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5月1日起，一纸禁烟令让狭窄的商场后巷、酒店洗手间、大厦楼道成为新型社交区域，衣着光鲜、职业体面、收入给力的都市男女不得不躲进这里抽烟，逃避非烟民的歧视目光。在某个垃圾桶跟前，他们无论身份地位，都只是一个烟民，在一起吞云吐雾插科打诨之间，建立了同志的默契，此前，香港烟民志明与春娇，就是在这种“打边炉”的时刻发生了爱情。
事实上，禁烟这当子与国际接轨的事，广州打了头阵，去年9月1日《控制吸烟条例》实施后，广州开展了五次控烟联合执法检查，甚至利用互联网发出软性宣导：不抽一支烟，快乐似神仙。但那会烟民都还没啥感觉。10个月后，来真的了，开出第一张50元罚单的新闻赫然登上各大媒体头版头条，政府借此宣布，实质性处罚全面启动。只是烟民们依然坚信：禁烟不是你想禁，就能禁。
有人说，戒烟是普世价值，但怎么说呢，那那那广州首家戒烟门诊，负责人就是个老烟民呐。
抽，还是不抽，这是个问题。跟香烟的博弈，就像一场婚外恋，想分手又免不了复合，激情过后剩下的是依赖，你可能无数次想斩断，可也无数次“心是口非”。
志明这个倒霉催的，Lucky stnke香烟和他的八卦成了大厦员工的精神鸦片，抽着红双喜和中南海的你，此刻又是哪个垃圾桶边上的白领谈资?
倪超*青年话剧导演
在香港那个叫打边炉
文*李舒航
倪超一般都是呆在话剧团，排练室与剧场内本来就不让抽烟，家里因为有母亲在，也是杜绝抽烟的。平时他一般躲在旮旯里，或者躲到洗手间去抽。所以禁烟实施后，他幸灾乐祸了一阵子，觉得自己终于和所有烟民平等了。
前段时间去上海拍戏时，他被安排住进了一家四星级酒店。对于烟民来说，在房间里放下行李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点燃一根香烟。正当他要弹烟灰的时候才发现服务人员忘记了在房间里准备烟灰缸，等他打电话到了总台，接线的姑娘才说：“先生，很抱歉，您所入住的是无烟层，是不提供烟灰缸的，并且我们有烟雾探测器，如果您在室内吸烟，我们这边会收到通知。如果您需要调换到吸烟层，我可以帮您登记。”
但是调换房间之前，手里的这根烟总是需要解决的。他四处看了一下，果然有一只白色的小碗扣在培上，估计这就是烟雾探测器。他急忙跑到了洗手间，剩下的半支烟也没敢抽，直接扔进了马桶。为了散去烟味，还把房门打开半天，生怕探测器给服务台发出警报。幸好他很快被安排到了吸烟层，他说：“这要是一直住在无烟层，我还真是没地方抽了。不过后来我才知道，那烟雾探测器其实也没那么机敏，你真要是抽它个三根五根的，根本没事儿，只要屋里没着火，一般它不会响。”后来他还透露说，在从无烟层调换到吸烟层之前，他无意中发现烟灰缸其实就在抽屉里放着，既然监测器不那么机敏，真要抽烟，用完烟灰缸记得洗干净就行。
“相比之下，香港的禁烟管理做得就很好。比如餐厅、酒店客房，都会有管理严格的吸烟区，在大街上不可以拿着烟边抽边走路，但是可以站在垃圾桶边上抽完。广东人管这叫‘打边炉’，跟吃火锅一样。”就在一个星期前，倪超受邀参加了一次香港戏剧讲座，而在安排宾馆住房的时候，组织方将所有人都安排在了无烟层。他和一位老师同住一个房间，两人都是烟民。有了上次在上海的经验，倪超非常迅速地把房间里的抽屉翻了一遍，没有发现烟灰缸，他就怂恿老师跟他一起到卫生间里抽烟去。
