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需要的是推进中美之间的战略对话和战略合作，通过对话澄清战略方面存在的模糊区域，提高战略能见度，避免因误解引起的对抗，而不是去追求什么共管世界，更不是追求重建国际体系。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的1月29日至2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美国。虽然中美关系的突破始于1971～1972年，但是，1978年围绕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建交和邓小平访美，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决策是在同一时间内发生的，这一阶段主导中美谈判和建交的领导人，是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因此，说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与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具有内在的、历史性的和无法替代的关联，是恰当的。
30年来，两国关系虽然有阴也有晴，有冲突也有协作，但是，两国关系从未丧失克服挫折回归正常的能力。已故美国问题专家李慎之先生曾经说，中美关系“逢九必变”，仅就建交后的情况看，确实如此：1979年建交，1989年大倒退，1999年遇到炸馆事件。不过，即使在那样绝望的时刻，两国关系也还是能够回归到合作的道路上来。如今，诚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弗格森指出的，可以用一个新的词汇来描述两国关系，“中美国”(Chimerica，由China和America合拼而成)，他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婚姻就像我和我老婆”，彼此都是对方的一半。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大国间关系。这是对两国关系的一个基本定位。两国都是世界性大国，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快速增长，两国间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质。两国间的合作带来的利益已经超越了双边层面，为全球各国提供公益。两国间的纷争甚至对抗，所损害的不只是双方各自的利益，还有全球共同体。
以前我们总是说，两国斗则两害，合则两利，现在这样说已经不够了，斗已经不再是两害，而是多害，合已经不再是两利，而是多利。同时，中美双边关系也与其他大国间关系——比如美俄关系、美英关系、美日关系等——不同，这些大国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相对而言是明确的，也是简单的，而中美关系则是复杂的。一个是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一个是力量提升最快的世界性大国，两国之间存在着价值、认知、情感等方面的分歧，也有比较多的利益界定难题。可以说，在当今的大国之间，没有哪种双边关系像中美之间那样，具有那么多的难题需要明确、需要清晰化。
战略合作还在路上
与30年前相比，当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源于国际形势的复杂性。30年前冷战格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战略选择的单一性，对中国来说，从“一边倒”转向“一条线”，选择的空间实际上是比较小的，能见度也是清楚的，一个“战略大三角”就足以确定基本架构。
尼克松来华访问时，毛泽东与他谈的是哲学问题，话题不涉及经济、技术转让，甚至台湾问题，毛泽东也说，“台湾事小，世界事大”。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定性因素是战略需要，而不是别的什么需要。基辛格在《白宫回忆录》一书中说：“当时毛泽东关心的，以及我以后和他长时间会见时谈论得更充分的，是国际大局的事，也就是苏联。”“在尼克松访问期间，以及我几次单独会见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或中国大使时，我们讨论的中心都是保持均势的必要性、国际秩序和世界政治的长期趋势。”
另一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人物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里提到一个细节，他说，在美国，推动中美关系最得力的两位美国官员，竟然都是移民出身，他指的是基辛格和他本人，“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对中国并没有多少了解，也没有特殊的感情，而完全是从战略大局考虑出发的”，“我们对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的兴趣，决不是策略性的，而是基于某些长期战略目标的”(《实力与原则：布热津斯基回忆录》)。可以看出，当时两国关系的计算方程式是很简单的。
30年后的今天，形势要复杂得多了。有更多的因素在两国关系中发挥着作用。与30年前相比，我们更常提及的因素是那些具体的、技术性的东西，而战略问题似乎处于模糊状态。比如在2005年两国开始进行“战略对话”时，美国方面对战略一词并不热心，只愿意称之为“对话”。在谈论中美关系时，对于战略一词一向十分吝惜。克林顿时期提出，“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小布什时期，这样的表述被放弃了，代之而起的是“战略竞争者”。
