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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先生，用三十年时间，完成了一部有关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论著——《失落的一代》。二○○九年一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中文译本（繁体字版）。次年一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简体字版。两个版本，均使用了同一个封面图样：红宝书、大红花、女知青、老队长、麦穗、扁担、行李、草帽、阳光、笑容……那些已经淡出今人视线的“文革”符号，在国画工笔的细致描摹下，清晰还原了当年的场景。
一个人和一代人、一代人和一本书——对于老潘来说，终于是完成了一件大事。一个人一生能做成几件大事呢？一部需要用三十年时间著述的书，可见不是小事情。
一个身在巴黎的“老外”，隔着万水千山，追寻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印记，以四十三万字的篇幅，深入剖析研究其动因与后果。作者若是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没有内心的强大动力、没有探究与发现的能力，难以想象，他愿意为一部书，耗去自己的大半生。
两年前，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老潘穿过北京的街市，把一块砖头重的样书送到我手里。那晚的狂风几乎要把人刮飞，大风呛得人说不出话——这番酷似北大荒雪沙横飞的大烟泡，倒像是为老潘特地设置的背景。我抱着书，长长松了口气——仿佛作者不是老潘，而是老知青们，或是我自己。
我等待这部书，用了近二十年。在与老潘断断续续的见面对话、数次书信问答中，我曾暗中怀疑，老潘的书稿是否会同知青一起老去。
那天晚上，我抱着书瑟瑟缩在风口，答应老潘我会认真读书，或许会写下一个老知青的读后感。话音逆风飞散，瞬间，被黑暗吞没。
《失落的一代》中文简体版在北京出版后，至今已有为数不少的媒体采访见诸报端网络。老潘本人以及大陆学界的知青历史研究者，已对该书做出了广义解读与深度阐释。
而于我而言，值得发挥的话题，首先与时间有关——《失落的一代》成书前后历时三十年，当年的“知青”如今已经步入了老年。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对于学者本人、对于中国学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失落的一代》的雏形，原出自老潘完成于一九八八年的博士论文。当时，他自己写了一篇题为《改造一代人战略的兴亡》的内容概要，中文译稿刊登于一九八九年四月的《海南纪事》。这是在中国第一次公开发表、具有独立见解的有关知青研究的论述。六年后，在刘小萌等人主编的《中国知青事典》中，曾提到这篇文章产生了“很大反响”。老潘在二十多年后成书的《失落的一代》引言中，以两小节的篇幅，详细介绍过该书写作的缘起、以及研究资料的直接与间接来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由于中国长期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西方世界所了解的中国，无论是经济政治状况还是知青运动，基本都来自于僵化虚假的官方宣传。那一年，正在香港学习中文的老潘，偶然遇到几位来自大陆的“偷渡者”，他们讲述了知青的亲身经历和悲惨遭遇，使得这位一九四九年出生于法国的“知青同龄人”，大为震惊并深受感动。老潘自此对知青运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与那些老红卫兵谈论一九六八年自己亲历的法国“五月风暴”，中法同代人相似的“革命理想”与后期的“失落反思”，使得彼此找到了太多的共同话题。他们试着合编了一本记录知青经历的书，以集体访谈形式出版，老潘因此接触并采访了大量当事人——那些知青口述的具体、生动、感性、真实的故事，是他开始这项知青研究工作最初的资料来源。与西方那些专事系统收集“文革”资料的职业学者相比，老潘当初的这一选择，更多源自内心的激情和道义。
