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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９日凌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连遭自杀式汽车炸弹的袭击，造成１３０余名平民的伤亡。这是继５月１２日利雅得连环爆炸案后的又一起严重犯罪行为。
据报道，基地组织已承认该事件是他们所为，并宣称他们策划和制造此次恐怖袭击事件的目的是为了惩罚那些与美国合作的富人。
为什么沙特屡屡成为恐怖分子锁定的袭击目标？为什么在一些恐怖事件中总会闪现沙特人的身影？以下几篇小文从不同角度探讨沙特王国固有的宗教地域特征，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矛盾，及其奉行的内政外交的得失，帮助人们破解上述难题。
古老与年轻的交汇
●２００多年的建国史确属年轻，但当人们谈及古老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时，往往总是同沙特联系在一起。
沙特王国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说它年轻，是就沙特王国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即现代民族国家存在的时间而言。从沙特王国的奠基者伊本·沙特在上个世纪初夺回利雅得，重新统一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并于２０年代中期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算起，至今不过８０余年。如果上溯到１８世纪中叶后沙特家族先后创建的两个间断的早期沙特王国的生存时间，两者累加仅有２００多年。２００多年的建国史同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拥有悠久古老文明的国家相比较，确属年轻。
然而，说沙特王国古老，则是就它所继承、弘扬和代表的渊源久远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及沙特家族的悠久历史而言。
相传，沙特家族是阿拉伯人两大祖先之一的安宰部落的后裔，当今海湾国家如科威特的统治者萨巴赫家族、巴林的统治者哈里发家族和阿联酋的统治者扎耶德家族，据说也都属于这个部落的分支。另一方面，沙特王国也是１３００多年前诞生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境内有伊斯兰教的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素有穆斯林“精神祖国”之称。阿拉伯半岛的地域环境、民众的宗教心态和文化背景为伊斯兰教的生存和传播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它在沙特王国的影响根深蒂固，并且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已经深入人心。而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强烈政治参与性或涉世性的特征，使它对于历史上阿拉伯半岛出现的任何政权都有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因此，无论是早期的沙特王国，还是现代沙特王国，都毫无例外地以伊斯兰教为立国和治国之本，而且都选择了伊斯兰教最原始的形式瓦哈比教义作为实现民族融合和激活国家内聚力的思想和精神武器。古老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和发挥，以至于当人们谈及古老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时，往往总是同沙特联系在一起。
世俗与宗教的支点
●宗教是沙特王权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沙特世俗王权与代表宗教神权的乌里玛阶层始终维系着一种彼此支撑、互为依存的关系。
阿拉伯半岛一直缺乏堪称“国家组织”或“国家政权”形式的实践。“国家观念”或“国家意识”对半岛的广大民众是陌生的。另一方面，阿拉伯半岛的部落深受部族关系和阿拉伯古老传统的熏染，加之世代沿袭的游牧经济本身的主要以部落为基本单位而运作的特殊经营方式，它们铸就了游牧部落社会凝重的家族观念和部落意识。沙特王国在形成过程中显然不能不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先知穆罕默德通过创立伊斯兰教，并以之为旗帜，建立阿拉伯帝国的历史也就成为可供沙特家族借鉴和效仿的惟一选择。
但沙特家族更注重国家（实际上也就是沙特王权）的利益，注重瓦哈比教义为其所用，特别是自１７９２年瓦哈比派的创始人瓦哈卜去世后，沙特家族首领开始兼任瓦哈比派教长，确立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以来，宗教的感召力同沙特家族的权威被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沙特政权由此获得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和实现阿拉伯半岛走向统一的原动力。凭借这样的基础，沙特家族才得以使阿拉伯半岛各个互不统属的家族和部落聚集到其周围，从而确保了沙特王国的建立和发展。
