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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译者的地位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而变化。由最初的被忽视到受到重视，译者的地位从“原作的仆人”发展到“译者中心”，这些变化离不开翻译理论的传承与创新。本文将在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不同时期下讨论译者的地位。通过分析西方翻译理论发展下的译者地位变化，重点探讨西方翻译理论的传承与创新。
关键词：西方翻译理论发展；译者地位；变化；传承与创新
研究翻译理论就得研究译者，缺了译者，翻译活动无法进行。传统的西方译论中，译者是原作的仆人。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出现“文化转向”后，各种翻译流派重新确立了译者地位，译者地位受到重视。从“仆人”到“译者中心”，译者的地位变化离不开翻译理论的传承与创新。本文将讨论不同时期西方翻译理论下的译者地位，通过分析译者地位变化，探讨西方翻译理论的传承与创新，旨在了解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对译者地位的影响，深入认识西方翻译理论发展。
一、西方翻译理论发展下的译者地位
西方翻译活动历史悠久。众多的翻译活动促使了翻译理论发展，译者地位也随之变化。本部分将从廖七一（2000）划分的西方翻译理论发展三大时期，即“古典译论时期，公元前三世纪至十八世纪末；近代译论时期，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当代译论时期，二十世纪初至今”（廖七一，2000：2），探讨译者地位。
（一）古典译论时期的译者地位
古罗马时期，西塞罗提出翻译要传达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肯定了译者地位。昆体良提出“译作应力争超过原作”（李文革， 2004：16）。贺拉斯坚持活译。可见，罗马时期译者地位相当突出，甚至在原作之上。但宗教翻译发展，译者地位逐渐没落。哲罗姆提出宗教翻译必须逐字对译，不能改变原文结构。直译死译盛行，译者毫无自主权。中世纪翻译理论研究停滞，鲜少提及译者。直到末期，意大利勒欧纳多.布鲁尼.阿雷蒂诺提出“以译者，译文语言为中心，强调译者在处理原作方面的自由”（谭载喜，1991：54）。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作品翻译增多，译者基于忠实，可选择如何翻译。马丁.路德提出“为了再现原文的精神实质，译者可以增补原文字面上没有但字里行间蕴含的意义”（廖七一，2000：7）。法国多雷主张译者在《圣经》翻译中应拥有适度自由，译者不必“像奴隶般地字字对译”（廖晶，朱献珑，2005：14）。
从古典译论来看，译者地位从罗马帝国时期的辉煌到没落，中世纪初期的鲜少提及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试图提升，一直随着翻译理论发展变化。
（二）近代译论时期的译者地位
近代是翻译理论发展的黄金时期。以下将从近代法国，英国和德国的译论下讨论译者的地位。
十七世纪初期法国翻译家德.阿伯兰库认为译文必须符合本国读者的口味，可以增减或修改原文。而于埃主张译者不必拘泥字眼，但必须忠于原作。十八世纪，巴托提出译者是仆人，而原作者是主人，前者从属于后者。虽然部分译论试图提升译者地位，译者在理论发展总趋势中仍地位低下，是原作仆人。英国德莱顿认为译者 “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确是主人的”（谭载喜，1991：153），是原作仆人。在德莱顿的理论中，译者有某种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必须基于原文。泰特勒提出翻译三原则，译者有自由增减原文，但是必须为原作思想服务，此时译者的地位有所提高。德国歌德主张直译，将译者看作媒人。施莱尔马赫从他的阐释学观点出发，指出译者需积极创造性地理解文本。
纵观西方二十世纪前的翻译理论，译者的地位不确定，时而凌驾于原作者之上，时而低下得只能是仆人和奴隶。总的特点是原文是权威，即使译者有自由度，都必须在原文的枷锁内，译者是带着脚镣跳舞。
（三）当代译论时期的译者地位
翻译文化学派和解构主义派大幅提高了译者地位，本部分将从这两大学派的理论讨论。
翻译文化学派中，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作的重写，所有的重写都反映了某种观念和诗学，并以此操纵文学在特定社会里以特定方式发挥作用”（Lefevere，1992：vii）。此时的翻译已经强调译者的抉择。随后，巴斯奈特提出“文化转向”，强调译者的主导地位，否认译文和译者从属原文。这些观点大幅提升了译者的地位。解构主义派理论充分彰显了译者地位。本雅明认为“译者的任务就是在翻译过程中释放和解放被禁锢在原作语言里的‘纯语言’”（Benjamin，1992：81）。译作延续原作生命，译者的地位由奴隶变成原作的解放者。福科认为文本存在历史性，原文的地位不应高于译文，强调译者的作用。德里达提出“分延”和“大语言”，主张译作在原作中创生新意，原作通过译作延续生命。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一书中批判了译者的隐形，强调异化翻译法。
二、从译者地位变化看西方翻译理论的传承与创新
纵观20世纪以前西方的翻译理论，译者的地位高低取决于对原文的忠实程度。西方古典译论时期，翻译家西塞罗提出翻译要传达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贺拉斯深受西塞罗的影响，坚持活译，路德主张使用意译再现原文的形式、风格和精神。西方近代译论时期，法国巴托提出了译者和原文的主仆关系，英国德莱顿将翻译分为三类，主张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泰特勒提出的三原则强调了原作的权威性，该原则影响了众多翻译理论的发展。施莱尔马赫的诠释主义翻译观影响了众多翻译家，据称有当代的海德格尔和伽德默，其提倡译者需积极、创造性的理解文本而不是消极的接受文本与后来解构主义所提到的思想不谋而合等。20世纪以前西方翻译理论下的译者虽然地位在变化，但都没有跳开原文的枷锁，主要还是强调对原文的忠实。这些都是翻译理论的传承。
