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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回归分析以及Probit回归分析研究了社会网络对非正规金融、家庭创业的影响以及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是否存在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对家庭的非正规金融有显著地正向影响，社会网络也能够促进家庭创业选择，但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关键词：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农户创业；中介效应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提出，民众的创业热情高涨。但是创业需要一定的启动资金，存在门槛限制，家庭小单位要创业启动资金就是碰到的一个大难题。我国正规金融部门对民众的创业贷款存在诸多限制，作为家庭小单位的创业之路举步维艰。但是，我国人口众多，如果能通过创业释放这众多的人口力量，将对我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活力。我国有句话“朋友多了路好走”，在正式制度不能发挥作用时，非正式制度就会发挥作用，社会网络在此时就会发挥作用。社会网络作为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一种关系网络，在人出现困难时候，社会网络就会发挥互助作用。Munshi and Rosenzweig（2010）也认为社会网络能提高我们的收入、分担风险，让我们更容易成功。近年来，社会网络在我国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大，因为社会网络能促进信息共享，减少机会主义成本，能够分担风险等。所以社会网络这种种非正式制度对家庭创业来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正规金融部门的给创业者的限制，增加家庭创业意向，为家庭小单位解决启动资金障碍提供了便利。如今，我国社会充满活力，我国经济从以前的资源高消耗、世界工厂、政府引领的经济发展转变为以通过创新推动经济发展转型期。要实现在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脱贫任务不仅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释放家庭的活力。在此背景下，鉴于我国有这种亲友之间常常互帮互助的传统，探讨社会网络对我国家庭创业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当今时代，即使距离遥远我们也能与他人相识，人与人之间的相识构筑了社会网络，由于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社会网络构成了我们的社会资本。对于家庭来讲，创业的一个很大障碍是创业资金不足，马光荣、杨恩艳（2011）发现社会网络越发达，融资的渠道也会增加，也有可能创业成功。周群力、丁聘聘（2013）发现社会网络能够提高正规金融或民间融资可能性。何翠香、宴冰（2015）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发现社会网络对民间融资有正向作用，社会网络提高了家庭创业机会。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关系型社会，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宗族、老乡情节非常重的社会，所以以血缘或者地缘为纽带形成的社会网络相对而言更牢靠，刘佳奇（2015）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能显著地帮助农户获得信贷。林建浩、吴冰燕、李仲达（2016）研究发现，宗族网络与朋友圈网络对不同家庭的借贷行为有不同的影响。谭燕芝，张子豪（2017）基于多维贫困视角下研究了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以及农户多维贫困的三角关系，发现社会网络能显著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并且这种改善是通过社会网络影响非正规金融借贷进而非正规金融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但是这篇文章并没有研究非正规金融如何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在研究社会网络上，社会网络的度量是一個值得探讨的问题，许多学者以婚丧喜庆或节假日互赠礼品总额为代理变量来衡量。胡金焱、张博（2014）用家庭在在节日或者红白喜事的现金或非现金收入与支出的总和来衡量社会网络，胡枫，陈玉宇（2012）用亲友数量来度量社会网络。郭云南（2014）用政治地位来度量社会网络。谭燕芝，张子豪（2017）用节日或者婚丧喜庆时的礼品支出总额和过去一年中与非同住亲友之间交往联络的频率这两种方式来度量社会网络。但由于我国是一个讲究人情社会，礼金互赠问题很有可能会影响两人之间的联系深度，所以本文就用节日或者婚丧喜庆时现金或非现金礼品支出来作为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鉴于许多文献在研究社会网络、民间融资和创业上，并没有考虑到社会网络对创业的影响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因此，本文在前面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探讨这种中介效应。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 2014年所开展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 CFPS） ，该项目在2010年对除香港、澳门、台湾、内蒙古、海南、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之外的 25 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调查，主要收集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微观数据，同时在2012年第一次跟踪调查，2014年第二次跟踪调查。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对样本进行筛选，剔除缺失值后获得5512个数据，所得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变量选取
1. 社会网络。在我国，社会网络主要是基于家庭的亲友关系，而我国又是一个有着“礼尚往来”的传统是，礼品互赠往往能体现出亲友之间关系的深度，亲朋好友之间很多都是通过在节日或者婚丧嫁娶时互赠礼品来维系感情，因此本文将在节日或婚丧嫁娶时礼品支出的总价值作为衡量社会网络的一个代理变量，用Giftout表示。