沙特王国的治国策略可以概括为两大目标：一是维护沙特家族和王权的长治久安；二是确立沙特王国在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而为了实现这两大目标，沙特世俗王权与代表宗教神权的乌里玛阶层始终维系着一种彼此支撑、互为依存的关系。
在政教联盟关系中，执掌王权的沙特王室赋予神权的体现者乌里玛阶层通常所辖属的宗教、司法，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相应权力，并在礼仪上使其享有极大的荣誉；乌里玛阶层则凭借他们掌握的渊博的神学和法学知识，为沙特王权及其实施的统治提供理论和法律依据，赋予王权在宗教上的“合法性”。同时乌里玛阶层还充当民众与王权互相沟通的桥梁，并通过宗教所蕴含的内聚力将广大民众吸引到沙特家族及其世俗政权的周围。正是仰赖这种默契而协调的政教联盟关系，沙特王国无论是在内部困惑跌宕的社会变革中，还是在外部中东政局的猛烈动荡中，都能化险为夷、安渡难关，保持国家的相对稳定和正常发展。
但是，沙特政权历来被反对派视为亲西方的堡垒，其丰富的油源是西方工业的“生命线”，再加上它实施的倾向西方的石油政策，因而沙特政权往往被反对派痛斥为西方利益的保护者。另一方面，沙特王国又是一个地区性大国，并在伊斯兰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甚至被喻为伊斯兰世界动向的晴雨表。恐怖主义分子连续对沙特发动炸弹袭击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破坏沙特社会现存的正常秩序，在民众中制造混乱和恐怖气氛，诱导社会的动荡，削弱政教关系，迫使沙特政府改弦易辙，同时丑化沙特政权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
传统向现代发展的矛盾
●沙特的一位亲王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沙特王国用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所花费的４０００亿美元中有５００亿美元因贪污或经营错误而流失。
７０年代以来，伴随石油工业的迅速崛起，沙特王国经历了从封闭型的游牧国度向开放型的现代石油工业国的转化，并以超常速度完成了由单一社会结构向多元社会结构的演进。与此同时，沙特王国在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革的条件下，加快了王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步伐。尽管沙特王国实施的一切旨在推进国家适应社会发展的各种改革措施，都被界定在“体现伊斯兰教律的不朽的、伟大的目标上”，或者至少在理论和形式上被冠以伊斯兰的名义，而且在具体实践中，沙特政府总是力图在世俗与宗教、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小心谨慎地寻找最佳结合点，并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推动社会发展。然而，在沙特社会演进过程中，由于不同社会阶层相互利益的碰撞，仍然酿成了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并且不断被激化。这些矛盾集中反映在两方面。
其一，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导致沙特社会出现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公正现象，以及统治阶级上层普遍存在的腐化堕落和传统伦理道德的沦丧。沙特王国迅速积累起来的大量石油财富大都落入王室家族、新生贵族和新暴发户的私囊，而广大的穆斯林却没有获取他们应得的实惠。这同伊斯兰教义所倡导的“均贫富”思想形成明显反差。因而造成沙特广大穆斯林对当权者的强烈愤恨。沙特的一位亲王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就承认沙特王国用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所花费的４０００亿美元中有５００亿美元因贪污或经营错误而流失。
其二，曾经作为沙特社会主要构成的部落势力被边缘化，转而成为反政府力量的主要社会基础之一。从历史上看，沙特王国是由一个部落酋长国逐步拓展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传统的部落观念和部落势力的影响根深蒂固。在沙特家族创建王国时，许多有影响的著名部落作为同盟者被纳入沙特政权内。这些部落一度是创建现代沙特王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但随着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与沙特社会新兴官僚和技术阶层的出现，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严重削弱，并切身地意识到他们在政府作决策时被抛在了一边，由此产生难于抑制的失落感，从而转向铤而走险、敌视政府的道路。
沙特接连发生恐怖炸弹袭击事件，其主要原因之一，同目前沙特社会潜伏的各种危机密切相关。这些危机因沙特社会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累积的矛盾而成。