“估计那位老师也没什么经验，我一说他就跟我去了。我俩的烟还没抽几口，突然有人敲门……”倪超说，他还以为晚饭时间到了，刚在门口应了一声，就有人说话了：“房间里是不准抽烟的，躲到洗手间也能检测到。你快一点把烟灭掉，不然房间和洗手间都会喷水的。”倪超听到后，立刻说好好，马上就灭掉。他和那位老师慌张地扔掉了香烟，再也没敢在房间里抽烟，真忍不住了，就跑出去找垃圾桶。
最后，倪超说：“我在房间和洗手间里找了半天，看是不是有针孔摄像头什么的，没发现可疑的地方。其实我心里一直犯嘀咕，你说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吴笛*IT公司市场部
餐厅里的地下烟党
文*宋荻
餐厅里明令禁止吸烟的政策令吴笛十分恼火，他想不通，为什么一条法律仅仅保护一部分人——非烟民的权利，而压迫了烟民的抽烟自由，“如果说高级餐厅酒店禁烟我还能理解，怎么中档餐厅也不能抽呢?”比如他常去的XX豆捞这种人均消费百来元的中档火锅店，以前向来是烟雾缭绕，包括锅里的烟和手里的烟，从来没人投诉，烟民和非烟民相安无事，现在禁烟令一出，抽烟的顾客立刻变得低人一等。
可惜他的不满无处投诉，说不定还遭来更多白眼，他只能跟餐厅服务员“装乖”。有一次在火锅店里，刚点上烟便有美丽的服务生来制止他，他就说：“真不好意思，就这一根，马上抽完保证不抽了。”看他一副老实模样，服务生也不知道说啥好，只能走开算是默认。
这一招常常有效，因为“中国人一般都没那么‘事儿’，说说好话也就过了”。当然也有严肃的服务生不理会这套说辞，吴笛也有办法，表面上答应灭了，其实把手藏在桌子下，趁人不注意便拿上来大抽一口，然后再迅速放到桌下，如此反复几次一根烟也就抽完了，躲躲藏藏之间也能享受片刻。
至于烟灰那就没办法了，现在已经要不到烟灰缸，全部弹到地上，他自己也知道这种行为很不雅，可是“谁要政府颁布禁烟令呢?这也不能怪我们”。
李东*媒体人
洗手间阵地的沦陷
文*宋荻
这个故事十分囧，李东说起来脸都红一阵，白一阵的，因为发生地点在电影院的洗手间。
那天的当事人有好几个，只有李东是吸烟人士，无论在车上还是餐厅里，他都属于被嫌弃的对象，连司机一看到他拿出烟，都会马上制止：“我车上不能抽烟。嗯?开窗也不行。”没办法，只能忍着。
等到电影开场前大家都去洗手间方便的时候，一位男性工作人员不知道是不是有预知能力，还是闻到了烟民身上特有的味道，特地上来嘱咐他：“洗手间里不能抽烟。”
李东暗自叫惨，别的地方忍着都好说，只是他有个坏习惯，“方便”的时候特别需要香烟，“十来年的习惯了，一时半会克服不了啊。我还是在门后点燃了烟，心里还真有点紧张，赶紧大口猛吸，想着快点抽完也不容易被发现”。侥幸往往意味着失败，烟雾虽然飘渺却很明显，加上电影院的洗手间本来也小，烟雾飘啊飘的就被门口的那位工作人员看见了，人家只好来敲门提醒他：“里面的人不要抽烟了!”
