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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会不会收费？最近，这一个IT行业的话题演变成了亿万网友讨论的焦点。
事实上工信部和三大运营商只说过可能向腾讯和微信收费，并未提及向用户收费，理由是腾讯的微信占用了大量的流量资源。但腾讯却将其变成了一场全民性的恐慌。
“微信要不要收费，第一是腾讯这家服务提供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事，第二是腾讯与三大通信运营商之间的事。为什么作为政府的工信部官员，要出面表态‘微信肯定要收费’呢？政府官员如果站在消费者立场上，那应该鼓励免费。要求企业向消费者收费，更像是股东行为——政府的确是三大运营商的大股东。”
——《创业家》杂志社社长牛文文。
“运营商未必痛恨微信，但它们的确痛恨移动互联网这个时代。以前靠话音业务赚钱赚到手软，经常要努力控制利润。想想未来只能收取利润有限的流量费，由奢入俭难。但这是注定不会成功的负隅顽抗。”
——创新工场投资经理、Apple4us发起人张亮。
“‘微信收费，我们就卸载’这是网友的一句吐槽，却代表着腾讯对手们的想法。现在，微信用户已突破3亿，每秒中就会增加10位，而它如何收费也是业界最津津乐道的话题。收费与否牵连甚广，包括运营商流量资费、手机APP、腾讯QQ等都有可能陷入剧变的漩涡。”
——知名IT评论人，科幻星系创建人康斯坦丁。
“总感觉微信收费是有预谋的炒作，让大家知道用其是沾了多大的便宜，炒点抓的很对。”
——新浪微博网友孙博宇。
“微信是那少年派，运营商就是那孟加拉虎。少年派和老虎相依共存一条船上，会存在很多摩擦，但最终会归于和谐。跟电影情节一样，如果鱼多，两个会和谐共生，甚至互利互惠；如果只有一条鱼，吃素的少年派也会去虎口夺食。所以，‘终极的稳定是拥有应对不稳定的能力’，当下运营商要做的是练就少年派一样的海上生存技能。”
——爱科技网创始人罗超。
“韩人均收入中国4倍，首尔房价低北京一大截。韩二套房征50%所得税，三套征60%，多套和高档住房保有税最高年5%。中国若用韩税，还剩多少刚需？国人开工厂交增值税17%，企业所得税25%，分红税20%，故做实业皆转地产。所以，该减什么税加什么税，还用问吗？
——著名的经济学家，现任中国侨联华商会副会长华生。
“我认识一个中学校长，他任职的学校是当地最好的中学，他这个学校考上清华北大的多了，考上北师大的算差的。怎么做到的？全封闭管理，两周休息一天。在应试体制下，不这样做，他的学校就会出局。他见我的第一面就说：周老师，我们这些人都是历史的罪人，我们将来是要受历史的审判的。”
——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
“中国医疗行业尽管在过去十年获得很大发展，但是这个行业还没有真正的巨头。为什么没有？其中一个就是开放、透明、分享做得不够。这个行业需要政府管制，但是更需要政府放开管制。”
——迈瑞医疗董事长徐航解释为什么医疗行业没有巨头。
“农村是有价值的，我们现在动不动就消灭农村，这个是错的，在未来的社会里，农业文明、农村文明有很高的价值，比方说北京这种城市文明，一天产生这么多垃圾，消耗这么多能源等等，是不是经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城市文明，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农业文明、农村文明是低碳的、环保的等等，是可持续的文明，是有价值的，特别城市化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就会逆城市化现象。”
——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李昌平。
“中国工业化率非常高，城市化率不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目前中国工业化率非常高，城市化率不够，很多资源进入工业，但是配置还有改善的余地，这个改善就会刺激中国经济活力，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
“中国楼市存在明显泡沫。故前景存在不确定的风险，一旦房价再次疯涨将可能失控而破裂，后果不堪设想”。
——万科董事长王石对各地房价普涨尤其一线城市疯涨不无担心。
“国企干不好是全世界的规律，没有一个例外，现在国企大量存在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抛出很鲜明的观点。不过如今市场上趋势仍然还是国进民退而非国企被民企取代。
“全球面临的挑战都是如何确保增长是包容性增长。我在法国住院住了2个晚上，出院的时候都没有收钱，我觉得这才是社会主义国家。”
——长江商学院教授及创办院长项兵。
“一、民营企业看不到市场预期，这是很可怕的。二、缺乏金融政策支持，金融贷款很困难。三、民营企业受到的苛捐杂税过多，民营企业不堪重负。四、权宜得不到保障，如果跟国营企业发生冲突，往往有苦说不出。”
——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总结民营企业所面临的最大困难。
“中国企业所谓多元化都是‘被逼的’。现在不少企业跨界经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原来的主业不赚钱，必须开拓新主业。”
——著名地产商任志强。
“未来每隔两年，中国可能就会在城镇化过程中涌现出一个人口规模等同于澳大利亚的城市。所以未来十年，中国将增加10个‘澳大利亚’，何愁没有内需？”
——北京投资公司春华资本集团董事长胡祖六谈中国经济转型。
