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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中不同政治势力对国会选举的态度和参与程度有很大不同，因而在国会中获得的席位也大不相同，进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政治面相。这也最终形成了国会议员构成与实际政治力量格局的严重背离，这也直接决定了第一届国会、乃至民初民主政治的命运。归根结底，民初移植西方民主制度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民国初年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缺乏实行民主政治的政治文化，没有一个积极倡导的政治群体和实行民主政治的良好的政治生态。
【关键词】第一届国会；民主政治；政治参与
民国二年（1913），中国选举产生出了正式国会，即史称之第一届国会，这是中国由君主专制转变为民主共和之后的代议机关，而它作为近代转型时期推动民主政治的重要步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民国初年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试验需要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甚至会遭受挫折。笔者主要从袁世凯时期各派系对于第一届国会选举的态度来展开论述，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民初民主政治挫折的原因。
民初的政治势力纷繁复杂，大致可分为四种，力量最为强大的是以大总统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系，其次是以前革命派为主体的国民党，再次是以前立宪派为主体的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三党后来合组进步党）。不同政治势力对国会选举的态度和参与程度有很大不同，因而在国会中获得的席位也大不相同，最终就形成了国会议员构成与实际政治力量格局的严重背离，这也直接决定了第一届国会、乃至民初民主政治的命运。
一、民初各派政治势力对于国会选举的态度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曾讲道：“满洲专制政体倒矣，以中国史例征之，大可以本族专制政府代之，而乃不然，帝王思想不谋而绝迹于天下。意见虽偶有参差，无不同向于共和。”显然，孙中山对于民国初年国内政治态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事实上，之说以出现“无不同向于共和”的局面，其原因在于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取得了暂时的妥协。袁世凯攫取到了实际权力，立宪派以此得到了参政机会，革命党人则看到了通过议会制度实行责任内阁的希望。正是各方利益妥协与博弈之下，形成了第一届国会时期的政治格局。
1.国民党的态度：全力以赴，积极争取。主要以革命党出身的国民党对于第一届国会选举的态度毋庸置疑当然是全力以赴，积极争取。作为国民党议会政治派领袖之一的宋教仁便对议会选举工作极为重视。1913年1月8日，宋教仁在《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辞》中就指出：“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兄弟非小视他党，因恐他党不能胜任，然后一切大计划皆可实行。”因此，他采取了如下举措来确保在议会选举中胜出。一方面，他通过改组国民党，在原有同盟会的基础上，吸纳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政治团体，来达到其扩张党势的目的。另一方面，在组织上，国民党于本部设“选举”一科，地方党部也有专人专职，“专注于选举运动。”此外，宋氏则利用国民党的宣传力量，营造选举的舆论氛围，并通过详细介绍国民党的政治主张，扩大国民党的政治影响力，以期获得国民的广泛支持。由于国民党的种种努力，使得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在参众两院都取得了优势地位。
2.立宪派各党的态度：意见分歧，组织分散。来源于晚清立宪派的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对国会选举也很重视。以汤化龙为首的民主党，主要以清末咨议局为基础，“预备正坛演说资料”，“运动选举方法”。此外，共和党、统一党也不甘示弱。共和党甚至将选举视为一党胜负问题，“不啻即全国之存亡”，因此要求当然以基本党义为指导，在选举充分发挥党员的表率作用。统一党则试图通过营造积极的舆论氛围，努力筹措竞选经费，来实现赢得竞选的目的。不过，上述三大政党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共和党、统一党反对“政党内阁”的政策，民主党虽主张“政党内阁”，但由于其自身力量弱小，实际上只是对一种政治理论的认同。由于没有通过政党内阁掌握政权的雄心，因此立宪各派参与国会竞选的原动力相较于国民党自然就大打折扣了，而从选举的结果来看，国会议席远远少于国民党，而最终还是通过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并在袁世凯大笔金钱的资助下才在众议院中扭转了劣势，而参议院仍被国民党控制。
二、民初民主政治出现挫折的原因
议会制度要想做到调和国内各派势力的矛盾、维持基本秩序、并正常运作下去，就必须囊括所有强大的政治势力的代表，议会的所谓决议和法令不过是这些势力之间经过在议会中的讨价还价而达成的协议。但是如果有一种或几种强大的势力游离于议会之外，议会法令也便会由于这些势力的抵制成为废纸，议会制度也就无法正常运行，政治矛盾的解决只好通过议会体制外的手段来解决。而如果议会始终能成为所有强大的政治势力捍卫自身利益的有效场所，并较为准确的反映各派势力的实际力量对比，那么它们在议会斗争中无法获得的利益，在议会体制之外也不可能得到，这就包括了通过暴力斗争等手段。毫无疑问，民国初年最有实力的政治势力当属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系。在新的民主政治体系中，他们所主张的“总统制”的政治目标能否得到全部或部分实现，其现实政治利益能否得到真实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初民主政治的命运，以上的推论同时也符合制度变迁的基本原则，即“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