这种尴尬还是头一次，李东赶紧灭了烟，出来之后都不太好意思看那个工作人员，他当时敲门说话的声音很大，李东怀疑还有别的人也听见了，甚至觉得有人在偷偷笑话他，他把这事告诉朋友们，非烟民们自然认为人家没有做错，毫无半点同情之心，李东只能讪讪地说：“下回注意吧。”
欣欣*广告销售
在酒店点烟会被水喷
文*宋荻
香港的禁烟力度比广州强很多，尤其是酒店这些地方，除了个别楼层允许抽烟外，大堂和房间绝对是严令禁止，可这些大大的禁烟标志也阻挡不了烟民 们冲破封锁的决心。欣欣就是其中一位女烟民代表。
两周前她去香港出差，一进房间不是换拖鞋整理行李，而是赶紧四面环顾，“躲起来抽应该没事吧，会不会有水喷下来?”她考量了一阵，觉得床边上抽不太靠谱，还是选择了在洗手间解决问题。
欣欣蹲在马桶盖上点上一支，肺里很满足心里却很紧张，担心着某些不明真相的水会突然浇到她脑袋上，她的眼睛上下左右的观察，水源没找到却无意中发现了另一件事，在浴袍的背后居然挂着一件小内衣，估计是上一位客人忘了拿，清理房间时服务生又没看见，欣欣一边着急地想让他们赶紧再来收拾，又怕人家发现她的秘密。只能一步步来：先小心地把烟灰烟蒂冲干净，然后等排气扇吹散证据，谁知道排气扇很不给力，她没办法，只能自己挥着手臂在洗手间充当人力风扇。她等啊等，过了45分钟，觉得那烟味终于消失了，才敢打电话给服务生。
没想到，服务生不仅没有发现她的作案证据，还给她加了早餐作为补偿，那顿早餐她吃得有点纠结。
回到广州后，她由衷地觉得广州的抽烟生活还是更自由，但自从禁烟令颁布以后，她意识到内地自由抽烟的日子也不是很长了。
陈辉权*作曲家
喀什机场吸烟室门票100元
文*李舒航
陈辉权说，禁烟后，广州很多茶餐厅都没有吸烟区了。在禁烟前，服务员一般会给吸烟的顾客提供烟灰缸，禁烟后就没有了。但他们对熟悉面孔的顾客会有暗示：这里不提供烟灰缸了。然后贴心地拿过来一个碟子，并在里面放上一汪清水……这种做法可能会违反规定，但是这也是尊重烟民的一种表现。如果其他不吸烟的顾客有投诉，服务员也会立刻来制止吸烟的人，说不能在店里吸烟，那么烟民也不会太较真，立刻就把烟熄了。其实大家期待的就是一个互相妥协的过程。
禁烟后，陈辉权经历的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发生在机场。禁烟条例实施后，全国各机场相继取消了吸烟区，于是机场外面经常有这样一幕——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围着一个垃圾桶弹烟灰。他们穿着考究，在吞云吐雾间逃避路人略带歧视的眼光。也有的因为下飞机后不舍得花高价买个新打火机，就借着第一根烟点燃第二根，直到抽爽了为止。陈辉权说，有的人是刚在飞机上憋完出来，有些是因为进去候机就没法抽了。
前不久的新疆之行，陈辉权在乌鲁木齐机场里和两个烟民朋友在机场大厅绕了一圈后，发现了一家开放式咖啡厅，里面有人正在抽烟。他和朋友毫不犹豫地坐了下来，迫不及待地叼上了香烟。服务员过来了，说：“对不起先生，这里不允许抽烟。”陈辉权看了看旁边几个正在喷云吐雾的人。“为什么他们可以抽呢?”
“因为他们在喝咖啡，消费者是上帝。”服务员微笑着说。
陈辉权和朋友们面面相觑，说：“好吧，那就来一杯咖啡吧!”
“那就只有一位先生可以抽烟，你们不可能三个人用一个杯子吧……”服务员继续保持微笑。
“可是我心脏不好，不能喝咖啡。”另一个朋友说。
服务员想了想说，那起码你们买两杯咖啡吧，可以送你们一杯。结果我们花了116块钱买了两杯咖啡，又送了我们一杯。为了对得起这116块钱，我们三个人一连抽了好多根。你看，其实本来我根本不需要抽这么多烟的，他们简直是在强迫我多抽一些，这对我的身体伤害会更大吧……
而喀什机场的smokingroom是让陈辉权印象最深的。有一间封闭式的吸烟室，提供了沙发、椅子、茶几等舒适的吸烟设施，或许对于烟民来说，这属于机场的尊享服务，然而这里是收费的，每人每次进去吸烟要缴纳100块钱的服务费。他说：“如果为了抽一根烟花100块，那我一定疯了。而且如果以后只能在天价吸烟室里吸烟，那穷人想吸烟怎么办呢?”
