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档即将落幕，但涉及《后来的我们》数百万元票房的退票疑云却尚未拨开。
　　4月29日，电影局有关负责人对当事影片出品方、发行方等相关人员进行了约谈，要求立即完善退票机制，认真查明存在的漏洞，进一步梳理情况、完善数据，形成书面报告上报主管部门。涉事影片的发行方之一猫眼接连发布公告，量化地说明了风波缘起于异动的退票，并将其中不正常的大规模退票指向了“黄牛党”。
　　舆论普遍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如果追溯互联网购票软件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它们能够迅速崛起恰是因为与黄牛党的直接竞争。如今中国观众的线上购票率已超过80%，再加上遍布中国数以万计的电影银幕，除了一些电影节展映的电影票和指定影院之外，几乎难以再构成资源稀缺。《后来的我们》对黄牛党来说，真的有利可图吗？
　　客观而言，技术进步带来生产力进步，进而激发产业链的结构性变革。互联网票务公司在过去几年“叱咤风云”，带给观众购票便利，也给发行业带来全新竞争手段。但每种技术进步，都难免会有“恶之花”与之伴生。每种技术都有漏洞——科技产品尤甚，漏洞一旦被发现，以此牟利或搞破坏的机构或个人就会纷至沓来。即便技术强势如Facebook，仍会面临大规模的个人用户隐私被不当利用（“数据门”事件）。
　　无论是技术的正当使用者，还是行业的监管者，与发现漏洞和利用漏洞的人相比，常常会慢半拍，而后者又总是在“进化”。这种行业监管者（裁判员）与部分市场主体（运动员）之间的“猫鼠游戏”一直存在，从未止歇。道德自律是一种改善方式，却不可能永远隔绝利润对于市场主体的诱惑。于行业监管者而言，发现问题并不难，真正难的是如何调查那些被精心装扮过的“问题”。
　　尽管《电影产业促进法》明文规定了对票房造假的“戒律”——但，事实的调查恐怕是这次拨开《后来的我们》退票疑云的最大难点。如果还记得《叶问3》当年的官方通告就能预见，这一次要认定票房造假仍极其困难，这是必须正视的执法难点——一味强求监管者对此次事件严惩，并不理性。
　　立法一定会落后于钻法律漏洞者的实践，司法也是在具体的案件中不断发现立法的缺漏，才能推动立法的完善。必须承认，在猫鼠游戏里，“逍遥法外”并不鲜见，但亡羊补牢也犹未晚矣。修补漏洞正是监管工作的另一种常态。
　　事件发展至今，可以确定的是，这次的漏洞、空子就出在互联网购票的退票环节，因此修补漏洞就必须依靠互联网票务软件平臺方，否则就只能是牺牲消费者利益去禁止退改签的服务——显然后者将是行业的倒退。
　　所以，务实地说，如果此次《后来的我们》退票疑云不能查出真相，就需要监管者向前一步，推动如今的两大票务平台修补漏洞。之后不久，淘票票和猫眼分别预告了各自专业版有关“退票异动预警”的新功能，这完全可以看作市场主体在竞争的较量中必然选择的进步行为，这也与监管者在退票风波爆发后第一时间的严正表态及切实行动有着直接关系。
　　猫鼠游戏，考验的是猫。比谴责老鼠更重要且更益于行业发展的是，让老鼠们不再有抓住同样漏洞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