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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正面临一场巨大的能效变革。在人类历史上，还未经受过如此大的挑战。我们已经成功发展出如此丰富的知识和技能，创造出百年前只敢梦想的财富和物质繁荣。先驱们甚至都没有机会看一眼由他们的贡献而创造出的新世界，更不用说预见到这个新世界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影响。电力及数字革命加速了这一进程。如今，人类用尽了地球上所有适于居住的土地，挖掘采集着每个角落的资源。21世纪的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岔路口上—人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正在挑战着地球家园所能承受的极限。
资源生产率将成为开启可持续发展的万能钥匙
过去200年里，资源勘探及采集技术的进步使得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下降（图1）。一些人列举足够的理由认为，这一趋势自2000年以来已彻底转变（理查德·多布斯（Richard Dobbs）等，《资源革命：满足全球能源、原材料、食品及水需求》（Resource Revolution： Meeting the world’s energy， materials， food， and water needs），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1）。在2000年以前，全球只有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为主的10亿人，能够享受到现代繁荣和高资源消费的生活。自1990年左右，中国及稍后加入的印度、孟加拉共和国、巴西等其他一些人口稠密的国家，进入了国际市场，成为石油、矿产和有机物等大宗商品的主要买家，并消耗了大量可耕地。按这一趋势推测，要让全世界60亿至80亿人都能享受到现代繁荣和高资源消费的生活，对资源的需求还会更高。与此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由于大量开采资源，大自然的供应已经达到了极限。
我认为，全球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速度，比麦肯锡预测的要慢得多。眼下我们就看到北美有大量十分便宜的石油及天然气供应。再如，许多国家已陆续发现或启动自己的稀土矿源。当然，一些资源比如石油和煤，铀、铟、锂、镓、锗、钴、铂等金属，在未来一段时间依旧会保持稀缺，价格可能会继续走高。
即便资源稀缺化的速度比悲观者认为的来得要慢，各国亦需加紧开发旨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新技术。
我之所以认为资源稀缺化的步伐可能不会那么快，一方面，是由于大幅提升资源生产率，确实是可行的；另一方面，一些先行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会积极致力于此，从而降低全球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仅中国，日本、韩国和欧洲国家，都有可能成为先行者。反观美国，毫无疑问是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受到过去200年发展出的文化体系和基础设施架构的制约，使其很难真正做到高效利用资源。不过，一旦中国和欧洲通过技术创新走到了前面，美国将别无选择，只能顺应潮流。
我认为，资源生产率，即每单位资源投入（重量）所带来的经济产出（价值），将成为开启可持续发展的万能钥匙。中国在“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中，已经强调了提高能源效率的重要性，到目前也一直在按规划实施。
提高资源生产率5倍完全可以实现
可以做到的远不止这些。我和查理·哈格罗夫斯合著了罗马俱乐部报告《五倍级》 （Factor Five），书中指出，提高资源生产率5倍，完全可以在最重要的建筑、工业、交通运输和农业四个领域实现。该书侧重于能源效率，列举了大量出色的技术。比如，只消耗通常所需五分之一的能源生产水泥；能源能耗只有通常水平十分之一的德国“被动屋”（passive houses）；利用农作物选种、先进的滴灌技术和城市水的再利用，实现农业水资源生产率的五倍级提升。本书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列举了大量的先进技术细节。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把10公斤重的物体从海平面抬到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顶端，只需要四分之一千瓦时（即四分之一度电）的能量。这只有一般人可能猜想的百分之一。也就是说，用来评估国家“能源需求”单位的千瓦时所能发挥的作用，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100倍。
