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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论植根于实践，反过来又会指导实践。墨子思想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生活智慧、人文精神和治国理念，通过对它的重新解读，既可以重新理解墨子思想价值，又可以对当代治国理政给与启示。本文拟首先阐明墨子非攻、兼爱思想提出背景及内涵，其次简要分析我国当代和平发展之路的现状，最后谈墨子非攻、兼爱思想对我国当代和平发展道路的启示。
关键词：墨子;非攻兼爱思想;和平发展道路;启示
在过去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其中不乏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例如：民为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扶贫济困、兼相爱交相利、非攻、无为而治、道法自然、众生平等等，它们是我们的根本，是我们的精神命脉，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这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是我们能在激荡的世界文化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认为“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华各民族的历史实践中，蕴含着祖先们丰富的生活智慧、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经过改造和现代诠释，不仅可以为当代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当代治国理政提供有益的启示。墨家的非攻、兼爱思想就是其中之一，既反映了战乱时期人民渴望和平、过上安稳生活的愿望，又反映了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政治治理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今世界也类似于墨家所处的战国时代。重温墨子思想既有利于重新认识墨家学说的理论价值，又对我国解决各种矛盾冲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墨子非攻、兼爱思想提出背景及内涵
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礼崩乐坏，周王室衰微，诸侯为扩张势力，相互争霸，战争不断，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和平安宁;另一方面，诸侯国为富国强兵、广纳贤士，社会各阶层人士按照本阶级的利益纷纷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包括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农家、兵家等。墨家的创始人墨子站在农业、手工业者的立场上，深刻批判了儒家所维护的旧秩序，并呼唤关注底层民众权益，提出了非攻、兼爱、尚贤、节用、明鬼、非命等为代表思想的一套新秩序，以期扭转纷乱不义之时局而走向一统。
旧的社会秩序崩溃，周王作为天下共主已名存实亡，各诸侯国没有了约束，各自为政。为了抢夺有限的资源，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各国相互征战，冲突不断，丛林法则盛行，没有道义可言。一方面，战争不仅劳民伤財，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还会破坏农时、影响农耕，破坏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伦理关系，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战争中战胜国永远是少数，所获的利益也很小、不如失去的多，只是获得了自己有余的土地，却牺牲了自己不足的人口，且在侵占他国利益时胜利只是一时的，总会被其它国家联合在一起给消灭掉。正是见识到了战争极大地破坏性和残酷性，以及战争本身损人利己的不正当性，墨子竭力反对战争，主张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利益纠纷。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想实现自身的发展，掠夺只会加剧自身的灭亡，和平地解决才是正确的道路。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不义的，防御性战争和抵制他国不义战争的战争是正义的、值得提倡的，且为了防止被他国攻占而灭亡，国家需要进行强军、在备战方面进行充足的准备。
那么，在资源有限，大家都想发展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发展呢？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以期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人民共同目标。在他看来，天下祸乱（包括由资源抢夺引发的战争与各种伤害）的根源就是人与人之间不相爱，且爱有差等会加剧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纠纷，所以墨子提出爱无差等，既爱且无差等，这是兼爱思想的核心内容，“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它表达了一种仁爱、公正、平等的交往思想，超越了血缘、地域、民族、时空的局限。在人际将往中，只有做到了一视同仁，才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不同的矛盾利益冲突，否则会直接激化矛盾，产生仇恨与战争。一方面兼相爱可以避免由差等之爱导致的祸端，另一方面，兼相爱也可以得利。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必然的会想要对他人好、利他并且践行出来，而不只是嘴巴说一说、脑袋想一想，否则爱就会变成虚伪，并不是真正的爱。且墨子认为你对他人怎么样，他人也会对你怎么样，所以当你爱他人的时候，他人也会爱你，你利他人的时候，他人也会利你，投桃报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天下人都相互爱护相互有利，且没有祸乱的时候，那么天下之利就兴了，天下之害就除了，兼相爱的交相利的目的也就实现了。当然，爱是一个相互的过程，爱他与利己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单方面的爱他或是利己都是不行的，最终都会消磨爱意，关系破裂，甚至走向敌对。所以交往过程中要想实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交往主体双方爱利的平等性、一致性、交互性尤为重要，既权利共享的同时，责任也要共担。要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人民共同目的，在实行兼相爱交相利的过程中，兼以易别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因为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的交相别会导致交相恶，是祸乱产生的根源，所以要实现主体之间最大限度的共赢、利益的最大化，兼相爱交相利必然会取代交相别与交相恶。
