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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蒋廷黻代表了一個旧时代的史学改革和外交开拓者，吸收西方“新史学”研究理念，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经世致用”为主旨，运用实证主义哲学思想探析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间中华民族的内政外交。蒋廷黻以全新的反传统观念解读近代中国的社会和东西碰撞下的反应，将一个逝去的时代的社会面貌较客观地呈现在后人面前，对我国史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蒋廷黻；近代中国；中西外交；民族自强
蒋廷黻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集中论证了“他在‘以史为鉴’、‘以史经世’的支配下，以中华民族能否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近代民族国家’为历史主题，建构了一套分析框架和通史体系。”[1]作为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蒋廷黻希望通过研究鸦战至抗战前夕的中西方历史，比较中西方近代化程度悬殊形势，以明晰其根源，制抵迂腐狭隘的“中古”观念，以开民众独立自由、科学民主、主权至上的新视野，对抗战甚至建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晚清民族外交折射出的中西发展差异
蒋廷黻肯定中华民族在文明程度、物产储备、政治作为方面不亚于西方各国的同时，反观史实，指出中国社会的极端落后，指出“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归根结底还是科技与文化的差异，西方先进的机械文明与中国冷兵器时代的阴阳五行、西方浓烈的家国主义和民族观念与中国渺小的家族观念毋庸置疑地决定了东方世界的陨落。因此，蒋认为中华民族只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能否尽早地近代化？”，指出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 ”，[2]并以同时版图多地处亚洲的国家为例，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大彼得维新、土耳其的基马尔改革使他们的民族在世界上得到再一次辉煌。而在中国，这一切似乎都取决于统治阶级的一念之想。国家利益与士大夫阶级利益孰轻孰重乃是国内改革的决定因素。
再一个原因就是民族自满过甚，享乐主义风靡，即使是在战争失败后更演变成信仰虚无主义、利己主义。西方外交不平等以及中国治外法权和税权的主动让渡或放弃使西方不得不以武力征服这方富有而又愚蠢的土地。因此“天朝上国”、法治观薄弱、民族信仰不坚定害死了国人、也害死了中国。使中国从1840年到1949年笼罩在不平等条约的阴霾中。蒋先生也这么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平”，“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 “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3]
二、邦交耻辱下的自强尝试
面对在邦交耻辱下进行的洋务运动的自强尝试，蒋廷黻没有被蒙蔽双眼，他强调了此时西方的动态，西方各国乃至亚洲的日本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以及工业革命走向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为资本与商品输出的需要，市场、原料成为他们之间竞争的筹码。于是，中国与俄、法、日等国冲突不断，而此时中国的士大夫却对即将到来的威胁全然不知，对冲突过于“轻举妄动”，一味主张备战，使国内人心惶惶，原来发展起来的民族事业陷入停滞。
相对于外患，蒋廷黻认为阻碍导致洋务派自强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民愚，他说“倘若当时的领袖人物更新，更要进一步的接受西洋文化，社会能容许他们吗？社会一定会给他们更大的阻碍”，“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就以郭嵩焘和曾纪泽为例，作为学通西方的开明者，遭到时人的反对，可惜终究无所作为。士大夫的守旧造就了时人的盲目，时人的盲目破碎了自强的梦，洋务派最后还是让自强事业毁在了自己的手里。
总而言之，蒋廷黻有着两大历史观：第一.通过评论近代中华民族救国救民族的四个方案，阐述了他求学习西方、图国内改革，尽快走向近代化的近代化观；第二.通过对满清政府外交的评述，说明弱国如何开展外交。书中虽有“全盘西化”这种不顾中国实际、抹杀民族传统的主张和对义和团运动的绝对否认显得有些过于片面，或疏于考虑相应历史背景下一个历史事物出现的合理性和积极性。但蒋廷黻专长外交史，有较丰富的国际知识，对近代许多事变的国际背景作了明确的交代，如甲午战争、三国干涉还辽引出的险恶交涉，都能以简明的文字指出其中的错综关系，了解这些关系，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沈渭滨.《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J].《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99.第12期.129-136
[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总论）第2页