理论的传承总是伴随着创新。这种创新表现在西塞罗、贺拉斯主张活译，冲破直译陈规和原作语言形式的束缚，为后来翻译的研究开辟道路，体现在德莱顿翻译三分法对二分法的突破，体现在施莱尔马赫提出积极地、创造性地理解文本而不是消极地接受文本的思想，这些思想后来被海德格尔继承，提出翻译是解释我们自己。到了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突飞猛进，不断创新，翻译理论研究的视角转变到翻译目的，文本类型等。文化转向后，译者的地位得到彰显，到了解构主义，其反对传统翻译观，不赞成原文和译文的从属关系，认为原文和译文相互依存。而现在，译者从翻译的单一主体到多主体中的一角，其地位还在不断变化。今天我们在研究译者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在讨论如何协调好作者、译文和读者间的关系，这也是一种创新。
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到今天，译者的地位在不断提高，虽然翻译理论中有关译者地位的理论已经跳出原文中心论，但并不是完全脱离原文，不忠实于原文，今天的西方翻译理论依然强调理解原文，忠实原文，但是这种忠实的内容以及考虑的范畴已经扩大了很多，这是西方翻译理论的一种传承，其发展也是基于理论家不断传承理论并作出创新。西方翻译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带动了译者地位。
三、结语
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离不开传承旧理论，创新新理论。从原文至上到韦努蒂提出译者“必须有形可见”，从“仆人”到“戴着镣铐的舞者”再到“译者中心论”，译者的地位发生了巨大转变。在肯定译者地位的同时，也不能随心所欲，要具有责任，将译者的地位融入到更大的视野中去。让原文本得以在译本中传承，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获得新鲜血液，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我想这也是接下来研究中，对已有翻译理论的一种传承与创新。
参考文献：
[1] Benjamin， Walter.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Trans. Harry Zohn， 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ed.）.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71-82.
[2]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3]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廖晶，朱献珑.论译者身份—从翻译观念的演变谈起[J].中国翻译，2005，26（03）：14-19.
[5]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6]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关键词：西方翻译理论发展；译者地位；变化；传承与创新
研究翻译理论就得研究译者，缺了译者，翻译活动无法进行。传统的西方译论中，译者是原作的仆人。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出现“文化转向”后，各种翻译流派重新确立了译者地位，译者地位受到重视。从“仆人”到“译者中心”，译者的地位变化离不开翻译理论的传承与创新。本文将讨论不同时期西方翻译理论下的译者地位，通过分析译者地位变化，探讨西方翻译理论的传承与创新，旨在了解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对译者地位的影响，深入认识西方翻译理论发展。
一、西方翻译理论发展下的译者地位
西方翻译活动历史悠久。众多的翻译活动促使了翻译理论发展，译者地位也随之变化。本部分将从廖七一（2000）划分的西方翻译理论发展三大时期，即“古典译论时期，公元前三世纪至十八世纪末；近代译论时期，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当代译论时期，二十世纪初至今”（廖七一，2000：2），探讨译者地位。
（一）古典译论时期的译者地位
古罗马时期，西塞罗提出翻译要传达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肯定了译者地位。昆体良提出“译作应力争超过原作”（李文革， 2004：16）。贺拉斯坚持活译。可见，罗马时期译者地位相当突出，甚至在原作之上。但宗教翻译发展，译者地位逐渐没落。哲罗姆提出宗教翻译必须逐字对译，不能改变原文结构。直译死译盛行，译者毫无自主权。中世纪翻译理论研究停滞，鲜少提及译者。直到末期，意大利勒欧纳多.布鲁尼.阿雷蒂诺提出“以译者，译文语言为中心，强调译者在处理原作方面的自由”（谭载喜，1991：54）。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作品翻译增多，译者基于忠实，可选择如何翻译。马丁.路德提出“为了再现原文的精神实质，译者可以增补原文字面上没有但字里行间蕴含的意义”（廖七一，2000：7）。法国多雷主张译者在《圣经》翻译中应拥有适度自由，译者不必“像奴隶般地字字对译”（廖晶，朱献珑，2005：14）。
从古典译论来看，译者地位从罗马帝国时期的辉煌到没落，中世纪初期的鲜少提及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试图提升，一直随着翻译理论发展变化。
（二）近代译论时期的译者地位
近代是翻译理论发展的黄金时期。以下将从近代法国，英国和德国的译论下讨论译者的地位。