反美与亲美的两大群体
●按伊斯兰传统，一律禁止非沙特军队在圣地的存在，这就对沙特王权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在剖析沙特恐怖主义炸弹袭击事件时，一个重要原因是沙美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以及美国势力在沙特的全面渗透。沙美关系最初是由于石油引起的。３０年代初，美国石油垄断资本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击败与它竞争的英国人，获得在沙特王国开采石油的特许权。从此，美国便叩开了同沙特交往的大门。
早期的沙美关系主要以相互的经济利益为特点。但随着沙美关系的发展，彼此的政治和战略考虑同步上升。就沙特来说，由于地广人稀，军力有限，自身存在许多不易克服的弱点，加之同周边国家时有摩擦和纠葛，沙特王室要长久维系家族统治和抵御外来的种种威胁，不得不谋求美国的支持和“保护”。就美国来说，它更多地是从战略的视角来估量和利用沙特的潜在价值。６０年代中期后，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两根支柱”政策，沙特作为其中之一，扮演着体现美国抗衡苏联和独占中东权益的角色。７０年代以来，特别是石油危机爆发后，沙特的石油和石油美元成为沙美关系全面发展的链条：石油武器使几十亿美元从石油消费国流向石油生产国，沙特变得异常富有；而美国人则在这笔石油美元中发现了可以弥补美国财政赤字的方法，以使这笔钱重新流入美国，那就是让沙特人购买美国国债，购买美国的军用设备、波音飞机等。沙特巨额的石油美元缓解了美元信用危机，美国的多家公司承揽了沙特大发展时期几乎所有的大型军事和民用工程。沙美关系真可谓唇齿相依，互有所求！
沙美之间的传统盟友关系在海湾战争后得到更进一步的强化。美国打赢海湾战争后，沙特出于免遭伊拉克入侵和确保沙特王权统治的需要，主动加强它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联盟，并允许美国的军事力量继续驻守沙特。美国和西方意识形态在沙特和中东地区的影响骤然飙升。但是美国大兵长期驻守沙特对于沙特广大穆斯林来说却是无法承受的。因为按伊斯兰传统，一律禁止非沙特军队在圣地的存在，这就对沙特王权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伴随美军长期驻守沙特而来的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对沙特社会构成强烈冲击。沙特民众深感他们无限崇尚的伊斯兰文化和价值观受到“侵蚀”和“玷污”，广大中下层穆斯林的仇美和反美情绪持续升温。同时，这种愤懑情绪也被转移到亲美并主张强化沙美关系的沙特统治者身上，斥责他们与美国强权同流合污，是美国的帮凶。
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在反恐的旗帜下，提出要用美式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并从教育、文化、经济和社会制度等领域对中东国家进行彻底的改造，以构筑所谓的“中东新秩序”。美国以武力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实际上已预示着美国已揭开“改造中东”的序幕。作为伊斯兰教的大本营，同时又是萌生极端势力沃土的沙特，其命运如何？未来的沙美关系何去何从？沙特政权将怎样面对国内潜伏的各种危机？凡此种种，都是广大沙特民众密切关注的问题。
在沙特民众中普遍存在强烈仇美和反美情绪的前提下，恐怖分子对沙特的炸弹袭击既可以推波助澜，点燃拒斥美国中东新秩序的怒火，又可以向沙特当权者发出警告，遏制其亲美和追随西方的政策，达到一箭双雕之效应。
新思潮的复古倾向
●“赛来菲叶派”追求的真正目标是，要在社会平等和公正的旗号下，变更沙特现存政治制度，取代世俗王权，建立一种清教主义的乌托邦。
后冷战时期，美国势力在沙特全面渗透和沙特当权者的亲美政策导致沙特国内极端思潮的出现。
沙特王朝立国之本的瓦哈比教，秉承了伊斯兰教四大法学派之一的罕百里学派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坚持以《古兰经》和《圣逊》为伊斯兰根本大法，主张一切应回归到《古兰经》本来精神中去，同时要求信徒必须恪守教法所规定的各种戒律与简朴风尚。从本质上看，瓦哈比派的宗教主张同沙特的治国策略并不矛盾，特别是由于政教之间长期存在的联盟关系，在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沙特的宗教权威们乌里玛阶层，通常总是站在王室一边，对王权起着“辅佐”作用。乌里玛阶层对沙特王权的态度，引起宗教极端势力对宗教权威们的不满和质疑，加之海湾战争后，中东政治气候的变化，于是在沙特国内催生了一种新的宗教思潮。
海湾战争后，沙特国内新出现的宗教思潮自称“赛来菲叶”（意即“遵循祖先传统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伊斯兰复古倾向。就其主观实践和客观效果来看，它同瓦哈比教义存在实质性区别。这种区别具体表现在它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和“好斗性”方面。因此，西方国家通称其为“政治伊斯兰主义”或“现代伊斯兰主义”。也有一些人将其视为传统伊斯兰主义的“另类”或“异类”。
