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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西方的发展经历了世界前所未有的大繁荣。20世纪，这种繁荣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几近消失，这是一幅波澜起伏的历史画卷。我的新书《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揭示了这段历史与各国国内创新活动兴衰之间的关联。它还讲述了兴盛富足的本质和源泉。兴盛富足由两部分组成：物质部分是生产率与薪资水平的提高；非物质部分的“繁荣”（fourishing）是指个人创造力和才华的成功发挥。为了施展才华，人们必须积极投身于充满挑战与机遇的世界。经济的活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生活体验，是决定我们幸福与否的关键。
富足兴盛与大创新携手而至。大创新于1815年以迅雷之势发轫于英国，很快在美国，继而在德国与法国兴起。它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其他国家因拥有意愿，并也能够复制创新的企业家而同样受益。大创新使数量庞大且不断增多的人群实现了繁荣，这就是大繁荣。大繁荣在体验方面的好处是，索然无味、按部就班的工作，被精彩纷呈的职业生涯、报酬丰厚的工作所取代。在发展方面的好处是，当人们运用想象力创造新事物、凭借智慧应对挑战时，会在这一过程中完成自我表现、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
将大创新引入一个国家的，不是某个国家的科学进步，而是其经济活力。它既是创新的源泉，又为创新提供空间。国家需要培育合适的激励环境、建立必要的制度，并且注意不树壁垒。在合适的市场条件下，具有高活力的经济能够促进创新水平，同时防止其所孕育、尝试的创新遭遇种种厄运。美国之所以孕育了最为丰富的创新，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在构思并努力实现新点子，这是一种草根的活力。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人投入到疯狂的创造、修正、探索和试验中，陷入了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所说的“对新事物的狂热”之中。
我在新书中提出，促使经济活力焕发的，是1490年至1940年兴起的现代价值观，尤其是与个人主义和活力论有关的价值观。它包括为自己思考、为自己工作、与他人竞争、克服障碍、敢于尝试和有所成就。有勇气通过创造或探索未知事物来表现自我，敢于独立于社会、家庭和朋友之外，也属于现代价值观。我提出的命题是，这些价值观刺激产生一种对施展才华的渴望，形成了一种关于“为什么而活”的现代理念—追求美好生活。这些价值观如在一国盛行，通常就会催生出提供满足这些渴望的工作机会的经济—一种带来繁荣的经济。
这一命题能够得以检验，通常可用家庭调查中对工作的满意程度来衡量一国的繁荣程度。受访者关于“对工作有何期许”的回答，可以衡量现代价值观的盛行程度。如果这一命题成立，我们会看到，一个接受现代价值观的人，会追求有趣味、需要主动精神、提供变化、带来竞争等挑战的工作和职业生涯。书中发现，在现代理念方面得分高的国家，确实也有很高的工作满意度，因为它们建立了具有活力的经济，能够提供满足上述追求的工作。
这意味着，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制度保障，使他们能够追求自己想要的职业生涯和工作，而真正实现职业梦想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制度和政府在其中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它们对理念的形成影响甚微。现代价值观一旦强大起来，就一定会产生对个人权利的普遍需求，这使创新以及通过创新性冒险来谋生成为可能。
在现代的巅峰时期，一些现代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从重商主义经济进入现代经济，它们是第一批获得活力的经济体。它们帮助数量巨大且越来越多的人追求美好的生活。
进入20世纪，曾经具有活力的国家丧失了一半以上的活力。英国和德国是在20世纪40年代，法国是在60年代初，美国则是在1970年左右。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失业以及工作满意度的大幅下降。创新主要局限在引人注目的“科技”行业。