也许，老潘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已在那面庞大的“竹幕”上划开了一个小口，细微的裂隙中透出更为隐蔽的真相。他朝着竹幕幽暗的纵深处掘进，从此欲罢不能。此后的岁月，他往来于法国与中国香港、大陆之间，开始了漫长的追踪与探究。其间，他曾阅读过几百篇发表在准许外国人查阅的报刊杂志上关于下乡运动的文章，读遍了七十年代末私下流传的民间小报。八十年代初，中国官方发表了多种回顾统计材料，老潘特别查阅了一九四九年后人口就业及教育的统计数据。一九八一年，国务院知青办公室将一九六二年以来知青上山下乡的相关重要文件辑成“内部选编”，这些官方发布的书面资料，成为他研究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文学，其中大量的知青题材小说、报告文学，以及知青作家们的自传和创作谈，都为他提供了可信的间接参考资料。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出现了一些脱离官方宣传范围的回忆录，对谈录……那些公开发表的见证文字，进一步启发了他的思路。一九八七年，老潘偶然在一本有关就业问题的统计册里发现两张图表，这些新到手的数据，更为精确地证实了他对知青运动起因的初步分析。同年，台湾杂志《议题和研究》，发表了一篇介绍下乡运动历史总结的十五页长文，如果说，那是一座知青研究成果的小山，那么，此时的老潘，已经暗中为自己设定了另一座难以攀越的高峰。
作为老潘三十多年的老友，那些年间，我大略知道他正在开始一项纯属他本人兴趣使然的浩大知青“工程”（借用当下流行的热词）。要把一篇几万字的博士论文，扩展充实为一部具有独特创建的理论专著——人近中年的法国人老潘，其路漫漫而其修远兮。
在我们翘首等待着老潘的论稿成书的日子，时间却不等老潘。它始终在急促地行走，循着自身的节奏，分分秒秒，年年月月。时间在消逝衰减的过程中，不断沉积为历史的固化物，衍生出多样的释义。资讯由直线扩展为网状。那个已成为“过去时”的知青史，犹如太空中失重的卫星残片，在漫无边际的漂浮中释放出未知的物质……
老潘的书稿，在完成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在于一年年不断增量的“文革”信息解密，使得他对原有的论据，不得不多次进行补充与修改；对于自己原有的论点，必须反复进行质疑和论证。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新世纪这长长的二十年间，随着社会自由度的进一步拓展，言论空间逐渐加大，有关“文革”历史的真实史料揭秘、各种新的研究成果面世——那些曾经被刻意遮蔽的数字、证据、文献、事实，从尘埃总也落不定的漫天迷雾中，悄然显影，披露出更为严酷的真相。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政府开始容许部分有关下乡运动的集体回忆活动，到了一九九八年知青下乡三十周年前后，纪念活动达到顶峰：电影、诗歌、日记、书信集、县志省志、学者专著……除了那些成名的老知青作家出版的知青文学新作，有关知青历史的话语权，已逐渐扩展延伸到民间——由知青本人撰写的种种回忆录、访谈录，老知青聚会、知青社团、留守知青、知青回访、知青学者与知青官员有关“文革”的分歧与隐性论战，众声喧哗众说纷纭，令人应接不暇。
还有西方学界的“文革”研究者，例如美国学者伯恩斯坦、德国学者史查平，先期出版的那些知青研究论著，在给予老潘启发的同时，也如一座座大山横亘在前。老潘要在如此的喧嚣迷乱中，建立起一个使自己稳稳立足的跨学科空间站，需要超凡的定力。
时间在慷慨地为他补充给养的同时，也一次次提升了标尺的高度。这位来自巴黎的潘鸣啸博士，在三十年间，无意中被知青们改造成了新时代的愚公——他埋头于那座持续升高的大山下，挖下一锹土，却又多了一坡土，大山似乎总在不断增高，子子孙孙没有穷尽。
记得有一次我曾经问过，你的书稿什么时候能写完啊？
他伸开两条修长的胳膊，一摊手，说：我也不知道。
我钦佩老潘的耐性、韧性、锲而不舍。我知道，他的这部书不是耸人听闻的史料堆砌，而是一次寻根究底的解剖术。他不会满足于“是什么”，他要追问的是“为什么？”
三十年过去，时间证明了老潘是一个思维缜密、学风严谨的人。
在他最后完成出版的论著里，他终于告诉了我们“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北大荒老知青，一直渴望求解、求证的那个最深处的问号。
《失落的一代》中文简体版，除了引言之外，共分为五部分：一、动机；二、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与终：下放知青政策的演变；三、上山下乡生活实录；四、社会上的抵制；五、总结：历史上的“运动”。
纵览全书，从书中引述的那些浩如烟海的“文革”史料、有关全国各地知青下乡始末的精准数据，以及作者本人对此做出的全面而精辟的解析中，较之先前西方学界对知青运动的研究成果，我以为其中最能体现老潘个人思考特色的分析结论，大致为以下几点：
一、知青运动的根本动因，源自建国后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政治关系。中国最高领导人所主宰统领的意识形态，是驱使一千七百万知青下乡的决定性因素。