2. 非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是指除通过银行贷款等之外的的融资渠道，但是民间贷款很多有高利贷性质，因此民间贷款在本文中不考虑。由于亲友之间的借贷是基于一种信任，且借贷利息也比较小，甚至没有，这种信任关系本身就是社会网络，因此本文将来自亲友间的借贷额来衡量非正规金融数，用Debt表示。
3. 家庭创业。家庭创业用有没有经营自营工商业来衡量，由于家庭有无创业只有两种情况，因此用二值选择变量来衡量，1表示农户有经营自营工商业，0表示农户没有经营自营工商业，用SelfEmp表示。
4. 家庭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对我们的研究可能会造成影响，因此在做实证分析时必须控制这些家庭特征的影响，这些家庭特征变量本文选取户主性别 、城乡变量、住房条件、家庭人均收入、家庭规模；户主性别中男性取1，女性取0；城乡变量中城镇为1，农村为0；住房条件中将自由房屋取1，非自由房屋取0。如表1所示为所有变量的统计描述，从表中可知样本中8.15%的家户从事自营工商业，来自亲属的平均借款金额23192.42元，家户的礼品支出价值平均为2376.3476元。 在表2中，还可以看到，相比于没有自营工商业的农户来说，有自营工商业的农户平均年收入要高，达到37846.47元。同时有自营工商业的农户的礼品支出总值3246.51元也要高于没有自营工商业家户2110.34元。来自亲朋的借贷额也要高于没有自营工商业的农户。因此有没有自营工商业是农业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实证研究
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均表明社会网络能促进家庭创业，但这种促进作用是直接促进还是通过影响贷款额进而影响家庭创业呢？并没有明确得出，因此本部分主要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是否存在中介效应，这种中介效应是否通过来自亲友借款额来传递？ 本文用以下三个计量模型来检验中介效应。
（一）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selfEmp=α0+α1Giftout+α2X+ε1（1）
Debt=β0+β1Giftout+β2X+ε1（2）
selfEmp=δ0+δ1Debt+δ2Giftout+δ3X+ε1（3）
（3）式中，Debt表示非正规金融，Giftout表示社会网络，SelfEmp表示是否从事自营工商业，为二值选择变量，X为家户特征变量，表示残差项。
在检验中介效应时，先检验（1）式中的显著性，若不显著，则不相关，停止检验；若显著，依次检验（2）式中和的的显著性，若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进行Sober检验，检验显著，则存在中介效应，不显著则不存在中介效应，若都显著；则继续检验，若显著，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不想显著，则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二）社会网络对家庭从事自营工商业的影响
根据检验程序，先检验的显著性，由于SelfEmp是否从事自营工商业是一个二值选择变量，因此选用Probit回归模型来考察，考察结果如表（3）模型1所示，在1%水平上显著。（1）式也反映了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的影响，这说明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有显著地正向影响，城乡变量与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从事自营工商业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是生活在城市的人他们更有机会创办自营工商业，他们在信息获取上可能比生活在农村的人更有优势，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在创业时资金可能更充裕，减少创业时的资本障碍。
（三）社会网络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
接着检验（2）式的显著性，（2）式中的模型也考察的是社会网络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从表3模型2中的结果可以看出，在1%水平上显著，社会网络对非正规金融有显著地正向影响，这说明当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广，在他急需资金的时候，相比于与亲朋好友来往较少的人，他更能在亲朋好友中借到钱，这也与我们在生活中的常识一致，印证了我国的一句话“朋友多了路好走”，但是户主性别对借款额并不显著，城乡变量、家庭人均收入以及家庭规模都对借款额有显著地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城市户口、家庭人居收入越高、家庭规模越大，他们在抵抗风险的能力相对高一点，偿还能力较强，所以亲朋好友也愿意借钱给他。
（四）中介效应检验
对模型3仍然采用Probit回归模型，从表3模型3中我们可以知道，系数与系数均显著，这说明存在中介效应，但这种中介效应不完全，是部分中介效应，这可能是社会网络一方面通过来自亲友的借款额的中介作用来促进家庭从事自营工商业，另一方面可能是社会网络能够有助于从事自营工商业的家庭获得有用的信息，以便他们创业。
五、结论与建议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本文运用2014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所开展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 CFPS）家庭微观数据检验了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和家庭创业的影响机制以及这种影响的中介效应。发现社会网络对非正规金融和家庭创业选择上均有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这种中介效应通过“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家庭创业”传导。通过本文的研究也发现了，社会网络在我国家庭创业要解决的融资障碍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我国现在正规金融制度还很不完善，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问题，那么作为家庭小单位创业要想向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那就难上加难，利用社会网络这种社会资源可以缓解一部分家庭创业在融资中面临的壓力，但这种作用还是有限，创业需要的资金可能不是小数目，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家庭还刚达到小康水平，所以通过向亲友借款来缓解融资压力也只是杯水车薪。因此，要真正释放出家庭经济的活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在正规金融上应给家庭在创业方面予以方便。
参考文献：
[1]马光荣，杨恩艳.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J].经济研究，2011（03）.