除互联网领域以外均告中断的自主创新的匮乏，被普遍归咎于政策制定和制度方面的问题。历史学家就把英国的衰落归因于合理化运动、卡特尔化和唯工会会员雇佣制，这些政策维护旧事物，阻碍新事物。在法国和意大利，企业家将本国的衰落归因于财政和监管政策。根据这些政策，当小企业成长为中型企业时，将面对更严格的雇佣规则和更高的税率，从而打消了小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在美国，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成功取决于不遗余力的游说，而非不遗余力的创新。在美国和欧洲，议会的主要精力放在让受政治青睐的企业和城市免受自己制定的法律影响，并单独为它们提供拨款、援助和贷款。
但是，经济活力的下降主要是由其它因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寻租和庇护行为的日益猖獗。我在书中列出了许多阻碍创新的制度和政策，比如大企业和金融界的短期主义，令工作年龄人群高估自身财富的过低赋税，当然还有雷区密布的专利政策和监管风险。这些都是重要因素。
然而，价值观的转变也同样重要。或许，现代价值观已然式微，降低了人们对创新的渴望。又或者，与现代价值观对立的其他价值观已经兴起。就连寻租和庇护行为也不仅仅是政府及经济中利己主义的产物。什么符合人们的一己私利，取决于他们各不相同的价值观，取决于他们在生活中的兴趣所在。西方经济活力的急剧下降，可以归因于两种毁灭性趋势，它们逐渐侵蚀了价值观体系。
第一是对现代经济方式的敌意态度。 早在现代以前，欧洲大陆就存在对资本主义的抵触。由于过去富有活力的经济体是建立在重商资本主义阶段诞生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抨击无意中产生了削弱经济活力的意外效果。换言之，欧洲大陆一度富有活力的国家，从一开始对这种活力的把握就不牢固。
到了20世纪初的10年，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在欧洲大陆已经很有影响力。他们对企业利润心怀畏惧，谋求将一些企业国有化，或者限制它们的盈利，或者将其利润从股东手中再分配至利益攸关方手中。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一家企业在盈利，就不应该削减雇工人数。战后法国和德国的教科书将资本家贬斥为小丑。这种敌意吓跑了创新者，暗淡了创新的意愿。
20世纪20年代，反对资本主义的社团主义思想开始涌现。社团主义者秉持保守的价值观，憎恶新行业对城镇和各地区的入侵，认为它们颠覆了传统的方式、财富和地位。他们对新资本有着格外强烈的憎恨。他们在意大利、德国以及最终在法国的目标，是控制私营企业而不是私有制。资本应流向企业家和金融家认为能够盈利之处的资本主义原则，被政府更清楚该如何的社团主义信条所取代。 社团主义者还憎恶现代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对国家有益的才是好的。那些为了刺激、名声、财富或乐趣而努力成为创新者的人，是不合时宜的。至于经济活力会被这些保守价值观损害，则根本不在社团主义者的考虑之内。
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和随后的美国开始痴迷于一套类似的传统价值观—团结、社会保护与保障。这些价值观导致社会福利膨胀。如果社会福利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就不会对人们的工作积极性造成打击，但它们通常资金不足。劳动力数量和国内外产出的减少，使为创新提供空间的市场缩水。这些价值观还滋生了拖延或阻碍创新的重重监管。
有没有过硬的证据来证明，这些价值观确实损害了经济活力、降低了工作的吸引力呢？书中的统计研究发现，现代价值观的盛行有助于提高工作满意度。如果是保守和传统价值观盛行呢？这些价值观如果只在基本水平上盛行，可能会构成某种安全网，促进某些创新。然而，那些在传统价值观上得分较高的国家，通常在工作满意度上得分较低。
第二是偏离美好生活的现代定义（亚里士多德曾蜻蜓点水般地提出过，并在现代最终成型），重拾物质主义，不论其中的主观意愿有多好。美国人的态度也日益表现出对创造和发现新事物不感兴趣。学生喜欢进入银行业，而不是工商业。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赚钱至上的倾向，已成为一种普遍“疾病”。低储蓄变成了自我毁灭。物质主义变成了贪婪。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对金融界的一项调查发现，38%的受访者表示，假如能够不被发现，他们愿意为了1000万美元从事内幕交易。