然而第一届国会既不是朝野各方政治妥协的结果，也不是各种政治势力利益平衡的体现，更没有充分承认当时左右中国政坛的北洋派系的政治利益。对袁世凯这样的实用主义政治人物来说，以较少的代价，攫取更多的政治利益是其最重主要的政治目的。袁世凯在1912年接受共和制度，其实就是建立在这种判断之上。他当然会期望民国国家元首的权力与地位要远远超过他在前清的职权。但是在一年多的临时大总统人气内，尤其是在《临时约法》与临时参议院扩权的双重压力下，他对民初所谓责任内阁制度的设计颇感失望，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大获全胜，更加深了他对未来权力可能进一步被剥夺的焦虑感。既然无法用体制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那么袁世凯必然会通过体制外的非制度化的手段，包括使用武力等方式来达到其目的。
因此，国民党力图通过参加竞选，控制国会，绕开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系以及各地方实力派，从而实现“议会至上”的民主政治的实验注定是失败的。
代议政府（或称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是和传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亦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形态。而这种新的社会政治形态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我认为，民国初年出现的袁世凯式的寡头政治是在传统专制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二者异化而生的产物，具有历史传承性，也是近代中国迈入现代文明的必经阶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逐步确立个人独裁统治的蒋介石以及“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就是体现。唐德刚先生也认为此种寡头政治是帝制转民治的中途现象，是个流动的，权力递减的转型体制，甚至是个不可或缺的恶政。一言以蔽之，民初移植西方民主制度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民国初年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缺乏实行民主政治的政治文化，没有一个积极倡导的政治群体和实行民主政治的良好的政治生态。
注：
[1]孙中山：《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3页。
[2]陈旭麓、何泽福：《宋教仁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46页。
[3]《民主报》，1913年3月19日，第3版。
[4]转引自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与》，《中国近代史论文集》，第19編，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9页。
[5]汪朝光：《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6][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8页。
[7]参见唐德刚：《袁氏当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作者简介：吴丹（1988-），女，安徽合肥人，历史学硕士，安徽省庐江中学实验初中教师。
【关键词】第一届国会；民主政治；政治参与
民国二年（1913），中国选举产生出了正式国会，即史称之第一届国会，这是中国由君主专制转变为民主共和之后的代议机关，而它作为近代转型时期推动民主政治的重要步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民国初年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试验需要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甚至会遭受挫折。笔者主要从袁世凯时期各派系对于第一届国会选举的态度来展开论述，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民初民主政治挫折的原因。
民初的政治势力纷繁复杂，大致可分为四种，力量最为强大的是以大总统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系，其次是以前革命派为主体的国民党，再次是以前立宪派为主体的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三党后来合组进步党）。不同政治势力对国会选举的态度和参与程度有很大不同，因而在国会中获得的席位也大不相同，最终就形成了国会议员构成与实际政治力量格局的严重背离，这也直接决定了第一届国会、乃至民初民主政治的命运。
一、民初各派政治势力对于国会选举的态度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曾讲道：“满洲专制政体倒矣，以中国史例征之，大可以本族专制政府代之，而乃不然，帝王思想不谋而绝迹于天下。意见虽偶有参差，无不同向于共和。”显然，孙中山对于民国初年国内政治态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事实上，之说以出现“无不同向于共和”的局面，其原因在于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取得了暂时的妥协。袁世凯攫取到了实际权力，立宪派以此得到了参政机会，革命党人则看到了通过议会制度实行责任内阁的希望。正是各方利益妥协与博弈之下，形成了第一届国会时期的政治格局。
1.国民党的态度：全力以赴，积极争取。主要以革命党出身的国民党对于第一届国会选举的态度毋庸置疑当然是全力以赴，积极争取。作为国民党议会政治派领袖之一的宋教仁便对议会选举工作极为重视。1913年1月8日，宋教仁在《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辞》中就指出：“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兄弟非小视他党，因恐他党不能胜任，然后一切大计划皆可实行。”因此，他采取了如下举措来确保在议会选举中胜出。一方面，他通过改组国民党，在原有同盟会的基础上，吸纳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政治团体，来达到其扩张党势的目的。另一方面，在组织上，国民党于本部设“选举”一科，地方党部也有专人专职，“专注于选举运动。”此外，宋氏则利用国民党的宣传力量，营造选举的舆论氛围，并通过详细介绍国民党的政治主张，扩大国民党的政治影响力，以期获得国民的广泛支持。由于国民党的种种努力，使得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在参众两院都取得了优势地位。
