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者简介:陈聪聪,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
刑事被害人救助,滥觞于上个世纪的中期,美国、英国最早实施被害人援助,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理论研究的本土化只是在上世纪末才初见端倪,而作为一种改革举措面世,则只是近几年的现象。不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领域,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存在显见的局限性,刑事被害人救助最初是作为恢复性司法的配套措施而移植的,同时又与国家补偿相等同起来[1],而后者仅仅着眼于物质损失以及经济手段,被害人的其他无形损失以及需求则被忽略,这显然在内容以及方式上存在先天性不足。又局于财力,国家补偿的可行性大打折扣,被害人获得补偿的比例以及金额微不足道,与被害人受损的权利存在宏差,这种现状,于情于法(主要是民事法律),都是不公平的。笔者以为,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构建我国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以促进社会的和谐。
一、救助对象
由国家对每一个被害人进行救助,以及对一个被害人实施损失全额的救助,都是不现实的。对于权益的性质,我们已经达成人身权优先于财产权之共识,在人身权中,生存权又优先于健康、肖像等子权利。根据这一理念,刑事被害人救助的范围按照先后次序,包括:
一是对象上首先限于[2]自然人。单位或其他组织遇害主体暂不予以考虑。一般而言,单位或其他组织总是强于作为个体的人,对侵害的抗击能力和恢复能力往往强于自然人,更关键的是,自然人具有单位或其他组织所不具备的、被法律视为最不容侵犯的权利——生命健康权,而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生命健康权在刑事案件中遭受侵犯的比例超过了30%,这还不包括放火、寻衅滋事、非法行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等常见的、容易出现危害公民生命健康权益实际后果的犯罪案件。二是案件性质首先限于人身权利的犯罪。侵财犯罪、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除外)、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犯罪(除医疗事故、非法行医、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强迫卖淫等个别罪外)暂不予以考虑,此类案件要么不存在被害人,要么直接后果仅限于经济利益、而不具有人身权益的内容。三是受害程度上首先限于严重人身伤亡等直接影响公民生存的案件。生存权是法律保障的底限,应当得到不容置疑的尊重和满足,而严重人身伤亡案件,直接危及被害人或其家属的生存权利,被害方的赔偿和损失弥补最为迫切,并且,在此类案件中,数额动辄上十万元,绝大多数的罪犯无此行为能力,必需首先保证该类被害方获得救助。
二、救助方式
被害人救助主要是、但不限于物质救助,特别是对我国而言(具体表现为经济状况,还有历史传统、民众心理等等),其他救助方式是十分必要的,并且是被害人救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此,我国对被害人的救助方式主要有:
一是以国家补偿形式出现的物质救助。这是一种主要的救助方式,是国家对其所属公民未尽保护职责(不保护或者保护无效果)而承担法律以及道义责任的主要体现。物质救助的具体形式包括补偿金、慰问金、有价证券以及其他实物。二是就业帮助。对有劳动能力的被害人或其家属,优先提供就业岗位或培养其就业技能,这是带有公益性和补助性的。在国家欠缺经济能力的条件下,此种救助亦是十分必要的,既为被害人寻求到一定收入来源的职业,也为国家减轻了财政负担。三是法律援助。除非被害人或其家属放弃,必需保证并加大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援助的事项除了正在进行的诉讼,也应当包括对刑事结案后的援助,如对因犯罪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提供免费法律服务。此外,法律援助对象应当扩大,援助服务的实效应当提高。
三、资金来源
救助需要因人、财、物等各方面的投入,其资金来源是个不小的开支,需要多方筹集。正如很多学者提议以及各地实践操作的那样,财政拨款是刑事被害人救助经费的主要来源,中央与地方按一定比例承担。在这里,笔者重点介绍的是,当前已上缴作为财政收入一部分的罚金等刑事诉讼所涉的款项,按照取之于案用之于案的原则,可以作为国家救助基专款的补充来源。这是针对建立统一的国家救助基金而言的,不具有个案意义,但是这些收入可以作为一个整体,用于其他案件的被害人的救助支出。