[2]周群力，丁骋騁. 姓氏与信用：农户信用评级中旳宗族网络[J].世界经济，2013（08）.
[3]何翠香，晏冰.社会网络、融资渠道与家庭创业——基于中国家庭金融数据的调查研究[J].理论研究，2015（11）.
[4]刘佳奇.社会网络对农户信贷获取的实证研究[J].时代金融，2015（04）.
[5]林建浩，吴冰燕，李仲达.家庭融资中的有效社会网络：朋友圈还是宗族？[J].金融研究，2016（01）.
[6]胡金焱、张博.社会网络、民间融资与家庭创业——基于中国城乡差异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14（10）.
[7]胡枫，陈玉宇.社会网络与农户借贷行为——来自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2（12）.
[8]郭云南，姚洋，Jeremy Foltz.宗族网络与村庄收入分配[J].管理世界，2014（01）.
[9]谭燕芝，张子豪.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J].财经研究，2017（05）.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管理学院）
关键词：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农户创业；中介效应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提出，民众的创业热情高涨。但是创业需要一定的启动资金，存在门槛限制，家庭小单位要创业启动资金就是碰到的一个大难题。我国正规金融部门对民众的创业贷款存在诸多限制，作为家庭小单位的创业之路举步维艰。但是，我国人口众多，如果能通过创业释放这众多的人口力量，将对我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活力。我国有句话“朋友多了路好走”，在正式制度不能发挥作用时，非正式制度就会发挥作用，社会网络在此时就会发挥作用。社会网络作为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一种关系网络，在人出现困难时候，社会网络就会发挥互助作用。Munshi and Rosenzweig（2010）也认为社会网络能提高我们的收入、分担风险，让我们更容易成功。近年来，社会网络在我国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大，因为社会网络能促进信息共享，减少机会主义成本，能够分担风险等。所以社会网络这种种非正式制度对家庭创业来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正规金融部门的给创业者的限制，增加家庭创业意向，为家庭小单位解决启动资金障碍提供了便利。如今，我国社会充满活力，我国经济从以前的资源高消耗、世界工厂、政府引领的经济发展转变为以通过创新推动经济发展转型期。要实现在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脱贫任务不仅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释放家庭的活力。在此背景下，鉴于我国有这种亲友之间常常互帮互助的传统，探讨社会网络对我国家庭创业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当今时代，即使距离遥远我们也能与他人相识，人与人之间的相识构筑了社会网络，由于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社会网络构成了我们的社会资本。对于家庭来讲，创业的一个很大障碍是创业资金不足，马光荣、杨恩艳（2011）发现社会网络越发达，融资的渠道也会增加，也有可能创业成功。周群力、丁聘聘（2013）发现社会网络能够提高正规金融或民间融资可能性。何翠香、宴冰（2015）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发现社会网络对民间融资有正向作用，社会网络提高了家庭创业机会。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关系型社会，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宗族、老乡情节非常重的社会，所以以血缘或者地缘为纽带形成的社会网络相对而言更牢靠，刘佳奇（2015）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能显著地帮助农户获得信贷。林建浩、吴冰燕、李仲达（2016）研究发现，宗族网络与朋友圈网络对不同家庭的借贷行为有不同的影响。谭燕芝，张子豪（2017）基于多维贫困视角下研究了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以及农户多维贫困的三角关系，发现社会网络能显著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并且这种改善是通过社会网络影响非正规金融借贷进而非正规金融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但是这篇文章并没有研究非正规金融如何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在研究社会网络上，社会网络的度量是一個值得探讨的问题，许多学者以婚丧喜庆或节假日互赠礼品总额为代理变量来衡量。胡金焱、张博（2014）用家庭在在节日或者红白喜事的现金或非现金收入与支出的总和来衡量社会网络，胡枫，陈玉宇（2012）用亲友数量来度量社会网络。