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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过去就像做客一样，往椅子上一坐，你对人家笑笑，人家对你笑笑。”就这样她度过了整个暑假的实习生涯。
“我的上班时间是晚上八点到凌晨五点，营业结束后还要把KTV每个房间全部拖一遍，再用刮刀刮一遍，桌子擦完。”对此公司给出的解释是，实习生必须从基层做起，这些工作都要熟悉，最少要做四个月。
“最辛苦的时候，一层楼22个包厢，一个人清理，从十二点半开始，一直清理到五点下班。”杜弘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样昼夜颠倒地打扫了一个月卫生后，他走人不干了。
这是上海海事大学自动化专业大四学生杜弘晟的一段实习经历。
求己不如求人
打开邮箱，扫一眼是否有未读邮件，再失望地关掉，这个动作杜弘晟一天里要重复几十次。过去两周里，他已经发出了100多份简历，投递目标从最开始的外资“名企”，到一些合资公司，再到本土公司，规模一点一点减小，薪资要求不断降低，投递的岗位也扩大到几乎所有文职，尽管如此，简历依然全部石沉大海。
2012年9月，杜弘晟正式成为大四学生。为了在“毕业年”顺利找到心仪的工作，他从8月初就开始在各个求职网站上寻找合适的实习岗位，但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几乎每一个500强企业发布的实习岗位，都有近千人提出申请。“每天都可以看到自己投出去的简历被HR标记为‘已读’或者‘感兴趣’，也收到一些回复说过一段时间安排你来面试，但是后面就没消息了。”
一边是名不副实KTV的“管理培训生”实习经历，另一边是石沉大海的简历，杜弘晟有着大四学生普遍的“毕业生”焦虑。
两个星期的徒劳之后，杜弘晟放弃了在求职网站上和大量申请者“正面交手”的战略，开始留意朋友手上的实习资源，终于成功通过朋友的介绍进入了一家广告公司。
相比网上的海投，通过熟人介绍找实习的方式看起来更加靠谱些。上海戏剧学院播音主持专业的王美懿，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了实习工作。
“学长学姐有兼职的机会，可能自己没时间去做，就会推荐你去，如果做得好，公司就会留下你的信息，以后有工作也会找你。”王美懿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至今，她已经做过三份在电视台的实习，另外还有十几份外景主持和商业演出的兼职。
实习并不仅仅是中国大学生们的独特经历，国外大学生也在为此头痛。
Giovanni Attolico2011年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毕业后，一边在宾馆做服务生一边找工作，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个月，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在她也笼罩在毕业生求职焦虑中的时候，一家实习招聘代理公司主动和她联系，帮助她找到了在一家小型企业做研究员的实习机会。“我被雇佣做一个短期项目，在这期间我展示出了自己的市场营销知识，最终获得了一个正式岗位，作为对我三个月实习工作质量的奖励。”
全世界的毕业生都在找实习，一些公司正好瞄准了实习生市场，做起了实习招聘代理公司。
位于伦敦的“Inspiring Interns”公司声称可以为实习生提供各个行业的优质实习机会。公司一天可以处理300份求职申请，通过性格测试来筛选申请者，同时培训他们的面试技巧，敦促他们制作视频简历。对于打算招聘实习生的企业，这家公司承诺可以在三天内提供能胜任的实习生。
公司每月向雇主收取500英镑的中介费用，如果实习生被聘用，还要加收求职者起薪的10％，通过这种收费方式，“Inspiring Interns”在2011年盈利约100万英镑。
据悉，实习工作包括从市场营销、广告到金融、IT行业的上百个职位，并且留用率高达65％____这对找工作的毕业生来说诱惑太大。
实习工资有没有
比起来在宾馆打工，Giovanni Attolico更愿意做研究员的实习工作。然而，在这三个月期间，作为实习生的Giovanni Attolico没有任何报酬。
尽管实习招聘代理公司可以为实习生提供更多机会，提高寻找实习的成功率，但实习生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实习，许多是没有薪酬的。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雇佣专家估计，每年在美国由本科生参加的实习工作超过100万份，而研究机构Intern Bridge发现，其中接近半数没有薪酬。