在实现主体间的共同目标、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壹同天下之义”即“尚同”必不可少。由上可知，兼相爱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如果只是某一方的单方面爱利他人，另一方只顾亏人利己，那么就无法实现交相利的共赢目的，所以主体间对兼爱思想秉持着相同的支持态度是尤为重要的。且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义利观、价值评判标准是有利于天下太平的，当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义利观，必然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各种冲突矛盾都没有统一的化解标准，只能任其发展、恶化，最终甚至产生仇怨、战争，不仅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反而伤害了所有人，这是我们所反对的，所以为了实现主体间的和谐共处、互利共赢，具有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义利观显得尤为重要。再进一步讲，当主体间有了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主体的行为就会变得有序和规范。但是这个有序和规范的长久维系只靠道德自律是不够的，外在的监督即“民之正长”以及恰当的奖惩制度都是必要的，即一个共同的政府或公权机构与配套的制度是必要的。当主体之间因为共同的价值追求、利益目标团结在一起，形成了具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共同体时，要想共同体可以运行的下去，可以且必须遵循统一的制度规范是必要的，否则人们的行为就会散漫无度，容易侵犯他人的利益产生纠纷。而制度是否正常的运行了、人们是否真正遵守了制度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公权机构去协调和引导，保证共同体的正常运行。当然，这个政府或公权力必须是代表人民的、坚定地维护共同体利益的，这是它地位合法性的来源，违背了人民、共同体的利益，这个政府或共同体就是恶的、不被承认的。 在战国时期，面对资源有限以及各国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冲突，墨子意识到了战争损人利己的非正义性，非正义性的战争不仅不能带来资源与发展，反而会导致资源受损、短缺以及国家树敌，无法发展甚至灭亡的悲剧，所以墨子对谋求发展的大国之间提出了非攻的和平发展之路。他认为只有和平发展才是正当的、才是符合人民期盼的道路;也只有和平发展，才能保护、拥有、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而不是破坏现有资源、得不偿失;也只有和平发展才能不损害他国的利益、减少树敌，才能真正的立于不败之地。那么，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又该如何具体去做，才能减少矛盾与摩擦，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呢？墨子认为要兼相爱交相利，以利天下人为目标，以爱无差等为核心、以兼以易别的方式构建一条平等、公正、互惠互利的共赢之路。除此之外，还包括了确立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统一的制度规范和公共的政府或公权机构。
2 我国当代和平发展道路的现状
当今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和战国时期墨家所处的战国一样，资源有限和各民族、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伴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一方面各国之间的利益、诉求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面对环境保护、大气污染、网络安全、恐怖主义、接收难民、公平正义、发展失衡等共同问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另一方面，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旧有的国际秩序，尤其是近年来西方大国日益显露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不利于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互利共赢。
中国作为地球村的一份子，也必然地卷入了工业革命、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也日益加强。中国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和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基因，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除了受和文化基因影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因素、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国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因素都决定了我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从毛泽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港澳的和平回归、改革开放、加入联合国、WTO、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申办奥运、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实行“一带一路”等，中国从最开始被迫加入全球化的浪潮中，到现在主动参与、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在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勇担责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仅自己走和平发展之路，还为世界的和平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提出了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2017年2月“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联合国决议，逐渐成为全球共识，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同时也受到了各界人士的质疑和抵制。
由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的不同、文化异质、文化交流障碍、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等因素，使得他国对我国的和平发展、互利共赢道路产生了误解甚至是阻力，认为中国是实行民族主义、世界主义、文化霸权、中国威胁论等等，美国甚至对我国单边地实行贸易壁垒……这既不利于我国的和平发展之路，也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如何恰当的解决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各国的利益纠纷、矛盾冲突，对于我国的和平外交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 墨子非攻、兼爱思想对我国当代和平发展道路的启示
首先是坚持走非攻的和平发展原则。与古代相比，战争不仅形式不一样，有冷战与热战之分;战争武器、策略革新，使得战争的破坏性和残忍性提高到了极高的程度，美国和苏联冷战时期的军备物资可以将整个地球都给毁了，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小范围了。与古代相比，现代战争唯一不变的是亏人以自利的非正义性。要想实现有限资源下的国家发展，和平的方式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既符合人民的利益、又有正当性、又可以在不破坏有限资源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利用资源。当然，以何种方式实现不同国家利益的和谐发展呢？君子动口不动手，以共商的方式，与不同的国家平等地进行对话、沟通，尊重对方的需求、表达自己的利益、寻求利益的共同点和效益的最大化，以此最大限度的降低资源消耗、实现和平发展。