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认为，美好生活的现代概念是美国人特有的。当我在2003年的一次会议中提到人们对这种生活的追求时，拉尔夫·戈莫里（Ralph Gomory）说“这种观点很美国化”。我答道，我对美好生活的理解来自切利尼（Cellini）、塞万提斯（Cervantes）以及柏格森（Bergson）等欧洲人。
欧美的严肃思想家尽管不是彻底的物质主义者，但也已远离美好生活和美好经济的现代定义。20世纪20年代，约翰·杜威（John Dewey）认为一份好工作是一种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的智力锻炼，而不是一块以锻炼创造力、驶入未知领域为目的的跳板。1943年，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对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做出论述。他提出的自我实现是指：实现一个人的内在潜能，而不是指柏格森的“生成”（becoming）。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的“能力”（capabilities）也与之一脉相承。
现在，我们甚至可以在高级别的报告中发现对物质主义思想的全盘接受。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2009年的报告尽管不重视一个物质主义的衡量指标—产出，但却坚定地使用其他衡量幸福的物质主义指标，比如家庭财富与收入、工作以外的闲暇时间以及长寿。他们没有考虑任何非物质主义的体验。
这种指标体系忽视了由创新、探索和个人成长构成的世界。关于美好生活的如下理念已经随风而逝：它是一次狂野不羁的旅行，在一个有着开放式未来的经济中徜徉，它带来挑战，也提供无法想象的回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心目中的美好生活，不可能是充满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式的神秘、尼采（Nietzsche）式的挑战和柏格森式“生成”的生活。
过去10年的研究让我相信，再度实现大繁荣需要广大民众一起付出新的巨大努力。尽管在某些方面政府应该变小，但在另一些方面它应该变大。上述努力需要政府为雇佣低薪劳动力提供大量补贴。只进行机制上的修修补补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草根活力实现大范围恢复，上述努力才可能成功。 为此必须清除近几十年里阻碍创新的重重障碍。对于欧美来说，首先必须再次克服过去一个世纪中死灰复燃的中世纪价值观，重新确立个人主义和活力论的价值观，因为它们才是为西方在辉煌的历史中造就活力的根本价值观。
富足兴盛与大创新携手而至。大创新于1815年以迅雷之势发轫于英国，很快在美国，继而在德国与法国兴起。它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其他国家因拥有意愿，并也能够复制创新的企业家而同样受益。大创新使数量庞大且不断增多的人群实现了繁荣，这就是大繁荣。大繁荣在体验方面的好处是，索然无味、按部就班的工作，被精彩纷呈的职业生涯、报酬丰厚的工作所取代。在发展方面的好处是，当人们运用想象力创造新事物、凭借智慧应对挑战时，会在这一过程中完成自我表现、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
将大创新引入一个国家的，不是某个国家的科学进步，而是其经济活力。它既是创新的源泉，又为创新提供空间。国家需要培育合适的激励环境、建立必要的制度，并且注意不树壁垒。在合适的市场条件下，具有高活力的经济能够促进创新水平，同时防止其所孕育、尝试的创新遭遇种种厄运。美国之所以孕育了最为丰富的创新，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在构思并努力实现新点子，这是一种草根的活力。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人投入到疯狂的创造、修正、探索和试验中，陷入了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所说的“对新事物的狂热”之中。
我在新书中提出，促使经济活力焕发的，是1490年至1940年兴起的现代价值观，尤其是与个人主义和活力论有关的价值观。它包括为自己思考、为自己工作、与他人竞争、克服障碍、敢于尝试和有所成就。有勇气通过创造或探索未知事物来表现自我，敢于独立于社会、家庭和朋友之外，也属于现代价值观。我提出的命题是，这些价值观刺激产生一种对施展才华的渴望，形成了一种关于“为什么而活”的现代理念—追求美好生活。这些价值观如在一国盛行，通常就会催生出提供满足这些渴望的工作机会的经济—一种带来繁荣的经济。