“赛来菲叶派”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手段，充分利用传媒，开展反政府的活动，谋求扩大自身的影响，以赢得更多沙特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同时，“赛来菲叶派”还采取向政府递交“请愿书”和“备忘录”的方式，直接挑战沙特王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并挑起上世纪９０年代矛头直指沙特王权的伊斯兰潮。“赛来菲叶派”追求的真正目标是，要在社会平等和公正的旗号下，变更沙特现存政治制度，取代世俗王权，建立一种清教主义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体制内，由他们充任自封的伊斯兰教代理人。如果按“赛来菲叶派”的主张和原则，对沙特现存社会和政治结构进行改造，其最终结果必然导致沙特王权的形同虚设，沙特家族的权威将丧失殆尽，而维系沙特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新兴阶层和“专家治国论者”也都将从属于“赛来菲叶派”。换言之，沙特必须逆历史而行。
尽管“赛来菲叶派”的主张是一种极端的宗教思潮，但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处在社会底层的沙特穆斯林对王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弊端和不公现象的抱怨，说出了他们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因此，他们才能够得到一些人的拥护和赞同，并酿成波及范围广泛的伊斯兰潮。
９．１１件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垮台后，随着美国改造中东、重塑“中东新秩序”构想的出台，沙特国内的“赛来菲叶派”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在这种形势下，沙特爆炸案的发生，对沙特极端势力反政府活动的重新抬头或复苏，无疑将起到酵母和膨化剂的作用，从而将沙特的当权者再一次推到了火山的喷发口。
主持人后记：
中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与巴印两个关系敏感的国家进行联合演习，的确显示出中国随着自身国力和影响力的增强，正在积极大胆地开展包括军事外交在内的外交活动。实际上，２００３年的中国外交新意迭出。
沙特一次一次被关注，尤其是在９．１１事件之后。这是一个矛盾交织的国家，现今显现的疑团带有“久远”历史的烙印。我们希望通过探寻沙特固有的宗教地域特征、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矛盾，来破解某些疑团。不知做到没有？
据报道，基地组织已承认该事件是他们所为，并宣称他们策划和制造此次恐怖袭击事件的目的是为了惩罚那些与美国合作的富人。
为什么沙特屡屡成为恐怖分子锁定的袭击目标？为什么在一些恐怖事件中总会闪现沙特人的身影？以下几篇小文从不同角度探讨沙特王国固有的宗教地域特征，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矛盾，及其奉行的内政外交的得失，帮助人们破解上述难题。
古老与年轻的交汇
●２００多年的建国史确属年轻，但当人们谈及古老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时，往往总是同沙特联系在一起。
沙特王国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说它年轻，是就沙特王国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即现代民族国家存在的时间而言。从沙特王国的奠基者伊本·沙特在上个世纪初夺回利雅得，重新统一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并于２０年代中期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算起，至今不过８０余年。如果上溯到１８世纪中叶后沙特家族先后创建的两个间断的早期沙特王国的生存时间，两者累加仅有２００多年。２００多年的建国史同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拥有悠久古老文明的国家相比较，确属年轻。
然而，说沙特王国古老，则是就它所继承、弘扬和代表的渊源久远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及沙特家族的悠久历史而言。
