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潘耀明先生的新书《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作家出版社2021年5月版）终于拿到了。
　　对于这本书，我期待已久，怀着一份雀跃而企盼的心情，还夹杂着一丝丝难以名状的忐忑。企盼，是因为早知这是潘耀明四十多年来与诸多文学名家来往交流的书信和照片、字画辑录，正如胡洪侠所言：“完全是一派‘当代文学纪念馆’的气派与风光了。”而忐忑，也正出于此。墨宝手迹虽然珍贵，但毕竟只言片语。难以确定，这些散落于苍茫历史长河中，片段、随散，不无个人式、私语化的记录，能为我们进一步观察文学名家提供多少丰富的内容？能为我们深一步走入文学史场域提供多少有益的信息？
　　这番心情恐怕并非独我所有。潘耀明自己在书籍前言中坦言：
　　时代已进入网络化，文人写稿不用再像以往一样，一笔一画地爬格子，而是清一色用计算机写稿；通信也不用书写了，用“伊妹儿”（E-mail）或微信，既简便又快捷。书写的年代已逐渐远去。文人的信札、手迹也成为历史陈迹。
　　与其人性情风格一致，长期担任《明报月刊》总编辑的潘耀明，话语一向稳健审慎，他所说的，仅是当前时代文化特征，而其深意，则是这电子信息智能化背后的人文思潮变迁，是技术、媒体和艺术领域新变对于文学生存发展的强烈冲击。当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鲜明标志着我们身处多元信息时代巨大的变动性和差异性时，人们面对的，不止是声、光、影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更面临着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包括文学审美方式的深刻变革。在这网络文学铺天盖地、电子阅读习以为常、多媒体交互创作层出不穷的点击至尚、流量为王的信息化时代，连传统文学创作的意义都不断遭到质疑，遑论蘸墨提笔的飞鸽传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坚持认为，当我们不再必须以笔代言、交流往来可以突破时空障碍、记录存储方式更加多元智能时，思考书信文化于人类的价值和时代的意义，也许比任何时候都来得严谨而迫切。

贰

　　与其说这本书精选收录了著名作家学者的笔墨手迹，不如说是记录了潘耀明与诸多文化名家的来往交流，我更愿意用“印象记”这一说法来评述。也许不少人以为与名家的交流交往，得益于潘耀明长期担任《海洋文艺》杂志执行编辑、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明报月刊》总编辑等出版职务之便，这种见解显然是偏狭的。职务也许可以提供交往的便利，却不能保证交流的顺畅与长久。
　　从与巴金十几次的书信来往，到与钱锺书的推心置腹，再到艾青的密切往来、卞之琳的信任倚重、萧乾的信赖托付……我们看到潘耀明与名家的来往，早已超越了采访记录的程序范围，全然是志趣相投的性情相交，这正源于他对文学事业诚挚得近乎“痴愚”的一片赤诚，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于作品的认真和对于作家的尊重。他读艾青的诗，崇仰他坦荡浩然的胸襟；读冰心的散文，倾慕她从容洒脱的气度；读巴金的小说和散文集，钦佩他坚毅的人格与深邃的思想……正因为他熟悉每一位作家的代表作品，仰慕他们独特丰盛的性情气质，才产生渴望沟通、加深了解、接近真实的心情，才使得他的名家“印象记”，可以完全超越个人经验的范围，呈现出平淡从容、真切自然、诚恳纯粹的状态，于细微处见真情，于随散中得真意。
　　这正是书信文化的第一层意义——自然的真实。在信息智能尚未如此迅猛发达、计算机互联网络还没有全面渗透的时代，书信仍然是许多人习惯用以表达情感、交流思想、沟通意见的重要方式。对象的明确性和传播的有限性，决定了大部分书信往往是比较私密而不对外公开的，由此带来了书信表达的“真实性”特征。当然，深受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的我们，现在已经对“真实”的内涵和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也不再对“绝对真实”怀抱不切实际的期待。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相对真实”并不代表虚假、虚构和虚伪，它只是有所局限地呈现“全部真实”的部分而已。而一旦如果我们认同人事万物复杂多元的存在状态，那么其实所谓“全部真实”也并不存在，因此这有限的“相对真实”或者说“部分真实”，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能认识到的自然而然的真实了。
　　简而言之，书信往来的私密特征，决定了其内容的相对真实性，由此体现了书写主体的自然真实性，这便是所谓“见字如面”的意义。白纸黑字不是毫无生机的刻板符号，而是蕴涵书写人当时当下的心情、意念、思想的活泼意象，所以，读冰心书写的：“人间的追悼会，就是天上的婚筵。”仿佛一位简素清雅的老人坐在藤竹椅上淡淡微笑；看吴祖光挥毫写就：“七夕月色明如玉，一带银河泪似泉；法海于今胜金母，年年牛女不团圆。”正是一个倔强桀骜的文士立于高楼而目光炯炯；听卞之琳解释：“有的把我归入‘新月派’，有的把我归入‘现代派’，其实，就诗论诗，我两派都是又两派都不是，不是吗？”恰是一名文采风流思想敏锐的雅客斜倚栏边而眼神熠熠……当然，这里说的“书信”并不止于信札，还包括许多诗词画作，如汪曾祺趣味横生的水墨花卉、俞平伯典雅工整的小张书法、赵清阁秀丽清隽的山水贺卡，等等，都是作家学者的笔迹墨宝，是隔着空间的亲切会面，是穿越时间的真诚对话，更是敞开心灵的接近融通。