杜弘晟在广告公司的实习每个月有2500元工资，这个数字相较于正式员工少之又少，但对他来说代表了自己付出劳动的一种回报。“如果为了更好的实习机会让我放弃实习工资，两个月我可以接受，再长就不行了。”杜弘晟说。
在中国的实习市场，一般大型外企在招聘实习生时提供的薪资在60～150元/天。
实习薪水和工作性质、发展前景一样，是大学生找实习时考量的几个重要因素之一。
将来想成为主持人的王美懿也有同样的考虑，“电视台做外景主持比较辛苦，录一次节目只有300块，商业演出比较轻松，一天做三四场，每场15到20分钟，可以有1000多元的收入，去做电视台的兼职主要是看中可以上镜，对以后的发展有帮助。”王美懿说。
对于国外大量接受无薪实习的学生来说，“不要钱”是在高失业率时代的妥协。根据美国2012年8月份的就业报告，24岁或以下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已经上升到9.4％。公司不愿聘用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申请者，因此刚刚迈出校门的毕业生只能做出一些退让。
“几年前，你几乎没听说大学毕业生有做无薪实习的。”做过好几项实习项目研究的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洛斯.埃森布里说，“但现在，我听说有些从常春藤盟校毕业出来的人都去做无薪实习。”
“打杂”还是“无杂可打”
除了实习工资，还有更加让实习生们苦恼的问题，那就是常常发现自己做着一份名不副实的实习。
在进入广告公司实习之前，杜弘晟在那家连锁经营量贩式KTV投递的职位是“管理培训生”，而这一个月的实习工作让他发现自己沦为了“服务生”，擦桌子拖地是他全部的工作内容。
咖啡连锁企业星巴克也同样要求学生兼职要从基础工作开始，在中国600多家门店里，有2600多员工是学生兼职，他们要从咖啡吧员做起，学会做饮料，和客户良好沟通，还要了解后台管理的流程，包括打样、订货、排班。 “让实习生进来之前明确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很重要。”星巴克(中国)人力资源部资深招聘经理赵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谈了他招聘实习生的经验，“为了保证申请者了解他们要面对的工作，我们很多学生兼职在大一、大二就在星巴克做实习，大四再来申请我们的管理培训生职位。”
在赵伟看来，现在的确有很多实习生的工作以打杂为主，一部分是企业方面的原因，“比如我安排了一次全国性的笔试，有五万人参加，需要一个人来批卷子，所以招了一个实习生，那么这个工作本身的定位就是打杂。”
另外也有实习生本人的原因，“他可能对这个公司还不太了解，没有想清楚这份工作的职责是什么。”
赵伟认为，以良好的心态学会“打杂”同样重要。“上来就让你做一个管理者，让你调兵遣将去打仗，不可能也不现实。你没学过冲锋陷阵，怎么能在后面运筹帷幄?”在打杂过程中，如果主动沟通，积极学习，还是能够有所收获。
“就像你去整理五万份卷子，可能前面的一千份花的时间是非常多的，后面一万份和这一千份花的时间是一样多的，熟能生巧，你会学到很多整理文档的技巧。”
“一定要有坚定的、必胜的信念，要相信自己会成功，为此可以忍受，可以接受挑战。”赵伟鼓励实习生。
相比“打杂”的实习工作，“无杂可打”是实习生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问题。
王美懿在电视台的三份实习中，有一份从始至终没有给她安排任何实质性的工作，“去的时间挺多的，但是完全没有事情。每天过去就像做客一样，往椅子上一坐，你对人家笑笑，人家对你笑笑。”就这样她度过了整个暑假的实习生涯。
谁为实习搭桥
走进“Inspiring Interns”公司的办公室，必须穿过一个类似衣橱柜门的大门。这是该公司在刻意模仿C.S.刘易斯笔下的童话场景——狮子、女巫和衣橱：他们希望实习生来到这个带给他们工作机会的办公室，感觉像步入了一个魔幻新世界。
类似的实习招聘代理公司已经在欧美小有起色。
“Instant Impact Interns”是英国一家新成立的公司，它对实习生的选择也更加有针对性：专门针对牛津、剑桥和其他顶尖学府的学生。它制定的收费标准具有弹性，这样就可以让一些小公司和慈善机构可以承受。同时它也坚持认为实习生应该得到报酬。