二、在“文革”刚刚结束，政治经济文化各种社会矛盾积重难返的状态下，知青返城的大门依然紧闭。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各地知青大规模的激烈反抗下，当局才被迫做出了让步。
三、改革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清除僵化的意识形态，是促进中国社会进步，避免再次发生政治运动的有效方法。
该书第一部分有关“动机”的论述，是潘鸣啸先生最为看重的部分，也是全书最具思想光泽的篇章。此前西方学者有关知青研究的专著，大多将下乡运动归结为“文革”三年动乱后，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无法为滞留于城市的青年提供就业岗位；由于大学停办，应届中学毕业生无处可去；知青下乡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口问题陷入困境之后，官方不得不采取的临时应急策略和权宜之计等等。多年来，从事知青研究的中外学者，大体都承袭并沿用了以上这一思路。
而在《失落的一代》中，老潘以充实的论据和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若是由于“文革”中政府无法解决知青就业问题，因而造成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老三届”毕业生全体上山下乡，那么，何以解释当年在校的“老五届”大学生，也全部被赶往军垦农场，何以解释知青下乡后的第二年，大中小城市均开始大量招工等等。
老潘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知青大规模下乡运动，源起于政府高层的四种动机。这四种动机，基本上属于以下三大类型：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的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社会秩序并强化最高领袖的魅力）；社会经济动机：一是积极的（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建设），另一是消极的（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在老潘的研究结论中，他认为用简单的经济利益来解释这种反文化反教育的政策，肯定是本末倒置的。一个建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上、崇尚领袖迷信的国家，知青运动的发生绝不可能由单纯的经济因素决定。一九六八年以后，由经济困境造成的驱赶知青下乡自食其力的动机虽然继续存在，但下乡并不是唯一可以解决那些经济问题的途径。只有在某种基本由政治思想因素决定的发展逻辑内，才能解释这唯一途径的合理性。越来越多的史实揭示，这次运动是领袖个人魅力权威长期以来反知识主义及民粹主义的一次极端演绎。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历史上，乌托邦臆想的制造者，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这一表现出某种独立思考精神的社会阶层。仇视知识分子的潜意识，曾造成新中国当代史上多次对知识分子的挞伐。发动“文化大革命”便是这一内心焦虑的极端体现，下乡运动不过是其中一部分。有关“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口号，是施行愚民政策冠冕堂皇的借口，目的是防止在新一代中滋生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父亲”将儿女当做祭品，供奉在权力意愿以及与现代世界背道而驰的意识形态祭坛上……
老潘的论述，不仅揭示了发起运动的领导人公开或隐蔽的动机，同时也展现了由此在整个社会上引致的严重后果。他以大量亲自采访的知青事例，论证了“文革”十年导致的伪善犬儒主义，人与人之间盛行的告密、行贿、虚假行为，毁坏了整个民族的灵魂，催生了新的利益阶层。中国知青下乡运动提供的独特历史经验，为魅力威权的局限性做出了极好的诠释。而历史的吊诡与反讽在于，恰恰是上山下乡运动，促使知青开始自觉思考自身与国家的命运。正如书中引述的一段李银河的原话：理想主义造就了我们的现实主义；教条主义造就了我们的自由思想；愚民政策造就了我们的独立思考。老潘指出：就像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事件那样，失败本身会带来正面的后果。这场运动也不例外……它提出的众多重大问题迫使毛的继承者进行改革。毛的激进与极端的政策，在各个领域里都加速了历史的进程，不过是朝着毛所期望的相反方向进行的。