其次是采取兼相爱交相利的手段，以实现平等、公正、互利的包容共赢为目标。在解决不同的矛盾冲突、利益纠纷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的是共商的方式合理表达诉求。那么对于具体的内容呢？不同国家的利益纠纷、矛盾冲突从根源上讲是因为不相爱从而也不相利、甚至是对立引起来的。因此，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才能一劳永逸。在发展、寻求利益的过程中，爱他人如己，自然而然地会超越血缘、地域、民族的局限，平等、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切身的考虑他人的情况需求，自然而然地会有利于他人，对他人好的同时自然会受到来自他人的善意，从而利己，实现共赢的局面，从而化解纠纷。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到兼相爱、交相利是一个相互的过程，意味着既不要求某一方一味付出，也不提倡一味亏人以自利的，逐利是人的本性、发展是人的权利，要在双方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互爱互利、共建共享共担，形成良性发展系统，形成正确的义利观。
最后是建立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制度规范和公权机构。协调各方矛盾冲突的时候，首先要树立统一的价值观、价值评判标准。要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为目标，要承认兼相爱交相利手段的正当性、恰当性，以此我们才能以共同的价值标准规范我们的行为，朝着同一目标出發，在一个仁爱、包容、公正、平等的环境下，为实现互利共赢提出各自的方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掘人类智慧，而不是互不认同、互不理解的鸡同鸭讲。当然树立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并不是要推行文化霸权，是一种和而不同的价值认同，强调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而不是均质化、单一化。其次是确立新型的秩序、制度和规范。道德律对人的约束作用终究是有限的，要想矛盾顺利解决、合作持续发展，明确的制度、法律、规范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理念不仅适合中国国情，对于当代国际纠纷的解决也有着重要作用。赏罚分明的制度的实践不仅能约束人们的不当行为、引导向善，更能加强人民对它的认同和理解，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最后是确立共同政府和公权机构，秩序是否被遵循、人民行为是否规范、制度是否正常运行，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或公权机构的监督，确保整个体制的正常运行，防止、制止违法乱纪、不守规范的行为。这个政府或公权机构的合法性来源于是否代表全体人民、维护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否则它就是恶的，是不被承认的。
参考文献：
[1]孙诒让.墨子间诂[M].孙启冶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7.
[2] 陈玲.“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途径研究[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8（11）.
[3] 廖凡.全球治理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与构建[J].中国法学，2018（06）.
[4] 李单晶.马克思主义与“一带一路”建议[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8（05）.
[5] 邵显侠.论墨家的非攻论与兼爱说——一种全球伦理的视角[J].伦理学研究，2015（01）.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
关键词：墨子;非攻兼爱思想;和平发展道路;启示
在过去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其中不乏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例如：民为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扶贫济困、兼相爱交相利、非攻、无为而治、道法自然、众生平等等，它们是我们的根本，是我们的精神命脉，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这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是我们能在激荡的世界文化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认为“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华各民族的历史实践中，蕴含着祖先们丰富的生活智慧、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经过改造和现代诠释，不仅可以为当代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当代治国理政提供有益的启示。墨家的非攻、兼爱思想就是其中之一，既反映了战乱时期人民渴望和平、过上安稳生活的愿望，又反映了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政治治理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今世界也类似于墨家所处的战国时代。重温墨子思想既有利于重新认识墨家学说的理论价值，又对我国解决各种矛盾冲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墨子非攻、兼爱思想提出背景及内涵
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礼崩乐坏，周王室衰微，诸侯为扩张势力，相互争霸，战争不断，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和平安宁;另一方面，诸侯国为富国强兵、广纳贤士，社会各阶层人士按照本阶级的利益纷纷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包括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农家、兵家等。墨家的创始人墨子站在农业、手工业者的立场上，深刻批判了儒家所维护的旧秩序，并呼唤关注底层民众权益，提出了非攻、兼爱、尚贤、节用、明鬼、非命等为代表思想的一套新秩序，以期扭转纷乱不义之时局而走向一统。
旧的社会秩序崩溃，周王作为天下共主已名存实亡，各诸侯国没有了约束，各自为政。为了抢夺有限的资源，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各国相互征战，冲突不断，丛林法则盛行，没有道义可言。一方面，战争不仅劳民伤財，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还会破坏农时、影响农耕，破坏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伦理关系，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战争中战胜国永远是少数，所获的利益也很小、不如失去的多，只是获得了自己有余的土地，却牺牲了自己不足的人口，且在侵占他国利益时胜利只是一时的，总会被其它国家联合在一起给消灭掉。正是见识到了战争极大地破坏性和残酷性，以及战争本身损人利己的不正当性，墨子竭力反对战争，主张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利益纠纷。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想实现自身的发展，掠夺只会加剧自身的灭亡，和平地解决才是正确的道路。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不义的，防御性战争和抵制他国不义战争的战争是正义的、值得提倡的，且为了防止被他国攻占而灭亡，国家需要进行强军、在备战方面进行充足的准备。