书中还指出，全球各地采用高效能技术的速度，举步维艰，行动缓慢。其原因十分简单，各国为了取悦国民或选民，尽可能地把自然资源的价格压低，结果破坏了提高资源生产率的努力。换言之，只有在实际危机产生时，资源确实变得稀缺和昂贵了，人们才不得不关注资源生产率。政界和工业界从未想过，人为地制造价格提升来反映未来的稀缺，可能会是明智之举。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德国是例外。中国使原先获得巨额补贴的能源价格与全球市场逐步接轨，甚至允许超越全球市场水平。德国于1999年开始生态税改革，把原先由劳动者承担的财税，转为由能源承担。如此一来，提高能源效率对企业有利，解雇工人则不然。
还有一种让人们为使用能源，或者更具体而言，为排放二氧化碳或其他温室气体付出代价的方法：用排放许可证来限制和交易排放量。这是欧盟（EU）国家为了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FCCC）及《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所规定的义务而选择的做法。不过，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ETS）在排放许可证价格降至近乎零后，失去了发展动力。
如果能把可预测的技术成果定价并放在直接成本里，会对新技术的投资者和发明者更具吸引力。因为他们就可以估算出，该项高效能技术将在何时实现盈利。因此这也是《五倍级》一书的主要提议：用前一年经证实的效率提高，决定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增长。如此一来，对企业而言，能源和原材料的购买成本，基本保持不变。
资源价格与资源生产率同步提高
这种策略的基本灵感，来自如下观察：在过去将近150年的时间里，人类劳动生产率总是与劳动总成本同步上升。图2展示了美国在其中一段时间的情况，其他国家的情形也类似。在150年里，成功的工业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总成本差不多都同步增长了20倍。
事实证明，这种成本与生产率互相促进式的发展，正是技术进步与财富分配的引擎。
复制这一成功模式、让资源价格与资源生产率同步提高的想法，是由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负责研究经济手段的特别小组，在2009年发布的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收入较低的家庭一般享受到技术进步的好处要晚于收入较高的家庭，为了避免给收入较低的家庭造成负担，可以适当设定低价档。这种让能源和资源价格可预见的、逐步上涨的方式，将长期强劲地激励人们提高大宗商品的使用效率。
我预测，资源生产率的提高将是长期而且是革命性的，同时也必将为环境政策制定者长久以来感到无能为力的问题，比如基础设施规划、住房、人们的迁移习惯、饮食习惯及对商品耐用性的要求等，提供解决思路。
假设所有经济体最终都将感受到全球资源稀缺或提炼成本上升的影响，可以预见，率先引入高效能技术的国家将会获益，并在全球市场上取得巨大的“先发优势”。
资源生产率将成为开启可持续发展的万能钥匙
过去200年里，资源勘探及采集技术的进步使得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下降（图1）。一些人列举足够的理由认为，这一趋势自2000年以来已彻底转变（理查德·多布斯（Richard Dobbs）等，《资源革命：满足全球能源、原材料、食品及水需求》（Resource Revolution： Meeting the world’s energy， materials， food， and water needs），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1）。在2000年以前，全球只有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为主的10亿人，能够享受到现代繁荣和高资源消费的生活。自1990年左右，中国及稍后加入的印度、孟加拉共和国、巴西等其他一些人口稠密的国家，进入了国际市场，成为石油、矿产和有机物等大宗商品的主要买家，并消耗了大量可耕地。按这一趋势推测，要让全世界60亿至80亿人都能享受到现代繁荣和高资源消费的生活，对资源的需求还会更高。与此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由于大量开采资源，大自然的供应已经达到了极限。
我认为，全球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速度，比麦肯锡预测的要慢得多。眼下我们就看到北美有大量十分便宜的石油及天然气供应。再如，许多国家已陆续发现或启动自己的稀土矿源。当然，一些资源比如石油和煤，铀、铟、锂、镓、锗、钴、铂等金属，在未来一段时间依旧会保持稀缺，价格可能会继续走高。
即便资源稀缺化的速度比悲观者认为的来得要慢，各国亦需加紧开发旨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新技术。
