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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当代文坛，贾平凹是一位创作力非常旺盛的多产作家，故乡是他文学情感的溯源地，对故乡、故事、故人的回忆，以及对城市文明的反思，是他一贯的创作主题。考察作家本人的生活习惯、文学追求和作品表达的主题，可以发现贾平凹创作的情感动因与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诗歌情感相应和，即怀乡之情和迁逝之悲，使他的作品从创作情感上就具有了古典诗学的独特品质。
[关键词]贾平凹 古典诗学 怀乡之情 迁逝之悲
[中图分类号]I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092-02
阅读贾平凹的作品和他的创作谈可以发现，贾平凹身上有一种几乎是天生的旧式文人气质，或可称之为古典士大夫情怀。他喜好传统绘画，热衷秦腔艺术，不仅创作小说，还喜欢写散文、诗歌，书法也颇有造诣，加上他曾患有肝病，曾经一度住院，对生命极为敏感，心理上也一度处于对死亡既充满愁绪，又极力追求豁达的矛盾状态。此外，他又是一个少年时离开故乡，来到城市谋生的文化人，城乡的文化冲突，浓厚的恋乡情结，加上身体的病变和与妻子离婚的家庭变故等等，都使他的创作逐渐由最初的清新淡远，展现商州之美的风格，向更加厚重的，具有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对古典文化精神的重视，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深沉思考，并充满象征隐喻的方向发展。
总体来说，贾平凹的创作情感可以归纳为故乡之思和迁逝之悲，这正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普遍文化心理和人文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歌最主要的情感诉求。在文学世界里，故乡是最具诗味儿的文学意象，乃至在一切艺术领域中，故乡都是艺术家无法逃避的精神牵挂，亦是最初的以及永恒的“缪斯女神”。在中国文学史中，故乡是诗经中“采薇采薇， 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的绵绵思念和无奈愁绪；是以《招魂》的“魂兮归来哀肠江南”开启的士大夫对于故国故土的思念关怀和责任担当；是陶潜的山水之乐、归隐梦想；也是唐人李白、杜甫的慷慨豪歌和深沉叹惋。在诗歌中，故乡既是一个地理实体，也是一个精神栖所，而又和中国的入仕文化相关：如果有幸荣登庙堂，则有渴望衣锦还乡的荣耀之心或报恩之情，此时，故乡是发迹之处；而如果不幸遭遇时局动荡，颠沛流离时，则有回乡团聚，求一世安稳，甚至归隐桃源，淡泊名利之情，此时，故乡则是心安之所。于是，不管怎样，对于农耕文明下的古代诗人，故乡是情感的中枢，是诗歌创作的情感源头，而抒发与故乡有关的情感的诗歌也就是诗人的一种心理镜像了。故土情怀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集体哀思，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集体无意识。如果从横向的整个人类文化来看，故乡亦是一种童年记忆，是人类追本溯源的情感本能。因此可以说，怀乡之情是中国古典诗文抒发的首要情感。
在贾平凹的作品中，故乡是最重要的回忆对象和创作素材，甚至给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感。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其商州系列作品。贾平凹以其洋洋巨著为我们描绘的“商州世界”，是一片四面环山、水河漫漫，人情素朴、秦腔高唱的陕西大地，是他魂牵梦萦之地，这种故乡之思也正是他的情感之源。20世纪80年代，贾平凹的叙事主要以故乡商州为对象，写出了《商州初录》《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小月前本》《黑氏》《天狗》《浮躁》《妊娠》，被称为“商州系列”。这些作品多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对淳朴民风和优美的自然环境的赞美，以及在改革开放中故乡的发展变化。后来贾平凹搬到心向往之的省城西安，但是城市的繁华和现代并没有让他感到幸福，反倒让他在看清现代化本质后，渴望回归故乡，于是他的写作又一次落到了商州，写出了《高老庄》和《怀念狼》等作品。在这些小说里可以看到他对城市文明和乡土文明的理性思考，以及深刻的现代性意识。但是这些故乡书写，其实严格说来是一个“泛故乡”概念。而《秦腔》才是真正描述他故乡“棣花村”的第一部作品，还有具有总结性意义的《老生》，算是是作家创作的第三个阶段。