2.立宪派各党的态度：意见分歧，组织分散。来源于晚清立宪派的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对国会选举也很重视。以汤化龙为首的民主党，主要以清末咨议局为基础，“预备正坛演说资料”，“运动选举方法”。此外，共和党、统一党也不甘示弱。共和党甚至将选举视为一党胜负问题，“不啻即全国之存亡”，因此要求当然以基本党义为指导，在选举充分发挥党员的表率作用。统一党则试图通过营造积极的舆论氛围，努力筹措竞选经费，来实现赢得竞选的目的。不过，上述三大政党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共和党、统一党反对“政党内阁”的政策，民主党虽主张“政党内阁”，但由于其自身力量弱小，实际上只是对一种政治理论的认同。由于没有通过政党内阁掌握政权的雄心，因此立宪各派参与国会竞选的原动力相较于国民党自然就大打折扣了，而从选举的结果来看，国会议席远远少于国民党，而最终还是通过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并在袁世凯大笔金钱的资助下才在众议院中扭转了劣势，而参议院仍被国民党控制。
二、民初民主政治出现挫折的原因
议会制度要想做到调和国内各派势力的矛盾、维持基本秩序、并正常运作下去，就必须囊括所有强大的政治势力的代表，议会的所谓决议和法令不过是这些势力之间经过在议会中的讨价还价而达成的协议。但是如果有一种或几种强大的势力游离于议会之外，议会法令也便会由于这些势力的抵制成为废纸，议会制度也就无法正常运行，政治矛盾的解决只好通过议会体制外的手段来解决。而如果议会始终能成为所有强大的政治势力捍卫自身利益的有效场所，并较为准确的反映各派势力的实际力量对比，那么它们在议会斗争中无法获得的利益，在议会体制之外也不可能得到，这就包括了通过暴力斗争等手段。毫无疑问，民国初年最有实力的政治势力当属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系。在新的民主政治体系中，他们所主张的“总统制”的政治目标能否得到全部或部分实现，其现实政治利益能否得到真实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初民主政治的命运，以上的推论同时也符合制度变迁的基本原则，即“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
然而第一届国会既不是朝野各方政治妥协的结果，也不是各种政治势力利益平衡的体现，更没有充分承认当时左右中国政坛的北洋派系的政治利益。对袁世凯这样的实用主义政治人物来说，以较少的代价，攫取更多的政治利益是其最重主要的政治目的。袁世凯在1912年接受共和制度，其实就是建立在这种判断之上。他当然会期望民国国家元首的权力与地位要远远超过他在前清的职权。但是在一年多的临时大总统人气内，尤其是在《临时约法》与临时参议院扩权的双重压力下，他对民初所谓责任内阁制度的设计颇感失望，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大获全胜，更加深了他对未来权力可能进一步被剥夺的焦虑感。既然无法用体制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那么袁世凯必然会通过体制外的非制度化的手段，包括使用武力等方式来达到其目的。
因此，国民党力图通过参加竞选，控制国会，绕开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系以及各地方实力派，从而实现“议会至上”的民主政治的实验注定是失败的。
代议政府（或称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是和传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亦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形态。而这种新的社会政治形态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我认为，民国初年出现的袁世凯式的寡头政治是在传统专制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二者异化而生的产物，具有历史传承性，也是近代中国迈入现代文明的必经阶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逐步确立个人独裁统治的蒋介石以及“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就是体现。唐德刚先生也认为此种寡头政治是帝制转民治的中途现象，是个流动的，权力递减的转型体制，甚至是个不可或缺的恶政。一言以蔽之，民初移植西方民主制度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民国初年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缺乏实行民主政治的政治文化，没有一个积极倡导的政治群体和实行民主政治的良好的政治生态。
注：
[1]孙中山：《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3页。
[2]陈旭麓、何泽福：《宋教仁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46页。
[3]《民主报》，1913年3月19日，第3版。
[4]转引自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与》，《中国近代史论文集》，第19編，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9页。
[5]汪朝光：《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6][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8页。
[7]参见唐德刚：《袁氏当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作者简介：吴丹（1988-），女，安徽合肥人，历史学硕士，安徽省庐江中学实验初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