一是罚金和被没收的财产。刑法第35条第二款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明确了私权利优先满足的原则,这在我国立法中是不多见的。二是没收的取保候审保证金。取保候审保证金性质上无疑是一种担保,而被害人与犯罪行为人存在控诉权以及损害赔偿权之利害关系,可以说,被害人对此担保享有担保利益并从中收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规定的,其保证金理应优先用益于被害人。当前,不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司法实务,没收保证金完全漠视被害人的利益及其表达。三是罪犯的犯罪所得。收缴的犯罪所得用于退赔退赃,是必需的,既合情理,亦契法理,但是对于犯罪所得超过犯罪所造成的损失,以及被害人放弃、不明等无法退赔的情形,国家救助基金就有吸收的可能与必要。四是罪犯羁押劳动而产生的收益。庞大的被羁押人群,除少数和临时由于身体原因外,绝大多数人都在羁押期间劳动,[3]而劳动都是创造收入的行为(尽管存在效率与质量之别)。由于羁押场所及其监管行为的封闭性,我们无法探寻更多详情。根据相关规定,羁押劳动收益的流向是发给罪犯与监管场所的支出。[4]然而,用于监管场所的支出,于法无据[5];发给罪犯,则损害了公平,被害人一无所获。应当将在押人员创造的劳动收入从监管场所的收益帐户里提存为国家救助金。
四、救助的具体程序设计
程序的公正可以保证并推进实体正义的实现,特别是作为施及全国、惠及千万人的改革,程序更应当周详。
一是被害人申请。“获得救助权是被害人享有的人道主义福利”[6],与其他社会福利一样,应当根据对象的申请并按照规定进行审查核实。由于被害人救助工作尚处探索阶段,让被害人知悉救助权利的存在,就成为实施救助的一道基本程序,否则会使被害人丧失获救的机会。因此,办案部门必须履行告知义务,即在办案过程中,书面告知符合条件的被害人有申请国家救助的权利,并载明笔录。二是救助裁定。必需区别救助的内容,由不同的机关或部门做出决定。由于刑事被害人必然与刑事案件发生牵连,被害人首先或者主要是由侦查、检察、审判机关进行法律上的接触,并且以刑事上的结论为基本前提和条件,因此,被害人的国家补偿裁决权必须赋予刑事司法机关,由这三大机关根据诉讼的阶段、各自的权限以及紧急程度做出决定并发放。当然,这三者并不是并行关系,一般而言,审判机关的决定最具权威,所以原则上应当在判决之后进行,例外情况如,对于刑事案件不需要进入审判程序的,如不立案、不起诉,必要的国家补偿也可以由侦查和检察机关做出。对于国家补偿之外以及诉讼程序终结后的其他救助,刑事司法机关应当及时移交负有救助职责的相应部门,由其展开救助。三是先行给付。这主要是指国家补偿。从总体上说,犯罪是被害人所无法控制甚至无法预料
的,[7]这种突发性带来的相应后果是,被害人随即陷入一种亟需救助的困境中。因此,必须考虑急需情况下的先行给付制度,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也可以采取针对罪犯的诉讼保全措施,以最大程度地保护和满足被害人的利益。对于非经济救助,也可以与刑事诉讼同步展开。四是补救措施。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应当救助的被害人没有获得救助的。对此,有关部门必须展开调查,区分原因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和法律责任,并公诸于众;二是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不能获得救助而实际获得的。此种情况,可以参照不当得利的处理原则,被害人应当返还和偿还已获得的利益或者服务,还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为了避免前述两种不当情形的发生,获得救助的必须公示,不予救助的,应当说明理由,接受监督。
注释:
[1] 以“国家补偿”作为关键词和题名,在中国知网清华同方数据库检索到465篇文章(1994年至2008年);输入“被害人救助”,检索到48篇文章。大部分文章的摘要支持了笔者的结论。
[2] “首先限于”这个词是有讲究的,它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次序优先;第二,不排除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后次序的按照比例拓展。
[3] 《刑法》对有期、无期徒刑罪犯规定“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当参加劳动”,事实上,拘役犯也是强制劳动的主体,而判决前的羁押又使未决犯也成为类似的主体之一。
[4] 《监狱法》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国务院发布的《看守所条例》第34条规定,在保证安全和不影响刑事诉讼活动的前提下,看守所可以组织人犯进行适当的劳动。人犯的劳动收入和支出,要建立帐目,严格手续;公安部发布的《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第58条规定,人犯和已决犯劳动生产的收入由看守所掌握,主要用于购置已决犯和未决犯劳动生产用品、生活补助和奖励。
[5] 法律没有对羁押劳动收益的处分进行授权,公权力“法无授权即无权”。《监狱法》第4条规定“由国家负担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提供罪犯劳动必需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看守所条例》第48条规定“看守所所需修缮费和人犯给养费由各级财政专项拨付,看守所的经费开支,单立帐户,专款专用”。可见,监狱、看守所的经费分别由国库与各级财政拨付,不需要甚至可以说不能占用人犯的劳动收入。公安部《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属部门规章,无权对公民财产征收、征用做出规定,其第58条的“授权”无效。
[6] 李丹:《不捕不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困境的思考》,《犯罪研究》2008年第4期。
[7] 少数犯罪案件的发生,被害人可能会有预感(如与罪犯素有矛盾),受害过程中,也不乏被害人采取适当的自我保护措施从而有效地阻止了犯罪(如未遂形态)的现象,但这些不具有普遍意义。