这一命题能够得以检验，通常可用家庭调查中对工作的满意程度来衡量一国的繁荣程度。受访者关于“对工作有何期许”的回答，可以衡量现代价值观的盛行程度。如果这一命题成立，我们会看到，一个接受现代价值观的人，会追求有趣味、需要主动精神、提供变化、带来竞争等挑战的工作和职业生涯。书中发现，在现代理念方面得分高的国家，确实也有很高的工作满意度，因为它们建立了具有活力的经济，能够提供满足上述追求的工作。
这意味着，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制度保障，使他们能够追求自己想要的职业生涯和工作，而真正实现职业梦想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制度和政府在其中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它们对理念的形成影响甚微。现代价值观一旦强大起来，就一定会产生对个人权利的普遍需求，这使创新以及通过创新性冒险来谋生成为可能。
在现代的巅峰时期，一些现代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从重商主义经济进入现代经济，它们是第一批获得活力的经济体。它们帮助数量巨大且越来越多的人追求美好的生活。
进入20世纪，曾经具有活力的国家丧失了一半以上的活力。英国和德国是在20世纪40年代，法国是在60年代初，美国则是在1970年左右。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失业以及工作满意度的大幅下降。创新主要局限在引人注目的“科技”行业。
除互联网领域以外均告中断的自主创新的匮乏，被普遍归咎于政策制定和制度方面的问题。历史学家就把英国的衰落归因于合理化运动、卡特尔化和唯工会会员雇佣制，这些政策维护旧事物，阻碍新事物。在法国和意大利，企业家将本国的衰落归因于财政和监管政策。根据这些政策，当小企业成长为中型企业时，将面对更严格的雇佣规则和更高的税率，从而打消了小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在美国，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成功取决于不遗余力的游说，而非不遗余力的创新。在美国和欧洲，议会的主要精力放在让受政治青睐的企业和城市免受自己制定的法律影响，并单独为它们提供拨款、援助和贷款。
但是，经济活力的下降主要是由其它因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寻租和庇护行为的日益猖獗。我在书中列出了许多阻碍创新的制度和政策，比如大企业和金融界的短期主义，令工作年龄人群高估自身财富的过低赋税，当然还有雷区密布的专利政策和监管风险。这些都是重要因素。
然而，价值观的转变也同样重要。或许，现代价值观已然式微，降低了人们对创新的渴望。又或者，与现代价值观对立的其他价值观已经兴起。就连寻租和庇护行为也不仅仅是政府及经济中利己主义的产物。什么符合人们的一己私利，取决于他们各不相同的价值观，取决于他们在生活中的兴趣所在。西方经济活力的急剧下降，可以归因于两种毁灭性趋势，它们逐渐侵蚀了价值观体系。
第一是对现代经济方式的敌意态度。 早在现代以前，欧洲大陆就存在对资本主义的抵触。由于过去富有活力的经济体是建立在重商资本主义阶段诞生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抨击无意中产生了削弱经济活力的意外效果。换言之，欧洲大陆一度富有活力的国家，从一开始对这种活力的把握就不牢固。
到了20世纪初的10年，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在欧洲大陆已经很有影响力。他们对企业利润心怀畏惧，谋求将一些企业国有化，或者限制它们的盈利，或者将其利润从股东手中再分配至利益攸关方手中。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一家企业在盈利，就不应该削减雇工人数。战后法国和德国的教科书将资本家贬斥为小丑。这种敌意吓跑了创新者，暗淡了创新的意愿。
20世纪20年代，反对资本主义的社团主义思想开始涌现。社团主义者秉持保守的价值观，憎恶新行业对城镇和各地区的入侵，认为它们颠覆了传统的方式、财富和地位。他们对新资本有着格外强烈的憎恨。他们在意大利、德国以及最终在法国的目标，是控制私营企业而不是私有制。资本应流向企业家和金融家认为能够盈利之处的资本主义原则，被政府更清楚该如何的社团主义信条所取代。 社团主义者还憎恶现代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对国家有益的才是好的。那些为了刺激、名声、财富或乐趣而努力成为创新者的人，是不合时宜的。至于经济活力会被这些保守价值观损害，则根本不在社团主义者的考虑之内。