读贾平凹的小说，一定要读一读他的后记，他常常在书稿敲定后写一篇总结性的文字，来倾吐他的写作动机和情感源头，让我们看到故乡带给他的精神涵养。尽管二十出头他就离开家乡到了城市，但心里却仍然装满对故土的情怀，故乡的人、事、物，废弃的老街，中风的老五，贪吃的关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奇闻轶事都像村口戏台子上的表演一样荒诞、粗俗，充满生气又真情流露，在记忆中久久不去。正如他自己所说：“在陕西东南，沿着丹江往下走，到了丹凤县和商县交界的地方有个叫棣花村的村镇，那就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那里，并一直长到了十九岁。……我感激着故乡的水土，它使我如芦苇丛里的萤火虫，夜里自带了一盏小灯，如漫山遍野的棠棣花，鲜艳的颜色是自染的。但是我又恨故乡，故乡的贫困使我的身体始终没有长开，红苕吃坏了我的胃。……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鸦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1]
如果对贾平凹的作品做以梳理，可以看到，他的故乡情思第一是对故乡物的感情，倾心于故乡自然山水与地理风貌；第二是对故乡人的感情，怀念淳朴民风和故地风俗民情。商州，位于鄂豫陕三省交界处，从自然环境来看，属于汉江流域，是秦、楚文化的交汇地带，因此这里的文化天然融合了关中的粗蛮、浑厚和江南的清雅、灵秀，孕育了贾平凹饱满复杂的性格。贾平凹对生养自己的故土颇为熟悉，他带着深厚的故乡情思，像一个远游归家的孩子，也像一个专业的学者，走访故乡的各个村镇，真正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故乡的大地，在那里翻阅县志，了解故乡的历史、地理、风貌，再四处联系熟人，到村里人家去拜访、交流，一点点地串起故乡故事，那些遥远又亲切的记忆。而故乡的父老乡亲也是极为热情，每次他回乡，大家都要相聚，家长里短，相聊甚欢，以致乡里的红白喜事、大事小情他无所不知。就是在这样的走访探寻中，童年的记忆逐渐鲜活又不断丰富起来，使商州的一草一木、山水日月都成为作品中的描写对象，而又都描绘得那么美，自然灵秀，山川奇绝。这里的人们是那么淳朴、天真，人们生性自由无拘。这里的婚丧嫁娶、风水祭祀等民间风俗又是保留一种朴素的虔诚之心……这一切都让贾平凹爱之、念之。 他曾这样写道：“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它偏远，却并不荒凉，它贫痔，但异常美丽……其山川河谷、风土人情，兼北部之野旷，融南部之灵秀；五谷杂粮茂生，春夏秋冬分明；人民聪慧而狡黯，风情纯朴绝不混沌。”[2]
然而，这灵秀的故乡、淳朴的乡民在乡村改革发展的大浪中却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慢慢褪去了天然本色，却多了许多机巧冒进，又在一阵欣欣向荣之后日益破败。在长篇小说《高老庄》《怀念狼》《秦腔》中，故乡已然颓废、衰败，人性自私而丑陋。“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滋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都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我站在街巷的石碾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3]
这是作者在《秦腔》后记中一段颇为感伤的自白，面对城市化进程，乡村老人的逝去，年轻人的外出，留下的是一个没有生气的乡村。古老的秦腔艺术也在逐渐被人们遗忘，热衷于秦腔艺术和传统的仁义礼智信道德观念的夏天智在死时把《秦腔脸谱集》当作枕头，也暗示着秦腔艺术和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功利化面前的必死的境地。在《土门》中则悲怆地展现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乡村的土地被日渐掠夺，乡村的物质形式的消失带来的是人们精神的无处栖居。在《怀念狼》中则将人在利益的驱使下的残忍、野蛮与狼的团结、知恩图报，对其他种群加以保护的天性相对比，以人性在狼性面前的自惭形秽来表达对乡民人性式微的深刻思考。