事实上，禁烟这当子与国际接轨的事，广州打了头阵，去年9月1日《控制吸烟条例》实施后，广州开展了五次控烟联合执法检查，甚至利用互联网发出软性宣导：不抽一支烟，快乐似神仙。但那会烟民都还没啥感觉。10个月后，来真的了，开出第一张50元罚单的新闻赫然登上各大媒体头版头条，政府借此宣布，实质性处罚全面启动。只是烟民们依然坚信：禁烟不是你想禁，就能禁。
有人说，戒烟是普世价值，但怎么说呢，那那那广州首家戒烟门诊，负责人就是个老烟民呐。
抽，还是不抽，这是个问题。跟香烟的博弈，就像一场婚外恋，想分手又免不了复合，激情过后剩下的是依赖，你可能无数次想斩断，可也无数次“心是口非”。
志明这个倒霉催的，Lucky stnke香烟和他的八卦成了大厦员工的精神鸦片，抽着红双喜和中南海的你，此刻又是哪个垃圾桶边上的白领谈资?
倪超*青年话剧导演
在香港那个叫打边炉
文*李舒航
倪超一般都是呆在话剧团，排练室与剧场内本来就不让抽烟，家里因为有母亲在，也是杜绝抽烟的。平时他一般躲在旮旯里，或者躲到洗手间去抽。所以禁烟实施后，他幸灾乐祸了一阵子，觉得自己终于和所有烟民平等了。
前段时间去上海拍戏时，他被安排住进了一家四星级酒店。对于烟民来说，在房间里放下行李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点燃一根香烟。正当他要弹烟灰的时候才发现服务人员忘记了在房间里准备烟灰缸，等他打电话到了总台，接线的姑娘才说：“先生，很抱歉，您所入住的是无烟层，是不提供烟灰缸的，并且我们有烟雾探测器，如果您在室内吸烟，我们这边会收到通知。如果您需要调换到吸烟层，我可以帮您登记。”
但是调换房间之前，手里的这根烟总是需要解决的。他四处看了一下，果然有一只白色的小碗扣在培上，估计这就是烟雾探测器。他急忙跑到了洗手间，剩下的半支烟也没敢抽，直接扔进了马桶。为了散去烟味，还把房门打开半天，生怕探测器给服务台发出警报。幸好他很快被安排到了吸烟层，他说：“这要是一直住在无烟层，我还真是没地方抽了。不过后来我才知道，那烟雾探测器其实也没那么机敏，你真要是抽它个三根五根的，根本没事儿，只要屋里没着火，一般它不会响。”后来他还透露说，在从无烟层调换到吸烟层之前，他无意中发现烟灰缸其实就在抽屉里放着，既然监测器不那么机敏，真要抽烟，用完烟灰缸记得洗干净就行。
“相比之下，香港的禁烟管理做得就很好。比如餐厅、酒店客房，都会有管理严格的吸烟区，在大街上不可以拿着烟边抽边走路，但是可以站在垃圾桶边上抽完。广东人管这叫‘打边炉’，跟吃火锅一样。”就在一个星期前，倪超受邀参加了一次香港戏剧讲座，而在安排宾馆住房的时候，组织方将所有人都安排在了无烟层。他和一位老师同住一个房间，两人都是烟民。有了上次在上海的经验，倪超非常迅速地把房间里的抽屉翻了一遍，没有发现烟灰缸，他就怂恿老师跟他一起到卫生间里抽烟去。