《失落的一代》的令人信服之处，还在于老潘以一九六八年自己在巴黎参加左翼学生运动的亲身经历，以及一九六七年秋法国“知青”的“插入运动”（426页）作为对照，描述了“知识分子与群众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怎样演化为知识分子对“思想恐怖主义”的抵制，进而对虚妄的思想改造进行反抗，从而导致“插入运动”无疾而终——在相异的历史条件和国家体制下，“知识青年”的命运何其相似。
法国的“老红卫兵”，身上同样留着时代的伤口与历史教训。
我注意到在这部书的自序左侧，有这样一行小字：谨以此书献给中国所有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三十年，大半生，为了中国知青和中国的未来，老潘舍得。
翻阅这部厚重的大书，我的目光多次停留在以下这段话上：
……在中共发起的历次运动中，下乡属于最具专制之列……表面上是自愿性质的，这场难以定性的运动根本就是糅合了动员与强制的合二为一的创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当政治意识形态被知青们以“自愿”的姿态服从，意气风发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奔赴偏僻的山地荒漠试图拯救世界，回过头，却发现没有人能够拯救自己、没有人能够保护自身的利益——当年的老知青终于幡然醒悟：以革命的名义所推行的强大思想操控、使个体在集体意志下彻底丧失自我，是知青一生中最恐怖的记忆，那是比付出荒废学业、奉献青春、牺牲个人前途的惨重代价更为巨大的精神损失。
老潘在该书的结尾处，借用了白吉尔博士的一个比喻：“虽然旧人没有死去，虽然旧人没有成为新人，但他所经历的一切却以各种方式影响了他，也改变了他。”老潘欣喜地补正：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失落的一代”，同时也是“思考的一代”。
该书第五部分“结论”的“乌托邦思想的告终：社会力量的再生”一节，在全书列举的种种沉重的往事之后，多少为我们带来了新时代的些许亮色。无论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老知青以偷渡、怠工、自残、离婚、行贿等手段为返城所进行的消极反抗，还是“文革”结束后老知青的大规模静坐示威、集体游行，都是久受压抑的社会潜意识的回归。而在知青所进行的一系列艰难的集体抗争与叛逆之后，时间走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政府终于对知青政策做出了大幅度的调整。
当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开始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和改善。一九七七年恢复了高考，那些曾经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知青，一部分人得以重返大学。尽管，知青群体的命运变化，只是历史变革的因果之一，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高层领导正在逐渐走出乌托邦的臆想王国、转而把经济目标放在最主要的地位的战略转换。政府开始关注个人及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并为社会各成员提供了相应宽松的言论表达空间。历史事实证明，中共这三十年不再醉心于政治运动，摈弃乌托邦臆想的极端意识形态，由务虚转为务实，积极推进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巨大进步。如今，中国社会已经和世界经济格局连成一体，在这个基础上讨论经济因素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将会具备更多的可能性。
《失落的一代》可谓是迄今为止史料最为全面丰富、最具思想深度的知青历史研究专著。若是老知青们能有兴趣读一读老潘的这部书，伤痛的心灵或许会得到慰藉和补偿。
三十年间，老潘在欧洲与亚洲的空中不断飞去来，成为中国当代史的见证人；也正是中国风云激荡的改革，为老潘的探秘不断打开了新的通道。以三十年时间，完成对中国知青史的探析，如此严肃审慎的学风与治学态度，是中西学界之幸，也为中国学人留下了可借鉴的经验。时间对于这部书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最终有资格对这部书的“完成态”做出严格的历史验证。时间在流逝中沉淀、时间在飘散中积聚，那些被时间反复检验、锤炼、校正的研究成果，将和历史一起留存。