这种对逝去之物的深刻怀念与悲痛之情，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迁逝之悲”相应和。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迁逝之悲也是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情感源。迁逝，即时易物迁，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与消逝，是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的宇宙规律，在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是多么地渺小和孤独，以及人世的悲欢离合，草木零落的悲伤情怀。这种迁逝之悲从《诗经》开始就被用美丽的诗文抒发出来。《诗经》中有《卫风·氓》表达爱情易逝之悲，有《国风·葛生》表达妻子离世之悲，有《小雅·采薇》表达思归的情怀，还有孔子那句道破人类本质的慨叹“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这些诗歌都表达了人类普遍的对于时易物迁的悲伤感受，具有朴素而真切的生命悲剧意识。
而这种悲剧意识和抒情心理在动荡年代，时局不定的时代则更为浓烈、深刻，内涵更为广泛。文学史上的魏晋诗文则为一代表。三国战乱时期，文人义士渴望建功立业，又感慨生命无常，饿殍漫野，生命脆弱不堪，政局不稳，又饱受政治压抑。因此在曹操、曹植、曹丕、阮籍、嵇康、谢灵运、陶渊明等诸多魏晋诗人的诗文中，先是有生命无常、年华易逝的悲情抒发，再到借助神仙幻境、豪饮杜康求得一时之慰藉，再到后来陶潜的归隐世外，求得心灵自由，随世情之变而情感有所不同。
在《废都》之中，就弥漫着这样一股浓郁的悲情。“废都”的主题，本就是一都市的荒废，是对城市昔日繁华与中心地位的消逝，对古老悠久的城市文化日渐衰退无力的叹惋。曾是十二朝古都的西京，今日却成了外地人口中的“贼城，烟城，暗娼城”，而其历史上的文化遗迹也因旅游业的发展而日益商业化，连同那些所谓的“文化人”也在求生与发财的欲望下而不择手段起来，甚至始建于唐朝的清虚庵也成了道貌岸然。画家汪希眠曾是有名的画家，龚靖元是备受追捧的书法家，阮知非是西部乐团的团长，他们都曾名噪一时，在西京城受人尊崇，但却渐渐受名所累，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而陷入精神的寂寞和荒芜。还有赵京武、周敏等等，都是心中郁结块垒，毫无生气，十分消沉，充满愁绪和病态。主人公庄之蝶也是一个被生命衰老、时光易逝等种种悲苦之感折磨，唯有不断借助与女性的交合重感生命活力的所谓“文人”。文化名人正是这城市文化的主体，可见西京城的废，正是这人文精神之废，缺少生命活力，而呈现出老气横秋、脆弱无力的衰颓气质。
因此，笔者认为贾平凹在《废都》中表达的就是对文化古都西安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衰落和知识分子群体衰微的悲叹和忧郁之情，是借庄之蝶表达自己对经济改革浪潮中知识分子文人情怀的日益消逝和不知何去何从的迷茫，以及青春不再、精神和身体的日渐衰弱的悲秋之感，而后上升到对人生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思考，具有一种悲剧意识。
那么，贾平凹为什么会有这么深刻的悲情和感慨呢？这在《废都》的后记中可以窥见其缘由。“这些年里，灾难接踵而来。先是我患乙肝不愈，度过了变相牢狱的一年多医院生活，注射的针眼集中起来，又可以说经受了万箭穿身；吃过大包小包的中草药，这些草足能喂大一头牛的。再是母亲染病动手术，再是父亲得癌症又亡故；再是妹夫死去，可怜的妹妹拖着幼儿又住在娘家；是一场官司没完没了地纠缠我；再是为了他人而卷入单位的是是非非之中受尽屈辱，直至又陷入到另一种更可怕的困境里，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而来……几十年奋斗营造的一切稀哩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病毒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这名字又常常被别人叫着写着用着骂着。”[4]从作家的自述中可以感受到他所经历的身体的病变，家人的离世，和社会关系的种种变动乃至灾难给精神带来的巨大的打击，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在《废都》中表达的是那样一种难以抑制的精神困顿和寂寞之感，也让他对文化、爱情、生命、身体有了新的认知，更加悲观甚至绝望的一种情感意绪，这正是他现实生活情感的一种文学表达。
总之，笔者认为贾平凹身上具有浓厚的古典文人情怀，这也是其小说创作的情感源泉，具体来说，一面是对故乡自然灵秀、民风淳朴的爱，一面是对其日渐消逝的痛，以及在城市生活的迷惘与苦楚，这二者对应的正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诗歌情感：怀乡之情和迁逝之悲。
【参考文献】
[1]贾平凹.秦腔·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2]贾平凹，穆涛.平凹之路[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