那么，在资源有限，大家都想发展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发展呢？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以期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人民共同目标。在他看来，天下祸乱（包括由资源抢夺引发的战争与各种伤害）的根源就是人与人之间不相爱，且爱有差等会加剧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纠纷，所以墨子提出爱无差等，既爱且无差等，这是兼爱思想的核心内容，“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它表达了一种仁爱、公正、平等的交往思想，超越了血缘、地域、民族、时空的局限。在人际将往中，只有做到了一视同仁，才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不同的矛盾利益冲突，否则会直接激化矛盾，产生仇恨与战争。一方面兼相爱可以避免由差等之爱导致的祸端，另一方面，兼相爱也可以得利。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必然的会想要对他人好、利他并且践行出来，而不只是嘴巴说一说、脑袋想一想，否则爱就会变成虚伪，并不是真正的爱。且墨子认为你对他人怎么样，他人也会对你怎么样，所以当你爱他人的时候，他人也会爱你，你利他人的时候，他人也会利你，投桃报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天下人都相互爱护相互有利，且没有祸乱的时候，那么天下之利就兴了，天下之害就除了，兼相爱的交相利的目的也就实现了。当然，爱是一个相互的过程，爱他与利己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单方面的爱他或是利己都是不行的，最终都会消磨爱意，关系破裂，甚至走向敌对。所以交往过程中要想实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交往主体双方爱利的平等性、一致性、交互性尤为重要，既权利共享的同时，责任也要共担。要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人民共同目的，在实行兼相爱交相利的过程中，兼以易别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因为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的交相别会导致交相恶，是祸乱产生的根源，所以要实现主体之间最大限度的共赢、利益的最大化，兼相爱交相利必然会取代交相别与交相恶。
在实现主体间的共同目标、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壹同天下之义”即“尚同”必不可少。由上可知，兼相爱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如果只是某一方的单方面爱利他人，另一方只顾亏人利己，那么就无法实现交相利的共赢目的，所以主体间对兼爱思想秉持着相同的支持态度是尤为重要的。且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义利观、价值评判标准是有利于天下太平的，当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义利观，必然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各种冲突矛盾都没有统一的化解标准，只能任其发展、恶化，最终甚至产生仇怨、战争，不仅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反而伤害了所有人，这是我们所反对的，所以为了实现主体间的和谐共处、互利共赢，具有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义利观显得尤为重要。再进一步讲，当主体间有了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主体的行为就会变得有序和规范。但是这个有序和规范的长久维系只靠道德自律是不够的，外在的监督即“民之正长”以及恰当的奖惩制度都是必要的，即一个共同的政府或公权机构与配套的制度是必要的。当主体之间因为共同的价值追求、利益目标团结在一起，形成了具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共同体时，要想共同体可以运行的下去，可以且必须遵循统一的制度规范是必要的，否则人们的行为就会散漫无度，容易侵犯他人的利益产生纠纷。而制度是否正常的运行了、人们是否真正遵守了制度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公权机构去协调和引导，保证共同体的正常运行。当然，这个政府或公权力必须是代表人民的、坚定地维护共同体利益的，这是它地位合法性的来源，违背了人民、共同体的利益，这个政府或共同体就是恶的、不被承认的。 在战国时期，面对资源有限以及各国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冲突，墨子意识到了战争损人利己的非正义性，非正义性的战争不仅不能带来资源与发展，反而会导致资源受损、短缺以及国家树敌，无法发展甚至灭亡的悲剧，所以墨子对谋求发展的大国之间提出了非攻的和平发展之路。他认为只有和平发展才是正当的、才是符合人民期盼的道路;也只有和平发展，才能保护、拥有、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而不是破坏现有资源、得不偿失;也只有和平发展才能不损害他国的利益、减少树敌，才能真正的立于不败之地。那么，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又该如何具体去做，才能减少矛盾与摩擦，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呢？墨子认为要兼相爱交相利，以利天下人为目标，以爱无差等为核心、以兼以易别的方式构建一条平等、公正、互惠互利的共赢之路。除此之外，还包括了确立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统一的制度规范和公共的政府或公权机构。
2 我国当代和平发展道路的现状
当今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和战国时期墨家所处的战国一样，资源有限和各民族、国家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伴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一方面各国之间的利益、诉求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面对环境保护、大气污染、网络安全、恐怖主义、接收难民、公平正义、发展失衡等共同问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另一方面，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旧有的国际秩序，尤其是近年来西方大国日益显露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不利于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互利共赢。