[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章）第27页
[4]刘凤翰.《传记文学》[J].《蒋廷黻博士对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见解》，七卷六期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关键词：蒋廷黻；近代中国；中西外交；民族自强
蒋廷黻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集中论证了“他在‘以史为鉴’、‘以史经世’的支配下，以中华民族能否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近代民族国家’为历史主题，建构了一套分析框架和通史体系。”[1]作为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蒋廷黻希望通过研究鸦战至抗战前夕的中西方历史，比较中西方近代化程度悬殊形势，以明晰其根源，制抵迂腐狭隘的“中古”观念，以开民众独立自由、科学民主、主权至上的新视野，对抗战甚至建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晚清民族外交折射出的中西发展差异
蒋廷黻肯定中华民族在文明程度、物产储备、政治作为方面不亚于西方各国的同时，反观史实，指出中国社会的极端落后，指出“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归根结底还是科技与文化的差异，西方先进的机械文明与中国冷兵器时代的阴阳五行、西方浓烈的家国主义和民族观念与中国渺小的家族观念毋庸置疑地决定了东方世界的陨落。因此，蒋认为中华民族只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能否尽早地近代化？”，指出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 ”，[2]并以同时版图多地处亚洲的国家为例，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大彼得维新、土耳其的基马尔改革使他们的民族在世界上得到再一次辉煌。而在中国，这一切似乎都取决于统治阶级的一念之想。国家利益与士大夫阶级利益孰轻孰重乃是国内改革的决定因素。
再一个原因就是民族自满过甚，享乐主义风靡，即使是在战争失败后更演变成信仰虚无主义、利己主义。西方外交不平等以及中国治外法权和税权的主动让渡或放弃使西方不得不以武力征服这方富有而又愚蠢的土地。因此“天朝上国”、法治观薄弱、民族信仰不坚定害死了国人、也害死了中国。使中国从1840年到1949年笼罩在不平等条约的阴霾中。蒋先生也这么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平”，“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 “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3]
二、邦交耻辱下的自强尝试
面对在邦交耻辱下进行的洋务运动的自强尝试，蒋廷黻没有被蒙蔽双眼，他强调了此时西方的动态，西方各国乃至亚洲的日本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以及工业革命走向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为资本与商品输出的需要，市场、原料成为他们之间竞争的筹码。于是，中国与俄、法、日等国冲突不断，而此时中国的士大夫却对即将到来的威胁全然不知，对冲突过于“轻举妄动”，一味主张备战，使国内人心惶惶，原来发展起来的民族事业陷入停滞。
相对于外患，蒋廷黻认为阻碍导致洋务派自强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民愚，他说“倘若当时的领袖人物更新，更要进一步的接受西洋文化，社会能容许他们吗？社会一定会给他们更大的阻碍”，“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就以郭嵩焘和曾纪泽为例，作为学通西方的开明者，遭到时人的反对，可惜终究无所作为。士大夫的守旧造就了时人的盲目，时人的盲目破碎了自强的梦，洋务派最后还是让自强事业毁在了自己的手里。
总而言之，蒋廷黻有着两大历史观：第一.通过评论近代中华民族救国救民族的四个方案，阐述了他求学习西方、图国内改革，尽快走向近代化的近代化观；第二.通过对满清政府外交的评述，说明弱国如何开展外交。书中虽有“全盘西化”这种不顾中国实际、抹杀民族传统的主张和对义和团运动的绝对否认显得有些过于片面，或疏于考虑相应历史背景下一个历史事物出现的合理性和积极性。但蒋廷黻专长外交史，有较丰富的国际知识，对近代许多事变的国际背景作了明确的交代，如甲午战争、三国干涉还辽引出的险恶交涉，都能以简明的文字指出其中的错综关系，了解这些关系，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沈渭滨.《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J].《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99.第12期.129-136
[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总论）第2页
[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章）第27页
[4]刘凤翰.《传记文学》[J].《蒋廷黻博士对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见解》，七卷六期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