叁

　　如果以笔墨字迹代表的“书信文化”仅仅呈现主体的自然真实面向的话，对于解读文学作品、认知文学史有什么意义？对于社会发展、文明建设、精神启迪又有何作用？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恐怕要回到理解“文學”“文学史”的原点上来。文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不一样之处就在于，它虽然是一种人工产品，但除了文字和符号之外，既没有其他物质实体形态，也不切实参与社会组织建设，更多时候，文学是以虚构的话语形式表达人类想象自我和建构世界的某种精神意图，这就是南帆一针见血指出的：
　　文学内部不存在一个藏匿“本质”的分子式，从而决定文学的不变形式；文学话语之所以如此独特，恰是因为文学与经济学、哲学、医学等话语如此不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什么都不是，却又什么都是，它可以纵览历史、观照当下、创想未来，也可以袒露性情、沉潜心灵、对话苍穹，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即是此意。 　　正因为“文学”如此包容万象、驰骋纵横，所以我们体悟文学情感、解读文学意象、追踪文学意义，往往不能仅凭“纸上谈兵”地照本宣科，而是要尽可能通过回返社会生活各种现实联结，找尋进入文学秘境的通衢。所谓历史背景、时代思潮、社会现实，便在这个时候显出独特价值；而隐匿其中所有微渺的细节、琐碎的人情、庸常的世故，自然也就为文学鉴赏与批评提供了最有益的助力。这就是为什么要真正读懂读好一部文学作品，往往需要深入了解社会历史背景、时代文化思潮、作家性情思想等“文学周边”。
　　阅读“文学”尚且如此，走近“文学史”更难以摆脱这些纠缠而细微的“周边”。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的累积与排列是“文学典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所谓“文学史”，不是文学作品的简单集合，而是关于文学的历史，简而言之，就是“文学及其周边”的历史。作为一个涵容广泛的文化场域，“文学史”理所当然地包括了与文学生产和传播相关的一系列人事物象，理所当然地聚合了所有关系的错综联结和意义的冲突碰撞。每一个新的细节发现，都可能帮助我们部分还原“文学史”情境；每一种新的关系厘清，都将帮助我们更深入一步“文学史”中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笔墨手迹为代表的“书信文化”体现出了对于“文学”和“文学史”独特而重要的价值作用。
　　我们看到，作家的信札和书画，不止是简单的对话交流，而是深刻蕴涵了情感表达、文化思考、历史评鉴和现实观察，更隐微体现了各种错综复杂的人事物象关系，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可以说是“时代”的一个微缩镜头，透过这一个个看似微小的镜头，我们可以瞥见历史生动的五光十色：艾青笔墨“上帝与魔鬼都是人的化身”触动人心的，不止是苍茫的笔锋，而是诗人对特殊年代的深沉思考；茅盾亲笔“榆林港外水连天，队队渔船出海还；万顷碧波齐踊跃，东风吹遍五洲间。”感染人情的，也并不全是作家伏案的精神劲头，更是新中国亲历者对光明未来的饱满信心……至于由信札书画，看萧红与端木蕻良的爱恨纠缠、曹禺对吴祖光的伯乐之赏、蔡其矫与舒婷的诗文情谊、老舍与赵清阁的君子之交等等，更是一桩桩往事历历在目，一段段情感平实真切。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恐怕很难相信，只言片语也可以脉脉情长。更重要的是，这些可能并未记载于正史的人情轶事，摆脱了正襟危坐的严肃，放下了陌生疏淡的矜持，却恰恰因为这份平庸寻常，而深蕴着人情的温度和人性的真实，成为还原历史场景、了解时代典故、认知文学历史的另一种方式。

肆

　　之所以说这本书是“印象记”，是因为写作主体仍是潘耀明，这些大师对话、文人交流、友朋雅谈，都是他的“印象记录”，这也使这本书在保证史料价值的同时，更平添了生动旨趣。毕竟，如果仅仅只是笔墨字迹的收集、整理和辑录，那么最多只能算是史料考据工作，既了无生机，又可能语焉不详。
　　潘耀明是一个情感丰富、文心玲珑的人，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和出版工作，使他对于文学、文化有深刻的体悟和独到的见解，形成文笔矫健而不失情致、文风凝练而自成气韵的文采，因此他笔下的人事物象，看似家长里短，却总能于寻常间显灼灼意象，在细微处呈熠熠华光，看出了俞平伯“书呆子型的学者兼作家”背后的坚毅倔强，钱钟书幽默风趣之中的谦逊恢宏气度，汪曾祺“风趣的老顽童”内里的睿智敏感……是记录，是评人，更是论史，无怪乎有论者说：“此书的有趣之处，正在这样的墨迹与墨迹前后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既可为当代文学史提供细节与补白，又可给喜欢掌故的人贡献趣味与谈资”，可谓确论。
　　《山花》杂志原主编何锐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文学编辑工作时，曾有感而发：
　　文学编辑与作家、批评家一样，都是文学从业者，他所从事的是一种创造性劳动，而绝非仅为他人作嫁衣。我个人认为，编辑工作是一项充满魅力的职业，能够充分发挥你的创造力、想象力，并由此给你带来无穷乐趣。
　　1966年1月创刊的《明报月刊》，其定位是以全世界华人学者、知识分子为对象，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要内容，努力发挥“海外华人沟通心声的一个桥梁”作用。
　　作为《明报月刊》的总编辑，不仅需要具备扎实文学文化知识、丰沛文采、敏锐思辨等基本素养，而且还要拥有开阔的视野、浩荡的胸襟、从容的气度等创造能力，可贵的是，潘耀明都做到了。而更难得的是，他还有着一份对于文学的虔诚之心，能够尽情发挥生命的光与热，全身心投入文学事业的建设发展，投入与广大华侨华人作家的沟通交流，为世界华文文学的蓬勃兴盛作出积极的贡献。正如书名所言，这份诚挚的深情，不止流动于笔墨之间，更将长久地跃动于心中。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