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会成为一件坏事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12年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演说中断言：“一位伟大的教师能为梦想摆脱不幸境遇的儿童提供逃离贫困的机会。”换言之，穷人之所以贫穷，要怪罪的只有他们的老师。奥巴马的言论体现出教育在美国已经变成政治工具：本来，强制要求雇主支付更高的工资，就可以立即让数百万儿童摆脱贫穷和“不幸境遇”，而政府却转过来强迫学校举行没完没了的标准化考试，把教室变成孩子和老师们的高压锅。
　　现在，三年级的学生就开始咨询如何应对考试焦虑了，老师们不是向学生教授他们有强烈兴趣的东西，而是进行“应试教育” 。家长们不是为提高自身工资、要求政府为学校拨付更多资金作斗争，而是忙着说服政府停止考试，并把他们的孩子弄进体面的学校—只可惜此时学校普遍资金不足，导致许多学校非常差劲。
　　不难看出，教育与劳动者的贫穷无关。卡车司机很穷。2010年，美国重型卡车及拖挂卡车司机的年中位数工资是37770美元，而每名全职劳动者的平均增加值是119791美元，一些对冲基金经理每年的收入则超过10亿美元。卡车司机的生活也很不易。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对考虑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发出警告：“从事长途卡车司机的职业是一项重大的生活方式选择，因为司机一次可能要离家数日甚至数周。在这期间他们基本上是独自一人。” 但是，一名卡车司机如何通过接受更多教育、师从更多“伟大的”教师来摆脱贫困呢，又如何因他付出的艰辛获得额外的补偿？同样，护理工人、厨师、垃圾收集工、工厂工人、农场工人和建筑工人，又如何通过接受更多教育来增加收入？
　　也不难看出，教育不是富人富有的原因，因为处于富人阶层顶端的是对冲基金经理。2012年，收入最高的有四位基金经理，其中两位的业绩甚至没能打败股市大盘。教育和业绩都不能说明他们的收入是合理的。
　　诚然，假如接受更多教育，那么一名卡车司机可能就不是卡车司机，而是从事要求更高学历、也支付更高工资的专业职业。但教育成为逃离贫困的途径，只有在并非所有劳动者都涌向这条路时才有效。如果社会上所有人都有博士学位，卡车司机、护理工人和垃圾收集工的数量还是和今天一样多。
　　低工资的工人对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正义站在他们这边。如果他们组织起来罢工，他们对提高工资的诉求就不可能被忽视。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身对社会的价值，因此也就不认为自己理应获得公平的工资。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整个少儿时代，从6岁到18岁，学校反复灌输给他们两样东西，在他们脑海中已经根深蒂固了。一是他们不如同龄人有价值。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会得到赞扬、奖励，被更好的学校录取。而成绩差的孩子则面对没完没了的补课和关于如何提高成绩的说教，家长则担心孩子最后只能去当低工资的工人。二是收入不是取决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而是取决于他们个人的造诣。一个孩子对身边人的幸福快乐有多大贡献，学校毫不关心。只有完全与学生个人相关的成就才能被衡量和奖励。学会这两点的工人不认为自己理应得到反映他们工作价值的高工资，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美国学校步入的误区，最好的证明或许就是，毕业于精英学校的巴拉克·奥巴马，为贫困问题开出的居然是个人化而非社会化的药方。我们创造的大量财富—每位劳动者每年119791美元的增加值—是社会产品，而不是个人产品。它之所以如此高，得益于社会劳动分工，而这一分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分工中把只需要低教育水平的职业拿掉，整个社会生产将摇摇欲坠。在分工中把要求高教育水平的职业拿掉，结果也会一样。声称要求高教育水平的职业生产率更高、因此理应得到更高的工资，是完全错误的。但这正是学校灌输和推销的观点。
　　教育面临危机，但问题不在于孩子们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育，而在于他们被灌输了错误的东西。我们不是聚集在一起的孤立个体，每个人只顾生产自己的东西，而是社会的一分子。一些劳动者工资低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教育，而是因为另一些劳动者拿走了超过公平份额的收入。这才是孩子们—以及未来的总统们—应该学会的最重要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