（《失落的一代》，潘鸣啸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二○一○年版，45.00元）
一个人和一代人、一代人和一本书——对于老潘来说，终于是完成了一件大事。一个人一生能做成几件大事呢？一部需要用三十年时间著述的书，可见不是小事情。
一个身在巴黎的“老外”，隔着万水千山，追寻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印记，以四十三万字的篇幅，深入剖析研究其动因与后果。作者若是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没有内心的强大动力、没有探究与发现的能力，难以想象，他愿意为一部书，耗去自己的大半生。
两年前，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老潘穿过北京的街市，把一块砖头重的样书送到我手里。那晚的狂风几乎要把人刮飞，大风呛得人说不出话——这番酷似北大荒雪沙横飞的大烟泡，倒像是为老潘特地设置的背景。我抱着书，长长松了口气——仿佛作者不是老潘，而是老知青们，或是我自己。
我等待这部书，用了近二十年。在与老潘断断续续的见面对话、数次书信问答中，我曾暗中怀疑，老潘的书稿是否会同知青一起老去。
那天晚上，我抱着书瑟瑟缩在风口，答应老潘我会认真读书，或许会写下一个老知青的读后感。话音逆风飞散，瞬间，被黑暗吞没。
《失落的一代》中文简体版在北京出版后，至今已有为数不少的媒体采访见诸报端网络。老潘本人以及大陆学界的知青历史研究者，已对该书做出了广义解读与深度阐释。
而于我而言，值得发挥的话题，首先与时间有关——《失落的一代》成书前后历时三十年，当年的“知青”如今已经步入了老年。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对于学者本人、对于中国学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失落的一代》的雏形，原出自老潘完成于一九八八年的博士论文。当时，他自己写了一篇题为《改造一代人战略的兴亡》的内容概要，中文译稿刊登于一九八九年四月的《海南纪事》。这是在中国第一次公开发表、具有独立见解的有关知青研究的论述。六年后，在刘小萌等人主编的《中国知青事典》中，曾提到这篇文章产生了“很大反响”。老潘在二十多年后成书的《失落的一代》引言中，以两小节的篇幅，详细介绍过该书写作的缘起、以及研究资料的直接与间接来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由于中国长期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西方世界所了解的中国，无论是经济政治状况还是知青运动，基本都来自于僵化虚假的官方宣传。那一年，正在香港学习中文的老潘，偶然遇到几位来自大陆的“偷渡者”，他们讲述了知青的亲身经历和悲惨遭遇，使得这位一九四九年出生于法国的“知青同龄人”，大为震惊并深受感动。老潘自此对知青运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与那些老红卫兵谈论一九六八年自己亲历的法国“五月风暴”，中法同代人相似的“革命理想”与后期的“失落反思”，使得彼此找到了太多的共同话题。他们试着合编了一本记录知青经历的书，以集体访谈形式出版，老潘因此接触并采访了大量当事人——那些知青口述的具体、生动、感性、真实的故事，是他开始这项知青研究工作最初的资料来源。与西方那些专事系统收集“文革”资料的职业学者相比，老潘当初的这一选择，更多源自内心的激情和道义。
也许，老潘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已在那面庞大的“竹幕”上划开了一个小口，细微的裂隙中透出更为隐蔽的真相。他朝着竹幕幽暗的纵深处掘进，从此欲罢不能。此后的岁月，他往来于法国与中国香港、大陆之间，开始了漫长的追踪与探究。其间，他曾阅读过几百篇发表在准许外国人查阅的报刊杂志上关于下乡运动的文章，读遍了七十年代末私下流传的民间小报。八十年代初，中国官方发表了多种回顾统计材料，老潘特别查阅了一九四九年后人口就业及教育的统计数据。一九八一年，国务院知青办公室将一九六二年以来知青上山下乡的相关重要文件辑成“内部选编”，这些官方发布的书面资料，成为他研究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文学，其中大量的知青题材小说、报告文学，以及知青作家们的自传和创作谈，都为他提供了可信的间接参考资料。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出现了一些脱离官方宣传范围的回忆录，对谈录……那些公开发表的见证文字，进一步启发了他的思路。一九八七年，老潘偶然在一本有关就业问题的统计册里发现两张图表，这些新到手的数据，更为精确地证实了他对知青运动起因的初步分析。同年，台湾杂志《议题和研究》，发表了一篇介绍下乡运动历史总结的十五页长文，如果说，那是一座知青研究成果的小山，那么，此时的老潘，已经暗中为自己设定了另一座难以攀越的高峰。