美国的实习生市场更加成熟。“Intern Bridge”是位于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公司。创建人理查德.波特纳曾经也是一名实习生。这家公司宣称与世界一百强的80％有合作关系。“Intern Bridge”公司帮助这些公司设计实习工作，并考察实习生。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现在国内还没有类似的实习招聘代理公司。
而且，把实习生个人信息推向市场让高校担忧。
“把毕业人才的信息，包括身份证号全部交给中介公司，是很危险的，尤其涉及外资背景的公司。”同济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徐讯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为了鼓励学生参加实习活动，为进入职场做准备，很多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也为学生提供了大量机会。据徐讯提供的数据，2011年同济为本科生提供了将近4000名实习岗位，而在4000多个本科生中，有约1500人选择读研，所以实习岗位基本可以覆盖全部的学生。
为此，就业指导中心长期以来的最基础的工作就是和用人单位建立联系，“我们首先判断这个专业哪些企业需要，比如土木工程大类的用人单位一般是施工单位、房地产公司和设计院，我们再主动去找。”以这种方式建立的联系比实习中介更具有专业针对性，经过长期积累形成高校用人单位信息库。
除了提供实习岗位，就业指导中心借鉴国外的经验，近年来开始强调尽早开展生涯规划教育，在大一大二就培养学生的就业意识和专业意识，通过课程、咨询和讲座的形式让学生了解“你将来想做什么，你的专业应该怎样读，专业市场的接纳度以及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对于还不明确工作方向的学生，同济大学的就业信息网还提供专业的职业测评工具，通过回答一些题目，该测评工具会分析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职业倾向，提出职业参考，学生可以带着测评结果到就业指导中心进行咨询。
然而这样做的学生现在还不多。根据同济就业指导中心的初步统计，将集体和个人咨询全部加起来，2011年的咨询量也不过1000多人次，一对一式的咨询，一年仅100个人左右。
“我的上班时间是晚上八点到凌晨五点，营业结束后还要把KTV每个房间全部拖一遍，再用刮刀刮一遍，桌子擦完。”对此公司给出的解释是，实习生必须从基层做起，这些工作都要熟悉，最少要做四个月。
“最辛苦的时候，一层楼22个包厢，一个人清理，从十二点半开始，一直清理到五点下班。”杜弘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样昼夜颠倒地打扫了一个月卫生后，他走人不干了。
这是上海海事大学自动化专业大四学生杜弘晟的一段实习经历。
求己不如求人
打开邮箱，扫一眼是否有未读邮件，再失望地关掉，这个动作杜弘晟一天里要重复几十次。过去两周里，他已经发出了100多份简历，投递目标从最开始的外资“名企”，到一些合资公司，再到本土公司，规模一点一点减小，薪资要求不断降低，投递的岗位也扩大到几乎所有文职，尽管如此，简历依然全部石沉大海。
2012年9月，杜弘晟正式成为大四学生。为了在“毕业年”顺利找到心仪的工作，他从8月初就开始在各个求职网站上寻找合适的实习岗位，但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几乎每一个500强企业发布的实习岗位，都有近千人提出申请。“每天都可以看到自己投出去的简历被HR标记为‘已读’或者‘感兴趣’，也收到一些回复说过一段时间安排你来面试，但是后面就没消息了。”
一边是名不副实KTV的“管理培训生”实习经历，另一边是石沉大海的简历，杜弘晟有着大四学生普遍的“毕业生”焦虑。
两个星期的徒劳之后，杜弘晟放弃了在求职网站上和大量申请者“正面交手”的战略，开始留意朋友手上的实习资源，终于成功通过朋友的介绍进入了一家广告公司。
相比网上的海投，通过熟人介绍找实习的方式看起来更加靠谱些。上海戏剧学院播音主持专业的王美懿，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了实习工作。
“学长学姐有兼职的机会，可能自己没时间去做，就会推荐你去，如果做得好，公司就会留下你的信息，以后有工作也会找你。”王美懿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至今，她已经做过三份在电视台的实习，另外还有十几份外景主持和商业演出的兼职。