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和随后的美国开始痴迷于一套类似的传统价值观—团结、社会保护与保障。这些价值观导致社会福利膨胀。如果社会福利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就不会对人们的工作积极性造成打击，但它们通常资金不足。劳动力数量和国内外产出的减少，使为创新提供空间的市场缩水。这些价值观还滋生了拖延或阻碍创新的重重监管。
有没有过硬的证据来证明，这些价值观确实损害了经济活力、降低了工作的吸引力呢？书中的统计研究发现，现代价值观的盛行有助于提高工作满意度。如果是保守和传统价值观盛行呢？这些价值观如果只在基本水平上盛行，可能会构成某种安全网，促进某些创新。然而，那些在传统价值观上得分较高的国家，通常在工作满意度上得分较低。
第二是偏离美好生活的现代定义（亚里士多德曾蜻蜓点水般地提出过，并在现代最终成型），重拾物质主义，不论其中的主观意愿有多好。美国人的态度也日益表现出对创造和发现新事物不感兴趣。学生喜欢进入银行业，而不是工商业。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赚钱至上的倾向，已成为一种普遍“疾病”。低储蓄变成了自我毁灭。物质主义变成了贪婪。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对金融界的一项调查发现，38%的受访者表示，假如能够不被发现，他们愿意为了1000万美元从事内幕交易。
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认为，美好生活的现代概念是美国人特有的。当我在2003年的一次会议中提到人们对这种生活的追求时，拉尔夫·戈莫里（Ralph Gomory）说“这种观点很美国化”。我答道，我对美好生活的理解来自切利尼（Cellini）、塞万提斯（Cervantes）以及柏格森（Bergson）等欧洲人。
欧美的严肃思想家尽管不是彻底的物质主义者，但也已远离美好生活和美好经济的现代定义。20世纪20年代，约翰·杜威（John Dewey）认为一份好工作是一种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的智力锻炼，而不是一块以锻炼创造力、驶入未知领域为目的的跳板。1943年，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对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做出论述。他提出的自我实现是指：实现一个人的内在潜能，而不是指柏格森的“生成”（becoming）。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的“能力”（capabilities）也与之一脉相承。
现在，我们甚至可以在高级别的报告中发现对物质主义思想的全盘接受。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2009年的报告尽管不重视一个物质主义的衡量指标—产出，但却坚定地使用其他衡量幸福的物质主义指标，比如家庭财富与收入、工作以外的闲暇时间以及长寿。他们没有考虑任何非物质主义的体验。
这种指标体系忽视了由创新、探索和个人成长构成的世界。关于美好生活的如下理念已经随风而逝：它是一次狂野不羁的旅行，在一个有着开放式未来的经济中徜徉，它带来挑战，也提供无法想象的回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心目中的美好生活，不可能是充满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式的神秘、尼采（Nietzsche）式的挑战和柏格森式“生成”的生活。
过去10年的研究让我相信，再度实现大繁荣需要广大民众一起付出新的巨大努力。尽管在某些方面政府应该变小，但在另一些方面它应该变大。上述努力需要政府为雇佣低薪劳动力提供大量补贴。只进行机制上的修修补补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草根活力实现大范围恢复，上述努力才可能成功。 为此必须清除近几十年里阻碍创新的重重障碍。对于欧美来说，首先必须再次克服过去一个世纪中死灰复燃的中世纪价值观，重新确立个人主义和活力论的价值观，因为它们才是为西方在辉煌的历史中造就活力的根本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