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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8日,“自然之友”的第一任会长梁从诫先生辞世,人们在表达敬意的同时,自然会想到梁家的传承。梁家一门三代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梁从诫都是孤独的先行者,从“戊戌变法”到保护中国古建筑,再到环境保护,梁氏家族成员当年的眼光在今天看来都是正确的,他们像灯塔一样守护着这个民族的魂魄。梁家告诉世人:不管现实多么艰难,人活着还是需要有一些精神的!而这一点或许正是当今社会里最为缺乏的。
从梁任公到梁思成再到刚刚过世的梁从诫,梁家一门三代似乎都是斯多葛主义者,在世界的惨痛之后,他们还要让它再完美一次。他们都企图高居于毁灭和混乱之上,让现实能够和秩序与美结合起来,虽然他们都是“失败者”,但他们却将自己交付于更为宽广和久远的东西,因此不会过气。
在今天的中国,能像梁家这样影响中国百年的名门已寥寥无几,而一个家族的人都能面对现实体现出强大的内心世界,无所曲挠,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也就仅此一家。他们的命运就是中国命运的缩影。
壹。
历史不能重演,但是可以重新审视,当年“戊戌变法”后,作为大清朝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任公是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救出的,伊藤博文的原话是“我来救他吧,他可是中国的宝贵灵魂啊!”。“宝贵灵魂”几个字可不是什么人都担得起的,遥想任公当年在上海主持《时务报》《变法通议》等平地风雷般的文章,挟泰山以超北海,作为时政评论的文人,影响国人无数,从黄遵宪到胡适,不管是旧人还是新人,从不避讳梁任公启蒙的意义。胡适甚至这样说:“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在任公那里你从来看不到“现实如此,我改变不了什么,那好,我就不去改变”这等没出息的话语。任公流亡海外后,眼见康有为以“衣带诏”为猎艳噱头,聚集民意,不择手段地推广政治的虚假广告,一片乌烟瘴气,于是他“吾更爱真理”的一面又一次体现,进而完全放弃了“革命排满”的政治主张,转而成为坚定的“改良主义”者。
“改良”一词是梁任公的代言,摧毁一个东西比搞建设容易多了,革命是破坏的,是刚性的,而改良是建设的,是软着陆的。此前,无数的革命,让无数人遭受的是难以承受的刚性的碰撞。现实没有给任公这个实践的机会,但他终生艰难地维护着救国与图强的信念,期待着国人内心蜕变的觉悟,期待着一个别样世界的到来。
说一件关于任公品格的事,袁世凯复辟后,任公写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章,袁世凯得到消息后,立即送来了20万银元的“封口费”——这里给大家算一笔细账,当时一块银元是库平的七钱二分银,20万银元将近14万多两银子,而当时在北京买个小院差不多是150两银子,可见这笔费用的巨大——但任公将其原封退回,怒道:袁世凯以为什么人都是可以拿臭铜钱买来的?!
还有,无论是什么时代的中国年轻人,真的应该好好读读任公的名篇《少年中国说》,有人说任公笔尖常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少年中国说》这等激扬文字百年之内再无二者,起码年轻人能从中搞清两样最基本的东西是“血性”和“担当”,因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贰。
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到“鉴真纪念馆”,都是梁思成设计或参与设计留存后世的著名建筑,但是他的后半生却为那些没办法留存的东西痛惜不止。
梁思成搞建筑离不开任公的言传身教,宋代的《营造法式》一书即是任公赠与梁思成的建筑启蒙读物。古代中国没有“建筑”这一概念,当然更没有建筑设计师的称号,中国古代只有“营造”一说,从事者身份低微,往往是连个名字都没有的。“建筑”一词在梁思成和清华大学里被得以确立。
几年前我曾拜访过当年“地质宫”的设计者,老先生笑着拿出50年代发表在《吉林日报》上的检讨给我看,我看到“地质宫”被批判为“锅炉宫”。环视长春的单体建筑,在同一年代能出其右好像还真没有了。这个建筑与梁思成的“复古主义”一脉相承,由此可见当时对梁思成的批判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梁思成在1955年的检查是这样写的:“我认为党对革命是内行,对建筑是外行,我竟然认为这个领导六亿人翻身的党不能领导建筑……”
