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管宁、华歆同为学子。
　　某天,两人在园中锄菜,不经意间地里现出一小块金子。管宁见了,挥锄依旧,视之与瓦石无异,华歆则将金子捡起来扔到远处。
　　后来,两人在一个屋子里读书。窗外传来车马喧嚣声,管宁读书如故,华歆没沉住气,跑到门外看热闹。转身回来,管宁以刀割席,同时还说:你,不是我的朋友。
　　管宁恪守学子独善其身的传统,不与世俗同流,乃至视之若无物;华歆则不然。从此,两人走上截然相反的道路。
　　我们可以再极端一些,认为管宁走的是讲求“独善其身”的出世之道,而华歆恰恰相反,走了一条“兼济天下”的入世之路。
　　读书人有两个极端:一种比如管宁,书读得多了,心会慢慢地冷漠下来,对众生百态视若无物。对他而言,黄金一片,抑或是车马喧嚣都入不了他的眼。管宁读的是经典诗书,维护的是大汉正统,生逢乱世,法度礼仪之颓丧,让他愤怒,所以他宁愿出世。公元223年,眼看中原法度之不存,管宁干脆远赴辽东,觅一片荒郊野谷去做他的土人,也不愿意出世为官。终其一生,管宁留给世界的是推辞: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
　　华歆恰恰相反,汉灵帝时举孝廉,做了国家公务员。
　　有意思的是,虽然《世说新语》上专门记载了华歆两件糗事,但他后来为官,却以廉洁自奉。
　　当初,曹操假天子之命征华歆回朝。孙权意图将华歆留在江南。华歆道:“将军当奉天子之命,同时可与曹操结好。”孙权遂遣华歆北上。数千人为华歆送行,共赠送数百金。华歆收下礼金,临行前又将所收之礼一一奉还。
　　到了魏文帝时,华歆已经官拜相国,却依旧清贫,家中没有“担石之储”。在《三国志》中,陈寿评价其为:“清纯德素”,可谓恰如其分。
　　更为难得之处,华歆作为曹魏重臣,主张“重农非战”,以为“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应当先留心于本国的治理,“以征伐为后事”。
　　管宁割席,分出的处世态度,却未分出境界高下。想要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上独善其身,很难!要拒绝太多的诱惑,而要在同样令人抓狂的乱世成就一番作为,更难。
　　站在今人的角度,华歆的积极有为,较之管宁的默然自守,未尝不是一种进步。当代知识分子当中,心忧国事者不在少数,是否独善其身抑或兼济天下一直是许多人心中的徘徊,欲知世事而不能却又难解心中之忧,我们可以把管宁的“独善其身”理解为一种性情,把华歆的“兼济天下”理解为一种志向,这两种人生态度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它独特的意义,只有在特定的环境背景下兼采二者之长才更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