马、中、西三派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研究方法曾进行过认真的反思，对西方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也做过重新评价。如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提出了一个研究历史的“古今中外法”，说：“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4]400 “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4]406从时间上来看文化在历史上的演进就是“古今”，从空间上而观民族文化（己方）与西方文化（彼方）的交流就是中外，由此毛泽东再次拒斥了“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指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东西。……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造中国的东西。”“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5]毛泽东在这里表达了他对西方文化的辩证分析，而不是再用“帝国主义文化”或“买办阶级的文化”来统称西方文化，实际上他已经把帝国主义文化与西方文化主流加以了区分。应该说，这是《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述的中外文化观的一种较为成熟的心态转换，同时也是“三派文化观”的内涵和价值转换。但是，这种转换的轴心却是民族的本位文化，即毛泽东确定而清晰地所表明的：“中国文化应该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3]667
三、社会主义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多元文化价值的和谐共振
从毛泽东首阐三派文化观到今日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映射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意识形态构建上的一段心路历程。其中，有传统精神的一脉相承与返本开新，有理想信念的与时俱进与价值提升，更有适应时代需求的文化内涵演变。革命战争年代是一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短兵相接的生死较量，文化战线就是这样一个生死较量的没有硝烟的战场。在这一战场上，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属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文化（属西方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属中国传统文化）所组成的反动文化同盟的斗争自然就是一场生死较量。尽管固守这一思维定势最终导致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文化专制主义大灾难，但对毛泽东在特殊年代所形成的三派文化观，人们通常都能给予设身处地的理解。
然而，如今时代的确不同了。世界进入“和平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高科技的支持，更需要文化软实力的支撑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的指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意味着继承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开创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念；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中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西方先进文化时代精神和中西共识的普世价值，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已经成为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资源和基本要素，意味着从毛泽东所首创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到新一代党中央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文化”，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完成了一个文化内涵上的重大转换。这一转换已经超越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是思想文化与时俱进的体现，是和谐社会与战争年代在文化建设的历史性使命方面的显性区别，也是新的时代特征的彰显。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1]8这清楚地宣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期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的灵魂。换言之，和谐精神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一种体现，而其价值体系正是由马克思主义、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先进的西方文化及其中西共识性的普世价值相互和谐融通的结晶，是价值来源多样性的统一。其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居于指引方向的地位，是定盘针；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即民族精神是文化的主体、主轴和核心内容，而先进的西方文化与普世价值体现了时代精神。可见，作为和谐文化根本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其本身就是多元文化协调共生的产物，因而它必然带动起整体性价值观的和谐共振。
一种文化在类型上被称为“和谐文化”，它在实质上必将体现出一元性对多样性的兼容并包。“一元”是“和谐文化”统一性的体现，“多样”则意味着差异或异质样态的存在。能否允许异质文化与一元主流文化共生共存？这是和谐文化的一块试金石。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只有不同文化主体相互包容、共生共存、协同并进，方能显示出和谐文化应有的品格。既然称之为多样性，就会有不同的色彩；既然称之为异质性，就会有反对的声音。有了这些，难道就不和谐了吗？恰恰相反，正因为有了差异才有和谐，差异或异质是和谐的表征，单一的一元世界是无所谓和谐与否的。多样性蕴含着一种文化上的热闹，允许异质声音甚至杂音的存在，就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果在这种“齐放”和“争鸣”中担心花丛中有毒草，害怕鸟鸣中掺杂音，那么，“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便会荡然无存。
因此，要养成以平常心态听受异声和杂音的习惯，要有在多重变奏中高扬主旋律的能力。在世界日益多极化的今天，任何排斥一元与多元协调共进、拒斥多样性和差异性和谐共生的企图都是不智之举。“一元虽重要，多样不可丢”——这应该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大多数成员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可能是一盘散沙；同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多样性文化的和谐共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会死气沉沉、毫无生机。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统领之下，构建多样性的和谐文化，要求我们运用高度的文化智慧，协调和规范一元与多样、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核心价值与非核心价值的和谐共振，从而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培育出一个和谐宽松的文化氛围和良性运转的软环境，这应是我们实践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当务之急。
[1]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求是，2006，（20）.
[2]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
表大会文件汇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4]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2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毛泽东.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51-752.
（责任编辑 庆跃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