作为一个留学欧美的自由知识分子,梁思成似乎永远跟不上形势的需要,解放之初,他和陈占祥(此君参与过大伦敦的城市规划设计)提交的立足整体保护古都的规划方案,被苏联专家的旧城改造法所压制。在这套方案里,梁思成把北京的城墙设计成了花园式的休闲场所,尽管他一再重申,就世界而言,北京城不论从体量、完整性和格局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但无人应和。后来就是大规模的拆除,城墙,牌楼,甚至宝塔。孱弱的林徽因找到北京市领导,掷地有声地说:“你们拆的是有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要后悔,那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斯多葛主义最重要的观念就是讲求理性,但在那种情势下,讲理性又显得多么的不合时宜。因此,梁思成只有捶胸顿足的痛惜。
后来的岁月,梁思成遭受了大知识分子所要遭受的一切。
前些时候去北京,遭遇了最常见的交通拥堵,突然想起“梁陈”方案里提出过的“城市发展最忌讳的是‘摊大饼’”。后来还看到了新修的永定门,以及暗夜里的皇城根遗址公园。这些东西串连起来,就让人白日发梦地想:如果现实能给梁思成一次机会呢?
叁。
梁从诫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曾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他开创性地在中国引入了民间环保NGO的概念,这些东西在今天已经习以为常,但在当年却少有人知道其为何物。1994年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其后他便一直为中国的环保奔走呼号。
梁从诫是辞去了体制内的铁饭碗,在没有医疗和社保福利的情况下开始做环保的,而那一年他已经60多岁了,是人生退无可退的阶段。但他看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放任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大环境不好,哪个小环境能好起来?于是他毅然抛开了“无灾无难到公卿”的常人之路。
保护滇金丝猴是“自然之友”一次比较成功的环保事件。1995年,云南环保志愿者奚志农向“自然之友”反映,德钦县为解决财政问题准备砍伐当地的原始森林,致使其中珍贵的滇金丝猴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自然之友”为此发出了“支持奚志农,保护滇西北原始森林”的呼吁书,并送达国务院,后来这一恶性事件得以控制。这是“自然之友”第一次成功介入的具体社会事件。
然而更多的时候,“自然之友”所收获的是殚精竭虑后事情却毫无改变的结果,抱着不可能成功的心态去全力争取,如果碰巧改变了,那纯属意外,因为这样的战斗注定是败多胜少的。即使这样,梁从诫依然要做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他不认为失败的事情就是没有意义的,结果虽不尽人意,但行动的过程却会慢慢改变很多人。梁从诫曾这样告诫世人:亿万人的觉醒,会形成宏伟的力量,而亿万人的无知和轻慢,也会给地球带来巨大的灾难。
作为名门望族,梁思成与梁从诫都极力排斥以祖上的名头博取功名的做法。1942年,抗战期间,梁思成一家最为困厄之时,靠典当维持生计,他拖着病体撰写《中国建筑史》,后来还是傅斯年为他向民国政府请求的研究经费。而梁从诫更是要将所到之处的“梁启超之孙,梁思成、林徽因之子”的条幅全部拿下。这样的家风和门风与当下流行的后辈们张口“我爷爷怎么怎么样”“我爸是谁谁谁”的思维方式也算形成了正面的对比,有出息的人从不那么说话。为国人请命抗争,为古城请命抗争,为大自然请命抗争,梁家三代人所走的路都是着眼于长远而非当下既得利益的,虽然脚下踩的是同一块土地,但那些精神分野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体现出巨大的感召力,并以此影响中国。
梁氏三代的故事体现了一种垂诸永久的精神,那就是:无论世道如何艰难,也无论个体面临的压力如何巨大,人类心灵深处自我决断、自主坚持的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个体选择和践行自己人生道路的可能性始终是敞开的,即使社会无名的潮流再汹涌,也不能阻止一个人自由地去过更合于先贤教训、更契合平凡而崇高伦理内涵的生活。梁氏三代的身教最雄辩地表明,困扰个人和历史的两难是有解的,而社会的实质进步不仅归因急风暴雨似的运动,更是深深植根于个体的觉悟和决定:在沮丧和无奈的狂潮中,每个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屹然挺立,有所作为,即使所愿未遂,也会留下正面的遗产,这遗产因凝聚崇高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终将战胜貌似法力无边的社会力量,传至久远。
从梁任公到梁思成再到刚刚过世的梁从诫,梁家一门三代似乎都是斯多葛主义者,在世界的惨痛之后,他们还要让它再完美一次。他们都企图高居于毁灭和混乱之上,让现实能够和秩序与美结合起来,虽然他们都是“失败者”,但他们却将自己交付于更为宽广和久远的东西,因此不会过气。