郭云南（2014）用政治地位来度量社会网络。谭燕芝，张子豪（2017）用节日或者婚丧喜庆时的礼品支出总额和过去一年中与非同住亲友之间交往联络的频率这两种方式来度量社会网络。但由于我国是一个讲究人情社会，礼金互赠问题很有可能会影响两人之间的联系深度，所以本文就用节日或者婚丧喜庆时现金或非现金礼品支出来作为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鉴于许多文献在研究社会网络、民间融资和创业上，并没有考虑到社会网络对创业的影响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因此，本文在前面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探讨这种中介效应。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 2014年所开展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 CFPS） ，该项目在2010年对除香港、澳门、台湾、内蒙古、海南、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之外的 25 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调查，主要收集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微观数据，同时在2012年第一次跟踪调查，2014年第二次跟踪调查。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对样本进行筛选，剔除缺失值后获得5512个数据，所得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变量选取
1. 社会网络。在我国，社会网络主要是基于家庭的亲友关系，而我国又是一个有着“礼尚往来”的传统是，礼品互赠往往能体现出亲友之间关系的深度，亲朋好友之间很多都是通过在节日或者婚丧嫁娶时互赠礼品来维系感情，因此本文将在节日或婚丧嫁娶时礼品支出的总价值作为衡量社会网络的一个代理变量，用Giftout表示。
2. 非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是指除通过银行贷款等之外的的融资渠道，但是民间贷款很多有高利贷性质，因此民间贷款在本文中不考虑。由于亲友之间的借贷是基于一种信任，且借贷利息也比较小，甚至没有，这种信任关系本身就是社会网络，因此本文将来自亲友间的借贷额来衡量非正规金融数，用Debt表示。
3. 家庭创业。家庭创业用有没有经营自营工商业来衡量，由于家庭有无创业只有两种情况，因此用二值选择变量来衡量，1表示农户有经营自营工商业，0表示农户没有经营自营工商业，用SelfEmp表示。
4. 家庭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对我们的研究可能会造成影响，因此在做实证分析时必须控制这些家庭特征的影响，这些家庭特征变量本文选取户主性别 、城乡变量、住房条件、家庭人均收入、家庭规模；户主性别中男性取1，女性取0；城乡变量中城镇为1，农村为0；住房条件中将自由房屋取1，非自由房屋取0。如表1所示为所有变量的统计描述，从表中可知样本中8.15%的家户从事自营工商业，来自亲属的平均借款金额23192.42元，家户的礼品支出价值平均为2376.3476元。 在表2中，还可以看到，相比于没有自营工商业的农户来说，有自营工商业的农户平均年收入要高，达到37846.47元。同时有自营工商业的农户的礼品支出总值3246.51元也要高于没有自营工商业家户2110.34元。来自亲朋的借贷额也要高于没有自营工商业的农户。因此有没有自营工商业是农业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实证研究
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均表明社会网络能促进家庭创业，但这种促进作用是直接促进还是通过影响贷款额进而影响家庭创业呢？并没有明确得出，因此本部分主要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是否存在中介效应，这种中介效应是否通过来自亲友借款额来传递？ 本文用以下三个计量模型来检验中介效应。
（一）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selfEmp=α0+α1Giftout+α2X+ε1（1）
Debt=β0+β1Giftout+β2X+ε1（2）
selfEmp=δ0+δ1Debt+δ2Giftout+δ3X+ε1（3）
（3）式中，Debt表示非正规金融，Giftout表示社会网络，SelfEmp表示是否从事自营工商业，为二值选择变量，X为家户特征变量，表示残差项。
在检验中介效应时，先检验（1）式中的显著性，若不显著，则不相关，停止检验；若显著，依次检验（2）式中和的的显著性，若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进行Sober检验，检验显著，则存在中介效应，不显著则不存在中介效应，若都显著；则继续检验，若显著，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不想显著，则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二）社会网络对家庭从事自营工商业的影响