在过去的8年中，两国关系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先生在《财经》年刊上的文章回顾了这8年的中美关系。大使先生承认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在全球政治和安全问题上，需要协调与合作。但在定义两国关系时，措辞十分谨慎，极力避免用“战略”或“战略合作”描述两国关系。他对两国关系的界定是：“在过去8年，美国和中国维持诚恳、建设性和合作的双边关系，给双方带来的利益已经无需证明，和中国保持密切接触已是美国两党的共识。”在这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中，谈到战略的地方有两个，我们分别看一看他是如何使用战略一词的：第一处，大使说：“随着中国在扩大和保护其全球利益上更加自信，中国将发现它和美国战略利益一致的地方多于竞争之处。”第二处，大使在回顾8年来两国高层交往时提及，“2004年智利APEC上，小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同意建立战略对话机制，由美国副国务卿和中国外交部高级官员领衔，就共同关心的战略议题交换看法；2006年，两位领导人又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SED)，构筑双边广泛经济议题的框架。”
分析这两处对战略一词的使用，可以看出，雷德大使没有使用“战略合作”描述两国关系。一处说“中国将发现”与美国战略利益一致的地方多于竞争之处，也就是说，两国的战略利益正在增多，第二处是说，两国建立了战略对话机制、展开了战略问题对话。从这种谨慎的用词上，可以看出雷德大使对目前两国关系的评价：两国关系尚未上升到战略目标一致的水平。
在过去的8年中，两国间展开了广泛的战略对话，在一些领域已经存在事实上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两国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深，这种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和战略性。但是，由于两国之间在安全、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中国在很多领域不支持美国的全球目标，因此，两国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战略合作还在路上。
“逢九必变”律或被突破
中美关系的这一现状，是奥巴马上台后面对的基本现实。如果新一届行政当局在中美关系上实现突破，笔者认为其着力点应当放到这里。中美间迫切需要提高战略能见度。
那么奥巴马当政后，中美关系会取得突破性进展吗?笔者的看法是，很有可能在描述中美关系的言辞上，会出现更为清晰的调子，对华姿态上会更加积极，而在行动上，大 体上会萧规曹随，难以有大的突破。在美国国内，有一种舆论，主张奥巴马总统应当把出访的第一站放到中国。果然如此，那当然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信号。不过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美国的战略转向，需要平衡各种关系，需要兼顾多种考量，因此不会那么快。但奥巴马总统年内出访中国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总体上说，中美关系在2009年里，将呈现为阳春景象，“逢九必变”律，也许会被突破，即不是变得更坏而是变得更好。
对于新一届美国行政当局来说，当务之急不是遏制中国，而是遏制经济危机的蔓延。这决定着美国在全球战略上，一定程度上会采取守势，行为上会更为克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战略地位将会获得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在积极应对新出现的战略机遇的同时，需要提防两个方面的认识误区，一是认为，中美关系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已经到了中美联合起来“共管”世界的时候了。二是认为，中国应当运用自身的实力，抵抗美国霸权，构建起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第一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对于中美间的战略现状缺乏全面的和清醒的认识。两国之间虽然存在着越来越多的战略共识，但分歧和模糊之处仍然存在，两国的战略关系是一个尚需突破的重大课题，而对于能否取得突破，目前还很难说。再者，“最重要的关系”，意味着要承担最重大的责任。而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第二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对于危机缺乏正确的分析，认为危机只是美国的危机或华尔街的危机，没有看到，危机实际上是全球性的，通过抽回对美国的支持，比如不再购买美国的国债等，似乎可以进一步削弱美国的权力，伸张自己的权力，事实上，如果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瓦解，中国将是最大的受害国。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甚至高于日本和美国，我国最近30年来之所以取得惊人的成就，得益于全球化，人们公认中国是从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国家。经济体系的瓦解意味着全球化过程的终结。可以肯定，这将使本来已经相当严峻的国内转型压力更加严重。我们不仅不会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反而陷于纷争和混乱。