“估计那位老师也没什么经验，我一说他就跟我去了。我俩的烟还没抽几口，突然有人敲门……”倪超说，他还以为晚饭时间到了，刚在门口应了一声，就有人说话了：“房间里是不准抽烟的，躲到洗手间也能检测到。你快一点把烟灭掉，不然房间和洗手间都会喷水的。”倪超听到后，立刻说好好，马上就灭掉。他和那位老师慌张地扔掉了香烟，再也没敢在房间里抽烟，真忍不住了，就跑出去找垃圾桶。
最后，倪超说：“我在房间和洗手间里找了半天，看是不是有针孔摄像头什么的，没发现可疑的地方。其实我心里一直犯嘀咕，你说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吴笛*IT公司市场部
餐厅里的地下烟党
文*宋荻
餐厅里明令禁止吸烟的政策令吴笛十分恼火，他想不通，为什么一条法律仅仅保护一部分人——非烟民的权利，而压迫了烟民的抽烟自由，“如果说高级餐厅酒店禁烟我还能理解，怎么中档餐厅也不能抽呢?”比如他常去的XX豆捞这种人均消费百来元的中档火锅店，以前向来是烟雾缭绕，包括锅里的烟和手里的烟，从来没人投诉，烟民和非烟民相安无事，现在禁烟令一出，抽烟的顾客立刻变得低人一等。
可惜他的不满无处投诉，说不定还遭来更多白眼，他只能跟餐厅服务员“装乖”。有一次在火锅店里，刚点上烟便有美丽的服务生来制止他，他就说：“真不好意思，就这一根，马上抽完保证不抽了。”看他一副老实模样，服务生也不知道说啥好，只能走开算是默认。
这一招常常有效，因为“中国人一般都没那么‘事儿’，说说好话也就过了”。当然也有严肃的服务生不理会这套说辞，吴笛也有办法，表面上答应灭了，其实把手藏在桌子下，趁人不注意便拿上来大抽一口，然后再迅速放到桌下，如此反复几次一根烟也就抽完了，躲躲藏藏之间也能享受片刻。
至于烟灰那就没办法了，现在已经要不到烟灰缸，全部弹到地上，他自己也知道这种行为很不雅，可是“谁要政府颁布禁烟令呢?这也不能怪我们”。
李东*媒体人
洗手间阵地的沦陷
文*宋荻
这个故事十分囧，李东说起来脸都红一阵，白一阵的，因为发生地点在电影院的洗手间。
那天的当事人有好几个，只有李东是吸烟人士，无论在车上还是餐厅里，他都属于被嫌弃的对象，连司机一看到他拿出烟，都会马上制止：“我车上不能抽烟。嗯?开窗也不行。”没办法，只能忍着。
等到电影开场前大家都去洗手间方便的时候，一位男性工作人员不知道是不是有预知能力，还是闻到了烟民身上特有的味道，特地上来嘱咐他：“洗手间里不能抽烟。”
李东暗自叫惨，别的地方忍着都好说，只是他有个坏习惯，“方便”的时候特别需要香烟，“十来年的习惯了，一时半会克服不了啊。我还是在门后点燃了烟，心里还真有点紧张，赶紧大口猛吸，想着快点抽完也不容易被发现”。侥幸往往意味着失败，烟雾虽然飘渺却很明显，加上电影院的洗手间本来也小，烟雾飘啊飘的就被门口的那位工作人员看见了，人家只好来敲门提醒他：“里面的人不要抽烟了!”