[3]贾平凹.秦腔·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4]贾平凹.废都·后记 [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张丽
[关键词]贾平凹 古典诗学 怀乡之情 迁逝之悲
[中图分类号]I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092-02
阅读贾平凹的作品和他的创作谈可以发现，贾平凹身上有一种几乎是天生的旧式文人气质，或可称之为古典士大夫情怀。他喜好传统绘画，热衷秦腔艺术，不仅创作小说，还喜欢写散文、诗歌，书法也颇有造诣，加上他曾患有肝病，曾经一度住院，对生命极为敏感，心理上也一度处于对死亡既充满愁绪，又极力追求豁达的矛盾状态。此外，他又是一个少年时离开故乡，来到城市谋生的文化人，城乡的文化冲突，浓厚的恋乡情结，加上身体的病变和与妻子离婚的家庭变故等等，都使他的创作逐渐由最初的清新淡远，展现商州之美的风格，向更加厚重的，具有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对古典文化精神的重视，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深沉思考，并充满象征隐喻的方向发展。
总体来说，贾平凹的创作情感可以归纳为故乡之思和迁逝之悲，这正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普遍文化心理和人文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歌最主要的情感诉求。在文学世界里，故乡是最具诗味儿的文学意象，乃至在一切艺术领域中，故乡都是艺术家无法逃避的精神牵挂，亦是最初的以及永恒的“缪斯女神”。在中国文学史中，故乡是诗经中“采薇采薇， 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的绵绵思念和无奈愁绪；是以《招魂》的“魂兮归来哀肠江南”开启的士大夫对于故国故土的思念关怀和责任担当；是陶潜的山水之乐、归隐梦想；也是唐人李白、杜甫的慷慨豪歌和深沉叹惋。在诗歌中，故乡既是一个地理实体，也是一个精神栖所，而又和中国的入仕文化相关：如果有幸荣登庙堂，则有渴望衣锦还乡的荣耀之心或报恩之情，此时，故乡是发迹之处；而如果不幸遭遇时局动荡，颠沛流离时，则有回乡团聚，求一世安稳，甚至归隐桃源，淡泊名利之情，此时，故乡则是心安之所。于是，不管怎样，对于农耕文明下的古代诗人，故乡是情感的中枢，是诗歌创作的情感源头，而抒发与故乡有关的情感的诗歌也就是诗人的一种心理镜像了。故土情怀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集体哀思，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集体无意识。如果从横向的整个人类文化来看，故乡亦是一种童年记忆，是人类追本溯源的情感本能。因此可以说，怀乡之情是中国古典诗文抒发的首要情感。
在贾平凹的作品中，故乡是最重要的回忆对象和创作素材，甚至给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感。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其商州系列作品。贾平凹以其洋洋巨著为我们描绘的“商州世界”，是一片四面环山、水河漫漫，人情素朴、秦腔高唱的陕西大地，是他魂牵梦萦之地，这种故乡之思也正是他的情感之源。20世纪80年代，贾平凹的叙事主要以故乡商州为对象，写出了《商州初录》《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小月前本》《黑氏》《天狗》《浮躁》《妊娠》，被称为“商州系列”。这些作品多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对淳朴民风和优美的自然环境的赞美，以及在改革开放中故乡的发展变化。后来贾平凹搬到心向往之的省城西安，但是城市的繁华和现代并没有让他感到幸福，反倒让他在看清现代化本质后，渴望回归故乡，于是他的写作又一次落到了商州，写出了《高老庄》和《怀念狼》等作品。在这些小说里可以看到他对城市文明和乡土文明的理性思考，以及深刻的现代性意识。但是这些故乡书写，其实严格说来是一个“泛故乡”概念。而《秦腔》才是真正描述他故乡“棣花村”的第一部作品，还有具有总结性意义的《老生》，算是是作家创作的第三个阶段。