上述两种错误观点，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被危机激发出的按捺不住的兴奋：终于迎来了我们的时代!面对这种虚火，笔者认为有必要重申邓小平“不当头”的思想。我们需要的是推进中美之间的战略对话和战略合作，通过对话澄清战略方面存在的模糊区域，提高战略能见度，避免因误解引起的对抗，而不是去追求什么共管世界，更不是追求重建国际体系。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的1月29日至2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美国。虽然中美关系的突破始于1971～1972年，但是，1978年围绕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建交和邓小平访美，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决策是在同一时间内发生的，这一阶段主导中美谈判和建交的领导人，是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因此，说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与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具有内在的、历史性的和无法替代的关联，是恰当的。
30年来，两国关系虽然有阴也有晴，有冲突也有协作，但是，两国关系从未丧失克服挫折回归正常的能力。已故美国问题专家李慎之先生曾经说，中美关系“逢九必变”，仅就建交后的情况看，确实如此：1979年建交，1989年大倒退，1999年遇到炸馆事件。不过，即使在那样绝望的时刻，两国关系也还是能够回归到合作的道路上来。如今，诚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弗格森指出的，可以用一个新的词汇来描述两国关系，“中美国”(Chimerica，由China和America合拼而成)，他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婚姻就像我和我老婆”，彼此都是对方的一半。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大国间关系。这是对两国关系的一个基本定位。两国都是世界性大国，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快速增长，两国间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质。两国间的合作带来的利益已经超越了双边层面，为全球各国提供公益。两国间的纷争甚至对抗，所损害的不只是双方各自的利益，还有全球共同体。
以前我们总是说，两国斗则两害，合则两利，现在这样说已经不够了，斗已经不再是两害，而是多害，合已经不再是两利，而是多利。同时，中美双边关系也与其他大国间关系——比如美俄关系、美英关系、美日关系等——不同，这些大国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相对而言是明确的，也是简单的，而中美关系则是复杂的。一个是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一个是力量提升最快的世界性大国，两国之间存在着价值、认知、情感等方面的分歧，也有比较多的利益界定难题。可以说，在当今的大国之间，没有哪种双边关系像中美之间那样，具有那么多的难题需要明确、需要清晰化。
战略合作还在路上
与30年前相比，当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源于国际形势的复杂性。30年前冷战格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战略选择的单一性，对中国来说，从“一边倒”转向“一条线”，选择的空间实际上是比较小的，能见度也是清楚的，一个“战略大三角”就足以确定基本架构。
尼克松来华访问时，毛泽东与他谈的是哲学问题，话题不涉及经济、技术转让，甚至台湾问题，毛泽东也说，“台湾事小，世界事大”。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定性因素是战略需要，而不是别的什么需要。基辛格在《白宫回忆录》一书中说：“当时毛泽东关心的，以及我以后和他长时间会见时谈论得更充分的，是国际大局的事，也就是苏联。”“在尼克松访问期间，以及我几次单独会见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或中国大使时，我们讨论的中心都是保持均势的必要性、国际秩序和世界政治的长期趋势。”
另一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人物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里提到一个细节，他说，在美国，推动中美关系最得力的两位美国官员，竟然都是移民出身，他指的是基辛格和他本人，“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对中国并没有多少了解，也没有特殊的感情，而完全是从战略大局考虑出发的”，“我们对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的兴趣，决不是策略性的，而是基于某些长期战略目标的”(《实力与原则：布热津斯基回忆录》)。可以看出，当时两国关系的计算方程式是很简单的。
30年后的今天，形势要复杂得多了。有更多的因素在两国关系中发挥着作用。与30年前相比，我们更常提及的因素是那些具体的、技术性的东西，而战略问题似乎处于模糊状态。比如在2005年两国开始进行“战略对话”时，美国方面对战略一词并不热心，只愿意称之为“对话”。在谈论中美关系时，对于战略一词一向十分吝惜。克林顿时期提出，“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小布什时期，这样的表述被放弃了，代之而起的是“战略竞争者”。
