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张迁碑》自明代出土以来，受到诸多金石学者及书法家的追捧，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质疑，主要表现在《张迁碑》文本内容上的讹误，以及在书写过程中的用字不精准问题。因是碑书法典雅古朴，不像后人伪托之作，故历史上对此褒贬不一，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之后，相应的如钱大昕、阮元等金石学家为之辩护。主要针对碑文中以“殡”为“宾”，以“忠”为“中”，以“既且”为“暨”等问题展开，对于以“殡”为“宾”、以“忠”为“中”阮元均找出了很好的例证进行反驳，唯以“既且”为“暨”不可解。本文大胆的从书法创作中的合文与拆分的角度提出了“既且”为“暨”字的拆分现象，本应拆为“既旦”，但因常年风化而导致“旦”为“且”字，故有此不可解之疑。
关键词：《张迁碑》; 讹误;合文; 拆分
《张迁碑》乃汉碑名品，于明朝初年再度现世。据说当时不为人看好，怀疑是后人的伪作。由于笔者长期伏案临池，对《张迁碑》的艺术价值深信不疑，爱不释手。偶尔看到有关《张迁碑》为后人伪托之作的言论，总觉心有不快之意，故深翻阅相关资料而追究之，并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张迁碑》做一定的介绍与挖掘，以期解内心不平衡之结。其一，《张迁碑》之出土与流传;其二，从书法创作中合子与拆分来看《张迁碑》之文本文字问题。
一、《张迁碑》之出土与流传
根据旧志所述，《张迁碑》出土于明代，“掘地得之，未详其处，意必汉时古城旧境也。”[ 《汉碑集释》引“府旧志”，见《汉碑集释》，第489页。]由上可知，其出土具体地点并未作出具体的交代，不仅如此，具体的出土时间亦未做交代，这不禁让人心生疑虑。明代杨士奇（1365—1444）《东里集》续集卷二十有“汉谷城长张迁碑”一条云：“右汉谷城长张君碑，未有碑额，盖中平二年其故吏所立，文辞字画皆古雅。碑在今东平州学。余得之宗丈东平州守季琛先生之子民服云”[ 明·杨士奇《东里集》续集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即杨瑒，字季琛，江西吉水人，曾官东平州太守，见《东里集》卷五《送宗老季琛诗序》及卷七《送李永怀归东平序》。杨士奇题跋中称杨季琛为“东平州守”，则其得到《张迁碑》之拓本，当在杨季琛在任东平州守之时。杨季琛之子杨黻字民服，与杨士奇往来频繁，交情甚厚，民服死后杨士奇为其撰墓志铭，即现存《东里集》续集卷三十六之《卫府右长史杨君墓志铭》。墓志铭中提到杨黻“永乐甲申侍父官东平”，杨季琛任东平太守在永乐二年（1404）年前后，杨士奇从杨服民手中得到《张迁碑》拓片应是这一年。《东里集》是在目前的文献中有关《张迁碑》最早的记录。
目前所知，最早著录《张迁碑》的金石学著作是都穆的《金薤琳琅》，其书卷六录《张迁碑》文，并有题跋云：“此碑予官京师时尝于景太史伯石处见旧拓本，不及录，近得之友人文徵仲。”
二、从书法创作中合子与拆分来看《张迁碑》之文本文字问题
最早对《张迁碑》碑文提出质疑的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他在《金石文字记》中说：“其文有云‘谎远既殡’者，‘宾’之误;‘中謇于朝’者，‘忠’之误;而又有云‘爰既且于君’，则‘暨’之误。古字多通，而‘宾’旁加‘歹’已为无理，又何至以一字离为二字。”[ 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事实上，字法上或想通或错误，于此碑中已不下十余处，品鉴、习书者当明察而细辨之;就行文而论，此碑又有浮夸或张冠李戴之弊。譬如简述张迁身世，将张仲、张良、张释之、张骞诸贤皆扯来装扮门面，或东或西，所居相去遥遥，其宗系亦绝不相及。其中“晋阳珮玮，西门带弦”还有个典故。“珮”通“佩”，“玮”通“韦”，“韦”者皮绳也，喻缓也。“弦”则弓弦，喻急也。《韩非子·观行篇》云：“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已，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董安于即晋阳宰。显而易见，此处典故颠倒了是非。