实习并不仅仅是中国大学生们的独特经历，国外大学生也在为此头痛。
Giovanni Attolico2011年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毕业后，一边在宾馆做服务生一边找工作，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个月，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在她也笼罩在毕业生求职焦虑中的时候，一家实习招聘代理公司主动和她联系，帮助她找到了在一家小型企业做研究员的实习机会。“我被雇佣做一个短期项目，在这期间我展示出了自己的市场营销知识，最终获得了一个正式岗位，作为对我三个月实习工作质量的奖励。”
全世界的毕业生都在找实习，一些公司正好瞄准了实习生市场，做起了实习招聘代理公司。
位于伦敦的“Inspiring Interns”公司声称可以为实习生提供各个行业的优质实习机会。公司一天可以处理300份求职申请，通过性格测试来筛选申请者，同时培训他们的面试技巧，敦促他们制作视频简历。对于打算招聘实习生的企业，这家公司承诺可以在三天内提供能胜任的实习生。
公司每月向雇主收取500英镑的中介费用，如果实习生被聘用，还要加收求职者起薪的10％，通过这种收费方式，“Inspiring Interns”在2011年盈利约100万英镑。
据悉，实习工作包括从市场营销、广告到金融、IT行业的上百个职位，并且留用率高达65％____这对找工作的毕业生来说诱惑太大。
实习工资有没有
比起来在宾馆打工，Giovanni Attolico更愿意做研究员的实习工作。然而，在这三个月期间，作为实习生的Giovanni Attolico没有任何报酬。
尽管实习招聘代理公司可以为实习生提供更多机会，提高寻找实习的成功率，但实习生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实习，许多是没有薪酬的。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雇佣专家估计，每年在美国由本科生参加的实习工作超过100万份，而研究机构Intern Bridge发现，其中接近半数没有薪酬。
杜弘晟在广告公司的实习每个月有2500元工资，这个数字相较于正式员工少之又少，但对他来说代表了自己付出劳动的一种回报。“如果为了更好的实习机会让我放弃实习工资，两个月我可以接受，再长就不行了。”杜弘晟说。
在中国的实习市场，一般大型外企在招聘实习生时提供的薪资在60～150元/天。
实习薪水和工作性质、发展前景一样，是大学生找实习时考量的几个重要因素之一。
将来想成为主持人的王美懿也有同样的考虑，“电视台做外景主持比较辛苦，录一次节目只有300块，商业演出比较轻松，一天做三四场，每场15到20分钟，可以有1000多元的收入，去做电视台的兼职主要是看中可以上镜，对以后的发展有帮助。”王美懿说。
对于国外大量接受无薪实习的学生来说，“不要钱”是在高失业率时代的妥协。根据美国2012年8月份的就业报告，24岁或以下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已经上升到9.4％。公司不愿聘用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申请者，因此刚刚迈出校门的毕业生只能做出一些退让。
“几年前，你几乎没听说大学毕业生有做无薪实习的。”做过好几项实习项目研究的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洛斯.埃森布里说，“但现在，我听说有些从常春藤盟校毕业出来的人都去做无薪实习。”
“打杂”还是“无杂可打”
除了实习工资，还有更加让实习生们苦恼的问题，那就是常常发现自己做着一份名不副实的实习。
在进入广告公司实习之前，杜弘晟在那家连锁经营量贩式KTV投递的职位是“管理培训生”，而这一个月的实习工作让他发现自己沦为了“服务生”，擦桌子拖地是他全部的工作内容。
咖啡连锁企业星巴克也同样要求学生兼职要从基础工作开始，在中国600多家门店里，有2600多员工是学生兼职，他们要从咖啡吧员做起，学会做饮料，和客户良好沟通，还要了解后台管理的流程，包括打样、订货、排班。 “让实习生进来之前明确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很重要。”星巴克(中国)人力资源部资深招聘经理赵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谈了他招聘实习生的经验，“为了保证申请者了解他们要面对的工作，我们很多学生兼职在大一、大二就在星巴克做实习，大四再来申请我们的管理培训生职位。”