在过去的8年中，两国关系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先生在《财经》年刊上的文章回顾了这8年的中美关系。大使先生承认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在全球政治和安全问题上，需要协调与合作。但在定义两国关系时，措辞十分谨慎，极力避免用“战略”或“战略合作”描述两国关系。他对两国关系的界定是：“在过去8年，美国和中国维持诚恳、建设性和合作的双边关系，给双方带来的利益已经无需证明，和中国保持密切接触已是美国两党的共识。”在这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中，谈到战略的地方有两个，我们分别看一看他是如何使用战略一词的：第一处，大使说：“随着中国在扩大和保护其全球利益上更加自信，中国将发现它和美国战略利益一致的地方多于竞争之处。”第二处，大使在回顾8年来两国高层交往时提及，“2004年智利APEC上，小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同意建立战略对话机制，由美国副国务卿和中国外交部高级官员领衔，就共同关心的战略议题交换看法；2006年，两位领导人又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SED)，构筑双边广泛经济议题的框架。”
分析这两处对战略一词的使用，可以看出，雷德大使没有使用“战略合作”描述两国关系。一处说“中国将发现”与美国战略利益一致的地方多于竞争之处，也就是说，两国的战略利益正在增多，第二处是说，两国建立了战略对话机制、展开了战略问题对话。从这种谨慎的用词上，可以看出雷德大使对目前两国关系的评价：两国关系尚未上升到战略目标一致的水平。
在过去的8年中，两国间展开了广泛的战略对话，在一些领域已经存在事实上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两国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深，这种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和战略性。但是，由于两国之间在安全、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中国在很多领域不支持美国的全球目标，因此，两国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战略合作还在路上。
“逢九必变”律或被突破
中美关系的这一现状，是奥巴马上台后面对的基本现实。如果新一届行政当局在中美关系上实现突破，笔者认为其着力点应当放到这里。中美间迫切需要提高战略能见度。
那么奥巴马当政后，中美关系会取得突破性进展吗?笔者的看法是，很有可能在描述中美关系的言辞上，会出现更为清晰的调子，对华姿态上会更加积极，而在行动上，大 体上会萧规曹随，难以有大的突破。在美国国内，有一种舆论，主张奥巴马总统应当把出访的第一站放到中国。果然如此，那当然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信号。不过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美国的战略转向，需要平衡各种关系，需要兼顾多种考量，因此不会那么快。但奥巴马总统年内出访中国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总体上说，中美关系在2009年里，将呈现为阳春景象，“逢九必变”律，也许会被突破，即不是变得更坏而是变得更好。
对于新一届美国行政当局来说，当务之急不是遏制中国，而是遏制经济危机的蔓延。这决定着美国在全球战略上，一定程度上会采取守势，行为上会更为克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战略地位将会获得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在积极应对新出现的战略机遇的同时，需要提防两个方面的认识误区，一是认为，中美关系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已经到了中美联合起来“共管”世界的时候了。二是认为，中国应当运用自身的实力，抵抗美国霸权，构建起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第一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对于中美间的战略现状缺乏全面的和清醒的认识。两国之间虽然存在着越来越多的战略共识，但分歧和模糊之处仍然存在，两国的战略关系是一个尚需突破的重大课题，而对于能否取得突破，目前还很难说。再者，“最重要的关系”，意味着要承担最重大的责任。而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第二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对于危机缺乏正确的分析，认为危机只是美国的危机或华尔街的危机，没有看到，危机实际上是全球性的，通过抽回对美国的支持，比如不再购买美国的国债等，似乎可以进一步削弱美国的权力，伸张自己的权力，事实上，如果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瓦解，中国将是最大的受害国。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甚至高于日本和美国，我国最近30年来之所以取得惊人的成就，得益于全球化，人们公认中国是从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国家。经济体系的瓦解意味着全球化过程的终结。可以肯定，这将使本来已经相当严峻的国内转型压力更加严重。我们不仅不会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反而陷于纷争和混乱。
上述两种错误观点，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被危机激发出的按捺不住的兴奋：终于迎来了我们的时代!面对这种虚火，笔者认为有必要重申邓小平“不当头”的思想。我们需要的是推进中美之间的战略对话和战略合作，通过对话澄清战略方面存在的模糊区域，提高战略能见度，避免因误解引起的对抗，而不是去追求什么共管世界，更不是追求重建国际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