“请中国民营企业家离权力远一些，请中国民营企业家离权贵远一些，因为你这样做，是在推动中国商业文明的发展、推动整个国家平安，并且建设性地走向更加繁荣的时代。如果忙着权力寻租，结果是对你自己没有长远的好处，也伤害了中国的健康发展。我们能做到这点吗？我认为能做到。”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
“根据现在的数据，中国有50%以上的人在城市中居住，只有35%的人拥有城市地区的户口，也就是说大约17%左右的人，也就是2亿人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工作，却享受不到城市的福利。中国需要改善自己增长的质量，同时使得自己的增长能够做到使所有人受益。”
——经济学家林毅夫。
“政府和银行应放低门槛、提供支持，帮助小微企业转型。中国的企业转型不能只依靠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转型，也必须依靠广大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巴曙松。
“我吃了10年脑白金，没有副作用而且有效，所以核心还是产品。外界认为我投入的大笔金钱用于广告轰炸，但实际上我们宣传采用的是脉冲方式，你在平时看不到脑白金的广告，只有在中秋春节的那15天会看到密集轰炸。”
——史玉柱说一直没有将宣传作为决定成败的因素，只有产品品质才是成败的最大原因。但是外界在谈及自己的名字时却经常与营销挂钩。
“所谓‘有序竞争’是自相矛盾，竞争从来都是无序的，特别是在创新经济中。创新破坏现有市场秩序，如苹果冲垮诺基亚，京东‘搅局’家电销售业。在旧秩序的崩坏中，新秩序逐步建立起来，直到下一波创新出现。竞争不必有序，合法就行。高喊有序竞争的，不是缺乏自信的企业，便是借维护秩序寻租的官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
“中国最大的危险不是GDP跑7还是跑8，跑6又怎么样？只要我们喝的水是干净的，空气是好的，食品是安全的。穷一点还能活得长一点。”
——中国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2013年深圳IT领袖峰会演讲时表示，中国已不需要有更高的GDP（国民生产总值）需求，而是需要有绿色需求，人们应更关注周围的空气、水和食品安全。
“投资本身是企业家的事，不是政府的事，政府审批应该彻底废除。之所以有企业家，就是未来有不确定性，需要有人判断未来，我们没有办法相信政府官员比企业家判断的更准确，何况这些人本身不担当任何风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认为政府审批应彻底废除。
“产业升级，良好的环境更重要。国企、外企一直在享受着超国民待遇，过去一些外资企业在中国不需要缴纳税赋，就算交税，民企要高12%，后来改革，才有所改变。税负重不重不要紧，关键是要公平。”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董明珠。
事实上工信部和三大运营商只说过可能向腾讯和微信收费，并未提及向用户收费，理由是腾讯的微信占用了大量的流量资源。但腾讯却将其变成了一场全民性的恐慌。
“微信要不要收费，第一是腾讯这家服务提供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事，第二是腾讯与三大通信运营商之间的事。为什么作为政府的工信部官员，要出面表态‘微信肯定要收费’呢？政府官员如果站在消费者立场上，那应该鼓励免费。要求企业向消费者收费，更像是股东行为——政府的确是三大运营商的大股东。”
——《创业家》杂志社社长牛文文。
“运营商未必痛恨微信，但它们的确痛恨移动互联网这个时代。以前靠话音业务赚钱赚到手软，经常要努力控制利润。想想未来只能收取利润有限的流量费，由奢入俭难。但这是注定不会成功的负隅顽抗。”
——创新工场投资经理、Apple4us发起人张亮。
“‘微信收费，我们就卸载’这是网友的一句吐槽，却代表着腾讯对手们的想法。现在，微信用户已突破3亿，每秒中就会增加10位，而它如何收费也是业界最津津乐道的话题。收费与否牵连甚广，包括运营商流量资费、手机APP、腾讯QQ等都有可能陷入剧变的漩涡。”
——知名IT评论人，科幻星系创建人康斯坦丁。
“总感觉微信收费是有预谋的炒作，让大家知道用其是沾了多大的便宜，炒点抓的很对。”
——新浪微博网友孙博宇。
“微信是那少年派，运营商就是那孟加拉虎。少年派和老虎相依共存一条船上，会存在很多摩擦，但最终会归于和谐。跟电影情节一样，如果鱼多，两个会和谐共生，甚至互利互惠；如果只有一条鱼，吃素的少年派也会去虎口夺食。所以，‘终极的稳定是拥有应对不稳定的能力’，当下运营商要做的是练就少年派一样的海上生存技能。”
——爱科技网创始人罗超。
“韩人均收入中国4倍，首尔房价低北京一大截。韩二套房征50%所得税，三套征60%，多套和高档住房保有税最高年5%。中国若用韩税，还剩多少刚需？国人开工厂交增值税17%，企业所得税25%，分红税20%，故做实业皆转地产。所以，该减什么税加什么税，还用问吗？
——著名的经济学家，现任中国侨联华商会副会长华生。
“我认识一个中学校长，他任职的学校是当地最好的中学，他这个学校考上清华北大的多了，考上北师大的算差的。怎么做到的？全封闭管理，两周休息一天。在应试体制下，不这样做，他的学校就会出局。他见我的第一面就说：周老师，我们这些人都是历史的罪人，我们将来是要受历史的审判的。”
——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
“中国医疗行业尽管在过去十年获得很大发展，但是这个行业还没有真正的巨头。为什么没有？其中一个就是开放、透明、分享做得不够。这个行业需要政府管制，但是更需要政府放开管制。”
——迈瑞医疗董事长徐航解释为什么医疗行业没有巨头。