十七世纪初期法国翻译家德.阿伯兰库认为译文必须符合本国读者的口味，可以增减或修改原文。而于埃主张译者不必拘泥字眼，但必须忠于原作。十八世纪，巴托提出译者是仆人，而原作者是主人，前者从属于后者。虽然部分译论试图提升译者地位，译者在理论发展总趋势中仍地位低下，是原作仆人。英国德莱顿认为译者 “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确是主人的”（谭载喜，1991：153），是原作仆人。在德莱顿的理论中，译者有某种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必须基于原文。泰特勒提出翻译三原则，译者有自由增减原文，但是必须为原作思想服务，此时译者的地位有所提高。德国歌德主张直译，将译者看作媒人。施莱尔马赫从他的阐释学观点出发，指出译者需积极创造性地理解文本。
纵观西方二十世纪前的翻译理论，译者的地位不确定，时而凌驾于原作者之上，时而低下得只能是仆人和奴隶。总的特点是原文是权威，即使译者有自由度，都必须在原文的枷锁内，译者是带着脚镣跳舞。
（三）当代译论时期的译者地位
翻译文化学派和解构主义派大幅提高了译者地位，本部分将从这两大学派的理论讨论。
翻译文化学派中，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作的重写，所有的重写都反映了某种观念和诗学，并以此操纵文学在特定社会里以特定方式发挥作用”（Lefevere，1992：vii）。此时的翻译已经强调译者的抉择。随后，巴斯奈特提出“文化转向”，强调译者的主导地位，否认译文和译者从属原文。这些观点大幅提升了译者的地位。解构主义派理论充分彰显了译者地位。本雅明认为“译者的任务就是在翻译过程中释放和解放被禁锢在原作语言里的‘纯语言’”（Benjamin，1992：81）。译作延续原作生命，译者的地位由奴隶变成原作的解放者。福科认为文本存在历史性，原文的地位不应高于译文，强调译者的作用。德里达提出“分延”和“大语言”，主张译作在原作中创生新意，原作通过译作延续生命。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一书中批判了译者的隐形，强调异化翻译法。
二、从译者地位变化看西方翻译理论的传承与创新
纵观20世纪以前西方的翻译理论，译者的地位高低取决于对原文的忠实程度。西方古典译论时期，翻译家西塞罗提出翻译要传达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贺拉斯深受西塞罗的影响，坚持活译，路德主张使用意译再现原文的形式、风格和精神。西方近代译论时期，法国巴托提出了译者和原文的主仆关系，英国德莱顿将翻译分为三类，主张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泰特勒提出的三原则强调了原作的权威性，该原则影响了众多翻译理论的发展。施莱尔马赫的诠释主义翻译观影响了众多翻译家，据称有当代的海德格尔和伽德默，其提倡译者需积极、创造性的理解文本而不是消极的接受文本与后来解构主义所提到的思想不谋而合等。20世纪以前西方翻译理论下的译者虽然地位在变化，但都没有跳开原文的枷锁，主要还是强调对原文的忠实。这些都是翻译理论的传承。
理论的传承总是伴随着创新。这种创新表现在西塞罗、贺拉斯主张活译，冲破直译陈规和原作语言形式的束缚，为后来翻译的研究开辟道路，体现在德莱顿翻译三分法对二分法的突破，体现在施莱尔马赫提出积极地、创造性地理解文本而不是消极地接受文本的思想，这些思想后来被海德格尔继承，提出翻译是解释我们自己。到了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突飞猛进，不断创新，翻译理论研究的视角转变到翻译目的，文本类型等。文化转向后，译者的地位得到彰显，到了解构主义，其反对传统翻译观，不赞成原文和译文的从属关系，认为原文和译文相互依存。而现在，译者从翻译的单一主体到多主体中的一角，其地位还在不断变化。今天我们在研究译者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在讨论如何协调好作者、译文和读者间的关系，这也是一种创新。
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到今天，译者的地位在不断提高，虽然翻译理论中有关译者地位的理论已经跳出原文中心论，但并不是完全脱离原文，不忠实于原文，今天的西方翻译理论依然强调理解原文，忠实原文，但是这种忠实的内容以及考虑的范畴已经扩大了很多，这是西方翻译理论的一种传承，其发展也是基于理论家不断传承理论并作出创新。西方翻译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带动了译者地位。
三、结语
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离不开传承旧理论，创新新理论。从原文至上到韦努蒂提出译者“必须有形可见”，从“仆人”到“戴着镣铐的舞者”再到“译者中心论”，译者的地位发生了巨大转变。在肯定译者地位的同时，也不能随心所欲，要具有责任，将译者的地位融入到更大的视野中去。让原文本得以在译本中传承，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获得新鲜血液，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我想这也是接下来研究中，对已有翻译理论的一种传承与创新。
参考文献：
[1] Benjamin， Walter.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Trans. Harry Zohn， 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ed.）.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71-82.
[2]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3]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廖晶，朱献珑.论译者身份—从翻译观念的演变谈起[J].中国翻译，2005，26（03）：14-19.
[5]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6]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