根据检验程序，先检验的显著性，由于SelfEmp是否从事自营工商业是一个二值选择变量，因此选用Probit回归模型来考察，考察结果如表（3）模型1所示，在1%水平上显著。（1）式也反映了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的影响，这说明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有显著地正向影响，城乡变量与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从事自营工商业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是生活在城市的人他们更有机会创办自营工商业，他们在信息获取上可能比生活在农村的人更有优势，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在创业时资金可能更充裕，减少创业时的资本障碍。
（三）社会网络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
接着检验（2）式的显著性，（2）式中的模型也考察的是社会网络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从表3模型2中的结果可以看出，在1%水平上显著，社会网络对非正规金融有显著地正向影响，这说明当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广，在他急需资金的时候，相比于与亲朋好友来往较少的人，他更能在亲朋好友中借到钱，这也与我们在生活中的常识一致，印证了我国的一句话“朋友多了路好走”，但是户主性别对借款额并不显著，城乡变量、家庭人均收入以及家庭规模都对借款额有显著地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城市户口、家庭人居收入越高、家庭规模越大，他们在抵抗风险的能力相对高一点，偿还能力较强，所以亲朋好友也愿意借钱给他。
（四）中介效应检验
对模型3仍然采用Probit回归模型，从表3模型3中我们可以知道，系数与系数均显著，这说明存在中介效应，但这种中介效应不完全，是部分中介效应，这可能是社会网络一方面通过来自亲友的借款额的中介作用来促进家庭从事自营工商业，另一方面可能是社会网络能够有助于从事自营工商业的家庭获得有用的信息，以便他们创业。
五、结论与建议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本文运用2014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所开展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 CFPS）家庭微观数据检验了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和家庭创业的影响机制以及这种影响的中介效应。发现社会网络对非正规金融和家庭创业选择上均有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这种中介效应通过“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家庭创业”传导。通过本文的研究也发现了，社会网络在我国家庭创业要解决的融资障碍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我国现在正规金融制度还很不完善，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问题，那么作为家庭小单位创业要想向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那就难上加难，利用社会网络这种社会资源可以缓解一部分家庭创业在融资中面临的壓力，但这种作用还是有限，创业需要的资金可能不是小数目，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家庭还刚达到小康水平，所以通过向亲友借款来缓解融资压力也只是杯水车薪。因此，要真正释放出家庭经济的活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在正规金融上应给家庭在创业方面予以方便。
参考文献：
[1]马光荣，杨恩艳.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J].经济研究，2011（03）.
[2]周群力，丁骋騁. 姓氏与信用：农户信用评级中旳宗族网络[J].世界经济，2013（08）.
[3]何翠香，晏冰.社会网络、融资渠道与家庭创业——基于中国家庭金融数据的调查研究[J].理论研究，2015（11）.
[4]刘佳奇.社会网络对农户信贷获取的实证研究[J].时代金融，2015（04）.
[5]林建浩，吴冰燕，李仲达.家庭融资中的有效社会网络：朋友圈还是宗族？[J].金融研究，2016（01）.
[6]胡金焱、张博.社会网络、民间融资与家庭创业——基于中国城乡差异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14（10）.
[7]胡枫，陈玉宇.社会网络与农户借贷行为——来自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2（12）.
[8]郭云南，姚洋，Jeremy Foltz.宗族网络与村庄收入分配[J].管理世界，2014（01）.
[9]谭燕芝，张子豪.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J].财经研究，2017（05）.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