读贾平凹的小说，一定要读一读他的后记，他常常在书稿敲定后写一篇总结性的文字，来倾吐他的写作动机和情感源头，让我们看到故乡带给他的精神涵养。尽管二十出头他就离开家乡到了城市，但心里却仍然装满对故土的情怀，故乡的人、事、物，废弃的老街，中风的老五，贪吃的关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奇闻轶事都像村口戏台子上的表演一样荒诞、粗俗，充满生气又真情流露，在记忆中久久不去。正如他自己所说：“在陕西东南，沿着丹江往下走，到了丹凤县和商县交界的地方有个叫棣花村的村镇，那就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那里，并一直长到了十九岁。……我感激着故乡的水土，它使我如芦苇丛里的萤火虫，夜里自带了一盏小灯，如漫山遍野的棠棣花，鲜艳的颜色是自染的。但是我又恨故乡，故乡的贫困使我的身体始终没有长开，红苕吃坏了我的胃。……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鸦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1]
如果对贾平凹的作品做以梳理，可以看到，他的故乡情思第一是对故乡物的感情，倾心于故乡自然山水与地理风貌；第二是对故乡人的感情，怀念淳朴民风和故地风俗民情。商州，位于鄂豫陕三省交界处，从自然环境来看，属于汉江流域，是秦、楚文化的交汇地带，因此这里的文化天然融合了关中的粗蛮、浑厚和江南的清雅、灵秀，孕育了贾平凹饱满复杂的性格。贾平凹对生养自己的故土颇为熟悉，他带着深厚的故乡情思，像一个远游归家的孩子，也像一个专业的学者，走访故乡的各个村镇，真正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故乡的大地，在那里翻阅县志，了解故乡的历史、地理、风貌，再四处联系熟人，到村里人家去拜访、交流，一点点地串起故乡故事，那些遥远又亲切的记忆。而故乡的父老乡亲也是极为热情，每次他回乡，大家都要相聚，家长里短，相聊甚欢，以致乡里的红白喜事、大事小情他无所不知。就是在这样的走访探寻中，童年的记忆逐渐鲜活又不断丰富起来，使商州的一草一木、山水日月都成为作品中的描写对象，而又都描绘得那么美，自然灵秀，山川奇绝。这里的人们是那么淳朴、天真，人们生性自由无拘。这里的婚丧嫁娶、风水祭祀等民间风俗又是保留一种朴素的虔诚之心……这一切都让贾平凹爱之、念之。 他曾这样写道：“这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它偏远，却并不荒凉，它贫痔，但异常美丽……其山川河谷、风土人情，兼北部之野旷，融南部之灵秀；五谷杂粮茂生，春夏秋冬分明；人民聪慧而狡黯，风情纯朴绝不混沌。”[2]
然而，这灵秀的故乡、淳朴的乡民在乡村改革发展的大浪中却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慢慢褪去了天然本色，却多了许多机巧冒进，又在一阵欣欣向荣之后日益破败。在长篇小说《高老庄》《怀念狼》《秦腔》中，故乡已然颓废、衰败，人性自私而丑陋。“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滋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都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我站在街巷的石碾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3]
这是作者在《秦腔》后记中一段颇为感伤的自白，面对城市化进程，乡村老人的逝去，年轻人的外出，留下的是一个没有生气的乡村。古老的秦腔艺术也在逐渐被人们遗忘，热衷于秦腔艺术和传统的仁义礼智信道德观念的夏天智在死时把《秦腔脸谱集》当作枕头，也暗示着秦腔艺术和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功利化面前的必死的境地。在《土门》中则悲怆地展现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乡村的土地被日渐掠夺，乡村的物质形式的消失带来的是人们精神的无处栖居。在《怀念狼》中则将人在利益的驱使下的残忍、野蛮与狼的团结、知恩图报，对其他种群加以保护的天性相对比，以人性在狼性面前的自惭形秽来表达对乡民人性式微的深刻思考。
这种对逝去之物的深刻怀念与悲痛之情，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迁逝之悲”相应和。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迁逝之悲也是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情感源。迁逝，即时易物迁，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与消逝，是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的宇宙规律，在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是多么地渺小和孤独，以及人世的悲欢离合，草木零落的悲伤情怀。这种迁逝之悲从《诗经》开始就被用美丽的诗文抒发出来。《诗经》中有《卫风·氓》表达爱情易逝之悲，有《国风·葛生》表达妻子离世之悲，有《小雅·采薇》表达思归的情怀，还有孔子那句道破人类本质的慨叹“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这些诗歌都表达了人类普遍的对于时易物迁的悲伤感受，具有朴素而真切的生命悲剧意识。