在今天的中国,能像梁家这样影响中国百年的名门已寥寥无几,而一个家族的人都能面对现实体现出强大的内心世界,无所曲挠,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也就仅此一家。他们的命运就是中国命运的缩影。
壹。
历史不能重演,但是可以重新审视,当年“戊戌变法”后,作为大清朝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任公是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救出的,伊藤博文的原话是“我来救他吧,他可是中国的宝贵灵魂啊!”。“宝贵灵魂”几个字可不是什么人都担得起的,遥想任公当年在上海主持《时务报》《变法通议》等平地风雷般的文章,挟泰山以超北海,作为时政评论的文人,影响国人无数,从黄遵宪到胡适,不管是旧人还是新人,从不避讳梁任公启蒙的意义。胡适甚至这样说:“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在任公那里你从来看不到“现实如此,我改变不了什么,那好,我就不去改变”这等没出息的话语。任公流亡海外后,眼见康有为以“衣带诏”为猎艳噱头,聚集民意,不择手段地推广政治的虚假广告,一片乌烟瘴气,于是他“吾更爱真理”的一面又一次体现,进而完全放弃了“革命排满”的政治主张,转而成为坚定的“改良主义”者。
“改良”一词是梁任公的代言,摧毁一个东西比搞建设容易多了,革命是破坏的,是刚性的,而改良是建设的,是软着陆的。此前,无数的革命,让无数人遭受的是难以承受的刚性的碰撞。现实没有给任公这个实践的机会,但他终生艰难地维护着救国与图强的信念,期待着国人内心蜕变的觉悟,期待着一个别样世界的到来。
说一件关于任公品格的事,袁世凯复辟后,任公写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章,袁世凯得到消息后,立即送来了20万银元的“封口费”——这里给大家算一笔细账,当时一块银元是库平的七钱二分银,20万银元将近14万多两银子,而当时在北京买个小院差不多是150两银子,可见这笔费用的巨大——但任公将其原封退回,怒道:袁世凯以为什么人都是可以拿臭铜钱买来的?!
还有,无论是什么时代的中国年轻人,真的应该好好读读任公的名篇《少年中国说》,有人说任公笔尖常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少年中国说》这等激扬文字百年之内再无二者,起码年轻人能从中搞清两样最基本的东西是“血性”和“担当”,因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贰。
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到“鉴真纪念馆”,都是梁思成设计或参与设计留存后世的著名建筑,但是他的后半生却为那些没办法留存的东西痛惜不止。
梁思成搞建筑离不开任公的言传身教,宋代的《营造法式》一书即是任公赠与梁思成的建筑启蒙读物。古代中国没有“建筑”这一概念,当然更没有建筑设计师的称号,中国古代只有“营造”一说,从事者身份低微,往往是连个名字都没有的。“建筑”一词在梁思成和清华大学里被得以确立。
几年前我曾拜访过当年“地质宫”的设计者,老先生笑着拿出50年代发表在《吉林日报》上的检讨给我看,我看到“地质宫”被批判为“锅炉宫”。环视长春的单体建筑,在同一年代能出其右好像还真没有了。这个建筑与梁思成的“复古主义”一脉相承,由此可见当时对梁思成的批判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梁思成在1955年的检查是这样写的:“我认为党对革命是内行,对建筑是外行,我竟然认为这个领导六亿人翻身的党不能领导建筑……”
作为一个留学欧美的自由知识分子,梁思成似乎永远跟不上形势的需要,解放之初,他和陈占祥(此君参与过大伦敦的城市规划设计)提交的立足整体保护古都的规划方案,被苏联专家的旧城改造法所压制。在这套方案里,梁思成把北京的城墙设计成了花园式的休闲场所,尽管他一再重申,就世界而言,北京城不论从体量、完整性和格局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但无人应和。后来就是大规模的拆除,城墙,牌楼,甚至宝塔。孱弱的林徽因找到北京市领导,掷地有声地说:“你们拆的是有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要后悔,那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斯多葛主义最重要的观念就是讲求理性,但在那种情势下,讲理性又显得多么的不合时宜。因此,梁思成只有捶胸顿足的痛惜。
后来的岁月,梁思成遭受了大知识分子所要遭受的一切。
前些时候去北京,遭遇了最常见的交通拥堵,突然想起“梁陈”方案里提出过的“城市发展最忌讳的是‘摊大饼’”。后来还看到了新修的永定门,以及暗夜里的皇城根遗址公园。这些东西串连起来,就让人白日发梦地想:如果现实能给梁思成一次机会呢?