这种尴尬还是头一次，李东赶紧灭了烟，出来之后都不太好意思看那个工作人员，他当时敲门说话的声音很大，李东怀疑还有别的人也听见了，甚至觉得有人在偷偷笑话他，他把这事告诉朋友们，非烟民们自然认为人家没有做错，毫无半点同情之心，李东只能讪讪地说：“下回注意吧。”
欣欣*广告销售
在酒店点烟会被水喷
文*宋荻
香港的禁烟力度比广州强很多，尤其是酒店这些地方，除了个别楼层允许抽烟外，大堂和房间绝对是严令禁止，可这些大大的禁烟标志也阻挡不了烟民 们冲破封锁的决心。欣欣就是其中一位女烟民代表。
两周前她去香港出差，一进房间不是换拖鞋整理行李，而是赶紧四面环顾，“躲起来抽应该没事吧，会不会有水喷下来?”她考量了一阵，觉得床边上抽不太靠谱，还是选择了在洗手间解决问题。
欣欣蹲在马桶盖上点上一支，肺里很满足心里却很紧张，担心着某些不明真相的水会突然浇到她脑袋上，她的眼睛上下左右的观察，水源没找到却无意中发现了另一件事，在浴袍的背后居然挂着一件小内衣，估计是上一位客人忘了拿，清理房间时服务生又没看见，欣欣一边着急地想让他们赶紧再来收拾，又怕人家发现她的秘密。只能一步步来：先小心地把烟灰烟蒂冲干净，然后等排气扇吹散证据，谁知道排气扇很不给力，她没办法，只能自己挥着手臂在洗手间充当人力风扇。她等啊等，过了45分钟，觉得那烟味终于消失了，才敢打电话给服务生。
没想到，服务生不仅没有发现她的作案证据，还给她加了早餐作为补偿，那顿早餐她吃得有点纠结。
回到广州后，她由衷地觉得广州的抽烟生活还是更自由，但自从禁烟令颁布以后，她意识到内地自由抽烟的日子也不是很长了。
陈辉权*作曲家
喀什机场吸烟室门票100元
文*李舒航
陈辉权说，禁烟后，广州很多茶餐厅都没有吸烟区了。在禁烟前，服务员一般会给吸烟的顾客提供烟灰缸，禁烟后就没有了。但他们对熟悉面孔的顾客会有暗示：这里不提供烟灰缸了。然后贴心地拿过来一个碟子，并在里面放上一汪清水……这种做法可能会违反规定，但是这也是尊重烟民的一种表现。如果其他不吸烟的顾客有投诉，服务员也会立刻来制止吸烟的人，说不能在店里吸烟，那么烟民也不会太较真，立刻就把烟熄了。其实大家期待的就是一个互相妥协的过程。
禁烟后，陈辉权经历的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发生在机场。禁烟条例实施后，全国各机场相继取消了吸烟区，于是机场外面经常有这样一幕——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围着一个垃圾桶弹烟灰。他们穿着考究，在吞云吐雾间逃避路人略带歧视的眼光。也有的因为下飞机后不舍得花高价买个新打火机，就借着第一根烟点燃第二根，直到抽爽了为止。陈辉权说，有的人是刚在飞机上憋完出来，有些是因为进去候机就没法抽了。
前不久的新疆之行，陈辉权在乌鲁木齐机场里和两个烟民朋友在机场大厅绕了一圈后，发现了一家开放式咖啡厅，里面有人正在抽烟。他和朋友毫不犹豫地坐了下来，迫不及待地叼上了香烟。服务员过来了，说：“对不起先生，这里不允许抽烟。”陈辉权看了看旁边几个正在喷云吐雾的人。“为什么他们可以抽呢?”
“因为他们在喝咖啡，消费者是上帝。”服务员微笑着说。
陈辉权和朋友们面面相觑，说：“好吧，那就来一杯咖啡吧!”
“那就只有一位先生可以抽烟，你们不可能三个人用一个杯子吧……”服务员继续保持微笑。
“可是我心脏不好，不能喝咖啡。”另一个朋友说。
服务员想了想说，那起码你们买两杯咖啡吧，可以送你们一杯。结果我们花了116块钱买了两杯咖啡，又送了我们一杯。为了对得起这116块钱，我们三个人一连抽了好多根。你看，其实本来我根本不需要抽这么多烟的，他们简直是在强迫我多抽一些，这对我的身体伤害会更大吧……
而喀什机场的smokingroom是让陈辉权印象最深的。有一间封闭式的吸烟室，提供了沙发、椅子、茶几等舒适的吸烟设施，或许对于烟民来说，这属于机场的尊享服务，然而这里是收费的，每人每次进去吸烟要缴纳100块钱的服务费。他说：“如果为了抽一根烟花100块，那我一定疯了。而且如果以后只能在天价吸烟室里吸烟，那穷人想吸烟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