中国作为地球村的一份子，也必然地卷入了工业革命、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也日益加强。中国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和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基因，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除了受和文化基因影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因素、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国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因素都决定了我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从毛泽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港澳的和平回归、改革开放、加入联合国、WTO、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申办奥运、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实行“一带一路”等，中国从最开始被迫加入全球化的浪潮中，到现在主动参与、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在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勇担责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仅自己走和平发展之路，还为世界的和平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提出了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2017年2月“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联合国决议，逐渐成为全球共识，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同时也受到了各界人士的质疑和抵制。
由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的不同、文化异质、文化交流障碍、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等因素，使得他国对我国的和平发展、互利共赢道路产生了误解甚至是阻力，认为中国是实行民族主义、世界主义、文化霸权、中国威胁论等等，美国甚至对我国单边地实行贸易壁垒……这既不利于我国的和平发展之路，也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如何恰当的解决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各国的利益纠纷、矛盾冲突，对于我国的和平外交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 墨子非攻、兼爱思想对我国当代和平发展道路的启示
首先是坚持走非攻的和平发展原则。与古代相比，战争不仅形式不一样，有冷战与热战之分;战争武器、策略革新，使得战争的破坏性和残忍性提高到了极高的程度，美国和苏联冷战时期的军备物资可以将整个地球都给毁了，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小范围了。与古代相比，现代战争唯一不变的是亏人以自利的非正义性。要想实现有限资源下的国家发展，和平的方式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既符合人民的利益、又有正当性、又可以在不破坏有限资源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利用资源。当然，以何种方式实现不同国家利益的和谐发展呢？君子动口不动手，以共商的方式，与不同的国家平等地进行对话、沟通，尊重对方的需求、表达自己的利益、寻求利益的共同点和效益的最大化，以此最大限度的降低资源消耗、实现和平发展。
其次是采取兼相爱交相利的手段，以实现平等、公正、互利的包容共赢为目标。在解决不同的矛盾冲突、利益纠纷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的是共商的方式合理表达诉求。那么对于具体的内容呢？不同国家的利益纠纷、矛盾冲突从根源上讲是因为不相爱从而也不相利、甚至是对立引起来的。因此，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才能一劳永逸。在发展、寻求利益的过程中，爱他人如己，自然而然地会超越血缘、地域、民族的局限，平等、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切身的考虑他人的情况需求，自然而然地会有利于他人，对他人好的同时自然会受到来自他人的善意，从而利己，实现共赢的局面，从而化解纠纷。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到兼相爱、交相利是一个相互的过程，意味着既不要求某一方一味付出，也不提倡一味亏人以自利的，逐利是人的本性、发展是人的权利，要在双方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互爱互利、共建共享共担，形成良性发展系统，形成正确的义利观。
最后是建立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制度规范和公权机构。协调各方矛盾冲突的时候，首先要树立统一的价值观、价值评判标准。要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为目标，要承认兼相爱交相利手段的正当性、恰当性，以此我们才能以共同的价值标准规范我们的行为，朝着同一目标出發，在一个仁爱、包容、公正、平等的环境下，为实现互利共赢提出各自的方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掘人类智慧，而不是互不认同、互不理解的鸡同鸭讲。当然树立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并不是要推行文化霸权，是一种和而不同的价值认同，强调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而不是均质化、单一化。其次是确立新型的秩序、制度和规范。道德律对人的约束作用终究是有限的，要想矛盾顺利解决、合作持续发展，明确的制度、法律、规范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理念不仅适合中国国情，对于当代国际纠纷的解决也有着重要作用。赏罚分明的制度的实践不仅能约束人们的不当行为、引导向善，更能加强人民对它的认同和理解，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最后是确立共同政府和公权机构，秩序是否被遵循、人民行为是否规范、制度是否正常运行，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或公权机构的监督，确保整个体制的正常运行，防止、制止违法乱纪、不守规范的行为。这个政府或公权机构的合法性来源于是否代表全体人民、维护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否则它就是恶的，是不被承认的。
参考文献：
[1]孙诒让.墨子间诂[M].孙启冶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7.
[2] 陈玲.“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途径研究[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8（11）.
[3] 廖凡.全球治理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与构建[J].中国法学，2018（06）.
[4] 李单晶.马克思主义与“一带一路”建议[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8（05）.
[5] 邵显侠.论墨家的非攻论与兼爱说——一种全球伦理的视角[J].伦理学研究，2015（01）.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