文中产生了诸多错误，使人生疑也是常理，然不可因此而否定其艺术价值。换言之，经典未必八面玲珑，盖因行文、书写、镌刻非一人而为之，各道工序的水平良莠不齐，各司其职，于结点处难免出错，亦是情理之中。如将“暨”分书为“既且”二字，便可意会当时情景。
张迁初为谷城长，后改任荡阴令，由山东东阿迁往河南汤阴县。汉制上，万户以上设令，不足万户则设长。也就是说，张迁此行官位略有升迁。谷城故吏集资为其立了块功德碑，亦即前人所谓“去思碑”。碑文句法整饬而涉笔成韵，却将历代张氏名人不加分辨，作为张迁的祖先来记载，而对其直系祖、父一概不论，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想必立碑之时，张迁已离世，他人对其资料不详，成碑后也未做校正，因此才出现此张冠李戴之误吧。顾亭林对此结论是：“欧阳、赵、洪三家皆无此碑，《山东通志》曰：‘近掘地得之，岂好事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遂讹谬至此耶！’”[ 同1。]
总的来说，顾炎武质疑的根据在于“忠”字误写成“中”，“宾”字误写成“殡”，“暨”字误写成“既且”二字，对于这三点疑虑我们逐一细考之。
清顾霭吉《隶辨》卷八云：“按以‘殡’为‘宾’，见《礼记·曾子问》，以‘忠’為‘中’，与魏《吕君碑》同，说在第一卷东、真二韵。唯以‘既且’为‘暨’，有不可解，然字画古拙，恐非摹刻也。”[ 清·顾霭吉：《隶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顾霭吉针对顾炎武所提出的三点疑虑进行辩解，对于“殡”为“宾”，“忠”为“中”，这两点找到了强有力的佐证，对于第三点疑惑，为何将“暨”误写为“既且”虽然不好解释，但观碑文古雅朴茂，断非后人摹刻所能及。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张迁碑》作为去思碑而言，除了歌颂其功德外，其书法艺术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出发，有时为了考虑到章法疏密布局的安排，我们常会有将一字拆分成几部分来写，或将几个字合为一字来书写的行为。由于为了照顾整体章法的需要，这种合文与拆分的手段，在篆刻创作当中用的尤为广泛，这样的一种书写方式最早可追溯到甲骨文中。因此，我们不妨站在艺术创作的立场，大胆的提出这样的结论：此“暨”字应是拆分成“既旦”二字来书写的，只是碑面经年累月的腐蚀，将“旦”字混为“且”字，遂造成了顾氏的第三点疑虑，而得出此碑为后人伪托之作的结论。即便假设此碑为伪作，那么，伪托者又何故将“暨”字分写成“既且”二字呢？岂不终为未解之谜？
关键词：《张迁碑》; 讹误;合文; 拆分
《张迁碑》乃汉碑名品，于明朝初年再度现世。据说当时不为人看好，怀疑是后人的伪作。由于笔者长期伏案临池，对《张迁碑》的艺术价值深信不疑，爱不释手。偶尔看到有关《张迁碑》为后人伪托之作的言论，总觉心有不快之意，故深翻阅相关资料而追究之，并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张迁碑》做一定的介绍与挖掘，以期解内心不平衡之结。其一，《张迁碑》之出土与流传;其二，从书法创作中合子与拆分来看《张迁碑》之文本文字问题。
一、《张迁碑》之出土与流传
根据旧志所述，《张迁碑》出土于明代，“掘地得之，未详其处，意必汉时古城旧境也。”[ 《汉碑集释》引“府旧志”，见《汉碑集释》，第489页。]由上可知，其出土具体地点并未作出具体的交代，不仅如此，具体的出土时间亦未做交代，这不禁让人心生疑虑。明代杨士奇（1365—1444）《东里集》续集卷二十有“汉谷城长张迁碑”一条云：“右汉谷城长张君碑，未有碑额，盖中平二年其故吏所立，文辞字画皆古雅。碑在今东平州学。余得之宗丈东平州守季琛先生之子民服云”[ 明·杨士奇《东里集》续集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即杨瑒，字季琛，江西吉水人，曾官东平州太守，见《东里集》卷五《送宗老季琛诗序》及卷七《送李永怀归东平序》。杨士奇题跋中称杨季琛为“东平州守”，则其得到《张迁碑》之拓本，当在杨季琛在任东平州守之时。杨季琛之子杨黻字民服，与杨士奇往来频繁，交情甚厚，民服死后杨士奇为其撰墓志铭，即现存《东里集》续集卷三十六之《卫府右长史杨君墓志铭》。墓志铭中提到杨黻“永乐甲申侍父官东平”，杨季琛任东平太守在永乐二年（1404）年前后，杨士奇从杨服民手中得到《张迁碑》拓片应是这一年。《东里集》是在目前的文献中有关《张迁碑》最早的记录。