刑事被害人救助,滥觞于上个世纪的中期,美国、英国最早实施被害人援助,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理论研究的本土化只是在上世纪末才初见端倪,而作为一种改革举措面世,则只是近几年的现象。不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领域,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存在显见的局限性,刑事被害人救助最初是作为恢复性司法的配套措施而移植的,同时又与国家补偿相等同起来[1],而后者仅仅着眼于物质损失以及经济手段,被害人的其他无形损失以及需求则被忽略,这显然在内容以及方式上存在先天性不足。又局于财力,国家补偿的可行性大打折扣,被害人获得补偿的比例以及金额微不足道,与被害人受损的权利存在宏差,这种现状,于情于法(主要是民事法律),都是不公平的。笔者以为,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构建我国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以促进社会的和谐。
一、救助对象
由国家对每一个被害人进行救助,以及对一个被害人实施损失全额的救助,都是不现实的。对于权益的性质,我们已经达成人身权优先于财产权之共识,在人身权中,生存权又优先于健康、肖像等子权利。根据这一理念,刑事被害人救助的范围按照先后次序,包括:
一是对象上首先限于[2]自然人。单位或其他组织遇害主体暂不予以考虑。一般而言,单位或其他组织总是强于作为个体的人,对侵害的抗击能力和恢复能力往往强于自然人,更关键的是,自然人具有单位或其他组织所不具备的、被法律视为最不容侵犯的权利——生命健康权,而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生命健康权在刑事案件中遭受侵犯的比例超过了30%,这还不包括放火、寻衅滋事、非法行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等常见的、容易出现危害公民生命健康权益实际后果的犯罪案件。二是案件性质首先限于人身权利的犯罪。侵财犯罪、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除外)、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犯罪(除医疗事故、非法行医、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强迫卖淫等个别罪外)暂不予以考虑,此类案件要么不存在被害人,要么直接后果仅限于经济利益、而不具有人身权益的内容。三是受害程度上首先限于严重人身伤亡等直接影响公民生存的案件。生存权是法律保障的底限,应当得到不容置疑的尊重和满足,而严重人身伤亡案件,直接危及被害人或其家属的生存权利,被害方的赔偿和损失弥补最为迫切,并且,在此类案件中,数额动辄上十万元,绝大多数的罪犯无此行为能力,必需首先保证该类被害方获得救助。
二、救助方式
被害人救助主要是、但不限于物质救助,特别是对我国而言(具体表现为经济状况,还有历史传统、民众心理等等),其他救助方式是十分必要的,并且是被害人救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此,我国对被害人的救助方式主要有:
一是以国家补偿形式出现的物质救助。这是一种主要的救助方式,是国家对其所属公民未尽保护职责(不保护或者保护无效果)而承担法律以及道义责任的主要体现。物质救助的具体形式包括补偿金、慰问金、有价证券以及其他实物。二是就业帮助。对有劳动能力的被害人或其家属,优先提供就业岗位或培养其就业技能,这是带有公益性和补助性的。在国家欠缺经济能力的条件下,此种救助亦是十分必要的,既为被害人寻求到一定收入来源的职业,也为国家减轻了财政负担。三是法律援助。除非被害人或其家属放弃,必需保证并加大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援助的事项除了正在进行的诉讼,也应当包括对刑事结案后的援助,如对因犯罪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提供免费法律服务。此外,法律援助对象应当扩大,援助服务的实效应当提高。
三、资金来源
救助需要因人、财、物等各方面的投入,其资金来源是个不小的开支,需要多方筹集。正如很多学者提议以及各地实践操作的那样,财政拨款是刑事被害人救助经费的主要来源,中央与地方按一定比例承担。在这里,笔者重点介绍的是,当前已上缴作为财政收入一部分的罚金等刑事诉讼所涉的款项,按照取之于案用之于案的原则,可以作为国家救助基专款的补充来源。这是针对建立统一的国家救助基金而言的,不具有个案意义,但是这些收入可以作为一个整体,用于其他案件的被害人的救助支出。
一是罚金和被没收的财产。刑法第35条第二款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明确了私权利优先满足的原则,这在我国立法中是不多见的。二是没收的取保候审保证金。取保候审保证金性质上无疑是一种担保,而被害人与犯罪行为人存在控诉权以及损害赔偿权之利害关系,可以说,被害人对此担保享有担保利益并从中收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规定的,其保证金理应优先用益于被害人。当前,不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司法实务,没收保证金完全漠视被害人的利益及其表达。三是罪犯的犯罪所得。收缴的犯罪所得用于退赔退赃,是必需的,既合情理,亦契法理,但是对于犯罪所得超过犯罪所造成的损失,以及被害人放弃、不明等无法退赔的情形,国家救助基金就有吸收的可能与必要。四是罪犯羁押劳动而产生的收益。庞大的被羁押人群,除少数和临时由于身体原因外,绝大多数人都在羁押期间劳动,[3]而劳动都是创造收入的行为(尽管存在效率与质量之别)。由于羁押场所及其监管行为的封闭性,我们无法探寻更多详情。根据相关规定,羁押劳动收益的流向是发给罪犯与监管场所的支出。[4]然而,用于监管场所的支出,于法无据[5];发给罪犯,则损害了公平,被害人一无所获。应当将在押人员创造的劳动收入从监管场所的收益帐户里提存为国家救助金。