相传，沙特家族是阿拉伯人两大祖先之一的安宰部落的后裔，当今海湾国家如科威特的统治者萨巴赫家族、巴林的统治者哈里发家族和阿联酋的统治者扎耶德家族，据说也都属于这个部落的分支。另一方面，沙特王国也是１３００多年前诞生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境内有伊斯兰教的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素有穆斯林“精神祖国”之称。阿拉伯半岛的地域环境、民众的宗教心态和文化背景为伊斯兰教的生存和传播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它在沙特王国的影响根深蒂固，并且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已经深入人心。而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强烈政治参与性或涉世性的特征，使它对于历史上阿拉伯半岛出现的任何政权都有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因此，无论是早期的沙特王国，还是现代沙特王国，都毫无例外地以伊斯兰教为立国和治国之本，而且都选择了伊斯兰教最原始的形式瓦哈比教义作为实现民族融合和激活国家内聚力的思想和精神武器。古老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和发挥，以至于当人们谈及古老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时，往往总是同沙特联系在一起。
世俗与宗教的支点
●宗教是沙特王权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沙特世俗王权与代表宗教神权的乌里玛阶层始终维系着一种彼此支撑、互为依存的关系。
阿拉伯半岛一直缺乏堪称“国家组织”或“国家政权”形式的实践。“国家观念”或“国家意识”对半岛的广大民众是陌生的。另一方面，阿拉伯半岛的部落深受部族关系和阿拉伯古老传统的熏染，加之世代沿袭的游牧经济本身的主要以部落为基本单位而运作的特殊经营方式，它们铸就了游牧部落社会凝重的家族观念和部落意识。沙特王国在形成过程中显然不能不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先知穆罕默德通过创立伊斯兰教，并以之为旗帜，建立阿拉伯帝国的历史也就成为可供沙特家族借鉴和效仿的惟一选择。
但沙特家族更注重国家（实际上也就是沙特王权）的利益，注重瓦哈比教义为其所用，特别是自１７９２年瓦哈比派的创始人瓦哈卜去世后，沙特家族首领开始兼任瓦哈比派教长，确立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以来，宗教的感召力同沙特家族的权威被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沙特政权由此获得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和实现阿拉伯半岛走向统一的原动力。凭借这样的基础，沙特家族才得以使阿拉伯半岛各个互不统属的家族和部落聚集到其周围，从而确保了沙特王国的建立和发展。
沙特王国的治国策略可以概括为两大目标：一是维护沙特家族和王权的长治久安；二是确立沙特王国在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而为了实现这两大目标，沙特世俗王权与代表宗教神权的乌里玛阶层始终维系着一种彼此支撑、互为依存的关系。
在政教联盟关系中，执掌王权的沙特王室赋予神权的体现者乌里玛阶层通常所辖属的宗教、司法，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相应权力，并在礼仪上使其享有极大的荣誉；乌里玛阶层则凭借他们掌握的渊博的神学和法学知识，为沙特王权及其实施的统治提供理论和法律依据，赋予王权在宗教上的“合法性”。同时乌里玛阶层还充当民众与王权互相沟通的桥梁，并通过宗教所蕴含的内聚力将广大民众吸引到沙特家族及其世俗政权的周围。正是仰赖这种默契而协调的政教联盟关系，沙特王国无论是在内部困惑跌宕的社会变革中，还是在外部中东政局的猛烈动荡中，都能化险为夷、安渡难关，保持国家的相对稳定和正常发展。
但是，沙特政权历来被反对派视为亲西方的堡垒，其丰富的油源是西方工业的“生命线”，再加上它实施的倾向西方的石油政策，因而沙特政权往往被反对派痛斥为西方利益的保护者。另一方面，沙特王国又是一个地区性大国，并在伊斯兰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甚至被喻为伊斯兰世界动向的晴雨表。恐怖主义分子连续对沙特发动炸弹袭击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破坏沙特社会现存的正常秩序，在民众中制造混乱和恐怖气氛，诱导社会的动荡，削弱政教关系，迫使沙特政府改弦易辙，同时丑化沙特政权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
传统向现代发展的矛盾
●沙特的一位亲王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沙特王国用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所花费的４０００亿美元中有５００亿美元因贪污或经营错误而流失。
７０年代以来，伴随石油工业的迅速崛起，沙特王国经历了从封闭型的游牧国度向开放型的现代石油工业国的转化，并以超常速度完成了由单一社会结构向多元社会结构的演进。与此同时，沙特王国在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革的条件下，加快了王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步伐。尽管沙特王国实施的一切旨在推进国家适应社会发展的各种改革措施，都被界定在“体现伊斯兰教律的不朽的、伟大的目标上”，或者至少在理论和形式上被冠以伊斯兰的名义，而且在具体实践中，沙特政府总是力图在世俗与宗教、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小心谨慎地寻找最佳结合点，并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推动社会发展。然而，在沙特社会演进过程中，由于不同社会阶层相互利益的碰撞，仍然酿成了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并且不断被激化。这些矛盾集中反映在两方面。