而这种悲剧意识和抒情心理在动荡年代，时局不定的时代则更为浓烈、深刻，内涵更为广泛。文学史上的魏晋诗文则为一代表。三国战乱时期，文人义士渴望建功立业，又感慨生命无常，饿殍漫野，生命脆弱不堪，政局不稳，又饱受政治压抑。因此在曹操、曹植、曹丕、阮籍、嵇康、谢灵运、陶渊明等诸多魏晋诗人的诗文中，先是有生命无常、年华易逝的悲情抒发，再到借助神仙幻境、豪饮杜康求得一时之慰藉，再到后来陶潜的归隐世外，求得心灵自由，随世情之变而情感有所不同。
在《废都》之中，就弥漫着这样一股浓郁的悲情。“废都”的主题，本就是一都市的荒废，是对城市昔日繁华与中心地位的消逝，对古老悠久的城市文化日渐衰退无力的叹惋。曾是十二朝古都的西京，今日却成了外地人口中的“贼城，烟城，暗娼城”，而其历史上的文化遗迹也因旅游业的发展而日益商业化，连同那些所谓的“文化人”也在求生与发财的欲望下而不择手段起来，甚至始建于唐朝的清虚庵也成了道貌岸然。画家汪希眠曾是有名的画家，龚靖元是备受追捧的书法家，阮知非是西部乐团的团长，他们都曾名噪一时，在西京城受人尊崇，但却渐渐受名所累，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而陷入精神的寂寞和荒芜。还有赵京武、周敏等等，都是心中郁结块垒，毫无生气，十分消沉，充满愁绪和病态。主人公庄之蝶也是一个被生命衰老、时光易逝等种种悲苦之感折磨，唯有不断借助与女性的交合重感生命活力的所谓“文人”。文化名人正是这城市文化的主体，可见西京城的废，正是这人文精神之废，缺少生命活力，而呈现出老气横秋、脆弱无力的衰颓气质。
因此，笔者认为贾平凹在《废都》中表达的就是对文化古都西安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衰落和知识分子群体衰微的悲叹和忧郁之情，是借庄之蝶表达自己对经济改革浪潮中知识分子文人情怀的日益消逝和不知何去何从的迷茫，以及青春不再、精神和身体的日渐衰弱的悲秋之感，而后上升到对人生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思考，具有一种悲剧意识。
那么，贾平凹为什么会有这么深刻的悲情和感慨呢？这在《废都》的后记中可以窥见其缘由。“这些年里，灾难接踵而来。先是我患乙肝不愈，度过了变相牢狱的一年多医院生活，注射的针眼集中起来，又可以说经受了万箭穿身；吃过大包小包的中草药，这些草足能喂大一头牛的。再是母亲染病动手术，再是父亲得癌症又亡故；再是妹夫死去，可怜的妹妹拖着幼儿又住在娘家；是一场官司没完没了地纠缠我；再是为了他人而卷入单位的是是非非之中受尽屈辱，直至又陷入到另一种更可怕的困境里，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而来……几十年奋斗营造的一切稀哩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病毒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这名字又常常被别人叫着写着用着骂着。”[4]从作家的自述中可以感受到他所经历的身体的病变，家人的离世，和社会关系的种种变动乃至灾难给精神带来的巨大的打击，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在《废都》中表达的是那样一种难以抑制的精神困顿和寂寞之感，也让他对文化、爱情、生命、身体有了新的认知，更加悲观甚至绝望的一种情感意绪，这正是他现实生活情感的一种文学表达。
总之，笔者认为贾平凹身上具有浓厚的古典文人情怀，这也是其小说创作的情感源泉，具体来说，一面是对故乡自然灵秀、民风淳朴的爱，一面是对其日渐消逝的痛，以及在城市生活的迷惘与苦楚，这二者对应的正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诗歌情感：怀乡之情和迁逝之悲。
【参考文献】
[1]贾平凹.秦腔·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2]贾平凹，穆涛.平凹之路[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
[3]贾平凹.秦腔·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4]贾平凹.废都·后记 [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