我之所以认为资源稀缺化的步伐可能不会那么快，一方面，是由于大幅提升资源生产率，确实是可行的；另一方面，一些先行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会积极致力于此，从而降低全球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仅中国，日本、韩国和欧洲国家，都有可能成为先行者。反观美国，毫无疑问是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受到过去200年发展出的文化体系和基础设施架构的制约，使其很难真正做到高效利用资源。不过，一旦中国和欧洲通过技术创新走到了前面，美国将别无选择，只能顺应潮流。
我认为，资源生产率，即每单位资源投入（重量）所带来的经济产出（价值），将成为开启可持续发展的万能钥匙。中国在“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中，已经强调了提高能源效率的重要性，到目前也一直在按规划实施。
提高资源生产率5倍完全可以实现
可以做到的远不止这些。我和查理·哈格罗夫斯合著了罗马俱乐部报告《五倍级》 （Factor Five），书中指出，提高资源生产率5倍，完全可以在最重要的建筑、工业、交通运输和农业四个领域实现。该书侧重于能源效率，列举了大量出色的技术。比如，只消耗通常所需五分之一的能源生产水泥；能源能耗只有通常水平十分之一的德国“被动屋”（passive houses）；利用农作物选种、先进的滴灌技术和城市水的再利用，实现农业水资源生产率的五倍级提升。本书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列举了大量的先进技术细节。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把10公斤重的物体从海平面抬到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顶端，只需要四分之一千瓦时（即四分之一度电）的能量。这只有一般人可能猜想的百分之一。也就是说，用来评估国家“能源需求”单位的千瓦时所能发挥的作用，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100倍。
书中还指出，全球各地采用高效能技术的速度，举步维艰，行动缓慢。其原因十分简单，各国为了取悦国民或选民，尽可能地把自然资源的价格压低，结果破坏了提高资源生产率的努力。换言之，只有在实际危机产生时，资源确实变得稀缺和昂贵了，人们才不得不关注资源生产率。政界和工业界从未想过，人为地制造价格提升来反映未来的稀缺，可能会是明智之举。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德国是例外。中国使原先获得巨额补贴的能源价格与全球市场逐步接轨，甚至允许超越全球市场水平。德国于1999年开始生态税改革，把原先由劳动者承担的财税，转为由能源承担。如此一来，提高能源效率对企业有利，解雇工人则不然。
还有一种让人们为使用能源，或者更具体而言，为排放二氧化碳或其他温室气体付出代价的方法：用排放许可证来限制和交易排放量。这是欧盟（EU）国家为了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FCCC）及《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所规定的义务而选择的做法。不过，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ETS）在排放许可证价格降至近乎零后，失去了发展动力。
如果能把可预测的技术成果定价并放在直接成本里，会对新技术的投资者和发明者更具吸引力。因为他们就可以估算出，该项高效能技术将在何时实现盈利。因此这也是《五倍级》一书的主要提议：用前一年经证实的效率提高，决定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增长。如此一来，对企业而言，能源和原材料的购买成本，基本保持不变。
资源价格与资源生产率同步提高
这种策略的基本灵感，来自如下观察：在过去将近150年的时间里，人类劳动生产率总是与劳动总成本同步上升。图2展示了美国在其中一段时间的情况，其他国家的情形也类似。在150年里，成功的工业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总成本差不多都同步增长了20倍。
事实证明，这种成本与生产率互相促进式的发展，正是技术进步与财富分配的引擎。
复制这一成功模式、让资源价格与资源生产率同步提高的想法，是由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负责研究经济手段的特别小组，在2009年发布的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收入较低的家庭一般享受到技术进步的好处要晚于收入较高的家庭，为了避免给收入较低的家庭造成负担，可以适当设定低价档。这种让能源和资源价格可预见的、逐步上涨的方式，将长期强劲地激励人们提高大宗商品的使用效率。
我预测，资源生产率的提高将是长期而且是革命性的，同时也必将为环境政策制定者长久以来感到无能为力的问题，比如基础设施规划、住房、人们的迁移习惯、饮食习惯及对商品耐用性的要求等，提供解决思路。
假设所有经济体最终都将感受到全球资源稀缺或提炼成本上升的影响，可以预见，率先引入高效能技术的国家将会获益，并在全球市场上取得巨大的“先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