其一，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导致沙特社会出现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公正现象，以及统治阶级上层普遍存在的腐化堕落和传统伦理道德的沦丧。沙特王国迅速积累起来的大量石油财富大都落入王室家族、新生贵族和新暴发户的私囊，而广大的穆斯林却没有获取他们应得的实惠。这同伊斯兰教义所倡导的“均贫富”思想形成明显反差。因而造成沙特广大穆斯林对当权者的强烈愤恨。沙特的一位亲王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就承认沙特王国用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所花费的４０００亿美元中有５００亿美元因贪污或经营错误而流失。
其二，曾经作为沙特社会主要构成的部落势力被边缘化，转而成为反政府力量的主要社会基础之一。从历史上看，沙特王国是由一个部落酋长国逐步拓展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传统的部落观念和部落势力的影响根深蒂固。在沙特家族创建王国时，许多有影响的著名部落作为同盟者被纳入沙特政权内。这些部落一度是创建现代沙特王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但随着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与沙特社会新兴官僚和技术阶层的出现，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严重削弱，并切身地意识到他们在政府作决策时被抛在了一边，由此产生难于抑制的失落感，从而转向铤而走险、敌视政府的道路。
沙特接连发生恐怖炸弹袭击事件，其主要原因之一，同目前沙特社会潜伏的各种危机密切相关。这些危机因沙特社会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累积的矛盾而成。
反美与亲美的两大群体
●按伊斯兰传统，一律禁止非沙特军队在圣地的存在，这就对沙特王权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在剖析沙特恐怖主义炸弹袭击事件时，一个重要原因是沙美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以及美国势力在沙特的全面渗透。沙美关系最初是由于石油引起的。３０年代初，美国石油垄断资本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击败与它竞争的英国人，获得在沙特王国开采石油的特许权。从此，美国便叩开了同沙特交往的大门。
早期的沙美关系主要以相互的经济利益为特点。但随着沙美关系的发展，彼此的政治和战略考虑同步上升。就沙特来说，由于地广人稀，军力有限，自身存在许多不易克服的弱点，加之同周边国家时有摩擦和纠葛，沙特王室要长久维系家族统治和抵御外来的种种威胁，不得不谋求美国的支持和“保护”。就美国来说，它更多地是从战略的视角来估量和利用沙特的潜在价值。６０年代中期后，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两根支柱”政策，沙特作为其中之一，扮演着体现美国抗衡苏联和独占中东权益的角色。７０年代以来，特别是石油危机爆发后，沙特的石油和石油美元成为沙美关系全面发展的链条：石油武器使几十亿美元从石油消费国流向石油生产国，沙特变得异常富有；而美国人则在这笔石油美元中发现了可以弥补美国财政赤字的方法，以使这笔钱重新流入美国，那就是让沙特人购买美国国债，购买美国的军用设备、波音飞机等。沙特巨额的石油美元缓解了美元信用危机，美国的多家公司承揽了沙特大发展时期几乎所有的大型军事和民用工程。沙美关系真可谓唇齿相依，互有所求！
沙美之间的传统盟友关系在海湾战争后得到更进一步的强化。美国打赢海湾战争后，沙特出于免遭伊拉克入侵和确保沙特王权统治的需要，主动加强它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联盟，并允许美国的军事力量继续驻守沙特。美国和西方意识形态在沙特和中东地区的影响骤然飙升。但是美国大兵长期驻守沙特对于沙特广大穆斯林来说却是无法承受的。因为按伊斯兰传统，一律禁止非沙特军队在圣地的存在，这就对沙特王权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伴随美军长期驻守沙特而来的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对沙特社会构成强烈冲击。沙特民众深感他们无限崇尚的伊斯兰文化和价值观受到“侵蚀”和“玷污”，广大中下层穆斯林的仇美和反美情绪持续升温。同时，这种愤懑情绪也被转移到亲美并主张强化沙美关系的沙特统治者身上，斥责他们与美国强权同流合污，是美国的帮凶。