叁。
梁从诫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曾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他开创性地在中国引入了民间环保NGO的概念,这些东西在今天已经习以为常,但在当年却少有人知道其为何物。1994年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其后他便一直为中国的环保奔走呼号。
梁从诫是辞去了体制内的铁饭碗,在没有医疗和社保福利的情况下开始做环保的,而那一年他已经60多岁了,是人生退无可退的阶段。但他看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放任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大环境不好,哪个小环境能好起来?于是他毅然抛开了“无灾无难到公卿”的常人之路。
保护滇金丝猴是“自然之友”一次比较成功的环保事件。1995年,云南环保志愿者奚志农向“自然之友”反映,德钦县为解决财政问题准备砍伐当地的原始森林,致使其中珍贵的滇金丝猴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自然之友”为此发出了“支持奚志农,保护滇西北原始森林”的呼吁书,并送达国务院,后来这一恶性事件得以控制。这是“自然之友”第一次成功介入的具体社会事件。
然而更多的时候,“自然之友”所收获的是殚精竭虑后事情却毫无改变的结果,抱着不可能成功的心态去全力争取,如果碰巧改变了,那纯属意外,因为这样的战斗注定是败多胜少的。即使这样,梁从诫依然要做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他不认为失败的事情就是没有意义的,结果虽不尽人意,但行动的过程却会慢慢改变很多人。梁从诫曾这样告诫世人:亿万人的觉醒,会形成宏伟的力量,而亿万人的无知和轻慢,也会给地球带来巨大的灾难。
作为名门望族,梁思成与梁从诫都极力排斥以祖上的名头博取功名的做法。1942年,抗战期间,梁思成一家最为困厄之时,靠典当维持生计,他拖着病体撰写《中国建筑史》,后来还是傅斯年为他向民国政府请求的研究经费。而梁从诫更是要将所到之处的“梁启超之孙,梁思成、林徽因之子”的条幅全部拿下。这样的家风和门风与当下流行的后辈们张口“我爷爷怎么怎么样”“我爸是谁谁谁”的思维方式也算形成了正面的对比,有出息的人从不那么说话。为国人请命抗争,为古城请命抗争,为大自然请命抗争,梁家三代人所走的路都是着眼于长远而非当下既得利益的,虽然脚下踩的是同一块土地,但那些精神分野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体现出巨大的感召力,并以此影响中国。
梁氏三代的故事体现了一种垂诸永久的精神,那就是:无论世道如何艰难,也无论个体面临的压力如何巨大,人类心灵深处自我决断、自主坚持的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个体选择和践行自己人生道路的可能性始终是敞开的,即使社会无名的潮流再汹涌,也不能阻止一个人自由地去过更合于先贤教训、更契合平凡而崇高伦理内涵的生活。梁氏三代的身教最雄辩地表明,困扰个人和历史的两难是有解的,而社会的实质进步不仅归因急风暴雨似的运动,更是深深植根于个体的觉悟和决定:在沮丧和无奈的狂潮中,每个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屹然挺立,有所作为,即使所愿未遂,也会留下正面的遗产,这遗产因凝聚崇高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终将战胜貌似法力无边的社会力量,传至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