作为老潘三十多年的老友，那些年间，我大略知道他正在开始一项纯属他本人兴趣使然的浩大知青“工程”（借用当下流行的热词）。要把一篇几万字的博士论文，扩展充实为一部具有独特创建的理论专著——人近中年的法国人老潘，其路漫漫而其修远兮。
在我们翘首等待着老潘的论稿成书的日子，时间却不等老潘。它始终在急促地行走，循着自身的节奏，分分秒秒，年年月月。时间在消逝衰减的过程中，不断沉积为历史的固化物，衍生出多样的释义。资讯由直线扩展为网状。那个已成为“过去时”的知青史，犹如太空中失重的卫星残片，在漫无边际的漂浮中释放出未知的物质……
老潘的书稿，在完成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在于一年年不断增量的“文革”信息解密，使得他对原有的论据，不得不多次进行补充与修改；对于自己原有的论点，必须反复进行质疑和论证。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新世纪这长长的二十年间，随着社会自由度的进一步拓展，言论空间逐渐加大，有关“文革”历史的真实史料揭秘、各种新的研究成果面世——那些曾经被刻意遮蔽的数字、证据、文献、事实，从尘埃总也落不定的漫天迷雾中，悄然显影，披露出更为严酷的真相。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政府开始容许部分有关下乡运动的集体回忆活动，到了一九九八年知青下乡三十周年前后，纪念活动达到顶峰：电影、诗歌、日记、书信集、县志省志、学者专著……除了那些成名的老知青作家出版的知青文学新作，有关知青历史的话语权，已逐渐扩展延伸到民间——由知青本人撰写的种种回忆录、访谈录，老知青聚会、知青社团、留守知青、知青回访、知青学者与知青官员有关“文革”的分歧与隐性论战，众声喧哗众说纷纭，令人应接不暇。
还有西方学界的“文革”研究者，例如美国学者伯恩斯坦、德国学者史查平，先期出版的那些知青研究论著，在给予老潘启发的同时，也如一座座大山横亘在前。老潘要在如此的喧嚣迷乱中，建立起一个使自己稳稳立足的跨学科空间站，需要超凡的定力。
时间在慷慨地为他补充给养的同时，也一次次提升了标尺的高度。这位来自巴黎的潘鸣啸博士，在三十年间，无意中被知青们改造成了新时代的愚公——他埋头于那座持续升高的大山下，挖下一锹土，却又多了一坡土，大山似乎总在不断增高，子子孙孙没有穷尽。
记得有一次我曾经问过，你的书稿什么时候能写完啊？
他伸开两条修长的胳膊，一摊手，说：我也不知道。
我钦佩老潘的耐性、韧性、锲而不舍。我知道，他的这部书不是耸人听闻的史料堆砌，而是一次寻根究底的解剖术。他不会满足于“是什么”，他要追问的是“为什么？”
三十年过去，时间证明了老潘是一个思维缜密、学风严谨的人。
在他最后完成出版的论著里，他终于告诉了我们“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北大荒老知青，一直渴望求解、求证的那个最深处的问号。
《失落的一代》中文简体版，除了引言之外，共分为五部分：一、动机；二、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与终：下放知青政策的演变；三、上山下乡生活实录；四、社会上的抵制；五、总结：历史上的“运动”。
纵览全书，从书中引述的那些浩如烟海的“文革”史料、有关全国各地知青下乡始末的精准数据，以及作者本人对此做出的全面而精辟的解析中，较之先前西方学界对知青运动的研究成果，我以为其中最能体现老潘个人思考特色的分析结论，大致为以下几点：
一、知青运动的根本动因，源自建国后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政治关系。中国最高领导人所主宰统领的意识形态，是驱使一千七百万知青下乡的决定性因素。
二、在“文革”刚刚结束，政治经济文化各种社会矛盾积重难返的状态下，知青返城的大门依然紧闭。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各地知青大规模的激烈反抗下，当局才被迫做出了让步。
三、改革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清除僵化的意识形态，是促进中国社会进步，避免再次发生政治运动的有效方法。