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在反恐的旗帜下，提出要用美式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并从教育、文化、经济和社会制度等领域对中东国家进行彻底的改造，以构筑所谓的“中东新秩序”。美国以武力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实际上已预示着美国已揭开“改造中东”的序幕。作为伊斯兰教的大本营，同时又是萌生极端势力沃土的沙特，其命运如何？未来的沙美关系何去何从？沙特政权将怎样面对国内潜伏的各种危机？凡此种种，都是广大沙特民众密切关注的问题。
在沙特民众中普遍存在强烈仇美和反美情绪的前提下，恐怖分子对沙特的炸弹袭击既可以推波助澜，点燃拒斥美国中东新秩序的怒火，又可以向沙特当权者发出警告，遏制其亲美和追随西方的政策，达到一箭双雕之效应。
新思潮的复古倾向
●“赛来菲叶派”追求的真正目标是，要在社会平等和公正的旗号下，变更沙特现存政治制度，取代世俗王权，建立一种清教主义的乌托邦。
后冷战时期，美国势力在沙特全面渗透和沙特当权者的亲美政策导致沙特国内极端思潮的出现。
沙特王朝立国之本的瓦哈比教，秉承了伊斯兰教四大法学派之一的罕百里学派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坚持以《古兰经》和《圣逊》为伊斯兰根本大法，主张一切应回归到《古兰经》本来精神中去，同时要求信徒必须恪守教法所规定的各种戒律与简朴风尚。从本质上看，瓦哈比派的宗教主张同沙特的治国策略并不矛盾，特别是由于政教之间长期存在的联盟关系，在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沙特的宗教权威们乌里玛阶层，通常总是站在王室一边，对王权起着“辅佐”作用。乌里玛阶层对沙特王权的态度，引起宗教极端势力对宗教权威们的不满和质疑，加之海湾战争后，中东政治气候的变化，于是在沙特国内催生了一种新的宗教思潮。
海湾战争后，沙特国内新出现的宗教思潮自称“赛来菲叶”（意即“遵循祖先传统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伊斯兰复古倾向。就其主观实践和客观效果来看，它同瓦哈比教义存在实质性区别。这种区别具体表现在它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和“好斗性”方面。因此，西方国家通称其为“政治伊斯兰主义”或“现代伊斯兰主义”。也有一些人将其视为传统伊斯兰主义的“另类”或“异类”。
“赛来菲叶派”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手段，充分利用传媒，开展反政府的活动，谋求扩大自身的影响，以赢得更多沙特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同时，“赛来菲叶派”还采取向政府递交“请愿书”和“备忘录”的方式，直接挑战沙特王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并挑起上世纪９０年代矛头直指沙特王权的伊斯兰潮。“赛来菲叶派”追求的真正目标是，要在社会平等和公正的旗号下，变更沙特现存政治制度，取代世俗王权，建立一种清教主义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体制内，由他们充任自封的伊斯兰教代理人。如果按“赛来菲叶派”的主张和原则，对沙特现存社会和政治结构进行改造，其最终结果必然导致沙特王权的形同虚设，沙特家族的权威将丧失殆尽，而维系沙特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新兴阶层和“专家治国论者”也都将从属于“赛来菲叶派”。换言之，沙特必须逆历史而行。
尽管“赛来菲叶派”的主张是一种极端的宗教思潮，但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处在社会底层的沙特穆斯林对王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弊端和不公现象的抱怨，说出了他们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因此，他们才能够得到一些人的拥护和赞同，并酿成波及范围广泛的伊斯兰潮。
９．１１件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垮台后，随着美国改造中东、重塑“中东新秩序”构想的出台，沙特国内的“赛来菲叶派”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在这种形势下，沙特爆炸案的发生，对沙特极端势力反政府活动的重新抬头或复苏，无疑将起到酵母和膨化剂的作用，从而将沙特的当权者再一次推到了火山的喷发口。
主持人后记：
中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与巴印两个关系敏感的国家进行联合演习，的确显示出中国随着自身国力和影响力的增强，正在积极大胆地开展包括军事外交在内的外交活动。实际上，２００３年的中国外交新意迭出。
沙特一次一次被关注，尤其是在９．１１事件之后。这是一个矛盾交织的国家，现今显现的疑团带有“久远”历史的烙印。我们希望通过探寻沙特固有的宗教地域特征、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矛盾，来破解某些疑团。不知做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