目前所知，最早著录《张迁碑》的金石学著作是都穆的《金薤琳琅》，其书卷六录《张迁碑》文，并有题跋云：“此碑予官京师时尝于景太史伯石处见旧拓本，不及录，近得之友人文徵仲。”
二、从书法创作中合子与拆分来看《张迁碑》之文本文字问题
最早对《张迁碑》碑文提出质疑的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他在《金石文字记》中说：“其文有云‘谎远既殡’者，‘宾’之误;‘中謇于朝’者，‘忠’之误;而又有云‘爰既且于君’，则‘暨’之误。古字多通，而‘宾’旁加‘歹’已为无理，又何至以一字离为二字。”[ 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事实上，字法上或想通或错误，于此碑中已不下十余处，品鉴、习书者当明察而细辨之;就行文而论，此碑又有浮夸或张冠李戴之弊。譬如简述张迁身世，将张仲、张良、张释之、张骞诸贤皆扯来装扮门面，或东或西，所居相去遥遥，其宗系亦绝不相及。其中“晋阳珮玮，西门带弦”还有个典故。“珮”通“佩”，“玮”通“韦”，“韦”者皮绳也，喻缓也。“弦”则弓弦，喻急也。《韩非子·观行篇》云：“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已，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董安于即晋阳宰。显而易见，此处典故颠倒了是非。
文中产生了诸多错误，使人生疑也是常理，然不可因此而否定其艺术价值。换言之，经典未必八面玲珑，盖因行文、书写、镌刻非一人而为之，各道工序的水平良莠不齐，各司其职，于结点处难免出错，亦是情理之中。如将“暨”分书为“既且”二字，便可意会当时情景。
张迁初为谷城长，后改任荡阴令，由山东东阿迁往河南汤阴县。汉制上，万户以上设令，不足万户则设长。也就是说，张迁此行官位略有升迁。谷城故吏集资为其立了块功德碑，亦即前人所谓“去思碑”。碑文句法整饬而涉笔成韵，却将历代张氏名人不加分辨，作为张迁的祖先来记载，而对其直系祖、父一概不论，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想必立碑之时，张迁已离世，他人对其资料不详，成碑后也未做校正，因此才出现此张冠李戴之误吧。顾亭林对此结论是：“欧阳、赵、洪三家皆无此碑，《山东通志》曰：‘近掘地得之，岂好事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遂讹谬至此耶！’”[ 同1。]
总的来说，顾炎武质疑的根据在于“忠”字误写成“中”，“宾”字误写成“殡”，“暨”字误写成“既且”二字，对于这三点疑虑我们逐一细考之。
清顾霭吉《隶辨》卷八云：“按以‘殡’为‘宾’，见《礼记·曾子问》，以‘忠’為‘中’，与魏《吕君碑》同，说在第一卷东、真二韵。唯以‘既且’为‘暨’，有不可解，然字画古拙，恐非摹刻也。”[ 清·顾霭吉：《隶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顾霭吉针对顾炎武所提出的三点疑虑进行辩解，对于“殡”为“宾”，“忠”为“中”，这两点找到了强有力的佐证，对于第三点疑惑，为何将“暨”误写为“既且”虽然不好解释，但观碑文古雅朴茂，断非后人摹刻所能及。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张迁碑》作为去思碑而言，除了歌颂其功德外，其书法艺术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出发，有时为了考虑到章法疏密布局的安排，我们常会有将一字拆分成几部分来写，或将几个字合为一字来书写的行为。由于为了照顾整体章法的需要，这种合文与拆分的手段，在篆刻创作当中用的尤为广泛，这样的一种书写方式最早可追溯到甲骨文中。因此，我们不妨站在艺术创作的立场，大胆的提出这样的结论：此“暨”字应是拆分成“既旦”二字来书写的，只是碑面经年累月的腐蚀，将“旦”字混为“且”字，遂造成了顾氏的第三点疑虑，而得出此碑为后人伪托之作的结论。即便假设此碑为伪作，那么，伪托者又何故将“暨”字分写成“既且”二字呢？岂不终为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