“农村是有价值的，我们现在动不动就消灭农村，这个是错的，在未来的社会里，农业文明、农村文明有很高的价值，比方说北京这种城市文明，一天产生这么多垃圾，消耗这么多能源等等，是不是经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城市文明，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农业文明、农村文明是低碳的、环保的等等，是可持续的文明，是有价值的，特别城市化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就会逆城市化现象。”
——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李昌平。
“中国工业化率非常高，城市化率不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目前中国工业化率非常高，城市化率不够，很多资源进入工业，但是配置还有改善的余地，这个改善就会刺激中国经济活力，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
“中国楼市存在明显泡沫。故前景存在不确定的风险，一旦房价再次疯涨将可能失控而破裂，后果不堪设想”。
——万科董事长王石对各地房价普涨尤其一线城市疯涨不无担心。
“国企干不好是全世界的规律，没有一个例外，现在国企大量存在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抛出很鲜明的观点。不过如今市场上趋势仍然还是国进民退而非国企被民企取代。
“全球面临的挑战都是如何确保增长是包容性增长。我在法国住院住了2个晚上，出院的时候都没有收钱，我觉得这才是社会主义国家。”
——长江商学院教授及创办院长项兵。
“一、民营企业看不到市场预期，这是很可怕的。二、缺乏金融政策支持，金融贷款很困难。三、民营企业受到的苛捐杂税过多，民营企业不堪重负。四、权宜得不到保障，如果跟国营企业发生冲突，往往有苦说不出。”
——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总结民营企业所面临的最大困难。
“中国企业所谓多元化都是‘被逼的’。现在不少企业跨界经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原来的主业不赚钱，必须开拓新主业。”
——著名地产商任志强。
“未来每隔两年，中国可能就会在城镇化过程中涌现出一个人口规模等同于澳大利亚的城市。所以未来十年，中国将增加10个‘澳大利亚’，何愁没有内需？”
——北京投资公司春华资本集团董事长胡祖六谈中国经济转型。
“请中国民营企业家离权力远一些，请中国民营企业家离权贵远一些，因为你这样做，是在推动中国商业文明的发展、推动整个国家平安，并且建设性地走向更加繁荣的时代。如果忙着权力寻租，结果是对你自己没有长远的好处，也伤害了中国的健康发展。我们能做到这点吗？我认为能做到。”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
“根据现在的数据，中国有50%以上的人在城市中居住，只有35%的人拥有城市地区的户口，也就是说大约17%左右的人，也就是2亿人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工作，却享受不到城市的福利。中国需要改善自己增长的质量，同时使得自己的增长能够做到使所有人受益。”
——经济学家林毅夫。
“政府和银行应放低门槛、提供支持，帮助小微企业转型。中国的企业转型不能只依靠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转型，也必须依靠广大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巴曙松。
“我吃了10年脑白金，没有副作用而且有效，所以核心还是产品。外界认为我投入的大笔金钱用于广告轰炸，但实际上我们宣传采用的是脉冲方式，你在平时看不到脑白金的广告，只有在中秋春节的那15天会看到密集轰炸。”
——史玉柱说一直没有将宣传作为决定成败的因素，只有产品品质才是成败的最大原因。但是外界在谈及自己的名字时却经常与营销挂钩。
“所谓‘有序竞争’是自相矛盾，竞争从来都是无序的，特别是在创新经济中。创新破坏现有市场秩序，如苹果冲垮诺基亚，京东‘搅局’家电销售业。在旧秩序的崩坏中，新秩序逐步建立起来，直到下一波创新出现。竞争不必有序，合法就行。高喊有序竞争的，不是缺乏自信的企业，便是借维护秩序寻租的官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
“中国最大的危险不是GDP跑7还是跑8，跑6又怎么样？只要我们喝的水是干净的，空气是好的，食品是安全的。穷一点还能活得长一点。”
——中国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2013年深圳IT领袖峰会演讲时表示，中国已不需要有更高的GDP（国民生产总值）需求，而是需要有绿色需求，人们应更关注周围的空气、水和食品安全。
“投资本身是企业家的事，不是政府的事，政府审批应该彻底废除。之所以有企业家，就是未来有不确定性，需要有人判断未来，我们没有办法相信政府官员比企业家判断的更准确，何况这些人本身不担当任何风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认为政府审批应彻底废除。
“产业升级，良好的环境更重要。国企、外企一直在享受着超国民待遇，过去一些外资企业在中国不需要缴纳税赋，就算交税，民企要高12%，后来改革，才有所改变。税负重不重不要紧，关键是要公平。”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董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