该书第一部分有关“动机”的论述，是潘鸣啸先生最为看重的部分，也是全书最具思想光泽的篇章。此前西方学者有关知青研究的专著，大多将下乡运动归结为“文革”三年动乱后，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无法为滞留于城市的青年提供就业岗位；由于大学停办，应届中学毕业生无处可去；知青下乡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口问题陷入困境之后，官方不得不采取的临时应急策略和权宜之计等等。多年来，从事知青研究的中外学者，大体都承袭并沿用了以上这一思路。
而在《失落的一代》中，老潘以充实的论据和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若是由于“文革”中政府无法解决知青就业问题，因而造成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老三届”毕业生全体上山下乡，那么，何以解释当年在校的“老五届”大学生，也全部被赶往军垦农场，何以解释知青下乡后的第二年，大中小城市均开始大量招工等等。
老潘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知青大规模下乡运动，源起于政府高层的四种动机。这四种动机，基本上属于以下三大类型：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的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社会秩序并强化最高领袖的魅力）；社会经济动机：一是积极的（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建设），另一是消极的（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在老潘的研究结论中，他认为用简单的经济利益来解释这种反文化反教育的政策，肯定是本末倒置的。一个建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上、崇尚领袖迷信的国家，知青运动的发生绝不可能由单纯的经济因素决定。一九六八年以后，由经济困境造成的驱赶知青下乡自食其力的动机虽然继续存在，但下乡并不是唯一可以解决那些经济问题的途径。只有在某种基本由政治思想因素决定的发展逻辑内，才能解释这唯一途径的合理性。越来越多的史实揭示，这次运动是领袖个人魅力权威长期以来反知识主义及民粹主义的一次极端演绎。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历史上，乌托邦臆想的制造者，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这一表现出某种独立思考精神的社会阶层。仇视知识分子的潜意识，曾造成新中国当代史上多次对知识分子的挞伐。发动“文化大革命”便是这一内心焦虑的极端体现，下乡运动不过是其中一部分。有关“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口号，是施行愚民政策冠冕堂皇的借口，目的是防止在新一代中滋生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父亲”将儿女当做祭品，供奉在权力意愿以及与现代世界背道而驰的意识形态祭坛上……
老潘的论述，不仅揭示了发起运动的领导人公开或隐蔽的动机，同时也展现了由此在整个社会上引致的严重后果。他以大量亲自采访的知青事例，论证了“文革”十年导致的伪善犬儒主义，人与人之间盛行的告密、行贿、虚假行为，毁坏了整个民族的灵魂，催生了新的利益阶层。中国知青下乡运动提供的独特历史经验，为魅力威权的局限性做出了极好的诠释。而历史的吊诡与反讽在于，恰恰是上山下乡运动，促使知青开始自觉思考自身与国家的命运。正如书中引述的一段李银河的原话：理想主义造就了我们的现实主义；教条主义造就了我们的自由思想；愚民政策造就了我们的独立思考。老潘指出：就像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事件那样，失败本身会带来正面的后果。这场运动也不例外……它提出的众多重大问题迫使毛的继承者进行改革。毛的激进与极端的政策，在各个领域里都加速了历史的进程，不过是朝着毛所期望的相反方向进行的。
《失落的一代》的令人信服之处，还在于老潘以一九六八年自己在巴黎参加左翼学生运动的亲身经历，以及一九六七年秋法国“知青”的“插入运动”（426页）作为对照，描述了“知识分子与群众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怎样演化为知识分子对“思想恐怖主义”的抵制，进而对虚妄的思想改造进行反抗，从而导致“插入运动”无疾而终——在相异的历史条件和国家体制下，“知识青年”的命运何其相似。