在赵伟看来，现在的确有很多实习生的工作以打杂为主，一部分是企业方面的原因，“比如我安排了一次全国性的笔试，有五万人参加，需要一个人来批卷子，所以招了一个实习生，那么这个工作本身的定位就是打杂。”
另外也有实习生本人的原因，“他可能对这个公司还不太了解，没有想清楚这份工作的职责是什么。”
赵伟认为，以良好的心态学会“打杂”同样重要。“上来就让你做一个管理者，让你调兵遣将去打仗，不可能也不现实。你没学过冲锋陷阵，怎么能在后面运筹帷幄?”在打杂过程中，如果主动沟通，积极学习，还是能够有所收获。
“就像你去整理五万份卷子，可能前面的一千份花的时间是非常多的，后面一万份和这一千份花的时间是一样多的，熟能生巧，你会学到很多整理文档的技巧。”
“一定要有坚定的、必胜的信念，要相信自己会成功，为此可以忍受，可以接受挑战。”赵伟鼓励实习生。
相比“打杂”的实习工作，“无杂可打”是实习生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问题。
王美懿在电视台的三份实习中，有一份从始至终没有给她安排任何实质性的工作，“去的时间挺多的，但是完全没有事情。每天过去就像做客一样，往椅子上一坐，你对人家笑笑，人家对你笑笑。”就这样她度过了整个暑假的实习生涯。
谁为实习搭桥
走进“Inspiring Interns”公司的办公室，必须穿过一个类似衣橱柜门的大门。这是该公司在刻意模仿C.S.刘易斯笔下的童话场景——狮子、女巫和衣橱：他们希望实习生来到这个带给他们工作机会的办公室，感觉像步入了一个魔幻新世界。
类似的实习招聘代理公司已经在欧美小有起色。
“Instant Impact Interns”是英国一家新成立的公司，它对实习生的选择也更加有针对性：专门针对牛津、剑桥和其他顶尖学府的学生。它制定的收费标准具有弹性，这样就可以让一些小公司和慈善机构可以承受。同时它也坚持认为实习生应该得到报酬。
美国的实习生市场更加成熟。“Intern Bridge”是位于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公司。创建人理查德.波特纳曾经也是一名实习生。这家公司宣称与世界一百强的80％有合作关系。“Intern Bridge”公司帮助这些公司设计实习工作，并考察实习生。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现在国内还没有类似的实习招聘代理公司。
而且，把实习生个人信息推向市场让高校担忧。
“把毕业人才的信息，包括身份证号全部交给中介公司，是很危险的，尤其涉及外资背景的公司。”同济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徐讯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为了鼓励学生参加实习活动，为进入职场做准备，很多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也为学生提供了大量机会。据徐讯提供的数据，2011年同济为本科生提供了将近4000名实习岗位，而在4000多个本科生中，有约1500人选择读研，所以实习岗位基本可以覆盖全部的学生。
为此，就业指导中心长期以来的最基础的工作就是和用人单位建立联系，“我们首先判断这个专业哪些企业需要，比如土木工程大类的用人单位一般是施工单位、房地产公司和设计院，我们再主动去找。”以这种方式建立的联系比实习中介更具有专业针对性，经过长期积累形成高校用人单位信息库。
除了提供实习岗位，就业指导中心借鉴国外的经验，近年来开始强调尽早开展生涯规划教育，在大一大二就培养学生的就业意识和专业意识，通过课程、咨询和讲座的形式让学生了解“你将来想做什么，你的专业应该怎样读，专业市场的接纳度以及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对于还不明确工作方向的学生，同济大学的就业信息网还提供专业的职业测评工具，通过回答一些题目，该测评工具会分析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职业倾向，提出职业参考，学生可以带着测评结果到就业指导中心进行咨询。
然而这样做的学生现在还不多。根据同济就业指导中心的初步统计，将集体和个人咨询全部加起来，2011年的咨询量也不过1000多人次，一对一式的咨询，一年仅100个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