四、救助的具体程序设计
程序的公正可以保证并推进实体正义的实现,特别是作为施及全国、惠及千万人的改革,程序更应当周详。
一是被害人申请。“获得救助权是被害人享有的人道主义福利”[6],与其他社会福利一样,应当根据对象的申请并按照规定进行审查核实。由于被害人救助工作尚处探索阶段,让被害人知悉救助权利的存在,就成为实施救助的一道基本程序,否则会使被害人丧失获救的机会。因此,办案部门必须履行告知义务,即在办案过程中,书面告知符合条件的被害人有申请国家救助的权利,并载明笔录。二是救助裁定。必需区别救助的内容,由不同的机关或部门做出决定。由于刑事被害人必然与刑事案件发生牵连,被害人首先或者主要是由侦查、检察、审判机关进行法律上的接触,并且以刑事上的结论为基本前提和条件,因此,被害人的国家补偿裁决权必须赋予刑事司法机关,由这三大机关根据诉讼的阶段、各自的权限以及紧急程度做出决定并发放。当然,这三者并不是并行关系,一般而言,审判机关的决定最具权威,所以原则上应当在判决之后进行,例外情况如,对于刑事案件不需要进入审判程序的,如不立案、不起诉,必要的国家补偿也可以由侦查和检察机关做出。对于国家补偿之外以及诉讼程序终结后的其他救助,刑事司法机关应当及时移交负有救助职责的相应部门,由其展开救助。三是先行给付。这主要是指国家补偿。从总体上说,犯罪是被害人所无法控制甚至无法预料
的,[7]这种突发性带来的相应后果是,被害人随即陷入一种亟需救助的困境中。因此,必须考虑急需情况下的先行给付制度,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也可以采取针对罪犯的诉讼保全措施,以最大程度地保护和满足被害人的利益。对于非经济救助,也可以与刑事诉讼同步展开。四是补救措施。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应当救助的被害人没有获得救助的。对此,有关部门必须展开调查,区分原因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和法律责任,并公诸于众;二是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不能获得救助而实际获得的。此种情况,可以参照不当得利的处理原则,被害人应当返还和偿还已获得的利益或者服务,还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为了避免前述两种不当情形的发生,获得救助的必须公示,不予救助的,应当说明理由,接受监督。
注释:
[1] 以“国家补偿”作为关键词和题名,在中国知网清华同方数据库检索到465篇文章(1994年至2008年);输入“被害人救助”,检索到48篇文章。大部分文章的摘要支持了笔者的结论。
[2] “首先限于”这个词是有讲究的,它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次序优先;第二,不排除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后次序的按照比例拓展。
[3] 《刑法》对有期、无期徒刑罪犯规定“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当参加劳动”,事实上,拘役犯也是强制劳动的主体,而判决前的羁押又使未决犯也成为类似的主体之一。
[4] 《监狱法》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国务院发布的《看守所条例》第34条规定,在保证安全和不影响刑事诉讼活动的前提下,看守所可以组织人犯进行适当的劳动。人犯的劳动收入和支出,要建立帐目,严格手续;公安部发布的《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第58条规定,人犯和已决犯劳动生产的收入由看守所掌握,主要用于购置已决犯和未决犯劳动生产用品、生活补助和奖励。
[5] 法律没有对羁押劳动收益的处分进行授权,公权力“法无授权即无权”。《监狱法》第4条规定“由国家负担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提供罪犯劳动必需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看守所条例》第48条规定“看守所所需修缮费和人犯给养费由各级财政专项拨付,看守所的经费开支,单立帐户,专款专用”。可见,监狱、看守所的经费分别由国库与各级财政拨付,不需要甚至可以说不能占用人犯的劳动收入。公安部《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属部门规章,无权对公民财产征收、征用做出规定,其第58条的“授权”无效。
[6] 李丹:《不捕不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困境的思考》,《犯罪研究》2008年第4期。
[7] 少数犯罪案件的发生,被害人可能会有预感(如与罪犯素有矛盾),受害过程中,也不乏被害人采取适当的自我保护措施从而有效地阻止了犯罪(如未遂形态)的现象,但这些不具有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