法国的“老红卫兵”，身上同样留着时代的伤口与历史教训。
我注意到在这部书的自序左侧，有这样一行小字：谨以此书献给中国所有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三十年，大半生，为了中国知青和中国的未来，老潘舍得。
翻阅这部厚重的大书，我的目光多次停留在以下这段话上：
……在中共发起的历次运动中，下乡属于最具专制之列……表面上是自愿性质的，这场难以定性的运动根本就是糅合了动员与强制的合二为一的创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当政治意识形态被知青们以“自愿”的姿态服从，意气风发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奔赴偏僻的山地荒漠试图拯救世界，回过头，却发现没有人能够拯救自己、没有人能够保护自身的利益——当年的老知青终于幡然醒悟：以革命的名义所推行的强大思想操控、使个体在集体意志下彻底丧失自我，是知青一生中最恐怖的记忆，那是比付出荒废学业、奉献青春、牺牲个人前途的惨重代价更为巨大的精神损失。
老潘在该书的结尾处，借用了白吉尔博士的一个比喻：“虽然旧人没有死去，虽然旧人没有成为新人，但他所经历的一切却以各种方式影响了他，也改变了他。”老潘欣喜地补正：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失落的一代”，同时也是“思考的一代”。
该书第五部分“结论”的“乌托邦思想的告终：社会力量的再生”一节，在全书列举的种种沉重的往事之后，多少为我们带来了新时代的些许亮色。无论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老知青以偷渡、怠工、自残、离婚、行贿等手段为返城所进行的消极反抗，还是“文革”结束后老知青的大规模静坐示威、集体游行，都是久受压抑的社会潜意识的回归。而在知青所进行的一系列艰难的集体抗争与叛逆之后，时间走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政府终于对知青政策做出了大幅度的调整。
当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开始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和改善。一九七七年恢复了高考，那些曾经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知青，一部分人得以重返大学。尽管，知青群体的命运变化，只是历史变革的因果之一，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高层领导正在逐渐走出乌托邦的臆想王国、转而把经济目标放在最主要的地位的战略转换。政府开始关注个人及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并为社会各成员提供了相应宽松的言论表达空间。历史事实证明，中共这三十年不再醉心于政治运动，摈弃乌托邦臆想的极端意识形态，由务虚转为务实，积极推进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巨大进步。如今，中国社会已经和世界经济格局连成一体，在这个基础上讨论经济因素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将会具备更多的可能性。
《失落的一代》可谓是迄今为止史料最为全面丰富、最具思想深度的知青历史研究专著。若是老知青们能有兴趣读一读老潘的这部书，伤痛的心灵或许会得到慰藉和补偿。
三十年间，老潘在欧洲与亚洲的空中不断飞去来，成为中国当代史的见证人；也正是中国风云激荡的改革，为老潘的探秘不断打开了新的通道。以三十年时间，完成对中国知青史的探析，如此严肃审慎的学风与治学态度，是中西学界之幸，也为中国学人留下了可借鉴的经验。时间对于这部书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最终有资格对这部书的“完成态”做出严格的历史验证。时间在流逝中沉淀、时间在飘散中积聚，那些被时间反复检验、锤炼、校正的研究成果，将和历史一起留存。
（《失落的一代》，潘鸣啸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二○一○年版，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